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欧洲东南部地缘政治的主题，是奥斯曼土耳其与西班牙哈布斯堡两大帝国之间的争霸。1520-1580之间，这两大陆海复合型帝国之间以地中海为中心发生了持续的竞争和冲突。1520年，奥斯曼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几乎同时登基，双方各自认为只有自己才能继承罗马帝国的尊号，天无二日，（地中）海无二帝，两个帝国之间持续了一甲子的碰撞由此而生。
西班牙帝国
历史上的大帝国，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王朝的对外战争征服而形成的，但是哈布斯堡帝国则是通过复杂的联姻和王位继承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家族通过和平的联姻而塑造了自罗马帝国陷落之后欧洲史上难得一见的大帝国。这种独辟蹊径的帝国构造，决定了它的领土必然非常分散，也必然会卷入与众多邻国犬牙交错的地缘冲突之中，比如与法国的冲突，与新教徒的冲突，与穆斯林的冲突等等，战略无法聚焦。既然靠联姻获得了领土和权势，自然不想再因为联姻而与别人分享领土和权势，因此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坚持近亲结婚，从而导致他们人丁难旺，而且继承人的质量一代更比一代差，存在各种基因性缺陷。幸运的是他们刚刚通过大航海获得拉美的大片殖民地，获得了黄金白银，因此至少在短期内拥有巨大的额外财源来为这些冲突买单；但不幸的是，从长期来看，获得拉美金银矿这个摇钱树，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持续通胀和产业外溢的作用，因为你成了全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发行者，因而总是有贸易逆差。以西班牙人当时的知识水平，他们既不了解近亲结婚导致的灭族前景，也不理解金银矿带来的负面代价，而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国运恰恰是由这两者决定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从语言文化上讲，土耳其人发源自亚洲草原。蒙古大草原是过去三千年欧亚大陆征服者的主要发源地，突厥人原本是柔然王朝的炼铁奴，因机缘巧合而反客为主夺得草原，称霸百年。在被唐朝打败后，西迁的一支突厥人来到小亚细亚定居，数百年后其中一个改宗了伊斯兰教的小部落逐步发展成一个军事征服王朝。他们主要是在日益衰败的东罗马帝国的地盘上持续扩张，并以伊斯兰世界的代表自居。这个帝国的统治精英构成非常特殊：每一代苏丹在继位前后都会把自己的兄弟们屠杀殆尽，（土耳其似乎为如下战争史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内斗越残酷的王朝越能对外征战，而越是内部一团和气的政权则越容易腐败衰朽。）每一代苏丹都要建一座以自己冠名的大清真寺，而其建设成本必须来源于新的征服所获得的战利品。更奇特的是，这个王朝的王公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被征服民族的奴隶，突厥族自身的族人则很少有机会成为权贵（最近几年的基因检测发现今天的土耳其人与古代突厥人几乎没有多少血缘关系，关键原因可能便在此处）。耶尼切里军团也称苏丹近卫军，他们从被征服地区的基督徒家庭中，挑选一些7到10岁的强壮男童，把他们以苏丹私人奴隶的身份送进军中，进行长达10年的严格军事训练，用全天候监督以培养其纪律性，定期接受评选和审查，最后合格者才能进入军团从军。作为奥斯曼苏丹的私人奴隶，这个群体对于苏丹本人具有无限的忠诚。历任苏丹几乎是习惯性地在这些外族改宗而来的奴隶中挑选各级官员，包括大维齐尔、军事领袖、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等帝国高官，也正是这些锦绣前程吸引着近卫军战士们前仆后继地为苏丹卖命，从而使耶尼切里军团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中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最长寿的大帝国之一，可能也与这种精英选拔制度有关：来自于外族的权贵是同代奴隶中经过残酷选拔出来的最忠诚最优秀的文武双全之人；他们不断被更新淘汰，无法形成长期垄断权力以至于尾大不掉的贵族门阀阶级去挑战苏丹的皇权。
