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啟宇来稿：
2018年3月7日，我在印度达兰萨拉，觐见仰慕已久的圣人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艰险、委屈，遭到那么多的打压、迫害，却依旧不折不挠，依旧慈悲为怀，在世界各地传播爱和仁慈的福音。对许多佛教徒和藏人来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我心目中，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也是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早在2017年11月，我就约好了觐见日期。然后，我加入一个去印度的旅游团。2018年2月26日，我从纽约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直飞新德里，次日抵达。 旅游团有十几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我们从新德里出发，先去北部阿姆利则城游览。该城的金庙是著名的印度锡克教中心。 然后，我们再往北，3月5日下午，抵达兰萨拉。我们先在罗布林卡餐馆用了素餐，接着，参观了罗布林卡学院。该学院成立于1990年，宗旨是保存及弘扬西藏传统文化、宗教艺术和手工艺。 “罗布林卡”原是达赖喇嘛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夏宫的名字。罗布林卡学院内草木葱茏，鲜花盛开，洋溢着一片幽静祥和的氛围。我们参观了雕刻、唐卡、纺织、锻造等工作室。我买了一幅精美的西藏吉祥图案的木刻挂画。 和蔼可亲的长者 第二天，我拜访了达赖喇嘛的秘书丹增塔拉先生。他看上去四十多岁，有点像大提琴家马友友，曾在美国住过多年，英语极好，已跟随达赖喇嘛二十多年。我送了塔拉先生两本自己的英文著作。 我跟塔拉先生确定第二天觐见的细节后，就聊了开来。我们的话题涵盖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谈得相当融洽。塔拉先生听了我的经历后，要我也讲给达赖喇嘛听，说达赖喇嘛一定喜欢。临走时，他推荐了达赖喇嘛七年前出版的英文著作《宗教之外：论普世道德》。 3月7日那天，春意盎然，达兰萨拉全城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觐见定于上午10点，但可能稍为延后，因为在我之前，达赖喇嘛要接受一家媒体采访。塔拉先生建议我9点多钟去。 从我下榻的旅馆到达赖喇嘛的住地，步行约需25分钟。清早，路上安静，行人稀少，因为印度人一般从上午10时才开始一天的活动，直到晚上9时。 上午9点许，我来到达赖喇嘛办公楼，随即被引入外楼接待室。那里已经有人等候。没过多久，三个身穿紫红袈裟的美国和尚来访，说想见达赖喇嘛。办公人员问他们是否有预约。他们说没有，纠缠了半天，办公人员给了他们一个电话，让他们跟达赖喇嘛的秘书联系，才把他们打发走。办公人员跟我说，经常有人临时登门，盼望受到接见，但不可能。估计那三个美国和尚也是同样情况。 半小时后，办公人员请我通过安检。安检很仔细，就像上飞机一样，手机、相机等电子装置都不能带入。安检完毕，我穿过一个鸟语花香，保安人员走动的庭园，来到正楼接待室。这里布置得比较讲究。桌上有画册，书橱里装满了各种语言的达赖喇嘛著作和佛经。里面也有人等候接见。 这个接待室连着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那里站着几个一看即知的保镖。我等了大约四十五分钟后，塔拉和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进来告诉我，下一个轮到我。他们两人都身着藏服。才嘉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他们带我进入那间宽敞的房间等候。没多久，又带我来到一间不大的会客室。我原以为他们会带我去见达赖喇嘛。不料，转眼间，我看见这位八十二岁的长者在两人陪同下，正从相连的大客厅向我走来。这时，我才明白，之前的几批客人是团体觐见，我是单独觐见，所以在小客厅举行。 达赖喇嘛笑容可掬，一边用中文说“你好！”，一边伸出手来。我赶紧握住他的手，说：“见到圣座，极其荣幸。”他的手很柔软。 我们用英语交谈。达赖喇嘛示意我坐下。工作人员端上牛奶红茶。达赖喇嘛的脸色似乎有点苍白，但精神矍铄，焕发一种无形的魅力，光明满室。 达赖喇嘛开门见山地说：“凡人从小就有同情心，有爱心。人的天性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但这种天性需要后天的教育加以巩固、发扬。道德伦理的教育是一个专题教育，应当从小开始。” 我意识到他似乎在发挥刚才媒体采访的话题，但这并非我想谈的。我有点尴尬。于是，我等待时机，趁他谈到老师的作用时，接过话来，说：“家父母都是老师。家父今年九十七岁，不能亲自向您表示敬意。他写了一幅书法，要我送给您。” 说着，我将装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的书法献给他。