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创下1.1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2026年前2个月，中国外贸又以18.3%的强劲增长，交出了一份惊艳全球的成绩单。在保护主义盛行、关税壁垒高筑的当下，中国外贸为何能持续展现出如此强大的活力与韧性？未来五年，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国家、企业和个人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在风浪中提前布局？

本期《思路打开》节目对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深度解析大变局下中国外贸的突围与转型。

【对话/张燕生&王慧】

王慧：张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想要从外贸开始跟您聊起。2025年，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外贸依然表现出了良好的韧性，进出口总值超过了45万亿元，实现了3.8%的增长。您怎么看我们当下的外贸形势？

张燕生：今天的全球的贸易环境处在一个高风险期。回顾过去2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贸易环境经历过三次全球化或者说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阶段，也就是开放期：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一次是1950年到1973年，一次是1990年到2008年。

这三次开放期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凡是把握住机遇的经济体都走向了经济繁荣和发展，它们的人均GDP都达到了3.2万美元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与此同时，过去200年中，还出现了三次国际贸易环境的高风险期：一次是1914年到1945年，一次是1973年到1991年，还有一次是2009年到现在。

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正处在高风险期，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逆全球化明显抬头；AI技术和产业变革明显呈现出分化甚至“脱钩”的态势，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加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中国的外贸形势：

首先，过去五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7.1%，高于年均GDP增长率，外贸仍然是中国增长的引擎之一。而在全球范围内，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仅为全球经济增速的0.5到1倍。中国的外贸增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也体现出中国外贸的韧性。

第二，过去五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达到7.9%，说明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

第三，据海关初步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7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69.7%。新型贸易方式已成为外贸增长中最靓丽的组成部分。

第四，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2025年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外贸不仅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在转型升级、AI应用和外贸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外贸整体形势是非常不错的。

王慧：前段时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中国在对美贸易减少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这个顺差是怎么产生的？

张燕生：你其实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对美贸易。2025年中国对美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的8.8%，而在贸易战之前的2017年，这个比重是14.21%。这说明贸易战以来，中国对美的外贸比重是大幅度下降。

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中国和美国的中间品贸易的份额下降得更大，也就是半成品、原材料、零部件的贸易。这方面贸易的降幅大于中国对美整个外贸的降幅。

当中美出现关税战的时候，很多中国企业开始转口，主要是中间品贸易转口。但是，在这场博弈中，美国不仅是对世界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还对转口贸易额外加征关税。比如越南对美的转口贸易，如果产品原产地成分的比重没有达到一定标准，那么转口到美国仍然要加征40%的关税。可以说，中美贸易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在这种情况下，2025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19万亿美元，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劲。但这意味着下一步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

2026年3月18日，山东港口青岛港，繁忙作业的外贸集装箱码头。 IC Photo

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还存在很大的逆差，尤其在知识产权、特许权使用费等方面的逆差还在扩大。这意味着在服务贸易的一些高增值、高技术含量的领域中，我们还处在比较劣势的位置。

贸易顺差首先是竞争力差异的表现。另一方面，出口是外需的函数，进口是内需的函数，外贸顺差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需的增长，目前外需是增加的，而且它是通胀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们的内需是不足的，2022年10月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到目前为止都是负增长，价格下行压力较大。通胀率的差异和内外需的差异会对国内的企业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国内企业增加了出口份额。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优秀企业的国际化率是很高的，他们的资产超过一半都配置到境外。

王慧：是指在境外生产制造？

张燕生：有些企业一部分的产品是出口，更多的是产能出海，配置在世界不同的市场区。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达到了1.1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对一个大国来讲，贸易顺差太大就很容易产生贸易摩擦。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内涵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要搞现代化，就会涉及到如何处理好和世界的关系。按照中央的政策和战略，保持贸易平衡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

王慧：就像您说的，贸易顺差如果越来越大，可能会引发贸易摩擦，让我们的商品出口受阻。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才能保持贸易平衡？是扩大进口还是降低出口？

张燕生：我认为首先观念要变化，就是东亚生产方式需要转型。

所谓东亚生产方式，以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比如日本，其特点是出口导向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东亚非常开放，出口也非常强劲，但也因此衍生出一些问题：产业结构转移到哪个领域，就很容易在这个领域跟主要贸易伙伴发生贸易冲突、贸易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内需主导的模式。但是，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扩大内需的战略是失败的。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转型。过去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此过程中，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招商引资是另一个引擎。而现在中国的转型方向，用中央的政策来说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内需主导，首先要做强国内大循环，供给需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都是国内循环为主。第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第三是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从观念、战略、行动层面转移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靠内需，不是外需。我认为各种贸易的激励应该刺激内外贸一体化，刺激内需主导。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有好的生产和竞争秩序、贸易秩序、出海秩序。

