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日關係因高市早苗一句越界惡言而跌入冰期，特朗普的“冷眼旁觀”，讓日本陷入焦慮和自我懷疑；當解放軍環台軍演視頻中出現“台北101”，賴清德之流的沉默“震耳欲聾”，而美日對賴當局的境遇也報以冷淡回應。如今，全球都在拭目以待4月特朗普訪華——中美關係、國際局勢究竟怎麼變，台灣、日韓、乃至整個東亞尤其關注。

當外媒炒作“中美大交易”、特朗普喊出“G2”“唐羅主義”時，中國以什麼視角和立場來對待台海走勢、東亞局勢及世界秩序？大陸和台灣的視角與歷史敘事，為何出現如此大的偏差，只是因為當下“台獨”的政治操弄，還是有更長、更深的歷史根源？身份認同、國族認同、歷史記憶等，在島內被扭曲、極化對立的思想觀念，應如何釐清、重回正軌？大陸又該以何種心態來對待之？曾經，台灣錯失了辛亥、五四和抗戰這些塑造現代中華民族意識的重要歷史節點，如今兩岸重新恢復聯繫40多年來新的歷史經驗，該怎麼總結？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老師於2025年底赴陸，在此期間觀察者網與吳老師做了一些交流。本文根據部分交談內容，並結合吳老師在上海政法大學的演講整理而成。後續將陸續刊發其餘交流內容，敬請期待。

1945年10月，台灣民眾慶祝台灣回歸祖國。台盟中央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吳啟訥】

·大陸看不懂台灣，因為對日殖台灣史過於陌生

聊《沉默的榮耀》之前，我要先“怪罪”它一下，因為它讓我流了太多眼淚，我眼睛已經不好了，視力在退化，看劇的時候一直在流淚。

不過，看完整部劇，我自己覺得有幾個缺憾。第一個缺憾、也是最大的缺憾，這部電視劇沒有完整呈現當時台灣社會的雙重性質，台灣除了白色恐怖的背景外，還有被日本殖民50年、尚未去殖民化的背景，甚至殖民地性質體現得更強烈，但這一點在《沉默的榮耀》中體會不到。

這意味着當時在台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包括加入中共的原台共成員，他們的處境比劇中表現得要肅殺、嚴峻得多。如果在大陸，面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地下革命者還有人民大眾的支持，但在台灣，他們缺少來自人民大眾的支持，因為絕大多數普通民眾是跟當局配合的——先是在日本殖民時期被洗腦，接着是國民黨的高壓統治讓所有幫助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在道義、形象上遭到巨大貶損。在大陸，那些地下革命者會被視為英雄，人民大眾會保護他們，在台灣沒有出現這樣的現象。所以，劇中沒有呈現台灣社會的這一面屬性，是非常可惜的。

第二個遺憾是《沉默的榮耀》對地方性知識的忽視。

首先，電視劇中的街景、傳統建築、宗教廟宇更像閩東風格，而不是台灣本地風格；大家要知道閩東和閩南的差異，要遠遠大於蘇北和蘇南的差異。即使是在1940年代，蘇北人講話在上海是可以勉強聽懂的，但閩東話跟閩南話是不通的。電視劇裡面吳石將軍唱閩南小調，這可能是編劇上的瑕疵，因為吳石主要生活在福州，這裡跟閩南有很大區別，他不太可能學唱閩南小調，唱閩劇倒是有可能；不過，我覺得更有可能的是唱京戲，因為吳石年輕時在保定上軍校，當時他們那個階層更流行唱京戲。

《沉默的榮耀》劇照

一旦電視劇出現這些細節錯誤，就會讓普通觀眾產生一定排斥。試想，普通人看劇就像看小紅書，他們可能並不了解那些宏大的歷史背景，他們關注的是劇情、細節、服化道等等，而當他們看到這些細節出錯時，就會質疑劇集的可靠性與權威性。我的一個猜測是，這種信息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大陸對台灣日殖時期這段歷史的陌生。

其次，我由此意識到，我們有一個長期存在的漏洞，就是在理解台灣歷史的時候，往往重視從東吳一直到明鄭的這段歷史，但很少系統性地去了解從清代一直到1895年這段歷史。也就是說，就像中國其他各地一樣，台灣是如何在近代到來前夕，從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開始邁入現代化進程的？我們對此了解非常有限。