在很多方面，地中海东头的奥斯曼土耳其与地中海西头的哈布斯堡帝国形成鲜明对比。领土获得方面，西班牙是靠联姻和继承，而土耳其是靠征服和扩张。宗教信仰方面，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是非常原教旨主义的，既屠杀自身境内的穆斯林异教徒，又镇压新教徒和犹太教徒；而土耳其则在宗教上相对宽容，容忍东正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徒在其境内的存在。在继承人质量上，土耳其苏丹的产生伴随着内部的残酷淘汰，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则因为近亲结婚而一代不如一代。在扩张空间上，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搭上了大航海的风口，抢下了拉美和亚洲殖民地；而土耳其则向南扩张到了沙哈拉沙漠，向东遇到了波斯帝国的长期对抗，土耳其人也曾试图在苏伊士地区挖开一条运河从而让舰队直下印度洋，但只可惜他们的思想比技术早了三百年，由此而只能向西与西班牙帝国迎头相撞。
西土争霸
1521年至1580年的六十年间，西、土两强之间的冲突是一场陆海复合型的争霸：陆地上主要是双方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维也纳的攻防战，而在海上则是对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地的征讨以及大舰队之间的对决。
海盗劫掠是地中海争霸战的常态性低烈度部分。海军力量的核心包括舰船和人员两个方面，有丰富航海和海战经验的海员其实是一种生长周期缓慢的稀缺资源，因此双方都动员了各自一方的海盗力量来充实海军，最著名的当属“红胡子”海雷丁·巴巴罗萨。另一方面，当时的桨帆船依靠大量的人力划桨来为船只提供部分动力，因此需要不断地袭击对方的村镇以抓取奴隶；而要报复和防御对方，也需要装备更多的桨帆船，从而需要劫掠对方的村镇以抓取奴隶桨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世纪海战中的桨帆船既是冲突的手段，又是冲突的目的，构成了一个冤冤相报的死循环。整个十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欧洲白人被土耳其人抓捕贩卖为奴的总人口据说达到了150万人，甚至多于同期欧洲人所贩卖的黑奴。
十字军东征的残部天主教医院骑士团长期占据罗德岛，并以此为基地实施海盗行为，对地中海东部的伊斯兰世界和东正教地区造出巨大损失。1522年冬季，苏莱曼苏丹御驾亲征，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围攻天主教医院骑士团所占据的罗德岛，在惨烈的攻防战之后，为减小己方损失，苏丹最终允许骑士团的剩余人员安全撤离罗德岛，此事标志着持续了四百年的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但是骑士团并未解散，而是转移到了马耳他，并更加变本加厉地实施对穆斯林世界的海盗行为。1560年，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在杰尔巴岛大胜西班牙海军。1565年，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围攻马耳他，但是在西班牙所派援军的帮助下，骑士团守军防守成功，土耳其海军覆军杀将，铩羽而归。
勒班陀大海战
长期以来，威尼斯总是作为中立势力游走于西班牙、法国和土耳其之间，与列强保持友好外交关系，同各方进行贸易以牟利，也向各方贩卖他方的情报。1566年苏莱曼苏丹驾崩，萨利姆二世登基，他急于获得战争胜利以确立其权威，因此看中了地中海东部的若干威尼斯殖民地。1570年，奥斯曼土耳其海军攻占塞浦路斯，夺走了威尼斯的最大海外殖民地。新任教皇庇护五世热衷于重启圣战，他利用威尼斯人的愤怒，又拿出巨额资助来鼓励西班牙和其它各方共同组成天主教联军，共同对抗土耳其。
在1571年十月的勒班陀一役中，双方投入了四百多艘战舰，进行了欧洲海战史上难得一见的大决战。由于威尼斯人新开发的舰船和火炮占据了局部优势，加上土耳其的主帅阿里帕夏的中军主舰被突击，他本人被击毙后头颅也被挂到了主桅杆上，从而引发全军恐慌和溃散，结果是土耳其海军大败，短短四小时内便损失180艘战舰和2.5万海军将士。其实，整体来看这场海战本是土耳其方面占据优势，不仅在战舰数量、机动性和人数规模上占上风，而且本可以待在岸炮设防的良港中充分修整以逸待劳择机出击，更重要的是天主教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还未开战就已经出现内讧。但可惜的是，土耳其主帅阿里帕夏顽固而僵化地执行苏丹的“进攻”作战的旨意，未能听取下属意见随机应变扬长避短，更是主动出击并赌博式地排成一直线迎战敌军，结果是身死军灭。有趣的是，这位阿里帕夏是萨利姆二世苏丹的妹夫，是正宗土耳其人，而不像其他权贵那样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中被掠来的苏丹私人奴隶。此人严重缺乏海战经验，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勇敢。有一个能说明此人之豪爽与鲁莽个性的关键细节是，他在开战前竟然下令将所有基督徒奴隶桨手的镣铐解开，并许诺如果己方获胜将赋予这些异教徒以自由之身；而他的对手唐·约翰（堂·胡安）则谨慎地给船上所有穆斯林奴隶桨手加上了手铐，以免其临阵反抗。实战中，基督徒奴隶们并没有为阿里的慷慨和信任所感动，在肉搏战中纷纷抓起武器加入同土耳其军人的肉搏，加剧了土军作战形势的恶化。中国人常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这位阿里帕夏也许并非无能之辈，但显然是忠勇有余而智慧和经验不足。