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贸易投资一体化。什么意思呢？出口如果会受到冲击，那我到当地建厂、出海。如果出海会受到限制，那我就全球合作，从“赢者通吃”到“有饭大家吃”。我的合作者有当地的龙头企业，获得的利益有我的一份，有东道国一份，有第三方一份。这样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别人就不会轻易动手。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比亚迪第1400万辆新能源汽车在比亚迪巴西乘用车工厂正式下线。 IC Photo

王慧：降低顺差是不是也可以从扩大进口上来努力？

张燕生：在贸易平衡中，扩大进口是更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依赖别人的市场，扩大进口是别人依赖你的市场。进口扩大就会增加我们和贸易伙伴的粘性和相互依存程度。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扩大进口？

王慧：这还是要扩大内需。

张燕生：对，不扩大内需怎么扩大进口呢？有句话叫“大门打开，小门不开”，就好比进口这个门开了，但是你要想进来的话，还面临很多领域、很多地方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应该和扩大进口的大方向相匹配，不但要准入，而且要让他们在中国能够经营，能够得到发展。这就涉及一整个系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的进口能够通过内需主导来拉动，同时限制性措施能够随着人民生活的提升越来越少。

王慧：虽然我们现在的货物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但是对于很多企业和老百姓来说，体感并没有转暖。有人认为，原因是我们商品的利润率比较低。比如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但是我了解到，汽车制造产业的利润率不到4%，这是很低的。靠低利润、低价格的方式去扩大生产规模，这种方法可持续吗？

张燕生：不可持续。国家所有的战略政策，其着力点都是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所谓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通俗地说，你想赚钱，但没有硬科技，是很难赚到钱的。

在一些讨论中，我经常会提到三个指标，第一个是营收，第二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第三个净资产收益率（ROE），就是企业的利润率。这三个指标，无论是规模的指标、结构的指标还是效益的指标，核心的问题都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向新质生产力，要努力地成为一个世界上最挣钱的企业。

我们的很多外贸企业，包括龙头企业，实际上仍然走的是规模，是数量，靠“量大价低”取胜。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这个阶段过去了。

要想从规模转向质量，从速度转向效益，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新生代企业家，他们已经做到了刚才我提到的几个指标。新业态、新平台、新产业、新模式的企业，它们化解美国高关税壁垒的能力是最强的。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要想从规模转向质量，从速度转向效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型，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这是最重要的。

王慧：很多企业家可能也想转型，也觉得通过规模取胜的方式是一种透支，因为研发和创新很可能会跟不上。但是现在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果不卷量的话，可能连上牌桌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就在不停地“卷”，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张燕生：我们讲“内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竞争，赢者通吃。

西方的“内卷”是怎么解决的？危机。危机是出清过剩产能最有效的方式，比如2008年那场危机就把很多的过剩产能和过剩企业淘汰掉了。因此你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企业有着非常强的意识和能力：绝不把产能做得过大。繁荣的时候，产能过大是能挣到更多钱的，但衰退的时候，过剩的产能会让你活不下去。

现在国家也在推动“反内卷”，并且是多管齐下。我认为，要解决“内卷”问题，首先需要企业自律，你要想到，你的产能做得过大，衰退时企业怎么活得下来？企业自己要有自我管理的机制。

第二，要管住一些“闲不住的手”。比如一些非经济部门、一些地方的政府，有时候可能会为了业绩而鼓励一些过剩产能的发展。

第三，市场经济确实会通过“内卷”来不断淘汰落后、鼓励先进，从而提高生产的集中度。但随着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企业往往也会开始寻找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互补性结构。因为双方都是巨头，谁也承受不了“内卷”带来的后果。

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要从完善市场经济的秩序、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规范竞争行为，包括规范非经济部门的行为等方面，多管齐下。在“反内卷”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形成更开放、更透明、更规范、更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和营商环境。

工人在贵州省黔南州独山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玩具生产企业车间加工产品。 IC Photo

王慧：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生产力也越来越发达，但是为什么大家现在越来越忙、越来越“卷”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张燕生：我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特朗普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压力都非常大。“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的演进将深刻影响国内发展。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辛苦、压力很大？一方面就是感受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感觉风险好像在不断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不管风云如何变化，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和素质，这是最重要的，“躺平”就会出局。我认为AI是最大的变量，也就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是最重要的。

