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经济社会学家、旅美学者

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自清中叶乾隆时期开始已相当严重，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和马尔萨斯处于同一时代的洪亮吉在《意言·生计篇》里就已谈到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这一事实。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汪士铎更是直接将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与人口压力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一个社会在人口过度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政治清明，气候收成都不错，但由于失业人口(即“不稼、不工、不商、不士之人”)太多，都必然要产生社会危机。但可惜的是这一思想未被后来整合进社会思想的主流中，只是长埋于故纸堆。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认为中国贫困落后完全产生于分配制度的不公，以拉平贫富差距来克服大众贫困的方法成了后来百多年思想家和革命者努力的主要方向。虽然有不少外国的学者们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帝国疲惫地倒在尘土之中。中国，这个世纪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这种批评当时被当作帝国主义的恶意诬蔑而根本不予理睬。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更是受到粗暴的批判。忽视控制人口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平行进行的基本道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新增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成了人口意义上的————从4.5亿猛增到12亿，完全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过剩所造成的。

节选自《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戊戌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