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23日，中印領導人時隔五年再次舉行正式面對面會晤。而此前，中印雙方剛宣布就邊境問題達成解決方案，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對媒體表示，這“為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恢復到2020年前的水平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印將來的雙邊貿易與投資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關係緩和的背後，如何理解印度近年來對華策略的轉變？中印友好合作存在哪些利益共識？印度學者Ganesh Prasad認為，過去，印度站錯了隊。他在這篇文章中不僅反思了過去印度被西方一再利用導致其文明衰落的歷史，還提出一種值得深思的新策略：與中國結盟共同應對西方。
本文既富含強大反思精神，同時兼有深邃戰略思考，為印度的前途命運開出了極富說服力的藥方。為什麼印度野心滿滿，卻一事無成？為什麼印度倍受挫折，卻毫無長進？為什麼印度吹噓歷史，卻視野狹窄？作者指出，這是因為印度對自身文明身份極端無知，導致其醉心於對內製造紛爭、對外聯美遏華，並因此錯過文明偉大復興的機遇。作者指出，印度只有對內強調統一的文明身份，對外聯繫中華文明一致反對破壞性的西方文明，才能真正走上文明復興、國家興旺的坦途。在這一背景下，作者強調，中國不僅是印度文明復興的最佳夥伴，也是印度國家富強難得的師父，因此印度應該韜光養晦，“摸着中國過河”。某種程度上說，比起那些狹隘、自負、自詡強硬的印度學者，本文作者目光宏遠、策略周密、剛柔並濟，提出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觀點。本文共分為六個章節，文章較長，但邏輯清晰、環環相扣、論述犀利，值得詳細閱讀。本篇為全文的上半部分（第一至三章），南亞研究通訊小組特此整理編譯全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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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錢包被偷，你會立即發現並感到憤怒，但如果百萬財富被悄悄轉移，而你卻不知道這是自己本應繼承的遺產，即使損失要大得多，但你仍會傻傻滿足於當下，不知道你本可以擁有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西方告訴印度“中國是偷包賊”，卻不說自己才是轉移遺產的大盜，而可悲的印度到現在都沒識破西方詭計。
章節總目錄
一、困擾印度的究竟是什麼
二、解決印度文明敘事問題的工具包
三、文明視角下的印度歷史
四、印度應該睜眼重新看世界
五、前進的方向
六、總結和呼籲
大多數印度人，即使是那些自認為精通時事的人，大多都對印度文明史一無所知，連分析人士、評論員和政策制定者也不例外。這種無知將嚴重影響印度民族國家的前途命運。本文將揭示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揭示復建印度文明敘事過程中遭遇的阻礙，還將揭示這種文明敘事究竟能提供什麼啟示。這些問題的答案對印度外交政策乃至印度文明未來都至關重要。
一、困擾印度的究竟是什麼？
（一）印度正在荒野中毫無方向的漫遊
從外部觀察印度的人，往往難以理解這個國家當前所處的方位和未來前進的方向——他們在印度身上既找不到一個自信國家應有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也看不到不斷上升的國家財富和綜合國力。
印度潛能尚未開發，經濟發展仍受束縛，人口紅利有待發掘，社會仍因為貧困和不平等而四分五裂，在大多數發展指數的全球排名上糟糕透頂，與鄰國爭端長期懸而未決，而老盟友疏離遠去，但新盟友又難以取悅，周邊和全球影響力又遭遇系列挫折。
這些不利因素導致的結果就是，印度這艘航船在地緣戰略的大海不斷顛簸，似乎永遠無法成為社會進步和諧、經濟繁榮發展、外交影響深遠的世界強國和國際楷模。
我認為，印度不斷讓人失望的根本原因在於，印度人不了解歷史。印度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是一種文明，然而今天的印度人卻無法用宏觀文明敘事來指引方向。文明敘事是一種大而化之的歷史觀，即把事件置於自洽的時空背景內，並講述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印度人似乎只了解兩種歷史。
一種是學校教科書中的歷史。這種歷史提供了相對中立的事件編年史和人物傳記，但未提供宏觀背景以解釋這些事件如何塑造印度人，以及這對印度未來意味着什麼。這種歷史提供了一系列事實，確實具有學術性，但卻難以指導實踐，不禁讓人疑惑：“知道了又怎麼樣呢?”
