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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属印度帝国实际上是在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战役之际建立的。这场战役进展神速，开始于黎明，终结于接近日落之时。那是雨季中一个正常的日子，在普拉西镇的杧果林中，偶然会有雨水洒下。普拉西镇位于加尔各答与穆尔希达巴德之间。加尔各答是英国人的总部所在地，而穆尔希达巴德则是孟加拉王国的首府。英国军队就在那些杧果林中与纳瓦布西拉杰 - 乌德 - 道拉的军队对阵，而且以锐不可挡之势击败了对手。
由于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普拉西战役近二百年之后才终结的，因此在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就包括对英国人轻而易举获胜的原因的探寻。孟加拉是一个闻名于欧洲的地区，这里的一个富饶王国的纳瓦布，被英国人击败竟然易如反掌，何以会如此？英国人的军队规模虽然明显小得多，但他们拥有强大得多的火力和更为严明的军纪。这样标准的军事原因无疑是重要的，但对西拉吉军队的分裂性质起了什么作用也有诸多问题。
在此次战役后，英国人在统治次大陆期间，就充分利用了所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不可调和的敌意（据说，在印度的英国人蓄意让这些教派相互保持距离），而且提出一种理论，说这些教派之间的不和促成了西拉吉的毁灭。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孟加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敌意，而西拉吉在穆尔希达巴德的政府并没有背离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视同仁的政策。在穆斯林征服初期的不对等待遇之后，穆斯林在孟加拉的统治就具备了这种不偏不倚的特征。西拉吉将印度教徒米尔·马丹安排在自己宫廷内的一个最高职位上，而马丹到最后成了唯一对西拉吉始终忠贞不渝的将军，是在普拉西同英国人的战斗中捐躯的。西拉吉的首席大臣莫汉·拉尔也是一名印度教徒，一直完全忠于国王。西拉吉的军队分为三部分，分别由三个反对他的阴谋家统领，其中有米尔·贾法尔（西拉吉的叔父）和亚尔·拉蒂夫·汗两个穆斯林，以及一个印度教徒拉伊·杜尔拉布。
罗伯特·克莱武在挥师向普拉西进军，依然假装寻求和平（当然，这种骗术是他的策略的一部分）时，给西拉吉写了一封信，提议将他们的争议交由这位年轻的纳瓦布所信任的人仲裁。按照克莱武的提议，这些人就是“贾格特·塞特、拉贾·莫汉·拉尔、米尔·贾法尔、拉伊·杜尔拉布、米尔·马丹及你手下的别的伟人”。这是一份由一个穆斯林和四个印度教徒组成的名单。在克莱武看来，他们是这个孟加拉穆斯林国王的核心集团。
克莱武在穆尔希达巴德蓄意策划的分裂与阴谋，在路数上与宗教路数迥然不同。它们主要是以争权夺利来驱动的。随着孟加拉以往帝国权力的衰落，口是心非就成了地方巨富绅士阶层和在孟加拉的欧洲商人活动中的家常便饭。这些人中不仅有英国人和印度的商人及金融家，而且还包括法国人。实际上，法国人在普拉西战役之前一直与西拉吉结盟，定期信誓旦旦地向他重申肯定予以支持的态度，可是在西拉吉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却袖手旁观。战时通敌的中心人物原来竟是西拉吉的叔父米尔·贾法尔，而他觊觎王位的野心既强烈又受到克莱武的极大鼓励。米尔·贾法尔在这场军事战斗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就在战役进行之中，他统率的位于纳瓦布侧翼的部队突然撤离战斗。这支部队径直退出，似乎是由他与克莱武安排的。
在取得胜利的当天晚上，克莱武收到首屈一指的阴谋家米尔·贾法尔的一封贺信：“我祝贺您如愿以偿。”克莱武进而处死了西拉吉，而西拉吉始终英勇不屈，坚持反抗到底。克莱武把米尔·贾法尔送上了宝座，但他徒有虚名而并无实权，只能听任英国主子的摆布。所以，帝国开局的一件大事，不是借助于任何宗教对立，而是诉诸一个精心策划的以奖赏背叛为手段的阴谋。倘若普拉西战役是一场板球比赛，那么队长克莱武就会被禁止再度参加未来多年的此类竞技运动。
近二百年后，1947年8月14日午夜，尼赫鲁发表著名讲话，谈论印度“与命运之神的幽会”，这成为英国人对印度统治终结的标志。当英国国旗在整个次大陆被降下时，不乏对过去殖民统治的不满之声，而人们不必熬夜聆听尼赫鲁的讲话，就能明白英国殖民统治终结令人欣慰的意义。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英国陆军特别喜欢的曲调是《鸣金收兵》（Beating Retreat），而许多印度人觉得这支曲子令人开心。然而，在1944年，当我第一次听到那支令人难忘的优美乐曲时，还几乎没有英国人准备撤出印度的任何迹象。三年后，当独立相当突然地到来时，还是让人感到颇为吃惊并在印度引发了诸多庆祝活动。正如杰出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引人入胜的《帝国》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印度的独立终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最大帝国”，而此书是一部出言谨慎而又热情洋溢的英国帝国主义史。
