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文章是我去年9月開始動筆寫的，寫到一半的時候被抓進了集中營，直到現在才終於寫完。現在回到了國內，對印度的時事敏感度難免會下降，關於印度的內容也會相應減少。我一般都是想到什麼寫什麼，不會對自己要寫什麼內容進行設限，不過我有兩個原則，一是不故意蹭熱點，二是不寫自己沒去過的地方；回國之後瑣事多、時間少，所以填坑速度比較慢，還請各位見諒。

這兩年吧，由於中印之間敵對情緒的加劇，除了某一兩個跟印度有生意往來的公眾號還在尬吹印度，國內介紹印度文化的文章越來越難見到，因為這種文章一發出來立馬就會招來謾罵——印度也有人吹？有多遠滾多遠！在目前的大環境下，尬吹印度確實有些不合時宜。對印度的仇視使得很多人看印度的一切都是負面的——儘管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個國家。

但事實上世界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真相，觀點會隨着看待問題的角度和心態變化。我相信不少有過婚戀經驗的朋友應該會有這樣的體驗：熱戀的時候看對方千好萬好，連摳腳挖鼻屎都是“率真可愛”；結婚久了之後，看啥都不順眼，原來的“優點”紛紛成了“缺點”——比如說“關心你”變成了“什麼都要管着你”，“不拘小節”變成了“不修邊幅”……

在2020年之前，我可算是個不折不扣的“印吹”，對印度的看法那是相當的正面，總能看到“好的那一面”。比方說滿大街的牛啊狗啊，到處亂拉屎也沒人管，我會覺得這是人與動物的和諧相處；又比方說缺乏規劃的雜亂城區，我會覺得這樣保留了城市的原始風貌……總之吧，客觀來講這個世界上萬物皆可吹，也萬物皆可黑——就連放個屁也能說是添了一陣風。

後來我為啥對印度的看法變得負面了呢？凡事“遠香近臭”，比方說大多數人對孝敬父母應該都不會持有異議，但真要跟父母同住一個屋檐下可能就會有許多矛盾。我過去都是從遊客的獵奇角度來看待印度的，抱着看熱鬧的心態。有道是“看熱鬧不嫌事兒大”，印度當然是越稀奇古怪越有意思；並且對印度的觀察只是停留在表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當我定居生活在印度，把視角轉到整個印度社會運作的內層邏輯時，才發現印度的種種“可愛”，實則源於其“笨拙”，就好像你看一頭企鵝跌跌撞撞走路覺得憨態可掬，實際上只是因為它腿短。

換了一個看待問題的角度，加上我又呆在印度實地考察，於是就深挖出了印度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這些我在之前寫的《為什麼印度發展製造業那麼難》、《印度要想趕上中國，究竟差了什麼？》等文章里都有過系統的分析。有人就會說，既然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了，為啥不去解決呢？

是真的沒去解決嗎？並不是，我們所意識到的印度社會存在的問題，其實印度人自己也都意識到了。

印度的許多社會問題都能追溯到同一個根源——散裝。“散裝印度”一說由來已久，印度的散裝程度之高，就算把整個歐盟視為一個單獨國家都比不上。大家應該都知道印度有22種官方語言、一百多種不同民族，擁有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主要宗教，在縱向上還有大量的種姓階級；但很多人應該不知道，印度的度量衡單位比堪稱“反人類”的美國還要混亂得多。印度的可怕之處在於英制和公制的混用——氣溫用攝氏度，體溫用華氏度；路牌上面用的是公里，土地面積用英畝，建築面積用平方英尺，家具尺寸混用英寸和厘米，身高用英尺英寸……

散裝成這樣，印度憑啥這麼篤定呢？這得多虧西方媒體的政治宣傳，印度這個國家早些年被歐美給忽悠瘸了——自認為仗着“無比優越”的民主制度，印度的各種社會問題早晚都能通過制度來解決，因此過去一直都在幻覺中過得醉生夢死。最近這幾年突然發現不對勁了，怎麼隔壁整天被西方媒體埋汰要崩潰的中國不但沒崩潰，反而把自己甩下老遠？眼瞅着跟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大，民主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居然一點都沒發揮出來，這就讓他們很受刺激，因而痛定思痛，開始認真琢磨自己究竟哪裡出問題了。

從莫迪政府這兩屆的執政來看，可以明顯得出印度中央政府的一些人已經清醒認識到了“散裝”形態的巨大障礙以及集權體制的巨大優勢。他們不遺餘力地尋制度上的改革，這些改革目標大致可以概括六大方面——銀行改革、農業改革、稅務改革、勞務改革、國企改革、徵地改革。

然而搞改革需要土壤，莫迪想學鄧小平那樣搞改革發展經濟，發現首先缺了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統一度量衡的秦始皇，其次缺了個破除舊觀念、解放生產力的毛澤東，因此他不得不從秦始皇先做起。秦始皇當年的四大事業，除了“統一度量衡”尚未在印度明確被提出，“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這三件事情，都是目前莫迪政府正在做的。