另一種是對歷史的簡單化模式化解釋的意識形態敘事，例如共產主義學說和印度教民族主義等。這種敘事往往採取單一視角——例如，階級鬥爭或宗教身份之爭——而忽略其他敘事角度，其唯一目的在於實現特定政治目標。實際上，它的根本目的是通過鼓勵思想極化以推動社會動員。這種敘事當然具有號召力，但同時也有很強的反噬性。在追求政治權力的過程中，人為製造的敵人和內部分裂會撕裂社會。毫無疑問，意識形態敘事與有助社會團結、社會賦能的文明敘事形成了鮮明對照。
當前印度亟需的文明敘事應以事實為基礎，廣泛包容多學科的知識事實，如地理、遺傳學、社會經濟學、心理學、科學技術等，致力於全方位展現多種因素如何影響印度人的發展演變，構建他們的價值觀，賦予他們獨特優勢和力量，並解釋歷史帶來的各種機會和限制將如何影響他們的未來命運。
憑藉對文明敘事的共同理解，印度領導人和廣大民眾將知道如何解讀周圍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印度要做些什麼才能增進自身利益。然而，可悲的是，世界上還有六分之一的人仍不知道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一個社會實驗就能說明為什麼印度缺乏文明敘事
任何人都能開展和驗證這個實驗。
➤第一步：隨便找一個自稱精通時事的印度人，問他們“當今哪個或哪些國家對印度威脅最大？”答案要麼是中國，要麼是巴基斯坦，或者兩國結合。
➤第二步：問他們，“誰應該對印度文明的衰落負責？”他們的答案一般是穆斯林入侵者，其次就是英印殖民帝國，而影響較弱的第三大原因則是西方化/全球化等當前趨勢。
➤第三步：問他們，“西方是印度的朋友還是敵人？”儘管不是所有人都熱愛西方，但由於中國是印度和西方的共同威脅，他們往往認為與西方結盟不可避免。“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可以概括這種觀點。
➤第四步：問他們，“怎麼看外部勢力對印度採取的‘分而治之’策略？”他們可能會舉出歷史上賈伊金德（Jaichand）和米爾·賈法爾（Mir Jafar）的例子，但如果把各種陰謀論排除在外，他們卻很難舉出哪怕一個涉及當代印度的例子。
這種典型答案暴露出印度人對文明歷史一無所知。我為什麼要這麼說？我們稍後再深入探討這一點，但現在我們看看印度人對中國的態度。
印度和中國都擁有古老文明，在歷史上共存千年。在1962年戰爭前的這數千年中，這兩個文明間是否曾發生任何過一場有歷史記錄的衝突？而1962年衝突又是因何而起？不是歷史仇恨，也不是根本利益的衝突，更不是資源競爭，而只是劃定邊界的分歧。當前仍然具有爭議的這塊土地並不肥沃，既不適居，也沒有特別豐富的資源，只是荒涼的山區。此外，爭議領土面積在兩國土地總面積只占微不足道的部分。
不言而喻的是，從歷史和地理的宏大視角看，兩個富有古老智慧的文明古國不應讓一場近期關於一小塊乾旱土地的爭端連累雙邊關係。然而，今天大多數印度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危險的敵人，對印度滿懷敵意。僅僅由於這場關於幾千平方公里荒蕪地帶的爭端，中印兩國幾千年和平共處的傳統，突然被難以消弭的猜疑和敵意所取代。
這種情況是不是讓人感到非常荒謬？這就像兩個60多歲的表兄弟，平常關係友好但並不親密，卻因為一支鉛筆而產生的小誤會，在短短一周內就突然疏遠對方，並還確信彼此都不值得交往，且人品堪憂！
關於中國的案例其實只是印度人缺乏文明視角解讀歷史的眾多例子之一。這也正是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情況最後落得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 文明敘事將如何幫助印度避免走向希臘式悲劇？印度人對上面這些問題還能給出什麼其他答案。
二、解決印度文明敘事問題的工具包
在提供這其他答案之前，我們可以先退一步探索“身份”這個關鍵概念，任何文明敘事都以此為核心。
（一）為什麼身份概念非常重要？
廣義上講，“身份”的意思是具體情景中人對自身的定位。身份很重要，因為它事關我們每個人對自身敘事和看法，解釋了我們置身何處、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處於相同情境的兩個人可能會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待當下處境，這又揭示他們不同的身份定位。例如，兩個人透過監獄的鐵欄向外張望；一個看見的是腳下泥，而另一個是天上星。