二
二百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英国人在印度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未能完成什么使命？在圣谛尼克坦聊天时，这些问题总是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它们甚至至今依然是重要问题，在讨论全球成功治理之道时尤其如此，因为人们经常援引英帝国之例。有人（又是尼尔·弗格森）亦曾援引英帝国为例，试图劝说美国承认其作为出类拔萃的帝国在今日世界的作用：“美国应当谋求摆脱还是肩负起自己业已继承的帝国重任？”这肯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而弗格森主张，如果不能理解英帝国的兴衰之道以及它勉力做过的事情，就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弗格森是对的。
在圣谛尼克坦就这一切进行争论时，我们曾为一个棘手的方法问题所困扰。我们难以设想，倘若英国人从来不曾统治过，那么印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会是什么样子？一个频繁的诱惑是将1757年（英国人的统治开始之时）的印度与1947年（英国人离开印度之时）的印度进行比较，而我们能从中得到的教益很少，因为即使没有英国人的统治，印度也当然不会一成不变，与它在普拉西战役时一模一样。即便英国人不曾征服印度，这个国家也不会一直停滞不前。可是，英国人的统治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说明这样一部“或然历史”的意义，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情况潜在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的帝国征服。让我们设想一下美国海军马修·佩里准将于1853年率领四艘军舰驶入日本江户湾之事。现在考虑一下，佩里是否可能不仅是在炫耀美国的力量（情况确实如此），而且就是美国征服日本的先锋，并且就像克 莱武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在日出之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倘若我们诉诸简单的方法，通过比较1853 年帝国征服前的日本与美国主宰随时终结之后的日本，来评估所谓美国统治日本的成就，并将所有变化归功于帝国统治，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1868年以来明治维新的以及当时正在展开的其他全球化变迁的所有贡献。当时，日本没有停滞不前；印度也不会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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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治天皇统治之下日本实际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是极难有任何把握地猜想，倘若英国人没有征服，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会走向什么样的进程。印度会像日本一样，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走向现代化吗？或者会像阿富汗那样一直抵制变革？抑或像泰国那样，缓慢地加速前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回答的难题。然而，即便在没有真实的或然历史场景的情况下，一些有限的问题还是可以回答的，从而可能有助于明智地理解英国人的统治在印度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问：在英国人征服时，印度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而在英国人统治期间，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地区发生了什么？当时，在一个相当混乱和制度上落后的印度，肯定需要重大变革。
三
