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表现出了印度对巴基斯坦明显的示弱迹象。莫迪极端的民族主义政府选择了一种不民主的国内战略，不正式提供有关边境沿线情况的任何真实信息，拒绝与记者接触，阻止议会中的提问和讨论，将印度公众置于黑暗之中。根据2017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驻印度大使肯尼斯·贾斯特（Kenneth Juster）的说法，莫迪政府禁止美国在声明中提及中国边境的侵略行为。这种不透明性可以是短期的解决办法，但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与此同时，在实控线东部，高级军事指挥官也证实有关中国建设基础设施的报道，包括新的桥梁、道路和部队宿舍。在“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与中国有1126公里的边界，在锡金有220公里的边界。2019年，来自“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的印度人民党议员塔普尔·高（Tapir Gao）告诉人民院，中国占领了“五十至六十公里”的印度领土。

塔普尔·高表示，如果未来会出现类似洞朗的对峙，那将是在“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他指的是两国在2017年的重大对峙。2021年1月，媒体报道在锡金北部的纳库拉（Naku La）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对峙。潘德谈到需要在实控线印方一边填补现有空白：“现有东部地区的情况，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正专注于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建设直通边境的道路连接。”

在实控线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莫迪政府通过禁用应用程序、严格的投资规则和突袭中国公司等方式对中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试图平衡中印不对等地位。在外交谈判中，印度代表不再要求恢复到“2020年4月现状”。2022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年度峰会上，莫迪和中国领导人在达拉克危机以来第一次同台，但双方没有举行会谈。

莫迪本人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自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后他被美国拒绝签证以来，他就成为中国的常客。每次他从中国回印都承诺增加中国在古吉拉特邦的投资。在2014年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莫迪表达了对中国模式的钦佩，并表示印度应该复制此模式。在2014年巴西金砖国家峰会上与中国领导人首次会面后，莫迪称：“中印关系日益密切符合两国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共同书写历史，为全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然而八年后，这一预言变得支离破碎。

由于莫迪政府极端的民族主义宣传，公众认知与现实存在极大差距。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最近对7000名印度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9.3%的受访者表示印度“肯定”或“可能”会在战争中打败中国和巴基斯坦。击败巴基斯坦的数字已攀升至将近90%。由于双方军队在有争议地区附近增加士兵部署，这些被误导的观点进一步增加拉达克现有的冲突风险。公众错误地认为军事胜利对印度来说已成定局，迫使印度政府为了满足这种期望在其选择上一错再错。印度政府使用“摩擦点”的委婉说法来描述中国军队进入的区域，但正是这种“摩擦”才能点燃更大的火。

2019年8月，在莫迪第二任期初始便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半自治地位，同时将查谟邦和克什米尔地区分为拉达克和查谟克什米尔两个联合领土。内政部长阿米特·沙（Amit Shah）在议会中发誓要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完整献出生命，他表示，该领土包括由中国控制但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阿克赛钦。中国对此反应强烈，敦促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谨言慎行，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相关协议，避免采取使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

莫迪催促外交部长苏杰生赶到北京安抚中国，但收效甚微。几天后，在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闭门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抗议，称印度的行为“挑战了中国的主权利益，违反了双边关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协议”。

地理空间分析公司HawkEye360主管克里斯·比格斯（Chris Biggers）提供的卫星图像表明，中国于2019年8月（或此后不久）在边境附近建设了许多与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当年10月，中国领导人访问金奈附近的马哈巴利普拉姆，并与莫迪举行会晤。

金奈会晤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前一年，两国领导人再武汉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晤，两人承诺为各自军队提供“战略指导”。这些峰会被视为在 2017年洞朗危机之后，两国通过领导人外交而重新建立双边关系的信号。《中国日报》一篇社论称：“金奈会晤表明两国政府珍惜通过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

在金奈会晤的开幕词中，莫迪创造了“金奈互联”的口号，标志着“两国合作新时代的开始”。《第一邮报》（Firstpost）的一篇社论写道：“我们正在慢慢进入个人外交（personal diplomacy）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高层领导之间的联系以更好地互动，而不是通过两国政府。”