秦始皇就算在咱們的歷史觀裡面，也是一個極富爭議的人。但我一貫認為在評價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時候，一來要先評估史料撰寫者的主觀立場，二來不能把現代人的觀念套在古人身上。有些人讀史書、四大名著，覺得過去的帝王將相不把人命當回事兒，痛斥既無人性也無人權。可兩千多年前那個人均壽命僅只有三十歲的時代如何能與現在同日而語？我們現代人離死亡很遠，輕鬆活到八九十歲，因而覺得生命誠可貴；可古人離死亡卻很近，有一半的嬰兒生下來就死了，能活過10歲的都是幸運兒，活到70歲古來稀；以前也沒抗生素，青春痘化膿都可能感染致死；地廣人稀，出門遇到野獸的概率要大過遇到人……在這樣一種條件下古人如何可能形成當代的人權觀和價值觀？春秋戰國時代的晏子用兩個桃子就能讓三個猛士心甘情願自殺，擱在現代就算網絡小說也不敢這麼編啊！可見當時的人有多麼不把人命當回事兒。

不難設想在當時那種既無民主也無人權的時代下，改革措施完全可以藉由國家暴力機器來推動（能否成功另當別論），君主一聲令下反對者格殺勿論，把那些不怕死的。了，自然也就沒有了改革的阻力。從這一層面上來看，莫非整合國家的“三同”大業只有在特定的歷史窗口期才能完成？不然的話，為何印度一直都沒能完成呢？

書同文

推行統一的語言，是歷史上所有印度統治者共同的夢想。關於南亞各種語言的歷史和關係，我在《南亞地緣政治和身份認同漫談》一文中有過詳細的論述， 如果不太了解相關背景知識的話可以先去讀一下這篇。

一般來講，除了像漢字這樣的表意文字，世界上大多數人所使用的拼音文字都有着天然分化的趨勢，幾代人說着說着口音變了，拼寫也會隨之改變，再過個幾代人就演變出了另外一種語言。如果你生活在“十里不同音”的山區，對此應該會很有體會。因此一個國家內部使用統一的語言，唯有通過官方推動的“書同文”才能實現。比方說德國和法國，歷史上不同地區都說着各自的語言，政府確立了唯一的官方語言之後，才讓德語和法語成了德法的統一語言。在18世紀末的時候，法國有48%的普通民眾甚至都不具備基本的法語交流能力；相比之下從未強制推行唯一官方語言的瑞士，到現在依然保留了各種不同語區。但瑞士屬於一個特例，它並非民族國家，而是聯邦國家。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印度和瑞士屬於同一類的聯邦國家，然而印度龐雜的程度是瑞士的許多倍，許多問題正是因此而來。

聯邦國家往往會並立多種官方語言

印度非常希望自己是一個民族國家，常常自稱“印度斯坦”民族（Hindustan），這種稱呼類似於“美利堅民族”，實際上是一個並不恰當的偽概念，無法彌合南亞諸多原生民族之間的巨大差異性。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是歐洲最先倡導的，民族國家的內部認同很大程度上基於共同的語言，大部分民族國家內部都有統一的語言。一個國家內部使用統一語言的好處多多：首先可以消除不同族群之間由於語言障礙導致的交流不便，降低不同地區之間人員流動的成本，使得中央政令能夠快速下達到地方；其次使用統一語言所構建的族群認同，可以讓國家擁有更高的政治穩定性。

假如單純從實用性的角度來講，英語其實最適合作為全印度的通用語；然而從印度的民族感情角度來講，英語對印度人來說帶有恥辱的殖民烙印，要是將英語作為唯一通用語，無疑會徹底喪失了自己民族性。英語被排除在外之後，最有競爭力作為通用語的莫過於印地語，在英國殖民時期印地語的前身印度斯坦語（即烏爾都語）就被列為了英屬印度的官方語言。在印度使用印地語作為母語的人口超過四成，如果把所有會說印地語的人都算上，則高達六成。早在1918年，甘地就成立了專門的機構（Dakshina Bharat HindiPrachar Sabha）試圖在南印度推廣印地語，以便讓南北印度聯合起來，實現國家的一體化。

印度剛剛獨立時候，印度政府曾經打過一個如意算盤：花上15年時間推廣印地語，確立印地語的地位，取代英語成為印度唯一的官方語言。結果15年期限將至之際，全印度各民族都暴動造反，以獨立相威脅……印度政府不得不妥協，最終搞出了22種官方語言並立的現狀。

人最容易低估的就是其他語言使用者對自己母語的感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語，由於這是自己掌握最熟練的語言，很多人都會認為自己的母語才是世界上最精妙最美麗的語言——中國人這樣想，法國人這樣想，阿拉伯人也這樣想。人永遠都會對自己的母語帶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種感情是不說這門語言的人所絕對無法理解的，要讓一個族群自願放棄掉自己的母語幾乎是不可能的。用行政命令強迫改變另一個群體的語言遠比改變他們的習慣和傳統要難，大家可以想想當年滿族統治者可以逼着漢人全部剃頭留辮子，卻沒法兒逼着漢人說滿語。