同時對第二個階段，即1895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這段歷史，也了解有限。這段時期，日本對台灣的深度殖民統治，深刻重塑了台灣社會，經歷了很多重要的歷史節點。但這些影響，在《沉默的榮耀》這部劇集裡面看不到。

談到1880以來台灣的開發史，會提到一些重要歷史節點。在中國人以自身歷史脈絡開始的現代化進程中，台灣曾經是相當領先的。比如，中國第一條鐵路，本來應該是吳淞鐵路，從上海到吳淞，但因為鐵路上有撞死人和牛的情況，地方當局就把鐵路買下來之後拆除，劉銘傳後來把鐵軌用在修建基隆到新竹的鐵路。這恰好證明了上海和台灣的特殊關係。所以，那時候的台灣近代化，是在清朝治理之下進行的。

1895年6月，日軍攻下基隆炮台

但當時台灣的治理和發展引起了日本的覬覦。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行要求清政府割讓台灣。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中，不能說沒有所謂的近代化，但也不能拋開中國政府依靠自身力量在台灣打下的基礎來談台灣近代化。

然而如今“台獨”分子言之鑿鑿地稱，殖民地現代化為台灣社會帶來了多大多大的正面影響，日本對台灣的投資有幾十億等等。這些言論中有很多錯誤。日本在殖民台灣的初期，基本沒什麼投資，對台灣是純粹的剝削和鎮壓；一直要到1900年以後，才開始投資，但用誰的錢投資呢？清政府的庚子賠款，日本人拿中國人的錢去建設被日本人侵占的中國領土，這是日本在台灣最重要的一筆投資，本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就是台灣開始所謂殖民現代化的起點。而日本在台灣推行的所謂現代化政策，其實是日本的殖民計劃和皇民化。但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歷史事實和個中原委。

在這個過程中，也要看到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的極其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甲午戰爭引起中國知識分子覺醒，他們認為中國必須要找到一條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把中國傳統國家的政治組織方式改變為民族國家的組織方式，讓民眾從清朝的臣民變成立憲國家的國民。但這個變革過程開始之時，台灣已經被割讓了，接下來大陸所經歷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更重要的是從1931年到1945年的對日抗戰，這三場歷史運動是塑造現代中華民族意識最關鍵的節點。

當時的台灣同胞當中，有一些懷抱中國人情感和反對日本殖民意識的人關注大陸發生的重大事件。台灣同胞與國家之間的連接通過兩種方式：第一是傳統文化，一些受教育的人，儘管其中大部分已經跑到大陸——在1895到1897年這段時間允許他們到大陸，還有剩下的少數人，用傳統意識來抵抗日本侵略，包括連橫撰寫《台灣通史》。

第二是台灣共產黨，也就是現在台盟的前身。台灣共產黨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當時台灣共產黨的鬥爭條件極其艱苦，因為它是在日本推行深度殖民化的過程中進行的，這種困難程度超出我們的想象，但它為台灣社會留下了去殖民化的火種，這和後來很多台灣青年投入抗日、投身國共合作參加抗戰也是有密切關係的。

但在更大範圍內，整個台灣社會因為缺乏三大重要歷史運動的洗禮，未能出現知識分子的全面覺醒，中華民族意識在台灣沒有發育成熟。其中最關鍵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經歷的差異。除了少數到大陸投身抗戰的台灣同胞以外，台灣範圍內出現了一代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青年，他們從小學就開始接受這種教育，等日本發起侵華戰爭開展動員時，很多人甚至主動去當日本兵，試圖通過參軍來證明自己跟日本人一樣優秀。其實這些人正是日本殖民統治下最深刻的受害者，因為他們的受害更是心理上的，忘了自己是誰。

這樣，在皇民化的顛峰時期，兩岸剩下的一個最大連結，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但遺憾的是，台灣範圍內的傳統文化更多隻剩下生活層面，而不是精神層面的文化，導致這一連結沒有轉化成現代民族意識，所以能發揮的聯繫作用有限 。

我們用這個角度去觀察台灣在光復之前和大陸的差異，也有必要去深入體會台灣在這段時期經歷的痛苦，以及台灣共產黨的珍貴价值。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台灣共產黨的形成過程，和大陸的中國共產黨的形成過程存在很大差異。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共產國際在推動台共成立時，提出的一個錯誤政策和假設。當時，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反帝反殖民，但對台灣共產黨設立的目標中竟然包含“台灣共產黨既要反對日本的殖民也要反對中國的殖民”。