印度公众不知道的是，至少在一个月前，班公湖的紧张局势一直在酝酿。班公湖是一个全长135公里风景秀丽的咸水湖，其中三分之二由中国控制。该地区的印度指挥官一直试图改善他在北岸的阵地，这引起中国军队的不满。该湖及其北岸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双方士兵之间经常发生紧张局势，包括偶尔的摩擦。在沙阿对阿克赛钦发表声明之后，当地印度指挥官的行为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最终导致事件迅速升级为双方间的大冲突。冲突结束后，9月，受伤的印度士兵不得不被空运到列城。冬季过后，争取更好战术阵地的行动仍在继续，最终导致2020年5月5日的重大冲突。

2020年初，在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德普桑平原和军事重地道拉贝格奥尔迪地区，中国军队违反了一项非正式谅解，允许在其称为瓶颈或Y形路口的地方相互巡逻至一定距离。一支中国巡逻队违反了这一规定，来到了伯茨附近的中国索赔线。作为报复措施，印度军队决定在瓶颈处阻止中国军队巡逻。中国军队的回应是在同一地点停放一些车辆，并阻止印度进入拉基河和吉文河沿岸的五个巡逻点，包括10号、11号、11号A、12号和13号巡逻点。

这曾是2013年发生对峙的地方，两周后在拉达克东南部的丘马尔通过印度人的互惠行动解决这一僵局。当时，双方同意从争议地区撤军。2020年7月，前北方司令部司令帕纳克（KT Parnaik）中将告诉《印度快报》：“战略监视形成的预警系统使我们能够在实控线做出部署，从而检查入侵行为，同时我们诉诸于交换条件（Quid Pro Quo，简称QPQ），就像我们在2013年德普桑入侵期间所做的那样。早期反应会产生影响力，这很重要。”但在2020年，印度方面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早期反应。

与这一切无关的是，印度军队决定改善进入14号巡逻点的通道，在什约克河（Shyok）外的一条小溪上建造一座60米的贝利桥，这样它的巡逻队也可以像中国军队一样乘车辆出行。这是为了将到达巡逻点的时间缩短为几个小时。在6月的加勒万冲突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视频显示初夏印度陆军侦察队试图找到该地区的最佳路线。

这一企图遭到中国的反对，并成为双方之间的主要冲突点。紧张局势迅速升级，据报道，一架载有当地军事指挥官的印度直升机在空中被中国军队追捕和骚扰。参与拉达克危机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告诉我，这些都是分散的战术事件，但中国人选择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认为其均为印度大计划的其中一部分。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官在过去15年里曾多次在该地区担任不同级别的职务，他承认，拉达克的印度军方领导层应该能够预见中国的评估及其可能作出的反应。

印度的监视和情报设施甚至未能提供警告，中国军队就将两个师从附近的演习区转移到拉达克的实控线，并控制了印度原来声称控制和巡逻的地区。中国在班公北岸的四指和五指附近绘制了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中国国旗和一个普通话标语，这些标识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此时，印度军队无法在德普桑、班公、戈格拉、温泉和巴里加斯地区巡逻。冲突后同时在加勒万河谷设立了一个禁区。印度还部署了军队，并于秋天在该地区增加了近五万名士兵。

中国军队在班公河北岸的四指和五指的地区附近绘制了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中国国旗和一个普通话标语，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图源：谷歌地球）

在印度，中国问题的决策权在于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这是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非正式小组，早期由外交大臣领导，但在过去几年中，由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召集会议并管理。自2003年以来，国家安全顾问还担任印度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的特别代表。媒体报道援引官员观点，中国研究小组“拥有就中国事务做出决定所需的全部人员”，并且管理实控线是“该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研究小组不是一个正式机构，其审议和决议既不用在议会讨论，也不用在任何议会委员会讨论。一位参加过中国研究小组会议的官员告诉我，该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拉达克危机的高峰期，有时印度外长苏杰生、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以及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也会参与审议。

中国研究小组密切关注拉达克危机，紧紧控制着中印军长级会谈的议程和要点。据这位官员称，在这些会议上经常表达对军事升级的担忧，广泛的共识是希望借由避免重大冲突发生，从而和平解决危机。尚未有新闻稿或官方报告表明拉达克危机已在内阁安全委员会或整个联邦内阁中进行讨论。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两位领导人莫迪和沙阿都在此问题上保持沉默，武装部队和政治领导层之间也保持着沟通，包括多瓦尔。然而这一切伴随着拉瓦特在2021年12月意外去世而改变。