家父的题词是：“慈光普照，智惠万代。”上款为：“达赖喇嘛圣座”；下款为“九十七翁二〇一八年二月吉日敬呈。” 达赖喇嘛起身欣赏书法。才嘉趋前，将父亲的题词译成藏语。达赖喇嘛闻后，甚为感动，他喃喃自语：“九十七岁啊！” 我拿出家父母的照片。达赖喇嘛看了照片，一声不吭坐下来，将照片放在额头，闭目轻声祷告。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但知道老人家在为父母亲祈福。然后，达赖喇嘛又把照片放在胸口片刻。我双手合十，连声道谢。 我们继续谈话。我转达了父母亲以及照顾他们的两位护理的问候，转达了亲友、同事的问候，又转达了旅游团全体成员以及导游拉杰的问候。拉杰来自印度拉贾斯坦邦，获悉我将觐见达赖喇嘛，他要我转告：拉贾斯坦邦所有的民众都敬达赖喇嘛，爱达赖喇嘛，都愿尽其所能帮助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 转世的抉择 我对达赖喇嘛说：“我是基督教徒，也信仰佛陀。今天得见尊容，我感到像见到耶稣基督一样荣耀。1981年，我听了您在BBC的谈话后，中国当局关于您的负面宣传一下子烟消云散。圣座您代表真理、希望和光明。” 达赖喇嘛似乎颇受感动。三年前，达赖喇嘛曾表示他可能不再转世，达赖喇嘛这一体制可能到他为止。我闻后深感不安。所以，单刀直入地问他：“如果您决定自己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的话，中国当局可能会指定一个假的接班人。那怎么办？” 达赖喇嘛回答：“如果他们指定一个假接班人，我根本不在乎。佛教的传承，靠的是一群悟道者，不是靠达赖喇嘛一个人。” 我想，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所象征的，已远远超过作为藏人的领袖，作为藏传佛教的权威传承人的意义了。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他是善的代表，是仁慈的化身，智慧的象征。 我说：“您不仅属于西藏人民，也属于全人类。在今天的世界，我们特别需要圣座您。您是一切善良的人的超级明星。我们因为有了您而感到欢欣鼓舞。圣座是否考虑在中国当局控制以外的群体里，选择接班人呢？” 达赖喇嘛沉吟了一会，说：“当然，藏传佛教的传统里，没有什么规定说我活着的时候不能指定接班人。” 达赖喇嘛的回答表明，这个问题还在探讨中，而且，他是灵活的。1989年，班禅喇嘛猝亡。据披露，他是被谋害的*。达赖喇嘛根据传统及神喻，指认了班禅的接班人。但中国当局玩弄阴谋诡计，操纵转世灵童的甄选，另指定一人，玷污了神圣庄严的藏传佛教传统。所以，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吸取教训。 谈笑风生 接着，我话锋一转，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我谈到文革时亲眼目睹的惨景，达赖喇嘛很同情。他似乎很了解文革。我谈了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抵制毛泽东，特别是如何装病逃避上山下乡的经过。 当时，街道派了三个人上门动员我。父母亲作为教师，不得不表示支持我上山下乡。但说我年已十七，去不去农村，当由我自己决定。 这几个人每隔四、五天就来我家一次，每次都要教训我一、两个小时，要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我总是彬彬有礼地请他们坐下，恭敬地为每个人泡上一杯茶。但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我知道，当局无法用蛮力强制我去农村。只要我不激怒他们，不被他们抓住把柄，他们就无可奈何。 我跟这帮人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他们终于失去了耐心。有一天，那个为首的一反常态，用平和的语调对我说：“我们明白，你不愿到农村去。我们没法说服你。但你也要为我们着想啊。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呢？我们需要一个说法。” 一个月多来，我第一次把他的话当了话。我问他：“李老师，你们需要什么说法？” “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不适合农村劳动，等等。” “什么病才符合要求呢？”我对他的提议表示了兴趣。 “比如心脏病、高血压、肾炎等。你要到医院开一张证明。” “如果我有了医院证明，你们就不来了？” “有了证明，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你可以留在上海。” 然而，装什么病才不会损害身体，同时又能摆脱他们的骚扰呢？我觉得装高血压、心脏病有难度。肾炎患者有蛋白尿。如果尿液里测出蛋白含量呈阳性，就可以证明我有肾炎。我在尿液里加入了昂贵的水解蛋白。 我把尿液拿到附近的医院化验。化验员一见尿液很混浊，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是尿液，还是粪便？