承认印度在十八世纪中叶需要变革，并不意味着要求我们无视印度过去的伟大成就，而印度有许多超级民族主义者对此表示担心。印度在哲学、数学、文学、美术、建筑、音乐、医学、语言学和天文学等领域的成就，构成了一部非同寻常的历史。远在殖民时期开始之前，印度还建立了兴旺的经济，拥有繁荣的贸易和商业，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印度的经济财富得到了诸如亚当·斯密这样的英国观察家的充分认可（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论及这一点）。不过，事实是，即便取得了那些成就，在十八世纪中叶，印度还是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正在不断进取的欧洲。在圣谛尼克坦学校晚间进行的活跃辩论中，印度这种落后状况的确切性质和意义是经常提到的话题。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卡尔·马克思于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上的一篇关于印度的富有洞察力的论文特别吸引了我们之中一些人的注意。马克思指出了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建设性作用，理由是印度需要彻底的反思与自省。实际上，英国的确充当了印度与西方的主要联系国，尤其是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这种影响的重要性难以忽视。当时正在 印度缓慢兴起的本土的全球化文化，不仅深深地蒙受了英国人著 述的恩惠，而且受益于英语之外的欧洲其他语言的书籍和文章，而这些著述也是通过英国人才在印度为人所知的。例如，可以 考虑一下克里斯托弗·贝利在其包罗万象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一书中 ] 的重要范例，也就是加尔各答的哲学家罗姆·莫罕·罗易。罗易生于1772年，“在二十年间跳出令人震惊的一步，发生了身份变化，从莫卧儿王朝晚期一个行省的士大夫跃升为印度的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他] 独立提出了加里波迪与圣西门同时在欧洲阐明的一些主题”。要想理解罗易的创新精神， 就必须知道，他的深思远虑不仅受到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本中传统知识的熏陶，而且受到印度知识界日益熟悉英文著作这一现象的非常强烈的影响。当时，在东印度公司的奖掖下，英文著作流行于加尔各答。
罗姆·莫罕·罗易只是许多此类激进士人之一。在他之后，在孟加拉地区还出现了伊斯瓦尔·钱德拉·维迪耶萨伽尔、迈克尔·马杜苏丹·达塔和泰戈尔家族数代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参照自己所目睹的于十八与十九两个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情况，反思他们所继承而来的印度。由于英国人的统治，流行于印度的书籍（通常是英文的）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而且往往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时至今日，即使英国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急剧衰落，那种包含着广泛的欧洲文化的理性知识的影响依然强劲地存在着。我认为，由于未能成为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引发的知识与经济全球化（唉！随之而来的还有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的旧秩序正在土崩瓦解，因此马克思关于印度需要某种彻底变革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
不过，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命题中，尤其是在他关于英国人的征服可能是已为印度打开的了解现代世界的唯一窗口这一含蓄的推断中，存在一个严重的瑕疵。印度那时需要的是更具有建设性的全球化，但这与帝国主义并不是同一回事。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印度在其整个悠长的历史中，一直热衷于与外部世界进行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从两千余年前开始，在许多世纪之中，商人、移民和学者就在印度与远东之间流动，与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泰国以及其他地方来往。甚至在今天，还能大量看到这一活动的深远影响，在语言、文学和建筑方面尤其如此。印度从很早的时期起就持开放边境的态度，欣然接纳来自海外的亡命者及其他移民，从而也产生了巨大的全球性影响。
就在耶路撒冷于一世纪陷落之后，犹太人开始移民印度，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甚至迟至十八世纪，巴格达的犹太人，如极为成功的沙逊家族（the Sassoons），还大量前来印度。基督徒起码从四世纪开始到来，而且很可能还要早得多。对于此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传说，其中一个告知我们，使徒圣托马斯于一世纪来到印度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在马拉巴尔海岸吹奏长笛的犹太姑娘。在我们的圣谛尼克坦讨论会上，我们喜欢这则令人动情可无疑不足为信的逸闻，因为它显示了印度传统的多元文化根源。