幸运的是，两国军队和政府之间的通讯线路保持着畅通状态。高级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举行了正式会谈，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外长和特别代表之间的电话交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批准的计划：“交换条件”方案。在曼莫汉·辛格政府的支持下，政策研究中心于2012年编写的《不结盟2.0：20世纪印度的外交和战略政策》的文件也正式说明此计划，文件指出，有几个区域的地方战术和作战优势取决于印方，这些区域应该确定下来，并指定用于印方有限的进攻行动。（译者注：“交换条件”方案是印度应对与中国边界冲突的众多方案之一。具体指印度军队通过入侵一个区域并占领中国一侧的领土来应对中国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的行为。）

2020年8月，印度决定在班公以南的凯拉什山脉地区实施“交换条件”方案，此前部队、弹药、备件、商店和补给品已储备完善，以备不时之需。19世纪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著作《战争论》（On War）中写道：“突然手持复仇之剑有力地过渡到进攻，是防御最伟大的时刻。”拉达克的转变是突然的，在某一时刻，随着双方开火，局势有升级的危险。除了步枪和机枪外，还发射了火箭弹。幸运的是，没有已知的人员伤亡。

然而，印度军队选择将自己限制在占领其认为位于实际控制线一侧的凯拉什山脉（Kailash range）的山峰上。中国军队的反应是占领该地区最重要的山峰，同时向靶场的空隙移动，因为中国要求印度停止射击。比格斯从卫星图像中指出：“当印度进入热赞山脊时，这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将重心转移到楚舒勒（Chushul），我们看到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和空喀山口（Kongka La）地区重新部署自行火炮和其他装备 。”

中印两军现在面对面，就连双方部署的坦克也相距不过几米。局势升级的威胁是真实而持久的，对意外冲突的担忧让当地指挥官彻夜难眠。负责拉达克的高级指挥官告诉我：“当我奖励那些采取攻击姿态，对中国军队开火的士兵时，我正在担心这件事是否会失控。”毕竟，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螺旋式升级的威胁非同小可。

现在，印度在凯拉什山脉至少一个地方占据了上风，这导致中国开始就脱离接触进行严肃谈判。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于当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但没有取得进展。僵局持续整个冬天，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冲突或战术行动。

印度和中国的军队和坦克于2021年2月在凯拉什山脉脱离接触，双方在此地彼此相持部署约六个月（图源：PTI）

因此，当两军在2021年2月同意脱离接触时，这令人感到意外。双方将从凯拉什山脉（印度已经进入）和班公湖北岸（中国进入的地方）撤出。两国在争议地区的班公湖北岸建立禁巡逻区，中国军队将拆除在那里建立的所有基础设施，并撤除此前画在那里的中国地图、国旗和标语。印度仅同意在凯什拉山脉班公湖北岸脱离接触，而不是在整个拉达克寻求脱离接触。进入凯拉什山脉造成的压力意味着印度无法在10公里外的班公湖巡逻至8指，但它也将中国在该地区排除在外。

2022年6月，在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举行的一次公开研讨会上，拉克什·夏尔马（Rakesh Sharma）中将（前拉达克军团指挥官）辩称，中国军队占领了该地区最具统治力的高地，直接监视和控制印度主要通道，这让印度军队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脱离接触方案以换取班公湖北岸。

两名直接参与“交换条件”行动和脱离接触的高级官员表示，对脱离接触计划的批评是不公平的。一位负责拉达克事务的军事指挥官告诉笔者：“期望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局势升级的危险很大，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驻军司令部的二副出席了最高级别的审议，他援引了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每个杠杆只能移动一定重量的物品，而凯拉什的这个杠杆作用有限。你甚至可以问我为什么没有用凯拉什解决“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的问题，但这现实吗？”他的第二个理由更引人注目，“北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先事项，因为中国军队绘制了中国地图和国旗，这对国家士气有影响，我们想把它去掉。”

