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静】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探索均陷入困境，各种共产党力量不断衰败，力量越来越弱小。与此截然相反，国际“毛主义运动”却呈现出力量不断蓬勃增长的“奇观”。越来越多的反抗力量转向了对解决第三世界的农民土地问题、民族解放问题、民主革命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非常有吸引力的理论武器——“毛泽东主义”。如今，南美的秘鲁、哥伦比亚，东南亚的菲律宾，西亚的土耳其，以及整个南亚地区都存在毛主义政党领导的“持久人民战争”。其中，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规模最大，力量最为集中。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必然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二战后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后逐步进入新殖民主义阶段，而世界毛主义运动则是新殖民主义时代最显著的反抗性力量。南亚新一轮毛主义运动承继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为里程碑的第一波毛主义运动，其直接世界背景是中苏大论战。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南亚成为重灾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尼泊尔革命的直接带动，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力量重新整合，掀起了新一轮运动高潮。对南亚乃至全球毛主义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国际地缘政治研究及中国全球战略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星星之火——南亚毛主义运动的历史溯源

冷战时期，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南亚地区曾客观上受惠于美苏的争霸，例如，印度在美苏间左右逢源，获得了来自双方的不少经济援助。然而，由于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南亚的土地问题、种姓问题等传统社会的沉珂深深地阻碍着南亚的发展，因此从50年代初开始，不少南亚共产主义力量就主张借鉴中国革命模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第一波南亚“毛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大整合的产物，进而又极大地影响了南亚乃至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版图。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南亚共产党几乎全部分裂为“莫斯科派”和“北京派”。“莫斯科派”主张通过和平改良和议会斗争，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北京派”则仍然坚持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暴力革命路线，主张借鉴中国革命经验，坚持武装斗争，即所谓“毛主义道路”。

各国共产党中的“北京派”，即今日毛主义共产党的前身，领导了当时南亚各国的毛主义运动。在原有的深受苏联共产党影响的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化出了实力强大的毛主义力量，一大批共产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扎根基层农村和工厂，夯实自己的阶级基础。这一波毛主义运动席卷了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其中，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毛主义运动均对所在国政权造成强劲冲击。

恰蒂斯加尔邦，印共（毛）的一次集会（图源：Northeast Now）

然而，这一波毛主义运动后来基本上都走入了低谷。六七十年代高潮过后，由于领导毛主义运动的各毛主义政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组织问题，各党分裂频仍。

 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

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这场斗争很快席卷全国，并成为南亚毛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时任印度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的阿乔伊•穆克吉（Ajoy Mukherjee）马上派出1500名警察协助地方治安部队围剿起义者，仅两个月的时间，政府逮捕了1300人，其中包括此次起义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由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中央坚持议会道路，中途收回了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支持并在印度中央政府围剿起义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67年9月，几个邦发生了脱党事件，统称为纳萨尔巴里派的革命党人在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大批地退出了印共（马）。1969年4月22日，激进派组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告成立，当时印共（马列）在全国有2~3万名党员，并在大学生和城市中等阶级中吸收了活动分子。1972年，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转入低潮，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影响此后在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绵延了几十年，改变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

尼泊尔的“贾帕运动”

尼泊尔毛主义运动是在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1971年，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鼓舞下，尼泊尔东部特莱平原地区的贾帕县尼泊尔共产党青年党员成立了尼泊尔共产党柯西区域委员会（后改称尼泊尔全国革命委员会（ML））。1971年5月16日，这些青年激进派在贾帕县的吉米尔噶边村（Jymirgadi）发动武装起义，后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大批党员牺牲。“贾帕运动”即尼泊尔毛主义运动的前身。

斯里兰卡的毛主义运动

锡兰共产党成立于1943年7月3日。历史上斯里兰卡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度十分富有生机。1963年，锡兰共产党决定“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党内激进派领袖N•桑穆加塔桑（N.Shanmugathasan）批评认为，“建设议会团结阵线的策略不过是一种幻想，也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只有通过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来反对新殖民主义，才能得到胜利的果实”，并在党内开展了一系列抗议活动。1963年10月28日，桑穆加塔桑发表声明说：“我被以非民主和不合乎党章规定的方式开除出了这支我参与创建的党。”

1964年1月21日，桑穆加塔桑领导的反对力量召开3天大会，从原来的锡兰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一支新的锡兰共产党。该党拒绝原书记的领导，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为了与原来的锡兰共产党相区别，外界称这支党为“锡兰共产党（北京派）”。1964~1978年间，锡兰共产党（北京派）在斯里兰卡南部、东北部以及高山地区领导了革命武装斗争，这些斗争深深影响了当地的工人、农民、贱民、妇女以及年轻人等受压迫民众。