在共產國際的認知中，所謂“中華帝國”也被視為一個傳統的殖民帝國，所以台灣共產黨在組織上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在路線上則為其設計了要爭取“台灣獨立”──當時的“台灣獨立”指的是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但未必回歸中國懷抱的目標。共產國際在1920年代後逐漸脫離原來的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的國際共產主義路線，變成蘇聯國家利益的代理人。蘇聯想在中國繼續實現沙俄時期的利益，將中國北方視為所謂“黃俄羅斯”，所以它要把傳統中國描述成一個殖民帝國。這阻止了台共朝着去殖民化、恢復中國文化傳統、回歸祖國的方向去推動革命，導致台共路線從一開始就受到這種錯誤判斷的影響。

當然，台共隊伍中有非常多的優秀成員，最後和中國共產黨一樣，脫離了共產國際指點的錯誤方向，轉向尋求民族自主的正確方向。但原本的方向在抗戰時期還沒有完全被糾正過來。

1925年，上海，台共領導人謝雪紅（前排右二）、林木順（後排右一）赴莫斯科留學前留影。

·在台灣，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

講回中華民族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抗日戰爭。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我們現在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這一點站在當下民族利益的角度來看，符合我們在一段時期內的利益；但如果從更長的歷史角度來看，我認為這樣的敘述也存在一個瑕疵，即中國人民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當性是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的認知中，不完全是一回事。

中國人民的抗戰，是自1840年代以來中國人民抵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一部分，具有絕對的正義性；還有第三世界國家追求民族解放的過程，這是階級解放過程的一大前提。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也是這種主張，對殖民地人民，首先要有去殖民化的過程。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背景並沒有那么正當，二戰背後的很大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因為分贓不均，需要重新再分贓。在此過程中，大國並不完全站在被壓迫民族利益的立場，而是只考慮自身利益，蘇聯在二戰初期也是類似考量。二戰結束後迅速轉變成冷戰，恰恰佐證了二戰在某種程度上是帝國主義國家再分贓的性質。

我認為，中國人民的抗戰與這場大國博弈戰爭是平行的，中間有交織，但也有不同。正是因為二戰的正當性是不足的，其結尾是冷戰的開啟，導致中國人民的去殖民化鬥爭、民族解放鬥爭沒有徹底完成。嚴格說來，中國的抗戰尚未取得最終的勝利，因為二戰後立即開啟的冷戰格局阻斷了這一進程，導致了台灣光復之後出現的一系列現象。

抗戰勝利的中國收回了台灣主權，首先要做的是“去殖民化”，但國民黨做得並不徹底，它為了自己的統治，跟台灣本土的舊勢力做了妥協，它試圖通過與美國合作、甚至與日本殖民遺老合作，來維護自身統治。這種妥協導致國民黨對台灣當地的治理受限。

這種制度設計，最終也使得整個台灣的去殖民化過程沒有完全推進下去。包括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的土地改革，如果從純粹的政治權謀角度來看，國民黨發起一場土地改革，理論上是要吸取其在大陸時期的失敗教訓，在台灣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但是，國民黨跟共產黨在基層動員民眾的做法完全不同。國民黨自己沒能力深入基層，只能交給地方士紳去代理，而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士紳階層則開始反對國民黨，把他們的利益和日本殖民敘事結合在一起，將土地改革解釋為“中國人來搶奪台灣土地”，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厚了戰後“台獨”思想的基礎。

講到這裡，我們就可以談談與“台獨”存在很大關聯的“二二八事件”，也是《沉默的榮耀》在島內激起的漣漪。國民黨新主席鄭麗文上任後參加馬場町秋日祭，結果造成諸多爭議；若深究國民黨、民進黨等各方回應，會看到很多歷史的扭曲。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台北民眾聚集在台北煙草專賣局前面抗議，並燒毀大量物品。

如果要追究“二二八”的源頭，跟國民黨在台灣去殖民化的過程不徹底有關。“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從海南島回到台灣的台籍日本兵找不到工作，國民黨也沒有能力幫他們解決困難，於是這些人的生存出現大問題，情緒上轉為懷念日本殖民時期，仇視中國政府接收。這就造成“二二八”爆發後，迅速成為台灣精英以及一些帶有皇民色彩的人對大陸來台人士（當時已被台籍日本兵等稱做“中國人”）的攻擊，其間導致官員、民眾等數百人受害，這跟皇民遺緒有直接關係。