印度政府卻並不死心，最近幾年在主打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印人黨的統治下，“一國一語”（One Nation, One Language）的概念又被提了出來。

2019年的印地語日（9月14日），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發了一條推特，大意是主張印地語應該成為在國際上代表印度的語言，用來團結這個國家。這條推特一發出來，立馬就印度各界的抵制，很多抵制者都是邦首席部長（相當於州長）——特麼你印地語能代表印度？我們的孟加拉語、泰米爾語、泰盧固語、卡納達語、馬拉雅姆語……難道就不能代表印度了？

沙阿那條引起爭議的推特

非印地語使用者有這樣的反應理所當然，然而我發現很多印地語使用者也不贊同沙阿的主張，積極推行把印地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的，基本上只有印度人民黨在內的某些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也就是說，就連印度人民自己都不希望印度只有一種語言。

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印度的官方意識形態都在宣傳印度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多元文化是印度最為驕傲的國家特色，多民族多語言怎麼可能成為印度發展的障礙呢？一旦有人說要搞單一的官方語言，大家就會認為這是對印度多元文化的一種傷害。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和美國也是多民族多元文化，但中國跟美國的情況都跟印度大不相同——中國的漢民族占了絕對多數，我們的多元文化更像是蛋糕上的裱花點綴，完全以漢民族儒家文化為中心；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更像是文化熔爐，它有着建立在英語和基督教基礎之上的單一核心文化，管你什麼地方的移民來這兒都得說英語（近年來西語族裔人數的增加便造成了美國的一些社會問題），總統就職或者上法庭作證得要把手按在聖經上宣誓，而不是古蘭經或佛經，因此說白了美國的多元文化也是蛋糕上的裱花；印度的情況更像是個水果拼盤，沒有壓倒性的主心骨，就好像歐盟。你讓歐洲各國人民學一點英語沒問題，但讓他們丟棄掉自己語言統一說英語他們肯定不干，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都一個賽一個瞧不起英語，這跟印度的孟加拉人、泰米爾人對自己語言的優越感是類似的。

我特別能夠理解印度人民對自己多元文化的驕傲，因為我自己最早就是被這種多元文化所吸引的。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哎，印度這個國家打死我也不要去！我能夠理解這種對印度的恐懼，但我也不得不說人生在世如果不到印度這個奇葩國家來開開眼界還是挺可惜的。印度的文化多樣性教人嘆為觀止，跨邦如跨國，語言、服飾、建築、飲食都會變得不盡相同，整個印度就像一個異域版的雲貴川藏，這種多樣性如果被抹去的話實在會很可惜。

大家看，從正面來解讀“散裝的印度”，解讀出來就是“多元性多樣性”——單從文化角度來看，印度真的是一個極為夢幻的國家；然而大家也可以想象，從治理角度來看，這種“多樣性”無疑是一場“噩夢”。

除了崇尚“多元文化”的觀念之外，阻礙印地語成為印度“國語”的另一個最大的障礙是“英語”。

沙阿對於將印地語列為唯一的官方語言的主張，有一條非常牽強的理由是說可以用來保護其他語言不被“外語”吞噬。他沒有指名道姓說這個“外語”是什麼，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是英語。沙阿為啥不直說呢？因為英語是也印度的官方語言之一啊！事實上他是站在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拐彎抹角說英語是一種外來語言，由此主張印地語比英語更有資格做印度的國語。

儘管印度人對英語懷有“敵意”，感情上無法接受英語作為通用語，然而在印度社會現實層面，英語實在是太香了。別的不說，剛剛提到的甘地創立的印地語推廣機構，他們官方網站上的介紹是用英語寫的……並且，我居然沒有找到印地語的頁面。

就連推廣印地語的機構網站都是英語的，你覺得印地語還有救嗎？

像印度這種情況，最有借鑑意義的應當是前蘇聯。我在前蘇聯國家旅行的時候發現一個現象：那些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民族國家明明有自己的民族語言，然而在蘇聯解體三十年後，甚至在已經跟俄羅斯反目成仇的情況下（比如格魯吉亞），俄語卻依然能夠通行無阻，無論老幼都會說俄語。

前蘇聯的“書同文”之所以能夠成功，一方面與其體制有着重要的關係，能夠頂得住各地少數民族對強制推廣俄語的反抗；另一方面與俄語文化的強勢地位有關。在蘇聯解體前的1986年，蘇聯發行的22億本書籍中，俄文書籍占到了86%，占人口49.2%的蘇聯少數民族語言的書籍卻只占14%，因此很多青少年對自己本民族的語言掌握水平很低，與老一輩產生了代際語言隔閡（這種語言代際更替的現象，在如今的上海就能觀察到：由於普通話的強勢地位，原生上海家庭的小孩現在都說不好甚至不會說上海話）——不難想象，當這些青少年為人父母后，他們的下一代將完全不會說本民族語言。

這一方面是因為前蘇聯政府強制在學校里開設俄語課，另一方面是因為俄語在前蘇聯國家的絕對強勢，各種書籍報刊乃至學術讀物都是用俄語書寫的——換言之，你想要在前蘇聯出人頭地，必須精通俄語。