但后来几经波折，该党经历了数次分裂。最重要的一次分裂是罗汉•维杰韦里（Rohana Wijeweera) 从锡共（北京派）中分裂出来，另组“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JVP）。 维杰韦里曾任锡共（北京派）下属的锡兰红旗青年联合会组织书记，由于其号召立即执行更为激进的军事武装斗争政策，而于1966年4月被开除出党。随后，他组建了游击队组织——“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该组织曾于1971年4月和1986~1989年间两度对斯里兰卡政权造成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锡共（北京派）的一支力量曾经在泰米尔北部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斗争。但这些运动很快就由日益高涨的泰米尔分离运动所替代了。尽管“民族解放斗争”口号最早是毛主义者提出的，但是没有任何一支泰米尔独立武装运动是毛主义式的，除了一支很小的、很短命的，叫做“泰米尔独立国家解放阵线”的组织，但其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孟加拉国的毛主义运动

1966年，东巴基斯坦共产党分裂为“莫斯科派”和“北京派”。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带动下，1967年斯拉吉•斯卡德尔（SirajSikder）带领一批青年共产党人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1968年该“中心”转变为“东孟加拉工人运动”。1971年6月3日，在“东孟加拉工人运动”的基础上，诞生了“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

这支激进的毛主义政党曾对刚刚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的孟加拉国产生重要影响，该党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发起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在理论上、军事上和组织上成为了执政党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最大挑战。

但在1972年“一大”之后，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内部陷入矛盾纷争，外部持续遭受执政党的严酷镇压。1975年该党领导人斯拉吉•斯卡德尔被捕并惨遭杀害后，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陷入危机，开始分裂并持续衰落。

 阿富汗的毛主义运动

1965年10月6日“青年进步者协会”的成立是阿富汗毛主义运动的起点。该组织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拒绝“议会呆小症”和资本主义政策。该组织创办的刊物《永恒光辉》（Sholaye Jawid）在塑造成千上万阿富汗青年人的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以及相当数量进步工人的支持。

但由于外部遭受所谓“假共产主义”、“正统伊斯兰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打压，以及严重的内部分歧——内部接连遭受“冒险主义”、“右倾主义”的挑战以及著名领导人阿卡拉姆•雅日（Akram Yari）身患重病等事件打击，“青年进步者协会”在1972年解散了。尽管“青年进步者协会”解散了，但毛主义者们仍继续留存在阿富汗不同类型的左翼政治组织中。

被伊斯兰党杀害的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和阿富汗解放组织领导人法伊兹·艾哈迈德（Faiz Ahmed）（图源：阿富汗解放组织）

巴基斯坦的毛主义运动

历史上的印度共产党支持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将其看作是穆斯林群众的自决运动。巴基斯坦与印度分割之时，一场非正式的分割也开始在印共内部进行。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党员得到指令，移民巴基斯坦，协助创建巴基斯坦共产党。

然而，巴基斯坦共产党命运多舛，几乎遭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严酷镇压。1951年，巴基斯坦政府总理里亚库特•阿里可汗（Liaqut Alikhan）宣布政府挫败了一起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推翻国家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政府对左翼政党和组织的活动限制进一步加深了。

然而，共产党人和亲共知识分子继续在巴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1953年巴基斯坦共产党在地方大选的成功刺痛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政府再次宣布巴共卷入了推翻政府的阴谋，并于1954年7月推出一项禁令，宣布巴共为非法组织。与此同时，与巴共有关的组织，比如全国学生联合会、进步作家运动和铁路工人联盟也失去了合法地位。1958年，全巴基斯坦农民协会也被禁止。

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发生大分裂。由于巴基斯坦在政治和军事上将印度视为最大的敌人，而苏联采取各种方式对印度进行支援，因此，在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的政治修辞中，亲苏被视为“不爱国”，“亲中”则相反。这一时期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被允许发展，但必须限定在较小的组织规模。

1968年，“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成立，这是一支注重农民问题的毛主义政党，是亲苏联政党“国家人民党”分裂的产物。之前，国家人民党中的一些左翼党员同时也活跃于“农民委员会”，但是该党的地主成员反对该党党员加入农会组织。于是，1968年5月1日，一部分党员脱离了国家人民党，成立了工人与农民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领导了西部边境省份的农民起义，但运动遭到了地主私人武装和政府军队的双重镇压。1978年，由于内部意识形态分歧和组织问题，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再次分裂了。

21世纪的新高潮——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现实图景

进入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以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并随之崩溃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上也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模式迅速影响南亚各国主流执政党，和封建残余一样成为南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例如，在孟加拉国，1991年，主张私有化、取消行政干预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上台执政；1992年9月，原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孟加拉另一主要政党孟加拉人民联盟全国理事会修改了党章，放弃了公有制原则，实行市场经济，引进自由竞争机制。

同样的变化出现在其他南亚国家，更具标志性的是印度的变化。1991年7月初，印度拉奥政府宣布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资产阶级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印度原来宣称的第三条道路正式终结。拉奥总理1994年2月在柏林洪堡大学所作的讲演中指出，“我们正在对过去45年的政策实行转轨。我们将要实行一种市场导向的国内经济和自由的贸易体制。”其具体政策有：以资本自由化推动竞争、国企逐步私有化、大力引进外资、降低关税推动贸易自由化等等，以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入美国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