與此相似，文明敘事賦予整個社會存在意義，並指導其人民和領導人的行動，因此我們需要了解構成文明敘事的個體身份及其之下的構成成分。人作為個體常常同時具有多重身份，例如性別、種族、語言、宗教、性取向、國籍等。這些身份以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
為集中解決本文的問題，我們僅討論幾個相關方面。民族國家不斷更替，因此國民身份也不斷變動。例如，一位達卡居民1947年以前可能認為自己是印度人，而在1947年至1971年間又認為自己是巴基斯坦人，但此後又認為自己是孟加拉國人。
國民身份也因所處環境而變化。印度人可能會認為自己與巴基斯坦人勢不兩立，但同一個印度人如果生活在西方卻可能對巴基斯坦人產生親近感，如果他們是滿屋西方人中唯二的南亞人。這個例子表明，在決定自己是誰的問題上，文化身份可能比國民身份具有更深遠和微妙的影響力。正如我們稍後將討論的，共享的文化身份還可以幫助我們在國際社會的多元複雜背景下贏得朋友並影響他人。
文化身份也比國民身份更持久，正如我們在達卡人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樣，即使國民身份歷經變化，他們作為孟加拉人甚至穆斯林的身份仍舊不變。其中，語言和宗教文化身份更是強大且根深蒂固。植根於基因的身份也是如此，例如種族和民族身份，因為外貌強烈影響着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
（二）文明身份認同的力量
迄今為止，最複雜的文化身份形式是所謂的“文明身份”。文明身份涵蓋但不限於基因、地理起源、語言和宗教。此外，文明身份與悠久的歷史聯繫緊密，自然講述了一個民族是誰、來自哪裡、價值觀如何形成、如何看待本民族的全球處境，以及希望別人怎樣看待自己的故事。
為了避免與現代印度民族國家混淆，我將使用“泛印度文明的”（Indic）而不是“印度的”（Indian）來指代這個文明。這種南亞、東南亞十幾個其他民族國家共享印度文明根源，他們都是泛印度文明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我們務必弄清楚印度民族國家、泛印度文明、印度教之間的概念區別。無論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意識形態操作，還是單純出於無知，將以上三者混為一談，都可能阻礙文明敘事的發展。
文明身份極其強大，如果使用得當，可以賦予人民和民族國家存在的意義，進而影響觀念和行動，並決定人與人、國與國間的親疏關係。文明身份賦予每個國民平等的歸屬感，而不是由眾多的宗派身份而產生的排斥感或疏離感。這種親近感也可以超越國界，催生強大的國際聯盟和集團。
讓我們從文明的角度重新探索印度歷史。
三、文明視角下的印度歷史
正如我們所見，文明身份涵蓋多個方面，這一點可以置於印度背景下逐一探討。
（一）地理因素
從根本上講，地理因素主導了泛印度文明的形成。北部和西北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及其延伸到東部多山地帶的若開森林，將印度次大陸與亞洲其他部分區隔。印度洋是將印度次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隔的另一個地理邊界。這些邊界為印度次大陸的獨特社會發展奠定基礎。
然而，文明並不是完全孤立，因為常有其他民族（主要來自西北）跨越次大陸“不可逾越的”地理邊界並影響了次大陸的歷史進程。此外，來自次大陸的征服者和商人也不斷外拓冒險，將泛印度文明傳播到其他地區，尤其是東南亞。
（二）人口因素
儘管泛印度文明由於地理原因註定獨特且與世隔絕，但這一文明的體量卻極為可觀。在有限的地理區域內，肥沃的印度-恆河平原和其他河流系統能夠為規模龐大的人口提供充足資源。這足以解釋為什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之一出現於南亞次大陸。
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了解為什麼泛印度文明的人口規模一直是其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以及為什麼它對塑造印度命運將發揮關鍵作用。
（三）基因遺傳
近幾十年來，印度歷史在基因遺傳方面陷入許多毫無必要的意識形態鬥爭。儘管基因研究已最終確定，有三批基因不同的族群相繼遷入南亞次大陸，並共同構成印度目前的基因譜，但現在印度教右翼卻從意識形態角度抵制這一結論。
從基因上和文化上而言，三大人群都對泛印度文明做出貢獻：
