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关系的变化轨迹和波动幅度，归根结底是由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无论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怀着多么善良的期待，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总体上是由两国实力的对比，来决定其变化轨迹和波动幅度。目前中美关系出现系统性的波动，本质上就是由于中国的实力相对于美国而言，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美国拒绝接受这种变化，甚至试图用各种方式，强行抵消乃至”否认“中美实力的消长，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属于纯粹耗散性的变化和发展。

2、所谓中美关系的好坏，其实关键问题在于判定的标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好坏“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变化，其实并不贴切，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好坏“来衡量的。中国外交的标准，自然应该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历来说，所谓”顺风顺水“的外部环境，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之所以人们会认为存在”顺风顺水“，大致原因是：

第一，因为各种约束和限制，没有感觉。1949年以来，美西方对中国的高技术发展，始终是存在限制的，只是，大多数时期，这种限制，和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不发生直接的关联，也很难被大规模的感知到。第二，因为力量差距，所以相当一段时期，打压是经过精巧包装的。凭借曾经有过的压倒性的实力优势，相当时间内美西方对中国的打压，是可以精巧包装的，于是，在观察的时候，这种打压，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环境“。第三，中国所处的位置，是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在边缘的时候，各种惊涛海浪，还不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可以参与的，或者，可以用相对简单的方法，保持低调，进行适度的规避。现在，美西方赤膊上阵，气急败坏，而且，不讲究形象，在短期内形成了比较大的认知和心理层面的冲击。

3、总统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更多的集中于风格和战术层面的方式，造成的影响，本质上属于”体感“。就打压而言，拜登政府的高科技压制，其实在范围，强度，造成的影响上，比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政策，有显著提升；但是因为拜登政府选择的方式，所以，在认知层面，和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差别，有所谓”可预测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再怎么”不可预测“，其真实能够采取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不是满嘴跑的火车能够定调的，归根到底，还是由实力所决定的。总体上看，对于这种风格和战术层面的变化，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主动走出舒适区，提升斗争的本领和意识，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情。

4、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基础，在于从东风到九天，这一系列中国的底层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国际关系中，最极端情况下，大国撕破脸，看的就是这类最硬的实力。有这些实力做真正的”护栏“，大国博弈关系的互动，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总体来说，其可控性，伴随实力对比的趋近，以及发展态势的持续有利于中国，当然是坚定的朝向有利于实力持续增长的一方的。

美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因为对冷战红利的消化不良，导致陷入了”存量霸权“的尴尬境地，这种处境的改善，不是四处张牙舞爪的虚张声势，漫天要价，就能简单解决的，也不是四年内靠着一群莽汉的到处乱撞，头疼医头就能解决的。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更加充分的信心与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有效的实质性的提升自身的实力，持续的站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前行的潮头，有针对性的改进博弈的方法和技巧，而不是过于简单，乃至一厢情愿的将希望寄托在对方国家领导人个人的人格化特征上，才是一个崛起中的自信的大国，应有的心态与认知框架。

5、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始终保持一以贯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三原则的指导，是基调。中美关系，中国的态度，原则，战略，是稳定且一贯的。”要打，奉陪，要谈，欢迎“。换言之，中国不会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去配合美国的无理要求；中国保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实力与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愿意与美国用对话方式，管控分歧，实现务实合作。在中美关系中，反复横跳，不断折腾挑事，无事生非的，始终是美方，不是中方。

所以，不管特朗普怎么想，用什么人，搞什么事，最终结果不会有什么变化。实力和边界的约束放在那里，无非中国要习惯并且学习，和这个动不动就喜欢用”胆小鬼游戏“而且对世界，对美国，对中国，的认识，都基于本质上陈旧且过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超级巨婴“型新任总统的各种所谓尝试。但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会不断证明，乱折腾下去，损失的只会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只会是对美国霸权来说，越来越稀缺的时间，以及本来就已经陷入存量困境的霸权资源。

等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结束，人们或许会发现，面对特朗普，罗斯福说的那句话是适用的，”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这个词）本身。“特朗普不是哆啦A梦，没有那个神奇的口袋，他那些所谓的神奇方案，唯一的神奇之处，就是皇帝裸奔的效果：人们没想到，真会有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这种认知能力，而且，还如此的，自信。这或许也会成为因为美国总统，带着一个无限效忠他的团队，特立独行自以为是但反而加速美国霸权滑向塌陷的四年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