苏联的崩溃和解体及新自由主义的进攻，给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莫斯科派”和“北京派”的争论基本上划上了休止符，这对南亚毛主义政党来说表面上看是“坏事”，但从根本上看却是“好事”——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力量选择了“毛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仅没有解决南亚地区原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土地问题、种姓问题等等），反而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两极分化问题和阶层阶级矛盾。总体上看，南亚毛主义政党在苏联解体这场大冲击中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在九十年代就基本恢复了元气，并在21世纪迎来了革命的高潮，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大突破。

1996~2006年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十年人民战争”，并成功占领尼泊尔80%领土，尼共（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是由于忌惮印度与美国进行武力干涉，才迟迟没有攻占加德满都。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总书记贾纳帕蒂曾经表示：“南亚各国的毛主义共产党，都极大地受益于尼泊尔革命。”“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中央重组委员会”曾致信尼共（毛），盛赞该党以往的成绩：

“尼共（毛）在南亚乃至全世界毛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革命先锋角色，重燃了纳萨尔巴里精神之火。这项历史性的进步将南亚毛主义者革命力量团结了起来，加速了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

在尼泊尔人民革命的带动下，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出现复兴。2003年前后，在尼共（毛）的帮助下，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成立；2004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共中心合并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阿富汗三支毛主义政党合并成立了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21世纪以来，传统毛主义力量十分强大的斯里兰卡境内的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和分散在孟加拉国的十几支毛主义共产党开启了重组进程；而巴基斯坦的传统毛主义政党——“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也开始恢复了活跃和生机。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整体性复兴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旨在“更好促进南亚地区蓬勃发展的持久人民战争形势”的“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的成立。

2012年2月，尼共（毛）的支持者们举行活动，纪念“人民战争”17周年（图源：Alamy）

21世纪南亚毛主义政党的四种类型

根据其在国内乃至世界的软硬实力、影响力及成熟程度，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政党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力，有实力问鼎中央政权的政党——尼共（毛）和印共（毛）。尼共（毛）在21世纪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的复兴中扮演了旗手和先锋的角色。从1996年尼共（毛）起事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人民革命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十年人民战争”和“十年议会道路”。 尼共（毛）领导的“十年人民战争”引起世界的强烈关注，并一度被誉为后冷战时代最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在巨大的争议下，尼共（毛）于2006年放下武装转入尼泊尔议会政治。在经历了短暂的大选胜利后，尼共（毛）放弃武装、交还战争期间占领的土地、党内发生大分裂，并于2013年大选失利。尼共（毛）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对原本蓬勃向上发展的南亚毛主义运动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冲击。

南亚毛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如今开始逐步转移到更具潜力和影响力的印共（毛）身上。2004年9月21日印共（毛）成立，并由此开启了“将武装斗争拓展至全国”的进程。印共（毛）武装力量如今分布在印度境内的22个邦，其中包括数万正规武装力量和无法统计的大量民兵。印共（毛）迅猛的发展态势成为印度政府的最大威胁。2009年，在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部门的协助下，印度政府采用美国的“低烈度战争”战略出动大规模的军队对印共（毛）展开剿灭，其中包括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其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然而，剿灭行动并未触及印共（毛）的根本，在一些地区印共（毛）的力量甚至还有所发展。

第二种类型是历史悠久，有潜在的实力，但目前还未能真正发展起来，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环境就极有可能迅速壮大的政党。这一类政党的代表是斯里兰卡的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和十几支力量整合尚未完成的孟加拉国马列毛主义共产党。1991年，锡兰共产党（北京派）召开大会并宣布重组为“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桑穆加塔桑凭借其个人威望领导该党直至其1993年逝世。2008年3月，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发表了一封题为《致真正革命共产党的公开信》，信中分析认为，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内部分崩离析的局面是“长期缺乏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集体领导和强有力的组织”的结果，斯里兰卡客观革命条件良好，但主观条件特别是党的领导滞后了。信中呼吁斯里兰卡真正的革命力量重建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在继承桑穆加塔桑建立的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这份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然而，由于内外阻力，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的重组尚在进行之中。

2004年，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中的一些年轻同志组建了“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毛主义者统一团结）”，该组织的成立对于该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该组织尽管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但真正的重建实践并未完成”。2012年“孟加拉国马列毛主义者共产党”成立。该党要继承斯拉吉•斯卡德尔及其领导的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的遗产，重建一支新型的马列毛主义共产党。该党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革命目标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通过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孟加拉国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将发动人民战争作为中心任务，将持久人民战争道路作为孟加拉国革命的主要道路。尽管有一些成绩，但孟加拉国毛主义政党的整合和重组面临重重阻力。