2021年2月12日，国防部宣布未决问题将“在班公错脱离接触完成后48小时内处理”。然而，到8月，仅在戈格拉的17号A巡逻点完成了进一步的脱离接触。这让15号巡逻点、德普桑盆地以及巴里加斯悬而未决。与中国军队进行多轮谈判的参与拉达克危机的高级指挥官向我承认，德普桑盆地和巴里加斯目前“难以解决”。他表示，有时当决议似乎接近尾声时，中方尤其是出席会谈的政委会很快停止讨论。

陆军司令部高级军官辩称，中国军队没有在德普桑进行任何永久性建设，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在巴里加斯没有任何积极消息。除了印度声明中国拒绝当地人出于宗教目的进入当地取水地是不合理和不可接受的。巴里加斯是拉达克少数几个中国宣称拥有主权但由印度控制地区之一。

然而，中国军队已在巴里加斯建设了一些基础设施，并在2022年夏天进一步完善，这限制了印度牧民。此外，中国人开辟了一条从南部到恰尔丁山口（Charding La）未经过铺砌的陡峭道路，恰尔丁山口是实控线上的一条5828米高的山口。印度军队一直在这个通道巡逻，该地区也一直发生对峙。根据夏尔马（Sharma）的说法，问题的核心是拒绝印度巡逻队在恰尔丁山口巡逻，并且在该地区就缓冲区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2020年6月中旬，中国中央电视台录制并发布一段视频画面显示，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期间的中国（前景）和印度士兵（背景）（图源：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自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在拉达克地区全面加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为之坐立不安。比格斯表示，随着拉达克地区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中国有能力迅速调动部队，以应对印度构成的任何潜在威胁，中印双方军队力量对比和调动速度呈现出明显不对称性。即使在脱离接触地区，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意味着中国军队地面部队可以迅速返回其先前占领的地区。

印度陆军副参谋长马诺基·潘德表示，当其向拉达克地区的高级指挥官询问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事宜时，指挥官表示印度在此边境的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印度原本仅有一条步道，而现在有一条吉普车专用道，虽然另一侧的中国军队可能有一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但印度已优于以往。自2020年5月，印度着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东拉达克地区，已建立三个连队模块，能容纳近三万五千名士兵，该地区的重点一直为完善基础设施、道路连接和桥梁建设以及弹药地下储存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拉达克地区的军事部署，让印度迅速打消恢复至2020年5月之前状态的想法。2022年3月，当记者苏哈西尼·海达尔（Suhasini Haidar）采访苏杰生时，问及其是否曾向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恢复原状的要求，苏杰生微笑着回避此问题。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官员在一次私人活动中被一位学者提问时，该官员表示脱离接触和降级应被视为恢复2020年4月的状态，但此逻辑意味着印度部分接受中国制定的既成事实。

前北方军区司令胡达（DS Hooda）中将告诉《印度教徒报》：“如果我们将现状定义为，中国军队必须从于2020年进入我方的地区撤离，这同时是对现状更实际的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坚持‘原状’立场，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印度在实际控制线上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否则，我们不会善罢甘休。”

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丹·奥特曼（Dan Altman）的研究表明，如果既成事实没有得到迅速抵制或扭转，随着侵略者巩固其地位并建立新常态，转变既成事实将变得愈发困难。奥特曼发现，在一场军事化的国际争端结束时，侵略者在世界各地占领的59处领土中，有47处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被侵略者不间断地持续占领。这意味着情况对印度不利。

在过去十五年里，中印双边关系逐步降温，还夹杂着以边界僵局形式出现的警告信号，包括2013年德普桑对峙、2014楚玛尔要塞对峙和2017年洞朗对峙。在曼莫汉·辛格政府领导下，印度经济经历高速增长时期，加之有保证的外交政策，印度决定扭转将与中国的边境地区视为属于外围地区或充当“缓冲区”的长期政策，以防止中国进入印度核心要地。

2006年，印度外交大臣萨仁山（Shyam Saran）建议在拉达克和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建设战略道路，并提议恢复众多自1962年以来一直闲置的前进着陆场（Advanced Landing Ground）。退休后，他于当年9月受命对中国边境沿线的基础设施进行调查，从而制定包括拉达克、锡金、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和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在内的公路、桥梁和铁路线网络计划。印政府批准在边境地区建设总长862公里的战略道路。2008年，印军开始在中印边境组建部署两个新的山地师以及装甲旅、炮兵旅、步兵旅。其现代军事装备，如C-I3OJ和C-17运输机，均采购自美国。