这样的尿液不能化验。回去再尿一回送来吧。” 第二天，我又搞了一次。这次换了个化验员，他同样拒绝接受我的尿液。原来，水解蛋白保存时要避光、密闭、冷藏。我家没有冰箱。当时夏天天热，水解蛋白变质了。我听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袁红冰、安乐业著，2013年台湾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服药可以提高血压，但无意自残。又听说气功也能左右血压高低，可是我不会。有位邻居教我量血压时，收紧小腿肚肌肉，就可以奏效。我练了半天，就是无法收紧小腿肚上那块肌肉。达赖喇嘛没听懂“收紧”一词，就问才嘉先生。于是，才嘉用藏语解释。 我说，我急中生智，想到如果用物理方法压迫血管，不也可以吗？于是，我用皮带勒紧腰部，先到附近的药房测量一下，再去医院就诊。测量结果：血压160/90。我发现用此法导致高血压，可维持一刻钟左右。结果，我成功了！ 达赖喇嘛听后，哈哈大笑。 平时见他的人想必很拘谨，见面时一定有所诉求，多半不苟言笑。我的故事让达赖喇嘛开心，我也很开心。 中国需要二次文革 我谈到文革摧毁了中国的传统价值，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崩溃，底线丢失。我的几位友人不约而同，要我问达赖喇嘛一个迫切的问题：“共产党政权何时会在中国垮台？” 达赖喇嘛笑了笑说：“共产党如果突然垮台，中国会陷入混乱中。中国需要的是，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我听不明白。达赖喇嘛解释说：“我这话让大家吓了一跳，以为我赞成文革。可是我说的第二次文革，是为了肃清第一次文革的遗毒的文革，是一场重新树立中国优秀传统，重新树立道德标准，重建一个讲道德、讲文明的社会的全民运动。” 我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产物，说明中国人并非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中华民族生出这样的混蛋，使我感到惭愧。如果说毛的罪孽是中国人的集体业报，那么，中国人肯定有一些问题。我这辈子做了中国人；下辈子肯定不做。” 达赖喇嘛听了，又呵呵大笑。 西藏的命运 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古名吐蕃。吐蕃跟中国打过仗。唐太宗派文成公主跟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就是希望跟这个邻国搞好关系。藏人自古以来是独立的民族。藏人跟汉人的差别，比汉人跟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还要远。西藏有独特而优秀的文化传统。藏人的物质文明，按现代标准，确实落后了些，但他们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非常重视精神生活。藏传密宗得佛祖真传，似比内地的显教高深。 二十世纪初，在西藏生活了二十年的法国藏学家亚历山蒂亚·大卫尼尔，在她的书里，将西藏得天独厚的美丽、神奇和魅力，第一次呈现给世人，使藏学从此在西方成为显学，使西藏从此令世人神往。 藏人吃亏，在于他们政治上太老实，地理上太闭塞。西藏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从未跟任何国家建立过外交关系。西藏统治者确实承认过明清皇帝及民国政府的宗主地位，但明清和民国政府从未实际统治过西藏。西藏向来是藏人治藏，与世无争。 1949年，中国变天。随后，中共派军队入藏，以改革的名义，实行暴力统治，大肆摧残西藏文化传统，血腥镇压藏人反抗。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1964年，班禅喇嘛遭到罢黜监禁，1989年，死于非命。开明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承认，中共“对西藏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国学者李江琳近年对此作了深入调查。她的书揭露了中国当局几十年来高压统治西藏的黑幕。 我深深同情藏人的遭遇。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对不起他们。中国人自诩为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夸从不侵占他国。可是，西藏的悲情使国人蒙羞。 丹增塔拉先生告诉我，尽管历史上西藏是独立国家，但西藏独立并不是达赖喇嘛追求的目标。达赖喇嘛愿在中国框架内实现西藏自治，但必须是真正的自治。我同意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途径。然而，中国当局仍然抵制达赖喇嘛的种种和解努力。 