第三种类型是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韧性，但一直维持有限规模的政党。这类政党的代表是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和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阿富汗新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源自1984年“世界革命运动（RIM）”的成立。“世界革命运动”带动了阿富汗一批毛主义组织的兴起和整合。1991年阿富汗共产党的成立是将阿富汗毛主义力量整合为一支党的努力尝试，但成效不大。

2012年，阿富汗解放组织的一次活动（图源：阿富汗解放组织）

“九一一”事件之后，联合抵抗美国及其盟友对阿富汗的占领再次成为了阿富汗毛主义力量整合的一个重要契机。2004年5月，阿富汗共产党、阿富汗解放斗争组织（皮亚卡）和阿富汗革命工人团结三个毛主义组织合并成立为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在成立之初，阿共（毛）向阿富汗的马列毛主义力量发出呼吁，要求一切毛列毛主义力量加入，并得到热烈响应。该党的成立是人民抵抗美国及其盟友进攻阿富汗的一个成果，该党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有清晰的党纲和路线。该党团结的基础是：作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列毛主义，以及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党的最低纲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其团结的基础也包括对“人民战争”达成共识，积极准备人民战争已经成为该党最迫切的任务。

“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PMKP）于2010年8月7日召开全国“七大”。“七大”的召开标志着该党将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毛主义者马杰尔•艾斯拉克•默罕默德建党的初衷。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将自己定位为“巴基斯坦一切受压迫人民的先锋。新党纲认为，巴基斯坦尚处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巴基斯坦人民受到落后的亲帝国主义和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封建统治精英的统治。新纲领还强调：巴基斯坦的半殖民地因素是“解放生产力以及国家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受到沉重压迫的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巴基斯坦仍有48%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有55%的无地人口，这是巴基斯坦人民战争的基础。而如果毛主义者不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伊斯兰力量将继续为帝国主义力量所利用，继续压迫民众。

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认为，巴基斯坦革命也会影响并促成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历史性转变。就地区层面而言，巴基斯坦革命潮流将会席卷南亚并更深层次地影响穆斯林世界。这将打破那些“教权法西斯主义者”对“反帝国主义”的垄断，其本质上并非反对帝国主义，而只是为了达到其机会主义及自我吹捧的目的。就世界层面而言，巴基斯坦的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将会对帝国主义“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造成重大打击。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穆斯林已经成为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替罪羔羊——将帝国主义北约联盟的真正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的（掠夺全世界、剥削被压迫民众）上转移开来。西方民众受到误导，从而支持帝国主义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扩张战争。但是，反对塔利班的战争——一场针对国内反对派和剥削阶级的战争，只能是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战争。

此外，2010年5月1日，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的边界上进行了支持尼泊尔革命的集会和游行。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还表示，将与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和伊朗共产党（毛主义者）共同推动西亚和南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

第四种类型是边缘化的、发展趋于停滞的、在短时间内极小有可能获得大发展的政党。这一类政党的代表是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是不丹主要的毛主义共产党组织，其武装侧翼组织为“不丹猛虎部队”。与南亚乃至全世界其他毛主义共产党相比，该党的特殊性在于：最初是由不丹尼泊尔族的难民问题派生而出，最终由民族议题上升为“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议题。

2003年不共（马列毛）发布《宣言》表示：不共（马列毛）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不丹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动持久人民战争，推翻不丹君主制，进而在不丹建设社会主义。该党将不丹视为印度的殖民地。该党宣称其主要敌人是以不丹旺楚克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2007年3月22日，在不共（马列毛）向不丹政府提出的“13点要求”中，其政治诉求发生重大变化——强调用“人民民主”代替“君主制”、在不丹施行“多党民主制度”。

不共（马列毛）是在尼共（毛）的帮助下成立和逐渐发展壮大的，在该党成立初期尼共（毛）曾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军事支持。2006年尼共（毛）路线的转变对不共（马列毛）的路线造成震荡并引发了不共（马列毛）的分裂。该党分裂为毕冉特（Birat）派和威卡帕（Vikalpa）派（威卡帕由于其“机会主义”倾向于2008年1月被赶出党的核心领导层）。

关于不共（马列毛）现状，2011年“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第5次年会报告指出：“不共（马列毛）的斗争没有太大起色”。2014年“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所做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2008年不丹发生了十几次与不共（马列毛）相关的冲突，但这仅仅是不丹极左翼力量最后的示威。不丹社会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不丹国王“自废君主制”，2008年3月不丹举行国民议会（下院）选举，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此外，较之南亚其他国家，不丹社会矛盾并不特别突出。

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协调者——“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

“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由尼共（毛）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倡议发起成立，“世界革命运动委员会（CoRIM）”在筹建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参加“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年会的政党有：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中央委员会）、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毛主义布尔什维克重组运动）、孟加拉共产党（马列主义者）、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印度革命共产党中心（马列毛主义者）、印度革命共产党（中心）、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