从八世纪初起，帕西人刚在伊朗遭到迫害，就开始离开故国前来印度。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在从喀拉拉到孟加拉的旅途中，亚美尼亚人开始在印度留下他们的足迹。大约也是从那时起，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大量出现在印度西海岸，在时间上远早于多个世纪后穿越次大陆西北干旱地带到来的穆斯林征服者。在十九世纪，遭到迫害的伊朗巴哈教派才开始来到印度。
我已经描述过，由此上溯近两千年，毗邻恒河口，在东印度公司十八世纪首次发动征服印度之役的所在地附近，就有早已建立的贸易机构。在普拉西战役之时，已有来自欧洲若干不同国家的企业家、商人及其他职业人士在那里安居下来。因此，臣服于帝国统治并不是与外国进行联系或向它们学习的唯一途径。当明治维新于 1868 年在日本建立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的政府时（与十年前海军准将佩里炫耀武力对日本内政的影响不无关系），日本人并没有臣服于帝国主义，而是直接前去向西方学习。他们派人到美国和欧洲接受培训，并做出了显然是由西方经验所激发的制度性变革。他们并没有坐等被帝国主义强行裹挟进全球化的潮流之中。
四
在印度独立时，我们曾就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进行过辩论。现在回忆辩论会上的这一切，也就想到了我们曾经尝试广泛利用圣谛尼克坦学校非常热切地收藏的全球史。我们曾经终日一刻不停地在我们的开架图书馆里上下求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人很可能确实使印度受到了它所急需的猛然一击，但印度也可能以其他方式觉醒过来。
然而，我们没有确凿的理由为英国人统治之外的另类道路辩护。比较而言，出自英国行政官员之手的诸多改革是非常具体的，值得赞赏的。英国确实成了印度出色的西方联系国，而这肯定意味着印度与英帝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倘若不曾被英国人征服，印度可能已经走上了另外一种历史进程，而承认上面的事实绝不意味着无视这一点这是一个重要但全然不同的问题。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也就是事实上出现的变革进程，肯定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我们在这条探索路线上发现了什么呢？英帝国理论家往往予以大力强调的成就之一，就是英国人在创建一个统一的印度中的作用。照此说来，印度就是一个由四分五裂的王国组成的集合体，直到英国人入主，才把这些形形色色的政体打造成一个国家。有人甚至振振有词地说，印度以前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彻底分裂的陆块。有人进而声称，是英帝国把印度锻造成一个国家的。温斯顿·丘吉尔甚至说，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根本就没有印度这个国家。“印度是一个地理学术语。它不比赤道更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倘若事实果真如此，英帝国显然通过其所发挥的统一作用为印度的现代化做出了一项间接的贡献。日本在明治时期采取的那种改良措施，很难在一个没有实现某种程度统一的国家取得成功。然而，有关英国的统治对于成就一个统一的印度起了重要作用的大言是正确的吗？毫无疑问，在克莱武的东印度公司于 1757 年击败孟加拉的纳瓦布时，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统治全印度的强国。可是，从英国将一个单一而且统一的政体强加于印度（这种情况的确实际发生了）的准故事，到只有英国人才能将一批迥然不同的邦国缔造成一个统一的印度的大言不惭，是一次巨大的跳跃。
这种观照印度历史的方法无疑与现实完全悖反，而若干本土大帝国执政是过去数千年间印度历史的一个特征。从公元前三世纪起，雄心勃勃而又充满活力的皇帝们（以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 多为始）认为，直至他们视为一个国家的主体在他们的统治下获 得统一时，他们的政权才是完整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笈多王 朝诸帝、阿拉乌德丁·哈尔吉、莫卧儿王朝诸帝等等都在这方面 起了重大作用。印度历史表现为一种本土大帝国与成簇的四分五裂的王国的次第交替模式。所以，我们不应当错误地认为，在十八世纪中叶，也就是克莱武时代，印度支离破碎的统治模式就是这个国家在整个历史上的通常呈现的状态，直到英国人满怀热情到来才使之统一起来。