印度恰恰相反，你想要在印度出人頭地，可以不會印地語，但必須精通英語（騙吃騙喝的神棍除外）。在那些非印地語區，學校裡面的印地語必修課更像是一門不太重要的外語課；從學校教材到科研論文到產品說明到政府文件，清一色都用英語；市面上那些印地語書籍往往都非常小眾，大部分跟宗教相關。英語才是決定印度人民社會競爭力的語言，你要想在印度當官當領導，不會英語幾乎是不可能的，印度在國際市場上最具競爭力的IT產業正是基於英語的高度普及，這也就決定了前蘇聯那套“書同文”的辦法在印度行不通。

當然，印度政府本身也不具備前蘇聯政府那麼強大的國家機器，搞“書同文”這種工作不可避免要頂着巨大的壓力。反對者們認為如果在印度強制推行一種通用語的話，非但不會讓國家變得更團結，只會引爆不同語言使用者之間的衝突。事實也確實如此，導致孟加拉獨立戰爭的誘因之一便是巴基斯坦要在孟加拉地區強制推行烏爾都語——然而這本質上是長痛和短痛的問題，第一代人的反抗會尤為激烈，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便會慢慢歸順，如果扛不下一開始的短痛那就只好妥協了。

印地語目前在印度的地位更像是一種流行文化的語言，就好像上世紀90年代的大陸，粵語片、粵語歌大行其道，好多不會說粵語的年輕人每天耳濡目染，多多少少能懂一些。印度式“書同文”的趨勢，更可能是一些使用人數少的小語種由於缺乏流行文化和學校教育的普及被漸漸淘汰；而幾個大語種之間誰都干不掉誰，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必須依賴英語作為通用語言。

假如能跳出偏見的圈子，我們將不難發現，印度的“書同文”從根本上來講走錯了方向，要是他們能夠推行英語作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不但阻力小得多，而且在提升印度國際競爭力的收益會極高——試想一個全民能夠說英語而勞動力又極為低廉的社會，對國際資本有着多大的吸引力？印度人能比現在更高程度地融入歐美國際社會，彼此之間信息共享的成本更低……當然，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恐怕絕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即便他們全家都說英語。

目前的現狀便是，印度作為一種文明和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着兩種相衝突的訴求——印度這個文明的燦爛有賴於“多元文化”的豐富性，這是印度文明的一大招牌；而作為一個國家來說，“一元文化”顯然更好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消除族群隔閡。

多元社會和一元社會究竟孰優孰劣，歸根結底你從哪個角度去看待。中國自秦漢以來便奠定了一元社會的根基，因此中國的思維方式偏向於家長制的“大一統”模式；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羅馬帝國衰敗後分崩離析的歐洲，那些民族國家覺得他們這樣分家過了一千多年也挺好，不也熬過中世紀迎來了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嘛！思維方式上更傾向於“小政府自治”的自由多元社會；而印度貌似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索一條多語言多民族的情況下內部團結穩定的新道路……

我只能說，你肯定不願意去管理像印度這樣的多元文化國家。

車同軌

國家內部使用一種通用語言的好處大家都懂，“要致富先修路”也屬於治理國家的常識。秦國當年大力發展水陸交通，修馳道、鑿靈渠，建成了統一輪距的馬車“軌路網”；羅馬帝國更是修建了372條大道，總長度超過40萬公里，中世紀就有了“條條大路通羅馬”（mille viae ducunt homines per saecula Romam）這句諺語。

現代意義上的“車同軌”，不僅僅是道路建設，還涵蓋鐵路、機場、港口、樞紐、電力、通訊等基建項目，以及基於此的高效率物流交通。

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一直能聽到“要致富先修路”這句口號，三十年過去基本已經大功告成。如今中國的基建在世界範圍內屬於天花板級別，我每隔一段時間在國內旅行，都能感受到基建狂魔的“恐怖”，看着山區連成片的隧洞橋梁，只有一個大寫的“服氣”。中國的基建有個特色叫做“不計代價”，基建本質上是一種投資行為，理應考慮回報和收益；然而在中國很多偏遠地區投入的基建，如果算上後期維護的費用，可能永遠都收不回投資，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真下不了這個手。

作為一心要抄中國作業的印度，自然也深知基建的重要性，基建能夠產生“乘數效應”，激活大量創新業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然而關於印度基建的問題那真是一言難盡，概括說來就是“三無”——要標準沒標準，要效率沒效率，要錢沒錢。這裡我推薦大家可以看下梵華居士寫的《印度基建面面觀》，是我看過寫得最好的關於印度基建的文章。梵華兄從2005年起就代理銷售機械工程設備到印度，跟印度的基建承包商打過頗多的交道，知道許多關於印度基建的內幕。

印度現代意義上的基建最早是英國殖民者搞的，英國人當年在印度修的鐵路系統、運河系統，都可謂是相當傑出的工程奇蹟。雖然英國人在印度修建鐵路的初衷是為了更深度地開發殖民地，對整個南亞次大陸的整合功不可沒，徹底地改變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印度不但是亞洲最早鋪設鐵軌的國家，甚至早在1908年，孟買就已經有了電氣化鐵路……總之吧，曾經印度的基建絕對算得上是亞洲的天花板。