“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2002年发布宣言表明，该组织成立的目的在于：第一，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团结和协调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的行动，以更好应对该地区蓬勃发展的持久人民战争形势。“我们决心将马列毛主义的旗帜插遍南亚次大陆，并升起在壮丽的喜马拉雅山之巅”。不仅将持久人民战争之火燃遍南亚次大陆，还要延伸到南亚地区以外的地方，与正在秘鲁、菲律宾和土耳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持久人民战争汇合。这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的一步；

第二，历史使命是摧毁帝国主义体系和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呼吁南亚地区所有毛主义力量加入，推进正在尼泊尔和印度进行的持久人民战争，在南亚各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呼吁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支持我们，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印度扩张主义的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的斗争。”

“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章程规定，该组织运行的一般原则是：每个党或组织独立决策并将之施行于各自的革命实践。所有组织成员都是平等的。因此，任何适用于某支党或者组织的办法在此并不适用。所有参加党或者组织都必须在各自国家领导人民战争，抑或正在积极筹备人民战争。因此，该组织的主体必须在地下秘密运行。必须牢记，组织原则和条例，绝不能替代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决不能作为解决问题主要途径。该组织的运行基于共识的基础之上。成员必须在各自国家领导或者积极准备人民战争，决不能无限拖延。

鉴于一些成员党或者组织发生分裂，“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不会马上吸纳分裂的分子，而必须由常委会调查其纯正性，再由大会决定是否吸纳。组织在“共识”的基础上运行，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事务”方面，关于“技术”和“实践”层面的问题，如未达成全体一致，各自成员可保有自己的立场。

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理论焦点：尼共（毛）转向议会政治引发的“争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南亚共产党普遍分裂的理论问题——“议会政治”还是“武装斗争”，作为一个绕不开的理论难题和实践瓶颈，再次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了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当中。迄今为止，尼泊尔人民革命将近20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十年人民战争”（1996—2006年）和“议会道路”（2006年至今）。支撑“武装斗争”向“议会道路”转变的是该党以“普拉昌达路线”为名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作为尼泊尔人民革命的实践总结，“普拉昌达路线”自2001年以来逐渐形成，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被尼共（毛）与马列毛主义并列作为该党指导思想。该理论创新引发了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毛主义运动的“大辩论”。印共（毛）曾多次写公开信对“普拉昌达路线”表示质疑。印共（毛）认为，该“理论创新”干扰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界毛主义运动，在毛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中造成了对战略战术和时代特征认识的大混乱。

当选尼泊尔国家总理的普拉昌达（图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尼共（毛）转向议会政治的理论基础—— 一系列理论创新

2006年，在占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尽管尼共（毛）做出了“通过武装斗争1~2年内会完全夺取全国胜利”的判断，但尼共（毛）终究没有进一步推进斗争，而是在推翻封建君主制的背景下，选择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妥协和合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尼共（毛）政治路线上的突变与该党2001年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密切相关：

第一，“21世纪民主问题”。2003年尼共（毛）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题为《全面发展21世纪民主》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尼共（毛）提出“当所有党派都在反帝反封建的框架下，和平的多党竞争是存在的”。后来，尼共（毛）对于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多党竞争是否可行的问题开始采取规避和模糊的态度。2006年，普拉昌达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告知其他的议会政党，我们准备与你们进行和平竞争”，而“做出多党民主的决定在战略上和理论上都是成熟的”，并赋予多党民主普遍性意义，声称这是发展马列毛主义的一次尝试。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道路——融合理论”。首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中国革命模式）与城市武装起义（苏俄革命模式）的融合。其次，则是革命战略与和谈、斡旋、外交战略的融合。最后，则是转变成议会政治，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和平竞争。

2001年尼共（毛）的第二次全国会议刚刚结束后，以普拉昌达名义颁布的新闻公报明确声称：“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领域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给各个国家和世界带来一种革命的全新模式，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把持久人民战争模式和全面武装起义相融合的一种新战略。”

在2005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尼共（毛）认为，“在不同国家推行的持久人民战争正陷入困境的时候，或者随着帝国主义已尝试把干涉主义的镇压战略重新定义为‘长期战争’，以及在持久人民战争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人民军队会遭到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者不惜任何代价仍机械地坚持人民战争的‘持久性’，那么这在本质上是故意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谋方便。”

后来，“融合理论”进一步发展，到2006年之前，尼共（毛）的融合理论变成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平竞争和向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

第三，“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马列毛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已经滞后，帝国主义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2006年12月26日，在关于21世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研讨会上，尼共（毛）提交了一份报告，尼共（毛）认为：“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已经改变，帝国主义在其发展进程当中已经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形态。帝国主义最初的殖民形式已经改变为新殖民主义。现在新殖民主义的这种变化自然要考虑进来。”

2005年11月尼共（毛）的一份中央委员会学习文件表示：“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今天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已经导致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战略分析落后了，这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革命的分析一样，已经滞后于一战前帝国主义的发展形势。”