尽管英国人在历史教科书中常被认为是印度莫卧儿人的继承者，但在莫卧儿人还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时，英国人事实上并没有与他们较量，而留意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连英国人所击败的孟加拉纳瓦布表面上也还仍然是莫卧儿人的臣子，但他们的政权业已衰落，而英国人的统治就始于此时。孟加拉的纳瓦布已不再非常听命于莫卧儿皇帝，但依然宣誓效忠于他。尽管强大的帝国本身正在烟消云散，但莫卧儿主宰印度之权的帝国地位继续得到广泛承认。
1857年，当所谓“印度士兵哗变”威胁到英属印度的根基时，形形色色的参加联合起义的反英武装力量，可以通过共同承认莫卧儿皇帝作为印度统治者在形式上的合法性而结盟。事实上，这位皇帝是不情愿领导那些起义者的，但这并没有阻止起义者们宣告他为全印度的皇帝。八十二岁的莫卧儿君主巴哈杜尔·沙二世，常被人称为扎法尔，非常热衷于阅读和作诗，而对进行战争或统治印度则意兴阑珊。在这次哗变被残暴镇压、德里城大部被摧毁时，他对于救助遭到英国人杀害的 1400 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几乎无能为力。这位诗人皇帝被放逐到缅甸，约五年后在那里故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一个在缅甸成长中的孩子，我曾被父母带着去看扎法尔在仰光的坟墓。这座坟墓就在著名的瑞光大金塔附近，规格遭到限制，不过就是安放了一通毫不起眼的石板，上面覆盖着波纹铁皮，丝毫没有显贵之处。我记得曾与父亲谈论此事。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统治者，显然一定害怕这位末代莫卧儿皇帝的遗骸还有引人忆起历史风云的力量。墓碑铭文仅有“巴哈杜尔·沙系德里前国王”寥寥数字，在这样表示纪念的文字中竟然不提“帝国”一词！直到多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扎法尔才获得礼遇，总算有了一座与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的身份近乎相称的坟墓。
五
倘若英国不曾入主印度，莫卧儿帝国大有可能的继承者也许会是孟买附近新兴的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塔人政权。这些政权定期洗劫莫卧儿帝国的都城德里，并利用它们的实力干扰印度各地。早在1742年，东印度公司就在加尔各答的边缘建造了巨大的“马拉塔堑壕”（Maratha ditch），以减慢马拉塔骑兵闪电般的突袭。这支部队骑行神速，能跨越一千英里或更长的距离。可是，马拉塔人距离整合一切从而制定一个建立全印帝国的规划还相去甚远。
比较而言，英国人只有在成为次大陆多半领土的主宰力量时才会心满意足。因此，与其说他们从海外带来了对一个统一的印度的新愿景，毋宁说他们是在充当本土既往帝国的继承者。几乎在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人的统治就立即开始从其在加尔各答的 帝国基地向国内其余地区扩散。随着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在印度各 地的扩张，加尔各答成为这个新兴帝国的首府。从十八世纪中叶直到1911年（首府于是年迁往德里），它一直占据着这个地位，而对印度其他地区的征服正是在加尔各答策划和指挥的。在很大程度上，东印度公司从其在孟加拉的经济运作中获取的利润，成为英国人于殖民扩张时期在印度各地从事战争的资金来源。
在普拉西战役之后，被广泛称为“孟加拉金融失血”的情况很快发生。东印度公司将纳瓦布们置于控制之下，不仅从领地财政收入中赚了大钱，而且凭借自己在富有的孟加拉经济体系中独享的免税贸易特权而收获颇丰，甚至用不着算上东印度公司定期向当地商人索取的所谓“礼物”。那些希望受到英帝国荣耀激励的人，最好避而不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要避而不读他对一个“压迫并横行于东印度群岛的商业公司”滥用国家权力的论述。正如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所观察到的：
经济数字有目共睹。在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时，英国生产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印度则创造了22.5%。到英国统治印度的巅峰时期，这些数字就几乎被颠倒了：印度从世界名列前茅的制造业国家沦为饥荒与贫困的象征。