英國退出了南亞之後，印度的基建隨之停滯多年，吃了幾十年的老本，直到最近這幾年才回過神來要搞基建。這主要也是因為看中國的製造業掙了那麼多錢，眼紅得不得了，於是想要複製中國模式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關於這個我在《為什麼印度發展製造業那麼難》那篇裡面曾分析過，印度基建的落後導致了電力供應以及物流和供應鏈水平的拉胯，成為了掣肘製造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印度的物流和供應鏈有多拉胯呢？全球各國物流及供應鏈的成本平均占到GDP的8%，而印度高達14%，如此之高的物流成本想要搞製造業顯然缺乏競爭力。

英國殖民者在印度修建的喜馬拉雅窄軌火車，如今被評為了世界文化遺產

孟買曾是亞洲最早擁有電氣鐵路的城市，這張照片拍攝於1940年代早期

這張照片則是我2016年在孟買拍的，電氣列車似乎完全沒有進化過，跟印度獨立前的列車幾乎一模一樣

因此莫迪政府意識到印度要成為製造業大國，首先就得實現“車同軌”，提高物流交通的效率。於是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驅動力量”（Gati Shakti）大計劃，旨在通過對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物流樞紐、道路網絡的統籌式規劃，建立起高效、無縫銜接的多式聯運交通網絡。“驅動力量”有一個創新之處在於，這是一個由中央政府協調地方上各部門進行配合的大項目。我們中國人可能覺得“全國一盤棋”不算啥，但要把印度這樣的“全國一盤散沙”下成一盤棋，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驅動力量”大計劃的投資說出來嚇死人——一百萬億盧比，10的14次方，妥妥的天文數字。

“一百萬億”在印式英語中的寫法叫做“100 Lakh Crore”，我這裡順便說一嘴，印度的計數單位也是“別具一格”，他們很少用西方國家常用的Million（百萬）、Billion（十億）這兩個單位，更多時候用南亞特有的單位——拉克（Lakh）和卡若（Crore）。拉克是10萬，卡若是1000萬，10萬乘以1000萬剛好等於一萬億。這兩個計數單位其實很早就傳入過中國，Lakh和Crore在古代的佛經分別被譯為“洛叉”和“俱胝”（“俱胝”漢語古音近似於kuti），所謂“頭面頂禮七俱胝”，意思就是頂禮膜拜七千萬諸佛——當然這裡的“俱胝”是一個虛指的數量詞。如果把中、英、印的計數單位按十進制排序，剛好每進一位有一個單位——個、十、百、千、萬、Lakh、Million、Crore、億、Billion。

“驅動力量”這個基建大計劃里的一百萬億投資最後能落實多少我不知道，但印度基建有兩個問題是確定無疑的——一是標準低，二是效率低。

首先來說說“標準低”的問題。

就拿世界聞名的印度鐵路來說吧，根據國際鐵路聯盟（法語：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UIC）的標準，時速200公里以上的線路才能算高鐵；印度鐵道路將這個標準降低到了160公里，這是因為目前印度運行速度最快的迦提曼快車（Gatimaan Express）能夠達到的最高速度就只有160公里，如此說起來印度好歹也算有“高鐵”了。這列印度最快的火車，403公里的里程，只需要4小時25分鐘就能跑完，常規的“快車”需要8個小時，節省了將近一半的時間，在印度當然可以看做是革命性的進步。

我這裡補充說明一下，迦提曼快車是印度運行瞬間速度最快的列車，以平均速度而論，目前最快的是往返於新德里和瓦拉納西的梵德巴拉特快車（Vande Bharat Express），最高時速130公里（設計時速可達200公里，受限於鐵軌只能開到130），平均時速94公里。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列車組為印度自主生產，比進口的同類列車便宜40%，2019年開通的時候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梵德巴拉特快車——印度的驕傲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印度花20年時間將所有線路升級成國產的梵德巴拉特快車，妥妥可以達到中國T字頭特快列車的水平。

另外，大家可能看過一些新聞，說印度的公路里程數已經達到了800萬公里，遠超美國的690萬公里和中國的484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然而印度的德性大家又不是不知道，還有那麼多貧民窟有待改造，還有那麼人沒廁所可用，用腳趾頭想想也能猜到這數據里有多少水分——這800萬公里基本上把只要牛車能通行的路都算了進去。按印度的算法，我們的弄堂、鄉村機耕道、小區內部道路都可以算“公路”。

印度將各種標準定得如此之低，以至於網上有一個段子：

以中國的高速公路標準，印度的高速公路里程為0；

以中國的高速鐵路標準，印度的高速鐵路里程為0；

以中國的電力標準，印度沒有電網。（註：中國電力標準，城市用戶預安排停電次數每年少於3次，農村用戶停電每年少於24小時）

我當然不是說要以中國的標準去要求印度，問題是印度一旦習慣了這種低標準，上上下下都得過且過，想要提高就會很難。印度只要把現有的火車都升級到160公里的最高時速，就可以心滿意足地宣布——印度的高鐵里程數遠超中國，穩居世界第一。