当前，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仍然在收缩的区间，贸易和投资也受到了冲击。全球直接投资的规模还没有回到2007年危机前，世贸组织（WTO）预测今年的全球的货物贸易增长率只有0.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止是我们觉得压力比山大，整个世界都感觉到压力比山大。

王慧：那我们只能适应吗？

张燕生：中国是大国，在十八级风浪中间，一艘大船的稳定性是最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过去五年的外贸数据，在中美贸易战冲击下仍然保持较快增长。但未来五年，不确定性和冲击可能比过去五年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要做好准备。

四中全会强调历史方位，什么叫历史方位？从国家角度来说，未来五年一定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能力、心情调整好，无论风雨怎么变化，我都能做好自己的事。

王慧：拥抱变化，做好准备。

张燕生：任何一个单位都会需要这种有准备的人，这样你就不会35岁下岗。我相信未来五年，国家也会出台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员工的权益。怎么能够允许35岁就下岗呢？怎么能够从政策上、从法律上，从各个方面让人们心里有更大的安全感。

王慧：就像您说的，任何一个公司都喜欢有准备的人。但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和机构也喜欢加班的人，现在无偿加班的现象非常盛行，它既是造成“内卷”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您觉得我们怎么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

张燕生：我认为国家首先应该出台相应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然后在舆论上加以引导。此外，要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政府主管部门、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员工对无偿加班、对“996”是没有选择的，不加班就下岗。所以我经常在想，谁给企业这么大的权力？当权者有这个权力，那么作为当事者的员工的权益谁来保证？国家要帮助这些员工，社会要帮助这些员工。

王慧：接下来想跟您聊聊关税。特朗普现在自称“关税之王”，在他眼里，关税是比爱情还要美好的东西。2025年，特朗普在全世界发起关税大战，中美也因为关税问题交锋了好几轮，现在双方处于休战期。您认为2026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在中美经贸领域上，有哪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警惕的？

张燕生：中美之间每天都会出现一些值得警惕和关注的事情。我认为，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元首可能会在今年的会面。这是一个最有效改善中美两国关系、加强两国相互认同的机会。也正因为有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美国目前在很多问题上基本还是“收着手”的。

即便如此，美国依然试图通过其他手段对中国形成掣肘。比如美国与英国、加拿大、墨西哥、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的贸易协定，其中就有一个“毒丸条款”。这个“毒丸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国化”。

东盟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如果东盟国家要选边站，东盟就面临着分裂。如果全球每一个板块都这样呢？

所以，关税战现在看起来处于休战状态，实际上中美的博弈并未停止，包括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AI密切相关的“创世纪计划”，可谓“刀刀见血”。关税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安全是另外一个手段和工具，AI是第三个手段和工具，其他的还有货币、安全资产等等。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现在处于一个博弈和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管控风险，怎么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所谓最坏的情况，1914年到1945年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战争，1973到1991年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两次石油危机、苏联解体。从今年开始的未来五年，风险会不会大于过去五年？在这种情况下，做好自己的事，是非常务实的选择。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 IC Photo

王慧：就像您刚刚说的，现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想要去中国化，而且特朗普非常善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怎样未雨绸缪？

张燕生：这样的形势中国在历史上都经历过。

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四中全会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部署，第一个任务就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产业是第一位的，而产业中的第一项任务是占比80%的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怎么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怎么转型升级？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怎么转型升级？现代的基础设施怎么转型升级？把这四件事落地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任务是创新。第三个任务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在全球不确定性风险加剧的背景下，这三件排在最前面的任务，是中国经济保持确定和稳定的基础。做好这些工作，人们对工作、收入、养老养小的担心就会减少，抵抗风险的能力就会变强。

王慧：回到关税问题上。加关税真的那么有用吗？特朗普满世界加税就能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实现他的一系列目标吗？

张燕生：关税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实力和霸权利益。美国抡起关税大棒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妥协了，因为它们要掂量掂量，失去美国市场、失去美国保护、失去美元美债等资产可能会付出代价。

特朗普是把关税用的最充分的一个总统，他把关税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0%的基准关税，人人有份，每个国家都要向美国交税，因为特朗普认为所有国家都搭了美国的便车；第二部分是对等关税，用各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50%；第三部分是美国的特殊要求，像芬太尼关税等，完全把关税问题武器化。

武器化就相当于，特朗普在用战争的方式对待他的贸易伙伴，用一锅端的方式打别人。如果你和美国的关税对抗，那就是在和美国的霸权对抗，因此像欧盟、格陵兰岛等完全不堪一击。