但就“二二八”的性質而言，我不打算把它直接、簡單地定性為“皇民暴動”事件，但也不想把它簡單定性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起義”。毫無疑問，在事件發展過程中，由台共轉變而來的台灣地方中共組織也看到了契機，試圖將其引導為階級鬥爭或者階級革命。從3月2日開始，中共──主要還是前台共的成員介入，試圖把事件導向人民起義的方向。

這種起義跟一開始那種皇民遺緒的暴動中對中國人的仇殺行為，出現了直接衝突，包括在此過程中，謝雪紅要去限制、反對暴動者針對外省普通人的暴行。結果在這起事件中，無差別仇殺大陸同胞和主張僅針對國民黨當局、反對無差別仇殺這前後兩種行為是混雜在一起的。這就導致日後人們在評述“二二八”事件時，經常會出現衝突的、乃至兩極的認知。

在國民黨當年的描述里，這起事件就是所謂的“共匪煽動”“奸匪作亂”，這與大陸在1949年到1978年很長時期內將“二二八”表述為“人民起義”的立場相反，但內容卻是對應的。等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並回到大陸以後，基本就略去無差別仇殺大陸同胞，把“二二八”跟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革命事業放在一起，認為這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的起義。在台灣“綠營”那裡，“二二八”則被視為“台灣人反抗中國人”的起義。這三種歷史敘事是衝突的，那究竟哪一種是對的？

我想，如果我們局限於這種思維框架，一定要在這三種代表性敘事中去尋找所謂“唯一正確答案”，就恰恰陷入了誤區。就像我剛剛講的，如果把中國人民的抗戰簡單視為二戰的一部分，一定會出問題。

如果我們把這幾條線索分開，會發現“二二八”最初有皇民趁機反對中國人和前台灣共產黨成員倡導的台灣人民革命這兩起事件，表面上看起來是同一件事，但實質是兩回事。人民革命是一條線，而反對中國人的矛盾是另一條線，兩者在進行過程中產生了重大衝突。“二二八”事件和人民起義並不是同一起事件。

當然我並不是說1947年前台共成員利用台灣“二二八”事件開展的行動計劃，就是依照解放戰爭的整體目標來策劃的。我們在定性“二二八”時，對其自3月2日之後的行動──我們姑且稱之為“三二”起義──的動機和正當性予以肯定，但也要看到正當性背後是不是把握住了革命契機、是不是了解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我的淺見是，“三二”起義沒有精確把握當時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

台灣自1945年光復以後，整個社會去殖民化的任務尚未完成，所以中國共產黨派到台灣的組織都意識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推動愛國主義、鼓勵愛國人士。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謝雪紅等人的起義其實是早熟和冒進的，某種程度上也導致至今“二二八”事件仍存巨大爭議，以至於每個人都可以將其解釋為對己有利的事。當然，現在在台灣社會中影響最大的還是“台獨”的“二二八”敘事。“台獨”勢力把“二二八”事件完全“去中國化”，視光復為“再殖民”，只講“台灣人反抗中國人壓迫”，將“二二八”當作“反抗中國人壓迫”和“台獨”的起點。這種觀點，在立場上有根本的謬誤，但它對“二二八”與“台獨”關係的認知，卻符合“二二八”──而非“三二”──的歷史過程。

1947年3月，謝雪紅、楊克煌等組建的二七部隊。《團結報》

如果依據我前面提到的將抗戰和二戰區分開來的原理來回溯“二二八”事件和“三二”起義，才能看清楚歷史的前進方向。當時前台共所代表的方向接近歷史的方向，但那個過程的起點偏偏是在去殖民化尚未完成之下的皇民的掙扎，從而導致“三二”起義的路線誤差和最終失敗。或者說，仔細探究“二二八”，會發現日本殘餘勢力、美國領事館都有相當程度地介入，這些都是外部壓力，他們都在干擾歷史的方向。

中國大陸對台灣島的主權訴求、對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訴求的目標，都促使我們要回歸整個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對中國人民整體利益以及中華民族建國過程的壓制。這種壓制不僅來自美國、西方、日本，甚至也來自蘇聯，他們很多時候是把中國作為一個競爭對手來對待的。

其間，他們抓住了中國社會的多元現象——這是中華民族在兩千多年歷史中一直出現的現象，以及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國族、一個現代民族處在早期成型階段的漏洞，作為其介入乃至拆解中國的契機。

