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中国和对世界的最大功绩，在于把当时世界上立国和强国成功的经验（之一）跟中国本土的文化基因相结合，在中国找到一条立国和强国的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新路。中共历史上的不断反左倾反右倾，归根结底是在寻找既不盲目跟随外国（常常被成为左倾）、也不一味回归中国历史循环老套（大部分所谓的右倾）的中间道路。有趣的事，毛成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即两千四百年前的《道德经》中的阴阳对立相辅相成，也就是毛在《矛盾论》中所反复强调的对立的统一。落实到毛的中国战略，就是两条：

一、在当时世界上建立强国的套路有二，欧美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所谓）共产主义。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蒋介石显然认为是前者。但是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可以明白，中国不可能靠资本主义发家，因为资本的积累和发展需要掠夺，而掠夺的前提是本身够强和世界上存在被掠夺的对象。这两条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都不存在。（其实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本国够大而且够统一，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统筹发展的大计划并赋予实施。中国当时是军阀割据，所以也行不通。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走的基本就是这条路子。）我们是事后聪明，而毛泽东是在当时就看懂了的。而苏联的社会主义，虽然在沙皇时期也参与了对世界的掠夺，但是在苏联建立之后，收到所有西方国家的围困，等于是靠自己的资源和力量立国强国的。这条路径跟中国的国情就比较接近了。所以中国要想迅速拜托分裂、贫困和衰弱，只能大力借鉴苏联。这个选择本身，是理性的不是盲目的或者感性的，从根子上是以中国的国情为依据的。

二、一旦决定借鉴苏联，马上存在全盘照搬和因地制宜之间的选择。选前者的原因很明显：已经有个强大的苏联作为模版，人家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easy。实施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毕竟跟前俄国不完全一样，人家能做到的我们未必能做到。所以毛泽东在延安就不断地反”教条主义“。毛选了因地制宜的路子，把苏联和中国的情况加以全盘的理性分析，在中苏两个不尽相同的因素（＝对立）中、选取其中最合理有效的部分结合起来（＝统一）。于是成就了共产党的胜利以及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迅速工业化等等。

毛之后，邓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开辟了道路，主要原因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邓对中国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有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和平的大国，为依靠自身资源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必要条件；建国初期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一个轻重工业和教育体系，使自力更生地积累原始资本拥有了实际意义上的可行性和物质人力基础。没有毛的统一中国和工业教育体系，邓的路数是否行得通还得另说。

写了这么多，回到标题还是那句话：伊斯兰人一直没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毛泽东，即能够全面客观地分析自身文明和外界强势文明的利弊，也有付诸实施的魄力和能力。所以他们偶尔出个“改革派”，比如土耳其和伊朗，但是基本上照搬西方，属于共产党内当年的左倾。余下的就是本文明面临生存危机时产生的恐惧和由恐惧而衍生出来的仇恨，属于不同程度的右倾。除非出一个毛泽东类型的天才，看准问题之所在，以大智慧大意志大能力让伊斯兰世界来一次涅槃，就像当年的中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