此时恰逢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长远的政治影响。尽管美国未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并因国内困境而陷入泥潭，而中国经济的腾飞则振作本国势气。中国迅速扩大其海外投资，并坚决拥护南海和东海的领土完整。中国硬实力的变化激发其展现实力的更大意愿。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接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发表关于“更加自信的中国”的演讲。印度总理办公室对其进行最高级别的审查，该审查仅涉及内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明确印度可利用的短暂窗口以产生威慑中国所需的硬实力，因为中国最终必将注意力转向与印度的边界争端。《不结盟2.0：20世纪印度的外交和战略政策》报告很大程度上反映此想法，萨仁山是该报告的合著者。报告称，中国有可能诉诸领土掠夺。无论中国采取有限的调查，还是采取更大攻势，印度的目标都应是恢复“原状”。

2013年，中印签署《边防合作协议》，首次明确双方在实际控制线发生对峙时应采取的具体措施。该协议旨在防止跟踪巡逻等相关事件，并总体上简化沟通渠道，包括五层沟通机制：实控线边防人员会晤、高级官员会晤、部级定期会晤、印中边境事务磋商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以及中印年度防务对话。

该协议还规定了中印两国军事总部间的热线，但热线迄今尚未开通。实际上，双方士兵已默认向实际控制线开火是禁忌，开火意味着设计和使用各种其他暴力手段，将酿成悲剧。

那一年，曼莫汉·辛格政府批准在中国边境组建一支新的山地突击队，然而在2018年莫迪政府截断此进程。莫迪政府以资金匮乏和更加注重现有安排的“优化”为由，政府只通过组建两个提议部门的其中之一。山地突击队现已被分配至中印边界的东部地区，负责西藏地区。

几名现役和退役军官表示，印度在中国边境增兵并改善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到2010年为止，印度军队能够向实际控制线更高效地派出更强大的巡逻队。这些巡逻队开始定期巡逻以往印度军队未曾涉足的地区，更频繁地与中国军队的巡逻队接触。中印两军之间越界和对峙的次数猛增，但现有协议能够解决这些小纷争。在双边会议上，中方开始抱怨印度建设边境基础设施，并提议双方冻结新的建设。这被印度拒绝，因中国已在西藏建设了大规模的边境基础设施，而印度只是在追赶中国。

边境地带的中印士兵（图源：Hindustan Times）

印度在2009年之后再次尝试控制其声称的“边界线”，但中方表示不满。2018年，前东部军区中将普拉文·巴克希（Praveen Bakshi）在一次关于洞朗危机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军队高级军官向印方表示抗议，据处理拉达克危机的指挥官声称，在最近的高级指挥官会谈中，中国军队领导层对印度军队开始在过去十二年未曾涉足的地区定期巡逻表示抗议，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也向巴克希证实了这一点，该学者曾在2019年前往北京与中国军队高级领导层接触，中国军队高层抱怨印度侵略并企图越过实控线，甚至提出要展示无人机的摄像画面。

这位美国学者补充，特别是在2017年洞朗对峙之后，中方热衷于“教印度做事，让其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洞朗，印度军队阻止了中国的道路建设方进入中国声称为本国领土的不丹领土。对峙持续73天，最终在两国最高层的政治干预后解决。印度媒体和分析人士称这是印度的胜利，但中国显然在一年内从未离开过该地区。相反，中国增强力量部署并建造大规模基础设施，以容纳部队和军事装备。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似乎从洞朗吸取了教训，并将其应用于拉达克对峙。中国快速高效大规模部署军队并始终保持自信的姿态，令印度军队措手不及。中国知悉印度领导层渴望在国内宣传上取得胜利，因此不顾一切取得“真正的胜利”，中国在拉达克对峙中充分利用这一弱点。

在洞朗危机发生几个月后，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举行非正式峰会，这让印度相信已找到重新调整与中国关系的新方式。两位领导人都承诺向本国军队提供“战略指导”，以防止激化边境危机。

在非正式峰会后，印度军队设计新的流程和演习以防止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包括联合巡逻和交错巡逻。当时参与涉及的高级军官告诉我，中印在拉达克地区存在重大分歧，这些措施奏效的前景暗淡。此言的确具有预言性，大肆宣扬的武汉精神几乎立即变成了纸上空谈。