• 南亞狩獵採集者，至少在50,000年前從非洲抵達南亞次大陸
• 伊朗農業耕種者，公元前10,000至公元前4,000年間抵達南亞次大陸
• 草原牧民（也就是所謂“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左右抵達南亞次大陸
雖然實際情況不像“雅利安人征服達羅毗荼人”那麼簡單，但這種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不準確。在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之間，伊朗農業耕種者與南亞的土著狩獵採集者融合，形成了所謂的“原始南印度人”（ASI），也就是所謂“達羅毗荼人”。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被稱為“雅利安人”的草原牧民與ASI人多次融合後形成了 “原始北印度人”（ANI）。在接下來的歲月里，ANI和ASI人進一步融合，這一過程形成的印度人基因圖譜延續至今。
所有現代印度人都有ANI和ASI基因混合，但安達曼群島居民是個例外，他們屬於“古代原始南印度人”（AASI）。因此，“所有印度人遺傳特徵都頗為相似”的說法有一定道理。然而，相反的說法也同樣成立。北印度人的ANI基因比ASI多，南印度人的ASI基因多於ANI，因此南北印度人間存在基因差異。雖然只是程度差異，但就種姓而言，所謂“上層種姓”的ANI往往比ASI更多，反之亦然。
遺傳學研究還證實，以禁止不同基因群體間通婚的“嚴格的內婚制”大約始於1900年前，而這是延續至今的種姓制度的基礎。
如今這些都有科學證據做支撐。
儘管如此，雅利安人對泛印度文明的文化影響遠高於他們的基因影響。
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對這些科學發現發起意識形態抵制，因為他們相信“吠陀文化”起源於印度。然而，雅利安人（即草原牧民）作為外來者來到印度，並帶來原始梵語、文化和儀式的說法，卻破壞了印度教文化土生土長並與其他宗教團體相比更具本土合法性的“人設”。
要理解印度的文明歷程，需要摒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所宣揚的意識形態偽科學，因為他們無視科學證據，堅持泛印度文明等價於印度教文明的說法。因此，為印度構建文明敘事的第一步，或許也是最困難的一步，就是摒棄沒有科學事實基礎的意識形態敘述。基因遺傳學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印度人必須學會接受事實並繼續前進。
（四）文化
草原牧民（“雅利安人”）帶來的文化構成了印度教社會的基礎，這是泛印度文明社會的最早形式。原有的“達羅毗荼”文化與雅利安人融合，形成了印度眾神（例如，濕婆很可能是達羅毗荼神）和各種文化習俗。這又為所謂“吠陀”文化奠定基礎，並成為泛印度文明的主導文化。而其他較小民族僅對泛印度文明產生較為邊緣影響。例如，希臘人（稱為“耶槃那”）以及各種喜馬拉雅部族（釋迦人、匈奴人和貴霜人）都融入了泛印度文明。希臘對泛印度文化的影響體現在佛教中的犍陀羅藝術流派，而佛陀本身是釋迦王子，隨後在佛教與吠陀印度教之間的相互作用下，也形成了引人入勝的支線故事。
古代泛印度文明時期（即從大約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700年左右第一次接觸伊斯蘭教）主要涉及三次基因和文化融合（以及一些次要融合），以及建立獨特的泛印度文明社會。
涵蓋一系列文化信仰和習俗的印度教是泛印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正如我們所見，它其實並非土生土長。文明是一個大熔爐，融合本土元素和外來元素，形成層次豐富的文化。這就是為什麼“泛印度文明”與“印度教文明”不同，為什麼將兩者混為一談是一種意識形態操弄。從定義上講，我們所指涉的文明一直是“泛印度文明”，只是從某一特定時期開始的特定混合文化才能被稱為所謂“印度教文明”。對某些意識形態群體而言，為“印度教文明”披上古老歷史的外衣能夠實現重要的現實政治野心，但不管印度教身份多麼重要，但其只是泛印度文明身份的一部分。
這是一種與大多數主流敘述相反的觀點，因此需要一些時間來消化。然而，這種思維轉變卻意義重大，不僅是因為它可以修復當代印度社會裂痕並加強凝聚力，還因為它具有超越印度國界，甚至超越次大陸範圍的重大意義。很快，印度就需要利用泛印度文明的親緣關係拓展在非印度教國家的影響力，並以此抵制其它文明的霸權地位。稍後詳細介紹。
