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在那个时候就能细心分析中国社会，找到自己的朋友，力量所在，和针对的敌人，印度目前也需要这样的分析，针对印度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和中国不同，时代也不同，方法也会不同，而且必须在印度社会里才能做到的，可惜，印度的精英知识分子和中国不同，他们最优秀的第一目标不是拯救印度，而是跑到美国大公司当CEO。
您这一番话切中了印度最核心的精英悲剧与结构性困境。第一目标是逃离，而不是改变： 印度最聪明、最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其终极梦想不是留在国内改变那7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底层同胞的命运，而是通过高管路线，成为微软（Satya Nadella）、谷歌（Sundar Pichai）或Adobe等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CEO。 “精神离岸”的知识分子： 那些留在印度的本土精英和高知阶层，大多生活在孟买、德里或班加罗尔的富人区城堡里。他们讲着流利的英语，关注着硅谷的AI、华尔街的股票以及西方左翼的政治正确（如性别与环保议题），却对几十公里外印度农村的种姓暴力、饮水危机和饥饿熟视无睹。他们与印度底层之间，隔着一道比喜马拉雅山还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 二、 如果今天有人写《印度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面临的矛盾会比当年的中国更复杂今天的时代不同了，印度无法照搬100多年前中国的阶级划分方法。印度的阶级矛盾被层层复杂的社会结构所包裹：被“种姓”和“宗教”切碎的底层：在当年的中国，贫农和雇农虽然受压迫，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穷人”阶级认同。而印度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达特利人（贱民）和落后种姓（OBC），本应是天然的“朋友”和力量所在，但他们内部被数千个子种姓（Jati）切得粉碎。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只要稍微煽动一下“印度教 vs 穆斯林”的宗教对立，底层的穷人就会立刻忘记手里的饭碗，转去为了宗教狂热而互相厮杀。印度的底层没有形成统一的“阶级觉悟”，而是被身份政治严重内耗。 庞大的“散工/无组织劳动力”阶层（Unorganized Sector）：印度超过90%的劳动力都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比如街头小贩、建筑短工、外卖骑手、日结农民）。他们没有稳定的工厂组织，没有工会，流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使得任何想要组织他们、唤醒他们的尝试都变得极其困难。像CJP（蟑螂人民党）这样的组织，只能在互联网上利用迷因（Meme）在年轻人中掀起一阵风暴，却根本无法把这些流散的底层变成有纪律、有纲领的政治力量。 财阀与国家机器的深度绑定：莫迪时代的印度，其核心敌人不是传统的军阀，而是高度垄断的现代超级财阀（以阿达尼、安巴尼为代表）。这些财阀控制了印度的港口、机场、绿色能源和数字基建，并向国家机器提供源源不断的政治资金。国家用民族主义和超级大国叙事为财阀护航，财阀用经济总量为政府贴金。这种高度成熟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构，其坚固程度远超当年中国四分五裂的北洋军阀或国民党政府。 三、 谁来做印度的“普罗米修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彻底变革，都需要“盗火者”——即那些背叛了自己特权阶层、选择与最底层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当年的中国幸运在有一批愿意脱下长衫、穿上草鞋、走向农村的知识分子。而印度的悲剧在于，它的解药必须在印度本土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必须由熟悉印度的种姓、宗教、地缘政治的人去开方抓药。但只要印度的教育体制和精英阶层依然将“逃往美国当CEO”视为最高荣誉，印度的底层年轻人就永远只能处于一种“有愤怒、无方向；有抗议、无组织”的自耗状态。CJP的年轻人们自嘲为“蟑螂”，这是一种带着血泪的黑色幽默。他们知道自己是底层，知道自己被系统抛弃，但只要没有真正的、愿意扎根土地的印度知识分子去为他们写出属于现代印度的《各阶级分析》，这些“蟑螂”就只能在莫迪政府遭遇石油危机、农民抗议的社会夹缝中，继续迷茫地寻找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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