我們有必要深刻體會台灣在日本殖民之下遭受的壓制。那種壓制不一定只是殘酷的殺戮、鎮壓，它還有另一種形態，就是很多人在皇民化教育下對日本的認同，這是更深層的殖民手段。有些台灣人覺得自己更像日本人，這種想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於台灣社會，就顯示了這種深層的悲哀。

回到《沉默的榮耀》，劇集要展現解放戰爭尚未完成，但忽略了在台灣其實恐怕連抗日戰爭也沒完成；我們必須先完成抗日戰爭，才能繼續走下一程。這件事需要全體中國人的參與，先完成去殖民化的過程，再完成人民解放的過程，才能取得最終勝利。

·從中國邊疆治理中尋找經驗

事實上，不僅在台灣，中國邊疆的很多地方也經歷過類似進程。新疆在中華民族建構過程中，同時面臨着阿古柏、奧斯曼帝國、英國、沙皇俄國及其繼承國蘇聯、美國的介入，以及他們所煽惑的分裂運動。比如1933年和1944年在新疆部分地區建立分裂主義政權，其訴求都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背道而馳。後來1944年分裂主義政權內部爆發路線之爭，其中的進步力量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成為“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從歷史線索中可以發現，新疆維吾爾、哈薩克等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跟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使得伊寧、塔城、阿山三區的進步力量，最終轉到中國人民共同解放的方向。

同樣，在中華民族建構過程中，西藏在1913年前後和1950年前後當地上層統治者一度不承認中央政府，把原來中央派來的官員都趕走，1950年代末期西藏還發生了貴族和上層僧侶的叛亂。但這些事件後來證明西藏人民的命運不能脫離全體中國人民的命運，西藏人民也會羨慕西藏以外各族人民的社會變革。社會變革無疑給了當地人民翻身的感受，讓他們進一步意識到自己是跟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聯繫在一起的，西藏人民最基本的要求跟全體中華民族共同的要求是自下而上重疊在一起的。

內蒙古也是如此，當地也曾出現過分離主義運動。但問題的最終解決，也是中國共產黨把內蒙古人民群眾的利益跟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自下而上結合起來後才解決的。

從這三個邊疆事例中，我們可以清楚意識到，要解決台灣問題、要達成兩岸心靈融合，就要把去殖民化和台灣目前隱形的階級利益這兩個問題同時考慮在內。有必要採取跟過去國民黨完全不同的做法，在台灣開展根本性的工作，自下而上地去殖民化、追求民族的最終解放，才能實現階級解放。

在台灣，要找到一條讓台灣人民利益與中華民族共同利益結合的主線，涉及一個重大議題，就是對殖民遺緒的理解。我很尊敬的一位大陸的網紅專家，他曾擔憂地提出當台灣解放、祖國統一之後，怎麼處理30萬日本遺留人口的問題，他認為這30萬人是個難題。但其實“台灣有30萬日本遺留人口”這件事完全是某些人虛構的，這個數字完全不對。事實上，1945年10月以後遺留在台灣、擁有日本國籍的人只有1200多人，這個統計數據是可靠的。

很多人強調，台灣之所以有“台獨”主張，肇因於台灣遺留下來的那部分具有日本血統、日本國籍的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真實情形是，抱持“台獨”主張的人絕大多數就是福建、廣東漢人移民的後代。以為血緣決定認同的認知，既不符合“民族”形成的原理，更不了解“殖民”的現象。了解“殖民”現象，是去殖民化的前提。日本殖民統治，和“台獨”通過洗腦把與大陸人民血統相同的人洗腦成另一種身份認同，這是必須了解的歷史和現實，兩岸關係僅僅談血濃於水，是遠遠不夠的。在看待台灣歷史時，一定要把殖民因素考慮進去，做“同情之理解”。

不久前大陸重映《賽德克·巴萊》，也是同樣的道理。按照導演魏德聖的設想，這部電影是《台灣三部曲》之一，他要強調的重點就是台灣人自19世紀末以來追求“自身主體性”的奮鬥史。所以，《賽德克·巴萊》呈現的是所有的外來者都是外來政權、都是征服者，而本地原住民具有原生態的驕傲和“主體性”，所有對原生態文明主體的破壞都是有罪的。他把這些原生態文明主體視為台灣歷史源頭的一部分，這是其歷史敘述的起點。

《賽德克·巴萊》劇照

為了補全這個邏輯，他們怎麼強調本地族群的正當性呢？他們聲稱台灣的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有原住民血統——這基本上沒有根據，也犯了前面提到的“血緣決定認同”的認知錯誤。基於錯誤的假設和焦慮，他們編造了根本不存在的事，但很多台灣人都相信了。