現在我們將視角擴展至地理邊界之外。
（五）其他“重要他者”
喜馬拉雅山脈是泛印度文明北部邊界，將印度平原與青藏高原隔開。青藏高原是除極地地區外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庫，為向南流動的印度河、恆河和布拉馬普特拉河等泛印度文明至關重要的河流系統提供水源。喜馬拉雅山脈也孕育了向北的河流，這為另一個文明提供發展條件。這個文明恰好也在地理處於孤立地位——它西邊是廣闊的沙漠，北邊是貧瘠的冰凍荒地，東邊是海洋。這就是獨立發展而來的中華文明。
因此，從地理角度來看，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及其冰川水系能夠同時培育，並分隔兩個獨特的文明——泛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因此，這兩個文明的歷史大致相同，從遠古時代都維持了龐大人口，就顯得不足為奇了。
與泛印度文明一樣，中華文明也受到地理、人口、基因、文化等因素影響。它在地理也並非完全孤立，蒙古人和滿洲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入侵和統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基因與文化。幾個世紀以來，中華文明也試圖將外部影響融入自身豐富的文化中，而且外族統治者引入的創新也推動了中華文明的進步。
泛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都已存在3000多年，甚至是4000年。兩者地理位置相近，但被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隔開。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之前的幾千年裡，兩者之間接觸稀少，更沒有產生什麼值得一提的衝突。菩提達摩可能曾越過喜馬拉雅山前往中國傳播佛教。法顯和玄奘可能從中國來到印度，記錄下他們那個時代的印度。一些茶葉和香料貿易可能也通過陸地和海洋零星進行。然而，除了這些有限的互動外，東方兩大文明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大規模接觸。他們可能不是朋友，但絕對不是敵人，更沒有威脅彼此的生存。
然而，重要的是，在除去最近三個世紀的長歷史時期內，中印兩大文明共同貢獻了超50%的世界GDP和約50%的全球貿易，各自做了一半左右的貢獻。幾千年來，由於大河形成的肥沃沖積平原，這兩個文明孕育着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催生出的繁榮社會又反過來促進文學、哲學、科學、技術和藝術方面的進步，是它們成為全球最重要文明的標誌。
泛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規模、獨特性、財富繁榮、文化豐富某種意義上都是由各自地理因素所決定。然而，兩者的命運卻兩三個世紀以來卻發生重大逆轉。
（六）文明命運的轉折點
印度是如何衰落的？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指出，始於公元700年左右的穆斯林入侵浪潮摧毀了泛印度文明的原始特徵，開啟其衰落之路，而隨後到來的歐洲殖民者則加速這一衰落進程。
然而，如果我們不用宗教文化視角，而是從文明視角來看待這一歷史問題時，結論就會截然不同。歷史上，印度曾遭受三個穆斯林統治者的入侵——加茲尼的馬哈茂德、撒馬爾罕的帖木兒、波斯的納第爾·沙阿。他們都大肆掠奪次大陸的財富並將其運往回國。毫無疑問，這些穆斯林入侵者的所作所為確實破壞了印度文明。
然而，印度絕大多數的穆斯林統治者並沒有掠奪印度的財富並將其運走。相反，在他們的統治下，次大陸的財富和權力大幅暴漲。這些穆斯林統治者選擇留在印度並建立本土政權，其實已歸化為印度人。1583年的阿克巴統治下的帝國遠比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的英格蘭富裕和強大。而阿拉烏德丁·卡吉爾（Alauddin Khilji）擊退蒙古大軍進攻，使次大陸避免了被征服和艱難復甦的命運。次大陸的大多數穆斯林統治者不非入侵者和掠奪者，而是捍衛者和建設者——文明接納吸收了他們，他們因此對它效忠而不是對它破壞。