我在南印度看到的風電設施，風電機的尺寸要比中國小得多，這正是一種低標準的體現

我跟大家說件事兒：我太太在印度開的是手排擋的車，在拉達克那種地方開起山路來駕輕就熟，在雜亂無章的印度大城市裡照開不誤；然而她卻覺得自己不敢在上海開車，因為她從來沒開過高架路和高速路，讓她不知所措——一方面在印度車速開到80公里已經很快了，中國的高速上開到120會讓她非常緊張；另一方面高架路上各種各樣的分岔、匝道、單行道、專用轉彎道也讓她感到無所適從，覺得分分鐘會開錯路。

印度號稱自己公路數量天下第一，可絕大多數印度人卻都像我太太一樣，壓根兒沒見過中國這種立體封閉的高速路。這樣的高速路，印度倒也不能說一點兒沒有，只是堪稱鳳毛麟角，立體化設計的程度也遠遠不能跟中國同日而語。印度常見的所謂“高速路”（Expressway）有點類似於中國以前地方上自己修的收費公路，收費站設在路當中，沒有上下匝道也沒有封閉護欄，採取分段式收費，每隔十來公里就會有一個收費站。行人、摩托車、牲口都能跑到路上來，為了不調頭抄近路，逆向行駛司空見慣，我在拉賈斯坦邦那邊屢次看見牧人趕着羊從這樣的“高速”上過去。

印度大部分高速路的收費站是這樣的，每隔一段要停下來過個收費站

有一次我在拉賈斯坦邦，驚訝地看到高速收費口的通行杆是人力操作的——一個大爺在無遮無擋的烈日下，手動為車輛開啟和關閉通道，我對他拍照還衝着我咧嘴笑。

為啥不能提高標準呢？原因說出來不複雜——選票。公路的服務對象是有車族，但有車族在印度是少數，大部分印度人家裡標配就是個摩托車。修建全封閉的高速相當於是把一塊地方圈了起來專給少部分人使用，在印度這種貧窮的民主國家是會引起民憤的。修建封閉式高速非但不符合窮人的利益，而且還會占用農民的耕地，切斷鄉村的自然道路。

當然，有限的經費也是一個限制。印度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高標準的高速公路在絕大多數老百姓眼裡遠遠不是應當優先考慮的項目。

印度把基建標準定得低，不代表他們不想要高標準，只不過那是下一代人的事兒。比方說印度在規劃國家公路的時候是這樣考慮的——一期二期工程先把兩車道的路修起來，三期四期工程升級成四車道或者帶路肩的兩車道，五期工程升級成六車道，六期工程升級為全封閉高速，七期工程才整合建設高架、立交、地道、匝道，實現道路立體化。

這種循規蹈矩一步一個腳印的規劃簡直看得我蛋疼，感覺這樣的公路想要修起來，不但成本高而且還效率低，施工返工的時間比投入使用的時間還長。

然而，“慢”本身就是印度特色。故意拖延和返工是印度做政府工程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不拖延不返工如何能從政府那邊要來更多的錢？特別是一個工程已經投入了大把的錢做到了中後期，總不能爛尾吧？於是就會不斷加工期加預算——反正花的是國家的錢，沒有人會心疼。我認識一個印度朋友，他爸爸承包了給政府修公路的工程，他說在印度修路會故意修得質量差一點，這樣才能源源不斷申請到養護的經費。政府項目的負責官員和承包商相勾結屬於常態，工程拖得越久，撈的錢就越多。

大家應該都聽說了印度現在正在修高鐵，連接孟買和古吉拉特邦的艾哈邁達巴德，用的是日本的貸款和技術。按照2017年莫迪打的如意算盤，這條高鐵線將在2022年8月15號印度75周年獨立日那天首次運行，而現在工期已經推遲到了2028年10月。根據2022年2月的最新消息，這條高鐵線在古吉拉特邦的徵地完成了99.4%，而孟買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這邊只完成60%。尚未徵收到的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孟買郊區的貧民窟，作為一群頑強的釘子戶，他們有理由為了自己家園戰鬥到底。高鐵想要開始施工，至少要先完成80-90%的徵地，可謂任重道遠。按照印度人民一貫拖拉的尿性，能在85周年獨立日之前建成就很不錯了，項目最後爛尾也不是不可能。

目前全印度一共規劃了12條高鐵，總計7856公里，規劃的全部通車時間是2051年。從這個規劃看，印度人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然而未來三十年裡，這七千多公里高鐵能否建得起來還是個未知數。

印度的高鐵線路規劃及通車時間

雖然標準低、效率低，但我能感受到這次莫迪政府的“驅動力量”計劃確實是下定了決心要搞基建；2022年印度着眼於疫情後的經濟復甦，其財政方面的措施也正是準備大搞基建。一百萬億的Flag已經立下，只要錢到賬了立馬能開搞——那麼問題來了，哪兒來的錢呢？