印度逆转中国在拉达克取得的收益的选择正在减少。印度军队从巴基斯坦边境重新部署并调整六个师的兵力，在拉达克地区部署近5万人，在2020年之后，进一步加强拉达克地区的监察力度以防止中国军队进入。据印陆军司令部高级官员称，拉达克危机迫使中国将部队部署在离实控线更近的地方，使中国脱离“舒适区”，若发生冲突，该官员表示有信心在战术和作战层面上与中国势均力敌，但其不确定中国军队在网络和电磁频谱战中的实力。人们还担心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某些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存在巨大差距。在与许多高级军官谈及拉达克和中国军队时，他们对中国军队不屑一顾，但对与中国的军事升级前景感到畏惧。

印度似乎决意坚持这一路线，并且未表现妥协中国进入实控线的意图。北方军区司令乌彭德拉·德维维迪中将在采访中表示，印度决心杜绝冲突发生，“我们既有战略耐心，也准备好等待。印度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如果时间延长，印度将继续等待下去。”这是因为印度担心如果其试图在实控线进行另一次“交换条件”方案行动可能会导致意外升级。成功的“交换条件”方案将使印度能重新回到谈判桌时更具优势地位从而达成有利交易。

中印高级指挥官之间的会谈频率正逐步下降。在印度的多次要求下，最近两次分别于2022年3月和7月举行。频繁举行较低级别的会谈可以降低冲突风险，但无法在更广泛的议程上取得进展。

印度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军事和外交谈判上，这导致中印在边界地区脱离接触以增加两国军队之间的距离、减少直面对抗，通过建立禁巡逻区保持相距几公里。但这种脱离接触是实控线的印度一侧受限。

根据印度的设想，脱离接触之后是降级，双方将在距离前线几个小时的地方部署部队并携带重型军事装备。然而，中国断然拒绝降级。虽然印度方面谈到部署所需的小时数相等，但中国坚持后退相同的距离。这在军事上对印度不利，因为中国优越的边境基础设施将使其能够在类似的距离上更快部署军队。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所有额外部队全部撤离拉达克。在将一支师级规模的反叛乱部队从乌达姆普尔（Udhampur）转移到拉达克南部之后，印度军队没有心情或意图在2022年4月后又将转移到那里的所有部队撤出战区。

即使中国同意印度的三步程序，中国为高效作战部署提供支持的新建基础设施及其对现代技术的引入所带来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为中印信任已经完全破裂，脱离接触最多只能在战术层面为中国带来的复杂战略挑战按下暂停键。

这一挑战来自中印两国之间日益扩大的权力差距。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五倍，国防开支是印度的近四倍。在技术上，中国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巨大进步，而印度则远远落后。

在地缘政治上，印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正在衰落的美国的崛起伙伴，而中国的既定目标是在2049年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希望那时在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莫迪执政的八年里，权力平衡向中国转移，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面临严峻挑战。

1962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向亚洲发出中国比印度更强大的信号，在此60年后，拉达克危机令南亚地区国家清楚得知印度并非中国的对手。2022年8月，尽管印度公开抗议，斯里兰卡对中国科考船远望5号停靠其港口的态度证实此现实。尼泊尔亦是如此，尼泊尔公开反对印度以“烈火之路”（Agnipath）计划招募廓尔喀人加入印度军队。

1962年，印度在有争议的拉达克边境地区建造一座临时堡垒以应对中国（图源网络）

尽管莫迪政府颁布“邻里优先”政策，但在过去八年中，印度与其南亚邻国的交往低谷远多于高峰。2016年，莫迪因乌里袭击事件退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合作的唯一论坛）的年度会议，试图在南亚地区孤立巴基斯坦。尽管印度试图推动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以及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倡议（BBIN），但印度一直无法用实质性替代方案取代南盟，无法与财力雄厚的中国及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相提并论，再加上印度不满其被视为南亚地区霸凌者，这意味着印度在南亚的“统治范围”已缩小为一个小区域的“影响范围”。