可以肯定的是，並非所有印度穆斯林統治者都是仁慈和明智的，有些人殘忍暴虐，往往在宗教上缺乏寬容。但從文明的角度來看，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些統治者都在泛印度文明的地理邊界內推進了的國家利益——印度與伊斯蘭教接觸並沒有削弱其自身實力，反而在幾個世紀中，成功將伊斯蘭教元素吸收和融合到自身文化中，並作為一個複合文明繼續發展和進步。
重要的是，雖然印度教徒將伊斯蘭教的影響視為對主流印度教文化的“污染”，但伊斯蘭文化卻沒有削弱泛印度文明，反而大大增進了泛印度文明的實力。
從經濟財富到軍事力量，從行政結構到運輸和通訊，從農業到哲學，從美食到藝術都可以找出諸多例子。文化融合比“純種”社會帶來更多財富和成功，而印度作為一個融合社會也不例外。雅利安人、希臘人、釋迦人、貴霜人、匈奴人早在幾個世紀以前就都已融入泛印度文明，而次大陸的伊斯蘭教只是泛印度文明遭遇的新元素而已。
除了偶爾的入侵，泛印度文明實際上通過與伊斯蘭文化融合而發展至更高層級。事實證明，就財富、權力、活力而言，伊斯蘭教並未中斷泛印度文明持續前進的步伐。這個例子其實是文明敘事與意識形態敘事的重要分野——文明通過吸收外來影響而發展自身，因此是動態，並持續演進的；而意識形態專注於理想化和不切實際的純潔觀，傾向於杜撰歷史，拒絕接受文化的流變。
最終結果是，經過幾個世紀的穆斯林統治，印度1700年仍貢獻全球GDP的24%。因此，最終導致印度文明沒落的不是穆斯林，那會是誰？
（七）誰是真兇
答案顯而易見。有且只有一個國家將印度從一個古老、富裕、自豪且占世界GDP四分之一的國家變成一個可憐的“第三世界”國家。須知的，印度1947年獨立時僅占世界GDP的3%，甚至無法養活自己的人民。
那就是英國。
儘管泛印度文明在其存在的數千年中經歷了許多重大事件，從雅利安人入侵到伊斯蘭教出現，但英國殖民統治在其歷史上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特殊的節點。它中斷了泛印度文明的持續演進。現在即使是受過教育的印度人也難以理解這段文明史。
印度人需要從他們的文明史中理解的關鍵正是這一點。
泛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保持平等關係是，既不敵對也不過度友好。在中國眼中，印度不是一個朝貢國，而是一個平等的文明國家。
泛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包括波斯、突厥、蒙古、阿拉伯文化——之間關係的特點是適應和融合，兩者相互交往催生出“次大陸伊斯蘭教”文化，它既是印度的，也是伊斯蘭的。印度沒有成為穆斯林國家，因其絕大多數人口仍是印度教徒，但伊斯蘭文化卻融入了次大陸的泛印度文明。伊斯蘭教的蘇菲派與次大陸有着深厚的聯繫，蘇菲派也影響了大多數南亞穆斯林追隨的伊斯蘭教巴雷爾維派。有趣的是，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或其他人）說烏爾都語，這種語言為次大陸所獨有。同樣，莫臥兒建築和美食也是次大陸獨有的。因此，這兩種文明在同等程度上相互影響，並產生豐富而獨特的複合文化，並增加了泛印度文明的層次。
與先前平等文明間的互動相比，泛印度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係始於英國人的到來，之後泛印度文明的地位就開始迅速下降，而西方文明成功占據主導並顯示出強烈的剝削性。英國人掠奪了他們想從印度獲取的任何東西，不僅是自然資源，還包括文化、美食、詞彙等適合他們的元素。英國也因此受到印度影響，但這不是平等的互動。
平心而論，由於與西方文明的互動，泛印度文明在許多方面的確取得進步，例如改善婦女（尤其是寡婦）地位、認識種姓歧視的危害、推廣個人權利意識——這些可以說都是西方影響的結果。另外，建立印度憲制和法理所定義的現代印度民族國家、普及英語以及形成總體上的“現代”思維方式，都反映出西方文明的積極影響。
然而，英國殖民以及東西方間的權力不平衡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帶來不幸的副作用，使生活在泛印度文明中的人們產生深深的文化不安全感。直到今天，印度人（和其他南亞次大陸人）對西方文明仍顯出一種自卑感和優越感交織的情結，其中的缺失感與沙文主義交替出現。
印度教民族主義混合了文化不安全感、歷史積怨、替罪羊理論、誇大過去成就、企盼快速獲得成功，這種思潮大行其道體現印度人有多渴望得到接受和尊重。這種渴望貫穿所有階層，包括受過教育的精英。印度人對文化安全的平衡感尚未找到，而且可能永遠都找不到，除非泛印度文明以其獨特性得到所有人的承認和尊重，重新在世界上舞台斬獲一席之地。