第四，“尼泊尔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尼共（毛）在其纲领文件中曾经明确做出了尼泊尔革命目前所处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评估。然而，巴特拉伊在2005年3月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解发生了急遽变化，即提出了所谓“民主共和国的次阶段”问题。

2006年普拉昌达在接受BBC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建立新的尼泊尔并不需要粉碎旧的国家，以和平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民主共和国将会解决尼泊尔所面临的问题。2006年11月在接受意大利报纸《快报》（L'espresso）的一次访谈中，普拉昌达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未来尼泊尔的展望，即要把尼泊尔变成像瑞士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尼共（毛）放弃“武装道路”引发南亚毛主义阵营激烈的争论

尼共（毛）回归议会政治并逐渐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激起了南亚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左翼针对尼共（毛）的革命道路及其战略战术的大辩论。南亚毛主义政党普遍认为，尼共（毛）的新政治路线直接冲击了各国毛主义政党在时代主题、革命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共识，其中包括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等重大问题。

作为南亚毛主义运动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印共（毛）对尼共（毛）的新政治路线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印共（毛）于2009年7月20日致信尼共（毛）认为，在实践上，尼共（毛）与七党联盟、参与议会选举，同买办封建政党一起组建政府，放弃根据地、解散人民解放军和共青团，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采取绥靖政策，均违背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革命群众中造成了混乱，削弱了革命阵营；在理论上，尼共（毛）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以创造性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名义提出的几个具体议题，如“21世纪民主”或者“多党民主”概念、“融合理论”、“全球帝国主义”、“普拉昌达路线”等，都违背了马列毛主义。

智利前总统、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阿连德曾试图走“议会路线”但最终失败，其留下的“经验教训”成为了印共（毛）等政党反对尼共（毛）的依据之一。（图源：BBC）

第一，关于尼共（毛）的“21世纪民主”理论。印共（毛）认为，尼共（毛）把做出多党民主的决定描述成是战略上、理论上都是成熟的做法，突出了这样一个危险的论点：用与统治阶级政党和平共处的道路取代通过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的道路，通过所有议会政党（包括充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傀儡的统治阶级在内的）在所谓的议会选举中和平竞争，放弃未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从而为封建、买办反动分子的上台打开大门。而封建、买办反动分子会利用群众的迟疑，以及来自国内外反动分子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的大力支持，绑架整个社会发展议程，并在民主和国家主义的名义下使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为资本主义方向。总的说来，普拉昌达关于多党民主的结论在群众中制造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宪法的幻想。

印共（毛）表示，只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在个人领域的自由，如同马克思说的，在于对必然的认识；政治层面的自由在于必须打碎绑缚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枷锁。

印共（毛）认为，尼共（毛）并未吸取印度尼西亚、智利、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参与所谓的议会民主的经验教训，反而采取与上述国家政党相同的路径。

在印共（毛）的理论杂志《人民进行曲》2006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印共（毛）曾经指出参与资本主义议会选举是徒劳无益的：

“即使毛派政党通过选举上台，让自己的武装部队与旧国家军队合并，这个政权也有可能通过军事政变被推翻……若毛派政党想成为议会游戏的一部分，则必须遵守其规则，而不能独立自主地实施其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司法独立被认为是议会游戏必要的一部分，那么在毛派政党上台后，司法独立是可以阻碍毛派政党启动的每一项改革的。……此外，还会有一些独立的机构存在，如司法机构、选举委员会、帝国主义支持的人权委员会、媒体、各种各样的艺术文化甚至是宗教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如果谁声称投身于多党民主，那么它就不可能不赞成成立这些所谓的独立机构。而其中许多机构是以多样化而又微妙狡猾的方式效力于反革命目的的。谁也不能忘记西方机构渗透和颠覆东欧国家，甚至是前苏联所采取的微妙狡猾的方式。”

第二，印共（毛）批评尼共（毛）的“融合理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并没有为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融合成“新”的混合战略提供任何新的基础。原因很简单，印度和尼泊尔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在一切像尼泊尔和印度的落后国家，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从来不排斥在革命过程当中使用城市起义策略，这也可以从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看到。实际上，二战后社会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城市人口剧增，劳动阶级高度集中于城市。所在国的毛派武装当然更应该重视城市问题并把城市起义作为毛主义持久人民战争战略的一部分，为城市起义做好准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持久人民战争就成为了“旧的”和“保守的”模式，而认为这两种战略应该“融合”为一个。

