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曾说：“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有人质疑他起草的文件中许多词词义不清、令人费解，杜老感慨：“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这样说，那是要掉脑袋的。”那与其说是政治智慧，莫如说是悲剧。斯人已逝，而悲剧还在延续
老高按：中国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策划者之一杜润生杜老，以102岁高龄辞世。中国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坚人物，如万里、乔石等等，一个个不仅退出了历史舞台，也退出了人生舞台。他们回首当初的叱咤风云，会有怎样的反思和感慨?李白有诗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些当时的风云健将，想必有胜利的豪情，也有许多遗憾甚至悔恨吧。
2006年，我回国探亲时间较长，有企业界朋友找到我，说你“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何不干点事?他委托我来操办一个“当代口述史”项目，纠集了一帮能人，拟定了若干题目和口述人选。有位退休老编辑，与杜老甚熟，提出应请杜老口述，因为他就是农村改革的活字典、活历史。我很兴奋，决定我自己来承担这个选题，去拜访当时已经93岁的杜老。不想后来情况变化，此事半途而废。今天想来，着实有点遗憾!
读到凯迪猫眼看人上刊出署名许斌的一篇评论《杜润生的悲剧》。文章不长，但是言简意赅，提出的问题让我久久深思。这何止是杜润生的悲剧?也是文中提到的万里、池必卿(时任贵州省委书记)，以及更多人、几代人的悲剧!
杜润生的悲剧
许斌，凯迪猫眼看人
杜润生先生于2015年10月9日辞世，享年102岁，真可谓仁者高寿。杜先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被认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倡导和推动者之一。
然而，仅以制度本身论，包产到户也好，家庭联产承包也罢，其实都不怎么高明，充其量是传说中的“井田制”的翻版。如果“井田制”真的存在过，那么，循典籍记载，应该是900亩左右的一块耕地，其中的100亩是公田，由8户人家共同耕种，收获归大夫、领主所有，而剩下的800亩均分给这8户人家，各自耕种，收获归己。换个说法，不正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吗?且井田禁买卖，而承包权不得任意流转，又一脉相承。以数千年前的旧制度施行于新时代，弊端非常明显，哪里有什么高明可言?
但仅仅这一步，着实也走得艰难。其中，最令人不堪处，是尽管彼时争论激烈，焦点却并不在于提高耕种积极性、耕种效率，而在于是否冲击了某种理想、某种理论。在此，不具体讨论某种理想、某种理论的得失，只是想说：任何一种理想、一种理论，之所以激动人心，必然立足于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即理想、理论服务于亿万民众。不能反过来，让亿万民众服务于呆板的教条，因此而无谓、无限地牺牲。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直言：“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大部分农民与部分干部彻底对立起来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与某位中央干部争论，他激愤地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甚至冲口而出：“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中央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此处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某种教条。(详见《“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生前访谈录》)
包产到户终于从偷偷摸摸的基层行为正式明确为国家制度，端赖个中人的坚持。然而，终于也没能摆脱时代局限，将产权放在一边，而以暂时使用、临时占有、收激励之效为权宜之计。越是社会经济发展，工农收入差距拉大，且城市化迅猛，产权不清晰的弊端越是明显。如果不能面对严峻现实并施以进一步改革，抛荒情况将越发严重，必然危及国家的农业安全。杜润生为此而忧心忡忡，也说现行制度有两大问题：一，“承包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应该归谁，是生产队，是村委会，还是乡镇?不明确”;二，不明确产权，就不可能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同时实现土地集并，就无法延续农业安全。
许多当年改革的参与者们承认当年的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他们坚持认为，任何人都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问题并不在于他们，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问题在于我们，在于时代进一步变化后，我们依然拘泥于教条，以至于在新的要教条还是要群众、农业安全的选择过程中，重新选择了前者。今时今日，在主流语境内，竟罔顾大规模城市化的现实，罔顾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的现实，罔顾多数农民自由迁徙、彻底市民化的愿望，抱残守缺，坚决反对进一步明确产权。于此，秦晖教授非常直白地评论：真正的集体，其产权必然是可分的，是细分至每一个人的，因此才有真正的权利可言。否则，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岂非也可以说自己是营中囚犯的集体财产?
本文中具体提到的三个人，万里，池必卿，杜润生，都已是古人。因杜润生先生辞世，再次提到他们，并聚焦于家庭联产承包，并非要将这一并不算太高明的政策神圣化，更不是力图将其教条化，而是感念于先贤“要群众”、为亿万人谋福祉、因此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希望在未来的岁月中，论及世事，言及公共问题，确定典章制度时，更少些教条，更少些桎梏，终于将“以人为本”落在实处，不将任何个人、群体、集团的利益凌驾于亿万民众之上。于是，那一种精神终于无所限制，一代又一代人的聪明才智终于能充分释放，亿万人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惬意有尊严。
杜润生曾经说：“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当有人质疑在他起草的文件中许多词词义不清、令人费解时，杜润生感慨地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这样说，那是要掉脑袋的。”那与其说是政治智慧，莫如说是一个人、一代人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斯人已逝，而悲剧在延续，最令人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