稍後將討論如何實現這種圓滿大結局，讓我們回過頭更詳細地研究印度文明的衰落。
（八）血腥細節
我們可以回顧印度文明歷史上的關鍵時期，也就是英國殖民者開始加強在次大陸統治的時刻，看看東西方權力天平如何從阿克巴大帝和伊麗莎白一世開始朝不利於印度的方向逆轉。
殖民擴張和工業革命幾乎同時發生，是令英國欣慰的巧合。在此之前，英國甚至算不上歐洲強國，而法國、普魯士是傳統的陸上強國，而西班牙是海上強國。在英國1588年在海上擊敗了西班牙，並於1815年在陸上擊敗法國之後，從此躋身歐洲強國，隨後又躍升為世界強國。
通過挑撥離間和隔岸觀火，英國一步一步控制印度全境。不受英王直接統治的地區受土邦王國的名義統治。事實證明，英國“分而治之”的策略非常成功，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就使整個印度文明落入殖民者手中。
印度被稱為大英帝國“王冠上的寶石”，並不是對其偉大文化的尊重，而純粹是衡量印度對帝國的經濟利益。在18世紀末、19世紀和20世紀初，英國利用其最富有的殖民地印度的原材料推動本土工業革命。印度煤炭、鐵礦石、木材、棉花為英格蘭工業城市提供發展動力。這不是貿易，也不是公平的購買。印度公民（1857年之後是大英帝國的臣民）並未因為提供這些資源而獲得任何補償。
恰恰相反，英國的印度臣民甚至要向王室納稅。直到今天，印度公務員系統中的初級官員還被稱為“收稅人”（collectors），這體現出英印殖民官僚體系的剝削本質。英國人在印度修建的公路、鐵路、港口大部分時候並不服務印度人的利益，只是為方便英國從印度攫取自然資源，為其工業革命服務。
此外，英國為印度制定關稅制度，以確保英國在印度工業產品領域的壟斷，並使英國出口商品獲得比本土產品（鹽稅即為著名案例）更有競爭力，同時抑制印度投資工業領域。這些措施不僅使印度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處於不利地位，而且導致經濟嚴重萎縮，使印度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缺乏全球競爭力。
正是由於英國的全面殖民掠奪，印度在短短兩個世紀內，從富有和榮耀淪落為赤貧。經濟學家Utsa Patnai估計，按照2017年價格計算，英國劫掠印度的規模達45萬億美元。而英國恰恰利用這些物資躍入發達國家行列！
可以說，英國是踩着印度的頭上往上爬。“王冠上的寶石”已被榨乾，落入貧困和落後的境地。
（九）英印殖民者逍遙法外？
印度被洗劫一空，偉大的文明、經濟財富、文化自尊都所剩無幾。然而，奇怪的是，今天的印度人對英國卻沒有敵意。印度人自豪的將自己的後代送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並且很高興的展示他們遊覽英國時的照片。他們也毫不介意花30英鎊進入倫敦塔，看看當年英國人從他們祖國偷走的科依諾爾鑽石。
今天許多印度人卻只對穆斯林和中國敵意滿滿，儘管正如我們所見，印度的穆斯林統治者和中國對印度文明造成的傷害，在英國面前簡直是九牛一毛！
因此，這篇文章的論點就是印度人不了解歷史。
印度教的敘事利用歷史恩怨將宗教身份政治化，從而使印度人對抗印度人。這種意識形態在激發熱情和贏得選舉方面功不可沒，但同時也使印度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面臨分裂和衰弱的風險。儘管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經常把“文明”一詞掛在嘴邊，但它只關注印度教文化，而不是整個文明。而那些被印度教意識形態蒙蔽的人無法看到更全面而宏大的文明圖景。
同樣，沒有文明視角的民族主義也會把人引向一條死胡同，讓人在沒有深入思考的情況下對國家邊界上發生的事件做出倉促反應。另外，那些陷入民族主義言論的人也無法擺脫懷疑和敵對的循環，無法重新審視民族主義的邏輯前提和提出背景。
如果印度人甚至不能理解文明衰落的本質和條件，又怎麼能指望重塑文明的偉大呢？
（十）西方的一石二鳥計謀
英國對印度做了什麼，它和其它殖民列強也聯手對中國做了同樣的事。英國對中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並且都取得了勝利。從本質上講，大英帝國是一個毒販國家，通過軍事力量強行將毒品推銷給一個並不願意接受毒品的國家。更重要的是，鴉片在印度種植的，像塔塔這樣的印度商業巨頭參與了鴉片貿易，而印度士兵也被用來鎮壓中國反抗。英國人用一個被其征服的東方文明去壓迫另一個尚未被征服的東方文明。