虽然大多数来自金融失血的赃款落入了在孟加拉的英国公司官员手中，可英国国内的政治和商业领袖也普遍参与了分肥：普拉西战役之后，伦敦将近四分之一的议员拥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英属印度帝国的商业利益于是深度渗入英国权势集团内部。随着人们认识到需要法律与秩序以及稍许公平合理的治理方式，这个强盗与统治者合二为一的综合体，最终确实被后来发展起来的 传统殖民主义所取代。然而，东印度公司早期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孟加拉经济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制图员约翰·桑顿在其著名的1703年地区图表中描述道：“这个富饶的孟加拉王国”在1769―1770年间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饥荒。当时的估计表明，约三 分之一的孟加拉人口死亡。这几乎肯定是一种过高的评估。我们于是在圣谛尼克坦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试图弄清实际可能的人 口死亡数字有多高。不过，毫无疑问，那是一场伴有非常严重的 饥饿与死亡的巨大灾难，而那场灾难就发生在一个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饥荒的地区。
那场灾难产生了至少两个有重要意义的效应。首先，英国人早期在印度统治的不公正，成为英国自身大量政治批评的主题。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力宣告东印度公司“完全不适于管理其领地财产”时，有许多英国人发出声音，做出了类似的批评。最强有力的控诉来自名士埃德蒙·伯克，就在他于1789年弹劾华伦·哈斯丁斯时的议会发言之中。伯克对哈斯丁斯的公开谴责既有力又雄辩，但他关于哈斯丁斯个人背信弃义的见解是严重不合时宜的。在阻止英国人广泛劫掠印度这方面，哈斯丁斯曾经付出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与他的几位负责东印度公司的前任，包括克莱武，形成了对照。奇怪的是，伯克非常钦佩克莱武。不过，对于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恶劣程度，伯克的总判断并没有错。其次，孟加拉的经济衰退最终也确实破坏了东印度公司的商务，伤害了英国投资者自身，而且给伦敦的权力集团提供了将它们在印度的商业机构变成更为正规的国营公司的理由。在伯克公开谴责哈斯丁斯时，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以所谓“后普拉西战役劫掠”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很快就被殖民征服时期取代，殖民征服很快成为帝国标准，而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次大陆对这一标准变得越来越熟悉。
六
从十八世纪晚期至1947年印度独立，如此漫长的英属印度古典帝国主义阶段有多么成功？英国人声称，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包括民主、法治、铁路、合股公司和板球，可是在两国之间的帝国关系史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始终十分宽阔，而板球则是个例外。如果把独立前若干年的记录聚拢起来评估，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与他们自伐其功夸夸其谈相对照，他们的成就实在差得太远。
实际上，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那首关于帝国主义的名诗里惟妙惟肖地再现了英帝国行政官员自鸣得意的口吻：
肩起“白人”的重负——
平息野蛮残暴的战事——
填满“饥荒”的巨口——
努力让疾病就此消失。
唉！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炫目成就，既不包括消除饥荒，也不涉及救死扶伤。我们绝不会无视一个事实，即在英属印度帝国寿终正寝时，印度人的出生预期寿命低得惊人，最多只不过区区三十二岁。
殖民统治在忽视基础教育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怠惰，反映了首要行政官员对业已臣服民族的需求的态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等性。在十九世纪，英国政府在实现英国本土人口普遍识字方面变得日益坚定不移。相形之下，在英国人统治之下的印度，识字率却非常低。在英属印度帝国终结之时，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低于百分之十五。印度仅有的识字率较高的地区 是特拉凡哥尔与科钦两个“土邦”（形式上自外于英帝国），而它们从印度独立时起就构成了喀拉拉邦的主体。这两个王国虽然在对外政策和防务方面依附于英国政府，但严格来说一直不属于英帝国，而且在对内政策上有相当大的自由，于是它们实行了有利于更多发展学校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的政策。