王慧：美国现在是要完全放弃多边规则，转向单边震慑了吗？

张燕生：美国不是不要多边规则，而是要颠覆过去80年来美国所建立的国际多边体系。奥巴马、特朗普、拜登，这几位美国总统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全球体系，美国吃亏，其他国家占便宜，搭了他们的便车。

1945年建立这个国际体系的时候，美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是56%，而现在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有当年的一半。不管是关税还是其他手段，其核心都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然后重塑国际规则。而美国想再次伟大，就要轻装上阵，不再被国际公共产品等事务拖累。

王慧：美国现在这么反全球化，就像您说的，他们认为自己吃亏了。那么，逆全球化对美国就有很多好处吗？

张燕生：美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为什么美国认为它吃亏了呢？2008年是全球化的拐点，美国认为全球的开放导致它出现空心化，世界则繁荣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的通货膨胀率一步一步趋近于零，全球的利率一步一步趋近于零，全球的增长率越来越强劲。通货膨胀消失了，资金非常充裕，增长非常繁荣。

但是美国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美国只有1%的人得了好处，10%的人喝了汤，90%的人没有得到好处，十年工资都没有上涨，那全球化对我有什么好处？

于是，美国的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利益受损的人，通过选举选出特朗普这样的代言人，为他们来反全球化，我把它称为全球化悖论，即反全球化的力量，往往曾经是全球化的推手。

回顾历史，1870到1913年的全球化是英国主导推动的，但1890年代以后反全球化的主力也是英国。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英国推动了自由贸易，同时这个时期也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和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发展新的技术和产业，美国在1894年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也成为欧洲巨无霸。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逐渐从霸权国家走向衰败。因为在这个时期，作为霸权国家的英国和法国从海外殖民地得到的收益远大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这让它们忽视了对新技术和产业的投资，最后完全没有能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方面和作为新兴国家的美国及德国竞争。

竞争不过怎么办？逆全球化。

美国也是一样。1990年到2008年全球化的旗手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反全球化的主力还是美国。

王慧：他们的产业技术跟不上了？

张燕生：九十年代中后期的IT泡沫以及本世纪初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搞得它去工业化。现在美国国内的矛盾已经激化到共和党人说他们要为劳动人民服务，民主党人说他们的贸易政策是为劳动人民和中小企业服务。为什么？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劳动人民和中小企业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美国的政客利用他们来得到选票。

2026年1月1日，顾客在cdf海口国际免税城选购商品。 IC Photo

王慧：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中国做了一件事，去年12月，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您认为这传递出一种怎样的信号？

张燕生：自贸港是全球经济和贸易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形态。建自贸港意味着中国的开放，下一步，我们的目标就是向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迈进。

自贸港的一大特点是封关运作，这就使得很多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或者全球最高水平的开放业态，能够在海南先行先试。

王慧：很多人会把海南和国际上其他高标准的自贸港作比较，比如说像香港、新加坡、迪拜等等。您怎么看国家对海南的定位？

张燕生：我们改革开放的路子第一步是怎么走的？是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我们是通过离岸制造、贴牌代工嵌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的，干中学，学市场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开放经济，这样才有了我们40年的快速增长。

有的时候我特别感叹，中国人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民族。东亚模式是小经济体模式，我们的香港特区，我们的台湾省，新加坡、韩国都是小经济体。小经济体才能够走外向型经济，小经济体才能够出口导向、招商引资。因为你的出口是拿别人奶酪发展自己，体量小，世界就不会太在意。

但是，中国人用小经济体模式撬动了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代工贴牌、离岸制造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因此之前人们说这个模式有锁定效应，你要这么发展下去，永远是依附型经济。但中国却成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0%，同时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强大的品牌，强大的渠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参照迪拜、新加坡、香港地区、鹿特丹，学习它们在商品、服务、人员、自由便利等方面的做法。但起步以后，毕竟我们是14亿人的大国，后面衍生出来的一定是中国特色，一定是世界上其他自由贸易港所没有的东西。

这是中国人最具创新的地方。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局限于某一个模式，局限于某一个理论，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衍生出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

我们看海南，永远要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海南自贸港是中国面对印度洋、太平洋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站在海南看印度洋、太平洋，你会觉得很近。慢慢地，这一门户就会从地理的概念变成经济的概念，变成规则的概念，变成在全球影响力、辐射范围的概念。这个时候就开始改变世界了。

王慧：谢谢张老师，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