中國沒有忘記自己的百年屈辱，那時包括英國在內的殖民列強迫使中國簽下一份份喪權辱國的條約。每個中國小學生都學過這段歷史。這種歷史感在中國人心中形成了一種持久的信念，即他們將恢復被奪走的偉大，並且保證不再有任何外國勢力再能對他們頤指氣使。
（十一）人口規模的重大意義
泛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在西方文明手中共同遭受的苦難已詳細討論，但經常被忽視的問題是兩種文明何以逃過一劫並生存下來——答案是人口規模。之前在談論文明身份屬性時曾提到人口規模，而殖民掠奪的背景更能讓我們意識到這一因素的重要性。
兩個文明都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殖民壓迫，此後，殖民者離開，他們重獲獨立地位。這並非偶然——兩個國家的解放要歸功於他們的人口。如果中印人口規模沒有這麼大會發生什麼？看看新大陸的遭遇就知道。回顧歷史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相對於新定居者而言美洲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人數相對較少，達不到實現文明存活的臨界數量。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亞原住民在他們的祖先的土地上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數民族，而這些土地從文明性質上說已完全西化。
新西蘭也許是特例，本土人口恰好達到生存所需的臨界數量。毛利人足夠強大，數量足夠多，可以避免被完全消滅，但還不足以驅逐外來殖民者。這實際上是一種文明的僵局。如今這兩種文化共存，新西蘭也許是唯一一個屬於西方文明，但又在半平等基礎上與本土文化分享權力的國家。
如果不是人口規模龐大這一重要文明特徵，西方殖民者可能永遠都不會離開印度或中國。大部分原住民很可能已經被消滅，現代印度和中國很可能成為白人國家，原住民被限制在保留區內。而泛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文化只能存在於那些簡短的紀念演講中。例如那些致敬西方商業文明到來前的“土地的傳統所有者”的簡短演講，這在澳大利亞十分常見。
僅由於人口體量這一共同的文明特徵，這兩個現代民族國家仍然保持着完整本土人群的文化身份，這個現象發人深省。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現象。
（十二）西方笑裡藏刀的陰謀
所有這些歷史只是無關緊要的過去嗎？眾所周知，西方內部的領導權已從英國傳到了美國，西方社會也在變得更加進步，今天的西方已不再是從前對東方進行奴役和羞辱，或在其他地方對土著居民實施種族滅絕的殖民者。既然如此，那我們還有必要重提舊怨嗎？我們就不能讓歷史隨風而去嗎？
我們的態度其實取決於西方是否真已發生改變。西方聲稱自己是印度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將支持印度對抗來自中國的“威權主義”和“擴張主義”威脅。事情果真如此嗎？還是西方再次上演“分而治之”的老把戲，讓這兩個曾經的文明巨人相互對抗，以保持西方自身的領先地位？在地緣政治權力算計中，政治體制無關緊要，因此印度和西方之間共享民主傳統的情感“紐帶”，只不過是掩飾雙方的根本利益衝突的幌子。
大量證據表明，西方的總體戰略目標是打敗任何挑戰者，在世界事務中保持領先地位。例證之一就是，儘管西方僅占世界人口的12%，但西方作家和智庫的大多數文章和書籍都在談論西方如何“應對”新興經濟體崛起，而不是西方應該如何將權力讓渡於新興經濟體。這是因為，一個不再由西方制定規則或發號施令的世界，對從政治領導人到普通公民的每個西方人而言，都是非常可怕的。
試想，如果印度和中國的立場互換，印度綜合國力遠超中國，西方現在還會與中國結盟以遏制印度嗎？這就是“分而治之”的遊戲。事實上，西方根本沒有改變。他們的先人無恥地掠奪東方的財富和榮耀，他們一代人卻戴着更文明的面具，但卻始終不願放棄繼承而來的文明優越感。
雖然證據大多是間接的，但任何地緣政治史研究人員都清楚，西方理性行動方針是盡其所能保持自身相對於其他文明的優勢。西方文明內部可能也存在分歧，比如盎格魯文化圈國家形成了排外的特權小圈子，而其他非西方文明始終是“他者”，被用作相互對抗的棋子，絕不允許發展成為有競爭力的挑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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