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娜·雷克·朱 采访/观察者网 由冠群】

观察者网：读者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安娜·朱”时也许会觉得奇怪，因为朱姓好像不是外国常见的姓氏。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这个姓氏的故事吗？听说你的丈夫是个中国人，你能告诉我们你的中国故事吗？

安娜·雷克·朱：我姓朱是因为我改用了夫姓。我丈夫是华人，出生在上海，但在6岁时移居美国。我是美国人——身材高挑，金发碧眼，有北欧血统。我的娘家姓是彼得森。我和丈夫是在上大学时认识的，当时我对中国基本一无所知。我们认识后就开始约会。

2005年，我和他第一次去了中国。当时，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盯着我看，要求与我合影——有些中国人说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白人。他们非常好奇我竟然和一个中国男人在一起，经常会问我们是否真的在约会还是只是普通朋友。我们那时遇到的人，尤其是在农村遇到的人，不习惯看到一个白人女性和一个中国男人在一起，他们对我们的关系感到很好奇。

但那是2005年时的样子。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我们再去上海，已经很少有人像以前那样盯着我们看。当我告诉他们我丈夫是华人时，他们仍感到惊奇，但我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大惊小怪了。

安娜·朱的新书《红木——濒危物种的保护与全球中国的崛起》

观察者网：是什么促使你写一本关于“红木”的书？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安娜·雷克·朱：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在2010-11年，我作为美国和平队（译注：和平队是美国政府运营的一个志愿者独立机构，旨在展开国际社会与经济援助活动。）的志愿者在马达加斯加住了一年。这是一个美国项目，旨在派遣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去发展中国家体验偏远村庄的生活。

我住在马达加斯加的某个地区，那里的红木砍伐业正如火如荼地发展。所有被砍伐的木材都被送到中国制成家具。我亲眼见证了红木贸易对该地区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伐木工人前往国家公园砍伐树木，然后将木材拖到海边后运往中国。出口商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赚了数百万，甚至可能达到数十亿，因为这些原木在中国木材市场上价值不菲。西方环保组织试图阻止伐木活动，但采用军警手段进行干预往往是弊大于利。

我把在这个马达加斯加偏远地区发生的事看作全球互联和冲突的缩影，各方对红木的不同需求（是保护红木还是将其制成家具）在这里呈现出来。总而言之，我想借用红木资源这个视角，更好地理解全球紧张局势。我的最终目标是搞清楚国际社会应如何更好地处理红木砍伐这类国际问题，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环境。

马达加斯加人在加工红木材料

观察者网：正如你在书中所说，西方国家提倡贸易禁令和自然保护，而中国提倡植树造林和可持续利用。你能评论一下这两种方法的优劣吗？你认为人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平衡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安娜·雷克·朱：谈到红木以及其他许多濒危物种，西方国家和中国通常会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西方的方法往往是严格保护。他们对马达加斯加的红木就是这么保护的。在那儿，西方资助的国际环保组织主要是制止红木砍伐，而且常常还动用军警手段。他们很少关注植树造林以备将来使用。

而中国保护红木的方法更侧重植树造林和可持续利用。例如，在中国南方，公立和私立的红木种植园都在这么做。而且中国在保护濒危动物（如熊猫、老虎、青蛙和蝾螈）时也是这么做的。你可以从中看出中西方环保方法的差别。中国侧重圈养，而西方更注重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相比于西方环保方式，中国环保更注重植树造林和可持续利用

我在书中描述了这两种方法，目的不是说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更好，而是强调这些濒危物种保护方法之所以不同是源于更宏观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两者都是有效的保护方法，都自有一套行为逻辑。如果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濒危物种，那我们就要对这些保护方法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能否采取这种态度是环保主义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

观察者网：现在外界质疑中国施行了“环境威权主义”，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与外界沟通？

安娜·雷克·朱：西方经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环保努力。中国控制污染，实现气候目标和做出其他环保举动都被西方视为是中国政府加强政治控制的借口。这就是“环境威权主义”这个概念的言下之意。西方追求更自由主义的环保改革方案，而“环境威权主义”被视为是对这一方案的威胁。

我的书试图稍微偏离西方视角，展现其它环保方法。任何严肃对待环保问题的人都知道我们必须展开国际合作。尽管西方国家不太可能消除对中国的疑虑，但在西方也有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撇开政治分歧，渴望与中国合作来达成环保目标。所以，我认为中国领导层应该专注于这些有意合作的人，两方可以确定共同目标并建立互信，展开有效工作而不要太在意意识形态分歧。

在环保方面，中国成就斐然

观察者网：你对中国还有其它环保建议吗？

安娜·雷克·朱：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如此积极地保护国内环境。我还希望看到中国对国际环保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帮助其它国家实现环保目标。中国已经在这么做了，但我认为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例如，中国可以协助马达加斯加种植红木。

中国有潜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有别于西方但却更适用的环保方法。这是因为，在国际交往方面，中国总体上采取不干涉主义，也没有什么家长式作风，而且中国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殖民主义的历史包袱。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既能保持这种非家长式和非干涉主义的政策，又能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更好的环保成果。我希望看到中国能在未来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