印共（毛）在信中尖锐地批评道：

“你们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战略并不如你们所说的是新东西。任何一支革命政党都不会认为仅通过军事战略就能夺取革命胜利。政治战略战术是毛派政党采取的总战略战术中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人民解放军非常强大，但是毛泽东同志一直重视政治战略战术，而不仅仅只是军事战略。孤立主要敌人，与所有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在城市和平原地区的劳动阶级和劳苦大众，已经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当今一些毛派政党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些政党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印共（毛）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意识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或者是否缺乏政治战略，而在于正在被实施的政治军事战略的性质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与城市地区工作的优先顺序。如果以政治战略战术为借口，把粉碎国家机器尤其是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降级到不重要的位置，如果为了设法维持统一战线而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备受压迫的人民阶级利益为代价做出妥协，那么实际问题就来了。即便在控制80%领土以后，尼共（毛）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也将是巩固群众基础和政权机关，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粉碎敌人的核心力量。这个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如果没有正确理解人民战争的持久性，则很可能会在战略反攻阶段犯严重的错误。

2007年3月，恰蒂斯加尔邦的印共（毛）集会（图源：Hindustan Times）

第三，关于尼共（毛）的“全球化国家”理论。印共（毛）认为，“全球化国家”的这个结论是与辩证法相悖的，因为它把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降到不重要的地位，而试图把帝国主义当成一个力量均匀的整体。尼共（毛）这一想法的提出是在与七党联盟之后的2006年12月底，随后走上了议会道路。

“所有这些都源于你党对帝国主义的错误估计以及得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全球化国家形式的结论。这样的估计必然导致得出走和平通往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和平过渡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结论。然而，这一估计与卡尔•考茨基1912年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类似，列宁同志曾经揭露过这一点。融合理论最终导向的是和平过渡的理论！……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受半封建社会关系束缚的农民占总人口将近90%的情况下，提出这样折中主义的融合理论真是一个悲剧。……它不是让全体党员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做准备，而是在全体党员中制造迅速获取胜利的幻想。”

第四，关于尼泊尔革命的发展。

“没有任何一个毛泽东主义者会说建立共和国，推翻君主专政的斗争是错误的。同样，也没有毛泽东主义者会反对团结那些特定时间内的次要敌人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不用说，这样的统一战线在性质上是纯粹战术性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该决定革命本身的道路和方向。尼共（毛）的理论问题在于把对抗专制变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次阶段，更为糟糕的是，对抗专制的次阶段主导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尼共（毛）发起武装斗争之前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推翻的目标，甚至根据当时革命推进的情况所作出的具体的阶级分析，现在都服从于所谓的尼泊尔革命的次阶段需要了。这就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次阶段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这一切包括把持久人民战争搁置一边，而把多党民主或者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政党进行政治竞争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甚至是尼泊尔革命的道路。”

印共（毛）批评认为，“反对君主制或国王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尼共（毛）领导人的终极目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并被包含在了为反对国王的次阶段学说中了。”

最后，印共（毛）对尼共（毛）提出所谓“普拉昌达路线”、冠以对马列毛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的称号及赋予其普遍性提出了批评。在尼共（毛）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普拉昌达路线”被定性为长达五年的伟大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在这次会议上，尼共（毛）认为“普拉昌达路线”既是国际意义与国家特性，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还认为尼泊尔革命经验的总结将会服务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

印共（毛）批评认为，建立盲目的个人崇拜从长远来说对党和革命不利。并举了印共（马列）在查鲁•马宗达（英文名）（Charu Majumdar）时期的例子，建议尼共（毛）不要反复灌输对个人的盲目信仰。“我们一贯的观点是这些主义、道路和思想等在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认为是具有明确科学依据之后还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够确立。我们建议你们不要仅仅因为尼泊尔人民战争夺取了某些重大胜利后，在论及新道路新思想时就可以太草率。”

印共纳萨尔派领袖马宗达，印共评价其“将印度革命带入了正确的道路”，但同时犯下了“个人崇拜”和“利己主义”的错误（图源：维基百科）

印共（毛）进一步批评认为，

“在目睹了普拉昌达路线的全盛发展时期后，各地的毛派革命者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件事：列宁和毛泽东主义的确已经成为了普拉昌达和尼共（毛）实施其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方案的障碍。他们需要抛弃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他们需要扔掉毛泽东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和革命两阶段论，而且用人民战争和起义相结合或相融合的折中主义策略取代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普拉昌达路线在本质上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理论无异。”

南亚毛主义运动必须回应的四大挑战

从整体上看，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仍然处于大整合、大转折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尼共（毛）的路线调整给来之不易的南亚毛主义运动的联合态势蒙上了新的阴影。如今，南亚毛主义运动面临着统一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实现各国毛主义力量的内部团结及整个南亚地区毛主义力量的整合、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理论和战略战术创新等四大挑战。

第一，从历史到现实，“议会道路”还是“武装斗争道路”的理论焦灼始终干扰着南亚毛主义运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逻辑及其延伸的理论逻辑。

首先，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不同，二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论从中心到外围都发生着某些局部调整，其中包括部分的政治、经济改良，如政治上允许共产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参与议会政治，再例如经济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等等。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左翼政党的确会产生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和平改变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憧憬。