《台灣三部曲》的第二部叫《KANO》，這部電影的性質就更嚴重了，講的是八田與一在台灣嘉義興修水利工程，促進嘉南農業豐收；然後嘉義農專的學生組織棒球隊去參加日本甲子園比賽並取得佳績，證明自己“作為在台灣的日本人”跟日本本島人一樣優秀，得到了尊嚴。但真實的歷史呢？台灣人在日本殖民體系下，哪一刻沒有遭受歧視？這裡面編織了一個又一個謠言。

前面提到，坊間盛傳台灣有30萬日本人後代，當然是胡扯。很多人並不了解台灣的殖民史，以為要主張自己是日本人就必須是日本血統，他們不知道被殖民後可以讓台灣人自稱是日本人；他們不了解殖民史，也就無從了解殖民地民眾的心態。

台灣也有一些很愛國的人士不太重視台灣的殖民歷史，認為即使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認知還是主流，我覺得這種認知與歷史事實有很大距離。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灣，當然存在保存中國記憶、堅守中國認同的遺民，也有民族意識覺醒的先知，還有英勇反抗殖民者的英雄，但他們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並不是社會主流，相反，他們為自己的認同和理想付出了巨大代價，正是嚴酷的殖民環境才更突顯出這些英雄的無懼、堅貞和民族氣節，但我們不能因此忽略殖民造成的惡果和悲劇。

第三部就是《海角七號》，這部電影曾在大陸上映過，但其實性質更不好。電影背後隱含的意思是，台日之間的美好愛情、人性之間的融合，被中國人的統治無情打斷了，電影還運用了一些震撼的視覺語言，比如展示國民黨士兵持槍是用一種很邪惡的姿勢，影片運用了很多隱喻符號來暗示台日關係的美好，而這種美好要在海角七號重續。這明顯是“再殖民”的意思。

這些電影對台灣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大，讓他們覺得“中國”是破壞美好事物的邪惡力量。而當年《賽德克·巴萊》和《海角七號》在大陸放映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很多大陸青年只是覺得畫面唯美、熱血，卻沒有看到背後的意識形態陷阱。所謂“台灣三部曲”要表達的立場和意義，魏德聖毫不諱言，公開講得很清楚。

·把“大一統”虛無化、植入西式現代化，兩岸深受日本殖民教育之害

自1895年以後，台灣的教育體系就在進行徹底地“去中國化”，從根本上針對知識體系、全民教育全面“去中”，不僅是學校教學人員，連教學精神、教學方法都改了，甚至教材也模仿日本的中國史。

一個世紀以後，現在的“台獨”教科書有兩個重點：第一，割斷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把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對立起來，強調中國不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各朝各代是單獨的國家——孔子是魯國人、岳飛是宋國人，鄭成功是明國人，將中國歷史的核心概念即“大一統”完全虛無化。這種思維正是日本學術界自1920年代開始灌輸給台灣人的。

第二，把中國的核心部分邊緣化，認為中原就是北方黃河流域地區，而中原之外的地方都是中國通過“侵略擴張”得來的，那些地區本非中國的核心部分。這個觀念也是日本人從1920年代先洗腦學術界再侵入公共教育，逐漸散布到整個台灣社會。

日本殖民台灣後，在“皇民化運動”中，台灣學生被迫參拜日本神社。

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很多台灣人是有中國記憶的，但最終仍無可避免地被影響了。當這些歷史觀用得多了，人們就漸漸失去了中國記憶，也不再用中國史觀看中國，整個社會就會輕易被改變——原來是清朝的皇帝，現在換成日本天皇也無不可。

接受天皇這種事算是容易的，因為日本教育篡改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台灣社會接受了日本帝國的思想洗腦，再加上本身傳統文化集中在生活層而不是價值層面，就跟日本殖民意識接軌。更嚴重的是，日本的這套觀念不僅影響台灣社會，還在當時大陸的知識分子中流行，從戊戌、甲午直到五四，中國知識分子在尋求救國的過程中也接受了日本“拆解中國”的那套理論。他們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否定在傳統上建立的國家概念，類似宋朝被蒙古滅國導致中國歷史中斷等錯誤認知曾在學界相當流行。我甚至認為，在殖民統治的受害方面，台灣是直接受害者，大陸是間接受害者。