殖民统治的二百年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停滞时期，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没有提高一星半点。独立后，这些严酷的事实在新获自由的媒体上被大量披露出来，而应当承认，这些媒体的丰富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英国公民社会继承的遗产。尽管印度媒体在英国人统治期间经常因遭到审查而噤声当局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禁止对英帝国统治提出批评，例如在1943年孟加拉饥荒发生时就是如此 但在英国精心养成的新闻自由传统，还是随着国家获得独立而为印度提供了一个可资效法的良好范例。
实际上，印度从英国获得了许多绝妙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只有在独立后才可能并在实际上为印度所采用。印度的诸语言文学从英国文学汲取了某些灵感，也从中借用了一些体裁样式，连长盛不衰的印度英文写作传统也不例外。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下，对于出版和宣传什么是有诸多限制的（甚至泰戈尔的一些书也被禁止出版）。如今，印度政府已无此类需要，可令人感叹的是，出于诸多全然不同的原因，国内威权主义政治施加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烦扰，有时并不比殖民统治时期逊色。
在这一方面，也许没有什么像多党民主和新闻自由的正常运行那样重要。但是，在帝国时代，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下，它们往往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它们只是在英国人离开之后才变得切实可行。换言之，它们是学习英国自身经验的结果，而印度只有在英属印度帝国终结之后才能自由运用它们。帝国统治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专制：不对等的权力通常并不认同新闻自由或票决民主，因为它们无一符合控制殖民地臣民的需要。
七
英国人自称，他们已经消灭了诸如印度之类附属领地上的饥荒。对此抱以类似的怀疑态度是恰如其分的。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伴随着1769―1770年的大饥荒开始的，而在整个英国人统治期间，饥荒在印度频繁发生，始终不曾断绝。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是伴随着1943年极其严重的饥荒而告终的，我在第七章中已对此予以论述。相形之下，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还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
还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有助于在独立的印度消灭饥荒的制度，也就是民主和相对自由的媒体，是直接来自英国的。这些制度与防治饥荒之间的联系是不难理解的。饥荒是易于防止的，因为较小数量的免费粮食，或以较低的工资提供一些公共就业机会（从而使公共就业机会受益人获得购买粮食的能力），就能让那些遭受饥荒威胁的人具有避免极端饥饿的能力。所以，任何政府都应当能够阻止一场迫在眉睫的或大或小的饥荒，而这也非常符合一个在正常运行的民主体制内并允许新闻自由的政府的利益。新闻自由使一场正在加剧的饥荒的事实真相变得众所周知，而民主投票又使政府难以在饥荒期间或事后赢得选举，因此会更为强烈地激励它毫不迟延地解决问题。
只要人民没有民主权利，印度就没有这种免于饥荒的自由，即使它是由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民主国家统治着，而且在这个国家的大都会里就有极为驰名的新闻自由，可在殖民地却没有这样的新闻自由。这些以自由为取向的制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而不是为帝国臣民服务的。
1941年，泰戈尔（在他最后一个生日之际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有力地控诉了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表示，印度从其与英国的联系中，如从“围绕莎士比亚戏剧和拜伦诗歌，尤其是……十九世纪英国政治中心胸豁达的自由主义等中心议题的讨论中”获益良多。他在这个最后的演讲（《文明的危机》）中说，悲剧在于这一事实，也就是“他们自己文明中真正最好的东西，即对人际关系中尊严的维护，在英国对印度的治理中完全无足轻重”。英国的作用与英帝国主义的作用之间的区别已经再清楚不过。当英国国旗正在印度各地降下之时，我们就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区别。
作者简介：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美国经济协会、经济计量学协会和国际经济协会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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