由于莫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拉达克危机前，执政的印人党领导人在政治演讲和竞选活动中大声疾呼并攻击巴基斯坦。自拉达克危机爆发以来，印度无法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两线相连的军事威胁，这迫使印度对巴基斯坦保持沉默。印度利用阿联酋与巴基斯坦进行秘密谈判，重申沿线停火，但巴基斯坦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可能会破坏平静，新的陆军参谋长计划于11月接任，因此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并未利用中印的不平衡地位。

印度的未来道路很简单。印度不应仅由安全和情报机构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而是需要发挥外交、政治和经济的作用。印度当局应与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实质性和平进程将使印度可以自由地专注于中国的战略挑战，而并非总把目光投向巴基斯坦以防止另一场危机。南盟应成为达成此目的工具，因其将吸引其他地区国家参与讨论，使它们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进程中的利益攸关方。

莫迪政府不能因担心南盟其他成员联合使中国成为正式成员而回避南盟。随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现成为新兴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印度必须为应对邻国的持续权力争夺做好准备，并学会巧妙应对“政治游戏”。正如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 Shankar Menon）所说：“全球体系的整体不确定性越大，印度在稳定和管理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次大陆方面应给予的优先级越高。”

印度除了将其军队从巴基斯坦边境转向中国进行内部再平衡外，还尝试在该地区进行外部再平衡，尤指重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部长级会议以及其他官方会议制定了包含大量声明的非安全议程，但没有一项提案能改善中印边境的不稳定状况。印度仍然是唯一与中国接壤的四方成员，并且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因担心会激化中国在陆地边界的军事升级，莫迪政府似乎不愿接受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印度还冒着制造潜在印象的风险，即中国开始将印度视为其美国挑战的一部分。然而，印度在俄乌冲突上的态度已充分表明其立场，其态度违背西方的方向并反映中国的行动，让中国困惑于印度真正的合作伙伴和赞助者到底是谁。在中国国际电视台《The Point》英文对话节目中，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中心主任周波大校表示，他坚称印度遵循战略自主有迹可循，并且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正在走这条道路。

印度与俄罗斯的长期关系依赖于印对俄国防物资和替代品方面的广泛需求，使得印度不可能同意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前印度驻俄大使表示，由于印度近70%的军事装备来自俄罗斯，并将服役数十年，因此印度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即使俄罗斯成为中国的伙伴，莫迪政府也别无选择，只能希望俄罗斯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保持与印度的独立关系。尽管在2020年上合组织会议期间，印中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但印度官员声称不允许任何俄罗斯人出席这些会议。印度驻俄大使馆的一位初级外交官告诉我，俄罗斯试图在2021充当中印之间边界危机的掮客，但被礼貌地拒绝了。通过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与中国在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年军事演习，印度已发出与俄罗斯和中国单独接触的信号。如果中印关系每况愈下，莫迪对中印与印俄关系的相对力量假设将受到严峻考验。

在旧国际秩序下取得成功后，中印均在新旧全球秩序交替间的动荡时期中航行。日益强大的中国与印度的陆地边界存在争议，这是印度必须应对的现实。无论莫迪如何拐弯抹角地大声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印度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接受印度是其地缘政治对手。这是一场硬实力的博弈：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政治，然而印度落后于中国，这一现状将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

印度陷入了困境，如果它想维护自己的利益，目前畏惧中国或无视中国达成目标的政策是行不通的。1961年，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在柏林危机中说：“我们不能与那些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可以谈判’的人谈判。” 出于政治需求，莫迪政府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解决方案，试图制造对危机模棱两可来的行动以麻痹印度国内的影响，这迟早会伤害到印度。模棱两可的行为态度总是符合更大大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是中国的利益。

中印在拉达克地区的边界地图，描绘1956年和1960年的中国主张线，以及1962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后的实际控制线(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2014年9月艾哈迈达巴德的萨巴尔马蒂河边他与中国领导人在秋千上亲切交谈，当中国军队在拉达克地区冲进楚马尔河时，莫迪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然而莫迪反而称赞中国领导人，称他是继7世纪佛教朝圣者玄奘之后访问印度的第二位最重要的中国人。此后，莫迪与中国领导人会面17次，但未能为印度争取到太多。

拉达克危机表明莫迪与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化外交彻底失败。这一失败给印度的中国挑战蒙上了漫长而黑暗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