除此之外，兩岸還有共同的受害之處，就是“現代化”，或者說現代化範式。

日本是二手信息的傳播者，他們引進西方的觀念，認為世界的發展方向必須是西歐模式的現代化，包括所謂的民主政治、技術、經濟等等。而由於日本人是學習西方的“佼佼者”，所以很自然地認為自己應該成為領導者，而台灣則被認為是華語地區學得最好的，它就應該代表整個亞洲發展的方向。他們認為，這個流程是跟隨日本的，中國人也應朝這個方向去走。

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蔣介石以及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到了台灣後，國民黨跟台灣人之間爆發省籍矛盾，互相歧視。外省人覺得本省人是受過日本奴化教育的，本省人覺得外省人是野蠻落後的，但後來他們找到了共識，就是“崇拜美國式現代化”。“現代化”背後的潛台詞是反對“逆現代化”，於是，雙方達成共識，認為中國大陸是反對現代化的、是逆歷史潮流的。

這一認識使國民黨在台灣光復後所進行的“去殖民化”停留在表層，因為本質上它認同日本殖民的“現代化模式”，所以根本不可能對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進行深度改造，相反很快就和本土勢力結合——國民黨的統治跟台灣的皇民利益結合在一起。

我們看到台灣社會存在“省籍情結”，但最早消除“省籍情結”的恰恰是所謂的“高級外省人”和“高級本省人”。本質上，下層社會才是與“高級”社會隔閡的，下層民眾的利益本應是一致的。但通常情況下，大多數人沒法感受到階級隔閡，大家感受到的好像是一些不可調和的“省籍衝突”，無知或選擇性地忽視階級矛盾。

其實，國民黨上層退到台灣後，逐漸跟當地高級士紳建立了密切聯繫，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到最後權力、資源主要集中在50多個家族手中。這就是國民黨所謂的“本土化”很快成為趨勢。在此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目標從名義上的“反攻大陸”轉變成“反共保台”。

這裡順便提一句，對於兩岸關係，國民黨強調“和平”，但“和平”兩字也可以翻譯成另一個意思，就是“拒統”——我不要統一，我只要“和平”，可以跟共產黨周旋得久一點。而如今賴清德的政策可能導致失去“和平”，導致實質“獨立”狀態的喪失，所以他們認為民進黨很蠢。

國民黨是從政治實用主義、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兩岸關係，而不是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角度來考慮。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國民黨還是認同中華文化的、還是有中國情懷的，這樣我們從情感上可能比較容易接受，但其實結果是一樣的——政治上，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在“現代化”框架下，把中國大陸模式妖魔化為現代化的敵人、文明的敵人，認為台灣才是文明潮流的繼承者。

所謂的現代化範式、技術導向等觀念，是日本通過錯誤的國民教育灌輸給台灣的。而這種意識，也成為實現民族自立的障礙。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價值，我們很可能在與西方的比較中產生一種“規範性”迷思，從而感到自卑。其實，直至現在我們也沒有完全戒掉這種思維慣性，坦白說，也還沒完全建立起“四個自信”。即使大陸現在物質層面做得很好，但很多人還會有一個思想鋼印就是大陸在制度層面、文明層面好像跟世界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

即使是我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思考問題時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直到累積了大量研究經驗以後才有所覺醒。真正的覺醒需要一個過程。

1987年5月10日，大批台灣老兵走上街頭，要求回大陸探親。

·兩岸自1987年恢復聯繫後形成的新歷史經驗，要好好總結

目前兩岸缺乏共識，是因為在中華民族建構的歷史經驗上有所欠缺，在對抗帝國主義的共同經歷、共同歷史記憶上有所欠缺。但這並非不可挽回。

第一，台灣社會仍然沒有完全喪失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比如“台獨”課綱很可怕，去掉中國史，改成東亞史，但東亞史裡面必須講日本歷史，那就不可避免地提到日本模仿隋唐制度，學習儒家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甚至陽明心學的成就。現在台灣的學生一學，竟然覺得中國好像很酷的樣子，以至於新版教科書在綠營內部引起爭議——“台獨”認為歷史教科書改得不夠徹底，竟然讓學生產生了“中國比較酷”的感覺。