別說我不知道，印度政府自己也不知道。印度政府的缺錢眾所周知，為了搞錢莫迪政府正在出售國有資產，比方說前段時間就剛剛把國有的印度航空（Air India）賣還給了老東家塔塔集團——69年前，正是印度政府買下了塔塔航空49%的股份，從此才有了印度航空。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且看下一個三十年印度高鐵能修幾公里。

行同倫

“行同倫”這三個字轉成我們現代語言就是“統一意識形態”。

自古以來，統一的意識形態都是進行管理和統治的根基，不唯帝王將相，各派宗教領袖亦以此馭人。然而對意識形態進行統一不僅是個累活兒，還是個髒活兒，實現起來無非兩種手段相結合——一是進行官方意識形態教育（俗稱洗腦），二是清理掉那些不願接納官方意識形態的刺兒頭，搞得不好就要留下千古罵名。雖然困難很大，可一旦完成了意識形態的統一，整個國家/民族/宗教的戰鬥力就會以幾何級數增長，發揮出1+1>2的作用。

當初英國能在南亞次大陸建立起英屬印度帝國，尤其是能夠一統南北印度，除了懸殊的實力、巧妙的代理人制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當時南亞地區諸多宗教的自我意識形態尚未完全覺醒——大家都只知道稀里糊塗地在土邦主治下做良民，你信你的真主我信我的毗濕奴濕婆，各司其職各行其道。

在英國人來之前，南亞壓根兒就沒有“印度教”這個概念，自古以來印度教都是“有法無教”的狀態，當時能夠將印度教和佛教、耆那教區分開來的只有“吠陀法”這個詞。“吠陀法”內部不同派別的差異，甚至比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之間的區別還大，但反正大家都是一盤散沙缺乏組織性，彼此倒也相安無事。而南亞的伊斯蘭教經過了幾百年的融合，在很多方面也呈現出本土化的特徵——比如種姓制度的植入（詳見《開局一個神，故事全靠編——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除了吃不吃牛肉的問題之外，跟印度教的矛盾並不特別突出。英國殖民者來了之後，一方面帶來了歐洲文明的衝擊，另一方面也有心要在南亞玩平衡術，直接導致了當地宗教意識形態的覺醒——這一覺醒就好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使得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勢成水火，直接後果便是造成了印巴分治。

印巴分治以來，南亞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就一直處於一種互相看不慣卻又干不掉對方的狀態。獨立後的印度實質上是一個由印度教團結起來的國家，然而當年印度接過英國主子的衣缽時，卻是以“世俗國家”的姿態建國的。

印度把自己定位成“世俗國家”的初衷和願景無疑是美好的——世俗國家能有更好的民族、宗教兼容性，何況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必然是一個世俗國家，也只有一個世俗國家才能容得下“多元文化”。可是僅僅自稱“世俗國家”並不能改變印度更適合神權制、君權制的實質，也避免不了內部的宗教衝突。舉例來說吧，甘地心目中最完美的社會形態叫做“羅摩之治”（Rama Rajya），由毗濕奴大神的化身羅摩來當國王，完美君主的治下人民幸福美滿安居樂業——這不就是一種很典型的君權神授理想嘛！再來看印度的國大黨主席的位子，從尼赫魯傳給他女兒，女兒傳到外孫，外孫傳到外孫媳婦，現在的拉胡爾·甘地則是尼赫魯的曾外孫——一個民主世俗國家的大黨能夠這樣二世、三世、四世代代相傳，也可算是寰宇之內一大奇景了。

民主制度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缺陷——某項法規哪怕再不合理，只要有足夠多的民意或者資金支持，就很難廢除。比如在美國，你年滿18歲雖然還不能飲酒，卻可以結婚、開車、持槍。印度人民本來就沒什麼現代公民意識，奇葩法律就更多了。比方說孟買有一條租賃法，租客只要與房東簽下一年的租賃合同，就可以完全無視未來的通貨膨脹，以當時約定的租金無限期租住下去；而只要租客在交租，房東就不能以任何理由趕走租客。這條租賃法原本是為了在印度獨立後動盪的特殊時期保護租客利益而設，然而這樣的法規一經出台，再要廢除就難入登天——因為租客永遠比房東多，為了籠絡這些選民，政黨會鉚足了勁保護租客的利益，說什麼也不敢廢除這種明顯不合理的法案。前段時間莫迪政府試圖進行農業改革，廢除農業法引發了持續兩年的農民抗議，最後政府為了選票不得不妥協，不敢再打農業法的主意。

可見，“民主”在印度不但被玩壞，而且還成為了改革的阻礙。

總之，無論是“世俗”也好，“民主”也好，這些意識形態在印度都有些水土不服——儘管名字起得很好聽、口號叫得很響亮，但印度骨子裡終究是個建立在宗教認同上的國家——假如不是印度教的話，我實在想不出印度有什麼理由成為現在這樣一個統一的國家。

那麼印度是怎麼會落到現在這種不倫不類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的呢？

話說印度雖然也算是世界上排得上號的大國，但你如果有機會深入，就會覺得這個國家總有哪些地方讓你覺得不對勁，跟其他的“典型”國家不一樣。我琢磨這個問題，覺得可能跟印度沒有經歷過大型戰爭的洗禮有關。