我对达赖喇嘛说：“从理想角度来说，第一，中国政府应就历年来对西藏人民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第二，中国当局应承认西藏独立，或给予藏人真正的自治权；第三、中国当局应征得西藏人民同意，通过援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给予西藏赔偿；第四、中国当局应限制汉人移居西藏，恢复藏人在西藏的多数比例。当然，这些理想主义的目标难以在短时期实现。目前，解决西藏问题，只能采取务实的变通立场委曲求全。” 我告诉达赖喇嘛：“中国当局不是不知道您不寻求西藏独立。他们之所以无视您的诉求，是因为他们企图继续掠夺西藏富饶的自然资源。” 达赖喇嘛说：“中国的经济力量使中国当局变得傲慢，但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佛教国家，许多中国人信佛。这或许为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一定的希望。” 我表示同意。 达赖喇嘛以赞许的口吻说：“习近平的家人也信佛。他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说：“这些年来，中国的确有进步。然而，老百姓不满意政府官员的普遍贪腐，不满意言论自由受到钳制，不满意信息交流受到阻碍。中国大陆的政权，说到底，是个非法的政权，因为它在道德上破产了。” 达赖喇嘛希望我跟国内各界，特别知识界，保持联系。我说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跟国内各阶层人士都保持良好的沟通。 圣座的加持 觐见很快接近尾声。我拿出前一天买的《宗教之外：论普世道德》一书，请他签名。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金墨水毛笔，请他写为我书写观世音菩萨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达赖喇嘛俯身题字。他的书法笔力遒劲，格局秀美。 “嗡”既指凡人带业之身，又指诸佛无垢之身；“嘛呢”指的是宝，能聚万善，显妙法；“叭咪”是莲花之意，代表智慧；“吽”是圆满之意，意思是凡人奉行佛法，开启智慧，修持带业之身，就能使之无垢，臻达圆满。六字真言是观世音菩萨愿力与加持的结晶，而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请到他的书法，我如获至宝，感动莫名。 塔拉先生示意我喝茶，我知道时间已到。但我还有一事要请教，顾不上喝茶了。我是基督教徒，又信佛，我拿不准平时祷告时该如何说。我把祷告文给达赖喇嘛看，请教他是否合适。他看了以后，说：“完全可以。” 觐见结束前，达赖喇嘛拿出一条精美的白色丝质哈达：“这送给你。”说着，他把哈达挂在我脖子上。他又拿出两条白丝哈达，说：“这两条送给你父母亲。” 然后，达赖喇嘛摆好架势，跟我合影。我紧握着老人家的手，让摄影师留下这珍贵的一刻。达赖喇嘛余兴未尽，又把父母亲的照片拿在胸前，跟我再度合影。我感激之情，难以名状。我再三道谢。整个觐见持续了约半小时。 此时，下一批集体觐见者已在陪同人员带领下，徐徐走过来。我意识到，那天仅我一人获得单独觐见圣座的殊荣。 塔拉和才嘉跟我同时退出。塔拉问我，我是否达到了造访的目的。我说觐见非但完满，而且超过预期。我还想再来拜访他老人家。塔拉说：“这不成问题。”才嘉说：“我们和你已经建立了关系，让我们保持联系。”我说：“我一定会保持联系的。” 临别时，达赖喇嘛办公室工作人员送给我一本达赖喇嘛和美国爱默里大学合作编写的《普世道德课程》初稿。我还获赠七条达赖喇嘛开光的红色护身福带。 从达赖喇嘛的宫楼出来，已近中午十二点。我兴奋不已，甚至有一点飘飘然。春日高照，我在宫楼外徘徊了一会，让激动的心平静下来。 达赖喇嘛的宫楼位于山顶，居高临下，俯瞰群山，气势磅礴，景色优美，是风水宝地。因达赖喇嘛之故，印度人都认为达兰萨拉是一块福地。我很感激尼赫鲁总理和印度人民在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慨然相助，把一方好地方送给他们，作为他们荫庇的处所，作为他们重建家园、延续西藏文化传统、传承藏传佛教的根据地。印度人真是功德无量！ 旅游团当天清早，已驱车前往离开喜马拉雅山不远的西姆拉游玩。我回到旅馆，换了衣服，独自搭出租车前往西姆拉，当晚跟旅游团回合。第二天早餐时，我向旅游团全员简报觐见达赖喇嘛的经过，所有的人都因得到达赖喇嘛的祝福而欢呼。 我把一块宝石还给了旅游团一位加拿大女子菲奥娜。她听说我将觐见达赖喇嘛，就悄悄给我一块宝石，请我在见面时放在口袋里。我问她什么缘故。菲奥娜说，达赖喇嘛是一位具有巨大正能量的伟人。她希望这块宝石能感应到这位高人的气场，带给她一些正能量。我当然不负所托，可惜没有时间告诉达赖喇嘛这段感人的插曲。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没见到达赖喇嘛之前，我只是远远地崇敬他、仰慕他，觉得他非常了不起。现在，我见到了他，虽然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喜欢上这位伟人，喜欢上这位长者。他是神，也是人，是大师，也是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