第二，再說現實利益，比如對新冠疫情的反應，華人社會跟西方社會的差別就很大。不是說誰更好，而是要問為什麼華人社會的死亡率很低？講句不好聽的話是“華人比較怕死”，但這句話背後其實是我們自己並不怕死，但要考慮責任，家庭責任、集體責任、社會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社會關係的總合。以一個負責任的主體來考慮問題，這個價值觀在兩岸是一致的。而在西方的社會環境、家庭關係中，他們一直都是“我就是中心”，我死了不要緊，跟別人沒關係。西方也有價值觀念，只是他們的價值觀念跟我們的價值觀念差距很大。這是建立兩岸心靈契合的傳統基礎。

第三，自1987年兩岸重新建立聯繫之後，形成了新的歷史經驗，我們至今尚未充分總結。如果去看台灣自198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成長和進步，我的一個淺層感覺是：台灣真正的經濟成長動力來自哪裡？還是大中華經濟圈，還是大陸經濟的崛起。文化因素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定角色。比如，香港商人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賺錢，再往北走，對當地的風土人情會有較大隔膜；相較之下，台商就享受了在全大陸範圍內發展的便利。而台灣投資曾對大陸民營經濟發展有益，台灣和大陸的經濟來往奠定了台灣發展的前途，換言之台灣的發展是跟“中華民族復興”相綁定的。

但是，民進黨為什麼會在台灣地區的歷次選舉中取得勝利，並成為格局的主導者呢？

首先是政治生態，我們現在公開講，台灣社會的“台獨”情緒是由民進黨煽動的，這不能說不對，但事實的另一面是當年日本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歷史記憶和“反中”情緒，讓相當高比例的台灣人對大陸抱持反感。這種歷史遺留讓民進黨看到了選票資源之所在，於是瞄準這些選票，投其所好，講這些人愛聽的話。這時候你說是“狗搖尾巴”還是“尾巴搖狗”就很難說清了，但能夠確定的是民進黨按照選票利益來操作。

其次，兩岸的經濟交流為台灣造成了“稅收紅利”。台灣利用“惠台政策”帶來的豐厚稅收維持很多社會福利，用這些社會福利來鞏固選票。如果你這個政黨的競選綱領中沒有福利、沒有所謂的“牛肉”端出來，那是沒法選下去的。這種形式在客觀上產生了負面效果，當大陸提供的“惠台”利益，在相當程度上被民進黨拿來迷惑選民，去“購買”自己的選票。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每次選舉，民進黨用社會福利去買選票，主要發生在台灣南部，這些地方原本沒多少社會福利。

短期來看，我覺得“惠台政策”的影響未必全然正面；但從長遠來看，兩岸的經濟利益是沒有辦法被切割的。而這種無法切割的過去，就構成了新時期共同的歷史經驗。這個歷史經驗背後的意義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表面上的和平，這種和平看似不是生死與共，一旦有一天出現一些變故，大家就能感受到實質上是利益交關的。一旦感受到這種變故，真實的利益所帶來的衝擊將非常巨大。1987年至今快40年了，兩岸在來往過程中形成的新的歷史經驗、兩岸安全的基礎，需要我們認真總結。

大陸應用軟件在台灣多個平台下載量高企

就像民進黨當局封禁了“小紅書”APP，“小紅書”在年輕朋友、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力非常大。台當局越是禁用“小紅書”，它的下載量反而上升。“小紅書”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沒有政治色彩，深入到生活的每個細節，這種能力比日韓和西方的社交平台做得都要好。“小紅書”並沒有在意識形態上費力，但它的影響力是無形而強大的。

這種影響力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是，民進黨當局要求中小學教師必須在作業批改中糾正出現的簡體字以及大陸用詞，規定學生要寫繁體字，寫簡體字扣分，寫大陸用詞扣分；官方可以找到這些用詞來扣分，但它層出不窮。

台灣年輕人沉浸在“小紅書”的世界裡，哪怕現在可能無法影響政治，但“小紅書”這種無形的魅力會以其他方式對台灣社會造成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比較樂觀的是，只要民意不停變化、繼續進行下去，台灣的“台獨”意識會比竭力保持日本殖民記憶的那一代和接下來的兩代占據社會主流的時代減弱。當然不是說不需要任何推動，它就會自動消失。

台灣很多問題的背後，本質是殖民問題。台灣在近代的發展是從晚清開始，通過中國人自身努力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礎。從台灣共產黨、台盟的發展歷史來看，最重要的是要尋找台灣人的文化根基，以及兩岸在反抗殖民侵略中沒有斷絕、沒有屈服的歷史淵源，儘管在中國政治中的敘述和作為不完全一樣，但這種歷史記憶是當下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中不可或缺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