其次，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更加有组织化、系统化、全面化地加强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其领导阶层的经济收买和思想渗透，诱使后者蜕变乃至叛变。最后，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兴起，冷战期间资本主义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被迫进行的改良成果毁于一旦，走议会路线的各国左翼政党普遍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在以上三点原因的影响下，两条道路之间势均力敌的斗争可能会长期存在。

第二，长期和频繁的分裂困扰着南亚毛主义运动。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频繁分裂，毛主义政党也概莫能外。在第一波毛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后，南亚各毛主义政党基本上都支离破碎了。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出现复兴，一批毛主义政党开始重新整合。曾经整合成功的范例有印共（毛）、尼共（毛）、阿共（毛）和“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的诞生。

但是，2012年6月，一度扮演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领导者角色的尼共（毛）内部发生大分裂。而2011年后，担任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组织和协调者”的“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活动停止。孟加拉国境内的十几支毛主义政党和斯里兰卡的毛主义政党的整合十几年来始终未能完成。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南亚各国都缺乏一个拥有成熟的领导阶层、成熟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战术，并被实践所检验和证明的力量中心，来整合和团结该国毛主义力量。上升到地区层面，整个南亚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和中心。印共（毛）是目前南亚地区毛主义当中表现对成熟的一支政党，该党不仅在整合印度毛主义力量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一定实绩，也逐渐在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团结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整合到分裂再到整合，从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第三，在印度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残酷围剿始终对南亚毛主义运动形成巨大的压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如何反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战争的研究和应对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86年7月，美国的一个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军事智囊团在巴拿马秘密研究“低烈度战争”理论。他们研究了从克劳塞维奇到切-格瓦拉、列宁和毛泽东的世界各大军事理论，又研究了美国在地区性冲突上的对策，随后他们形成了《战争理论的技巧》的报告，认为美国应大力推行“低烈度战争”。

“低烈度战争”战略在日后剿灭第三世界国家“游击战”和“持久人民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在施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该战略大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综合并用的全面战争、长期战争和消耗战争；二是“信息心理战”,旨在“控制人民的思想”；三是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切断革命运动的经济来源和战争供给；四是“情报”,是重要的战略武器；五是针对革命运动领导人发动“斩首行动”，迫使革命运动陷入群龙无首和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

21世纪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盟友对各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巧妙而严密的程度，这是当年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所没有遇到过的新挑战、新问题。

二战之前，大众传媒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控制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911”事件以来，美国借“反恐”之名，将一些共产党组织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借“反恐”“反共”。如何突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盟友对南亚毛主义政党的“舆论围剿”和“军事围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创新，摆脱孤立的局面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南亚毛主义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四，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息技术挑战。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之间的技术差距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各种方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所拥有的军事技术实力，在战争过程中可以和敌对阶级产生一定程度的均衡。

在21世纪的今天，两大阶级间的技术鸿沟更加扩大了。信息技术的特征是投资规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需要一个庞大的技术阶层支撑。例如，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印度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印共（毛）领导层的通讯信号进行监控并采取斩首行动。在整个信息产业和整个互联网核心技术都被美国控制的背景下，连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都面临着美国的网络战争和信息战争的不对称威胁。南亚各国的毛主义政党要想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困难程度是很大的。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南亚毛主义政党在短期内还很难成为该地区支配性的力量。但是深受封建残余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毒害的南亚地区，必然在长期范围内成为毛主义运动的温床。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向大萧条的背景下，未来十几年内毛主义政党在南亚各国和各地区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再次出现类似尼泊尔革命那样的毛主义运动高潮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结语

中国目前正在推动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南亚是一个重要侧翼和环节），不管人们是否已经能够意识到，这一战略要取得成功，必须塑造一种全新的第三世界全球化模式，它需要既不同于传统的以新旧殖民主义为特色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也不同于当年中国和苏联所推动的以“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模式。毫无疑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遭受美国、日本、印度等全球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和地区霸权国家的严峻挑战。2015年初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中国在斯里兰卡的一些大型港口建设出现波折就是一个信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贫困人口问题是南亚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其中有超过8亿贫困人口和2.7亿近贫人口，占到南亚总人口的71％。南亚毛主义运动的逐年高涨，跟这一背景息息相关。南亚地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发展，长久以来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新旧殖民主义剥削是一个关键原因。从根本上看，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将自己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南亚最广大的贫困人口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关联性和对接性，从而使自己的投资模式区别于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新旧殖民主义模式，从而获得南亚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欢迎。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能否获得持久动力的一个决定性条件。

许多南亚国家饱受贫困的困扰（图源：路透社）

目前，美国正在利用恐怖主义破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中东地区的实施。中国在设计全球战略时必须将南亚庞大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毛主义政党纳入基本战略框架考虑之内。南亚毛主义政党，正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全球和地区霸权国家最大的直接敌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南亚得到顺利实施，应该在战略框架设计中考虑如何使南亚底层贫困人口的直接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即包括南亚毛主义政党在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成为这一战略的动力而不是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