与阿里帕夏对阵的天主教联军统帅，则由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的22岁的同父异母弟弟唐·约翰担任。作为私生子的他似乎摆脱了哈布斯堡王室的基因诅咒，英俊、聪慧、虔诚而又颇具骑士风度，赢得了方方面面的欣赏和赞佩。尤其难得的是，年轻的唐·约翰十分尊重资深将领的智慧，开战前许多西班牙将领写信给予他的建议，包括如何统领充满内部矛盾的联军，如何进行海战，他都努力听取并实践之。这场大海战的胜利，使他一时间成为全欧洲最有魅力的男人。
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言，这场战役的失利也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性意义，凭借其雄厚国力，苏丹只用了一个冬季便再次重建了他的大海军。但是，对于欧洲联军而言，这场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迟滞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一盘散沙的欧洲各国的进攻步伐，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打破了长久以来欧洲民族面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恐惧，让他们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其实也是可以战胜的。战后，地中海的优势依然在奥斯曼手中，但马耳他和勒班陀两场重大胜利也确实挡住了奥斯曼彻底拿下地中海的野心。试想，假如这两战基督教世界输了，那么整个地中海或许便真的成了“土耳其海”了，而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天性，一旦冲出地中海，十七世纪全球殖民的浪潮中必然有它的活跃身影，那么后来的世界政治史很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欧洲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欧洲联军虽然能赢得一场辉煌的战役，但是却无法最终赢得战争。公元1573年，威尼斯在奥斯曼帝国的围攻下单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放弃了大片殖民地，天主教同盟也宣告瓦解。1574年，土耳其派出了比上次更大的舰队收复了突尼斯。公元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查理五世之子）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三世（赛利姆二世之子）签订了和约，给这场地中海大决战画上了句号。从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平分了地中海，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兴趣开始从地中海游移开去：土耳其人开始向北卷入同俄罗斯人持续两百年的俄土战争，而西班牙则沉迷于同法国、英国的争霸战争之中。此时的地中海早已不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而当年苏莱曼大帝和查理五世为争夺世界霸权（至少在他们二人眼中是如此）的战争渐行渐远。
经验教训
从这场漫长的西土争霸战中，五百年后的人们能从中学到何种经验教训？
以我当下的认识和关注，大概有以下几条值得注意，简列如下，留待以后展开讨论：
一，人才选拔体制的重要性。
二，海战的胜利，不仅要靠舰船规模优势，还要重视关键技术创新在海战中的及时运用，更要重视有经验的海军作战人才的长期培养和积累。
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既然占据了战略优势，就不要轻易地进行赌博式的大决战，而是应积小胜而致全局，通过一系列大概率而小规模的胜利来推动局势的变化。
四，上兵伐交。让教皇组建成天主教反土联军，说明了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萨利姆二世在大战略层次上的不称职。对威尼斯宣战后，他未能动员己方的传统友军法国人从背后发力牵制联军，也是土耳其外交的失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