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23日，中国着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范长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43年后的今天，隶属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新快报》在头版以特大号标题呼吁“请放人”，也被视作一个标志性事件。

 

　　虽然在严苛的网络管控下，很多意见领袖先后宣布绝笔微博，但当23日的《新快报》头版公之于众后，满屏还是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微博也再一次成为汇集民意的主战场。因为在另一个场域里，主流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已经撤下了所有相关报道，将影响力压到最低的官方意旨显而易见。

　　《新快报》在夺人眼球的导言中这样写道，“各位读者，我们的记者陈永洲报道了中联重科财务问题，然后他就被长沙警方跨省抓走了，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对此，我们要呐喊——”接着便是特大号的三个黑体字“请放人”，此三字也迅速成为微博热搜关键词，以及很多媒体在转载消息时的“排头兵”。

　　说到影响力，仅次于“请放人”的呐喊，就要数摘自头版下方评论员文章中的那句话，“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正文部分显然是走了嬉笑怒骂的路线，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奈还是渗透在字里行间。“我们一直以为，只要负责任地去做报道，就不会有问题；万一出了问题，我们登报更正，致歉；实在严重，对簿公堂，输了官司，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就关门，那也是活该……我们这样做，没有顾及公义，没有为革命而牺牲而献身的勇气，真的很懦弱，真的很自私，真的很无耻……如果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还是会说：警察叔叔，中联大哥，求求你，放了陈永洲吧！”

　　《新快报》的央求没有换来陈永洲被释放的消息，反倒赢得了民间舆论场的一阵喝彩。事实上，在陈永洲被刑拘不久前，该报另一记者刘虎已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北京警方刑拘。虽然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也并无任何关联，但因同属于一个报社，还是被舆论强行嫁接在了一起。而在陈永洲被跨省追捕前，《新快报》、陈永洲已经和中联重科有过一场诉讼。诉讼缘起于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连续发布《舆霸与打手》、《打手，阴谋，黑手，舆霸》为题的微博。《新快报》一方认定中联重科对于高辉发表的有损媒体声誉和报道记者人格的侵权言论没有阻止，理应承担连带责任。中联重科则一边向广州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面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目前这场新闻报道引发的诉讼还在等待法院审理和判决，但长沙警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22日晚间给出的批捕理由是“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这也是公众最为疑惑的焦点。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的质疑很有代表性，“报道是失实还是没有失实？警方向报道方《新快报》调查了吗？即便失实就能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拘吗？每年因各种原因失实的报道不少，要抓多少人啊！

　　记者还有安全感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给出更全面的解释，“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入罪门槛很高，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扣上这个罪名。警方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记者是在故意捏造事实。记者对事件的报道，就算失实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也应该是名誉侵权的民事纠纷。”

　　到底该不该给陈永洲定这个罪？律师斯伟江也出来站台，“损害商业信誉的行为与正常的舆论监督的主观界限就是媒体在报道中有没有故意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新快报》记者拿到举报材料后，到实地调查、取证，核实的行为能证明其没有捏造的事实，定不了这个罪。”

　　有了《新快报》的两根穷骨头，再加上法学专家和律师团的声援，舆论已然一边倒地倾向了弱势的一方。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在内的官方媒体都转发了这一消息，不过还是着意突出长沙警方刑拘的事实，尽量隐去《新快报》的呐喊。地方众媒体试图以围观的力量寻求改变，《中国经营报》则延续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新京报》和《潇湘晨报》的做法，顾左右而言他表明态度，“法国在1881年出台了人类社会的第一部新闻法，我们的《新闻法》会在哪一年颁布？”

　　能不能给陈永洲扣上“损害商业信誉罪”之外，另一争议便是长沙警方该不该出面抓人。资深媒体人丁来峰列数警方两大罪状：一是越位抓人，有问题可以到法院解决；二是不清楚主体责任在报社，抓记者根本搞错了对象。社科院于建嵘则概而论之，“滥用公权，特别是警察权，是当今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消说，《新快报》已经用两根穷骨头赢得了舆论的普遍赞誉。除了满屏的头版外，剩下的就是诸如“这样的报纸不多了”、“向新快报致敬”、“难得见到这么硬气的媒体”、“好样的”此类的褒扬。专栏作家李牧更是将该报捧为超级帝王，因为通栏重镑“请放人”，无论独裁还是民主，均无先例。

　　当民众有了充足的理由来对抗独裁的公权，任谁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央视狠批星巴克搞价格歧视，没能煽动起来反被倒戈的民愤，这一次终于集中爆发了。地产商潘石屹一边批判财经记者一边融入大流，“多年来，国内一些经财记者写我们的报道时，即不看财报，也不看公告，自己胡说八道。但不至于动不动就抓记者吧？一篇文章能把一个好公司写垮吗？”任志强在回复中不避讳地直戳央视痛处，“为啥不抓央视？这罪央视常犯。”

　　当前的舆论场已然没有释放出更多的空间去质问陈永洲本人，因为相较于其报道可能存在的瑕疵，可能存在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幕，人们更愿意齐声向公权力说“不”。毕竟舆论喧嚣至此，即便报道有误，即便陈永洲没有采访中联重科的任何一个人，支持者们还是在没有搞清楚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坚信自己的主观判断。因为向公权说“不”，在民间舆论场永远能站得住脚，永远能赢得掌声和喝彩声。

　　这不，《新京报》已经开始跟着喊话。“记者发表职务作品，却被跨省抓捕，这事怎么看都蹊跷。现在呼吁‘放人’的声音响彻网络，长沙警方不能沉默。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赶紧亮在阳光下。人该抓还是放，不是比谁有权，也不是比谁嗓门大，请依法。动辄一句‘涉嫌XX’就把人先抓了再说，如此恶劣之风不可长。”《环球时报》官方微博也以怒气冲冲的表情示人，罕见地站在了《新快报》一方。

　　接下来，长沙警方的调查会逐步展开，未能在《新快报》数十篇报道中开口说话的中联重科也会成为被调查的主体。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已然占据了舆论主阵地的《新快报》既然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也会继续呐喊。至于方式方法是否得当，也已经淹没在一声声赞誉中，变得不再重要了。最后还是以左派意见领袖染香的话作为结语——平常高喊“程序正义”的人，一旦涉及到自己所在阵营利益的时候，就在抛弃他们所向往的“程序正义”。何不先走完“程序正义”，然后再拷问长沙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