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刚获悉这一消息，我的心情有些复杂。当然，第一反应是兴奋，为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感到高兴。第二反应则是，就他们的贡献而言，无论是屠呦呦，还是同时获奖的爱尔兰医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学者大村智，这三位科学家，其实完全有资格顺带拿下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惠及全人类。

　　现代医学的昌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福祉，甚至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在过去，因为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稀松平常，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不管你是6岁还是60岁，只要染上疾病，就得听天由命。当身体如常，一切都似乎顺顺利利。忽然有一天运气不好，你我就会一病不起，就像一个梦游症患者跌下高崖。而今情况大不一样。生老病死依然不可避免，但是在医学的帮助下，我们的生命曲线变得光滑平缓，不再像从前那样悬崖陡壁。

　　如今，那些肆虐千年的各种传染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大大降低，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类开发出了青蒿素、阿维菌素之类的药物或杀虫剂。它们要么大幅减少了病人(尤其是儿童)的死亡风险，要么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据世卫组织在不久前发布的《2015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从1990年到现在，全球儿童死亡率从90/每千人下降为46人/每千人，就得益于包括疟疾、腹泻等传染病症的防治工作。显然，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屠呦呦、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的杰出贡献。

　　坦白地说，我没有想到获奖的是他们三人。在此之前，我曾经私下里猜测，基因编辑技术、癌症免疫疗法和表观遗传学的首创者可能会成为热门人选。毕竟，现在什么都讲高精尖。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抉择十分正确，非常有意义。

　　然而，我对诺奖的第三重反应却来得有些消极。

　　作为一个药学专业的学生，早在20多年前，我就听惯了青蒿素的故事。记得刚开学，教我们药事管理的副校长在课堂上坦率地讲，1949年以后，甚至更早以来，中国自主创新的新药，严格来说就只有青蒿素这一个。所以每当我看到青蒿素这个词，联想到的往往不是荣誉，而是耻辱。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下，几乎是下意识地，我不认为青蒿素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事实上，当年的我震惊之余，甚至没有去想，这个药的发明人是谁。当我投身制药这个行当，发现大多数同行也没有把青蒿素看得很重要。

　　我想，假如不是几年前媒体报导，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的拉斯克奖颁给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有多少人知道青蒿素?又有多少人知道屠呦呦?

　　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年代，个人得不到尊重，相应地，创新者以及他们的创新，都得不到尊重。“青蒿素协作组”、“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之类的名称不仅彻底抹杀了个人的创造激情，葬送了青蒿素的专利保护，还埋下了研究者内部纷争的祸根。而今，当市侩与投机成为中国的精神，大量的山寨药、仿制药充斥市场，创新依旧看不到出路。这就是无人知道青蒿素，无人看重屠呦呦的主要原因。要知道，时至今日，屠呦呦还不是中科院院士。

　　假如你看过中国的新药审批办法就会明白，创新根本不在政府部门的鼓励之列。由于数十年来整个药业都在围绕着仿制药做文章，所谓新药审批其实就是山寨品的审批。标准、流程、审评人员，都倾向迟缓和保守。更要命的是，既然大家都在山寨，到底让甲通过还是让乙过?大有操作的空间。

　　还记得因贪渎而判死刑的郑筱萸吗?此君在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期间，一年可以让10000种“新药”上市。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他来我所在单位视察的那几天，正是万艾可上市的时间，不出一个月，就有人拎着半塑料袋的白色粉末来到开发部，兜售万艾可的仿制品。据我所知，郑筱萸被捕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大大小小制药企业的所谓产品开发部休息了不少日子。这让我这个早已脱离药业的人还会时不时地幻想，如果有一天，国家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对面的那些个酒店不再住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中国的新药才不会只有青蒿素。

　　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一套鼓励创新、尊重创新的透明机制，屠呦呦也就只是偶然和例外。或许现实已是如此，必将如此。

　　两三个月后，我想就没有几个人再记得她的名字了——尽管这个名字的意义，绝不逊于莫言。

　　【注】本文原标题《青蒿素：荣耀与耻辱》。

　　文：西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