來自外部的壓力，往往是塑造一個國家民族性的關鍵——這種壓力包括但不限於外族入侵、迫害、殖民，以及自然災害。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典型的例子就是猶太人，基督教徒對其長期的迫害非但沒有消滅掉他們，反而讓他們更加頑強地抱團。

印度這塊地方歷史上一直遭到外族入侵，怎麼就沒抱團呢？一來印度次大陸上小國林立，不同族群的民族認同彼此割裂，侵略者採取的是“各個擊破”的方法，因此不存在喪權辱國的集體記憶；二來印度人不修史書，就算發生過“安史之亂”、“靖康之難”，他們轉過頭便忘，依然像待宰羔羊一樣等着下一波入侵者的到來。

英國對印度的征服就更特殊了，不完全是武裝入侵，而是軟硬兼施的殖民，就好像請來的客人最後變成了屋子的主人。英國人的殖民壓迫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印度次大陸的民族性——即印度教民族主義，然而英國殖民的策略本身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在內部玩平衡術，從未有機會讓印度內部的不同宗教民族並肩作戰一致對外。

1962年的中印戰爭可算是印度在近代史上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從後續的影響來看，那場戰爭實際上強化了印度人民的國家認同，推動了印度內部的整合與改革。因此我一直反對中國把印度當作敵人，更反對與印度開戰——假如中國與印度為敵，或者說中印再一次爆發戰爭，只會幫助印度解決內部矛盾，讓整個印度鬆散的各邦擰成一股繩。

莫迪政府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明知自己並不是中國的對手，卻不惜鋌而走險宣傳中國威脅論、不斷挑釁中國，因為只有讓老百姓產生危機感，他們才會心甘情願團結在政治強人身邊，政府從而能夠對國家進行更高效的管理。在過去的兩年中，莫迪政府對此進行了充分實踐，當疫情封城政策嚴重損害印度經濟的時候，他們就故意在中印邊境製造事端，抵制中國產品、封禁中國APP、給中國企業穿小鞋……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場“中國即將在軍事和經濟上全面入侵印度”的戲碼，通過展示強硬反擊的態度，讓選民覺得政府是“有所作為”的，獲得了相當高的支持率，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做了許多專斷獨裁的決策。印度國內的矛盾越激烈，政府冒險主義的傾向就會越明顯。

但並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對此買賬，因為印度內部的分化早已病入膏肓，莫迪盡其所能也只能團結到印度教徒那部分。如果非要把中國塑造成“整個印度共同的敵人”，那麼恐怕有一部分印度人會寧願“投敵”——畢竟對中國的“不滿”只是輿論機器炮製出來的，對莫迪政府的不滿卻是每天的生活日常。

這部分對莫迪政府極度不滿的自然就是印度穆斯林群體。

任何一個非穆斯林國家，都會對治下的穆斯林非常頭疼。從表面看，我們可能會覺得穆斯林思想極端，總是搞事情；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穆斯林的自我宗教認同要遠遠高於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

宗教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種認同，其中只有民族認同是天然形成的，靠宗族的血脈來凝聚；而宗教認同和國家認同本質上都是基於“故事”，“國家”的故事性要遠遠弱於“宗教”——“國家”由疆界來定義，而“疆界”是由政治和軍事博弈人為劃定的——你碰巧生在三八線以南就是韓國人，三八線以北就是朝鮮人，這種劃分本身就很扯不是嗎？兩個分屬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旁遮普人之間的差異，要遠小於印度旁遮普人和泰米爾人之間的差異，可為什麼後兩者要在同一個國家效力，而前兩者卻要相互為敵？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意識形態”不同導致的，“意識形態”在某種意義上本身是“宗教”的一種，且當代的意識形態對人身的控制遠遠不如傳統宗教那麼牢固。

人類社會之所以會產生“國家”，最初應當是基於合作的需求。比方說幾個小部落組成聯盟可以共同抵禦更強大的敵人，可以調動更大量的人力和資源治理水患。既然“國家”的概念本身是人為製造出來的，那麼國家內部合作的關係也會隨着共同利益發生變化而變化，這種認同的基礎相當不穩定，大部分的國家都需民族認同或宗教認同來鞏固，所以才會有“民族國家”和“宗教國家”。

傳統宗教中，以伊斯蘭教對人身控制的程度最高，判定人身控制的程度高低主要看有沒有“自由退出機制”。之所以說民族認同是最為天然且強有力的認同，因為你無法選擇或退出自己的民族，一生下來就已經高度綁定。一個出生在中國的漢族人入了美國籍、信了基督教，他依然是個漢族人；他可以騙自己說已經加入了“美利堅民族”，但改變不了血統的事實。

伊斯蘭教在這一點上不輸民族認同，你如果生在穆斯林家庭，那你極大概率一輩子都會是個穆斯林，無法選擇也無法更改。因為伊斯蘭教沒有一個自由退教的機制，尤其在穆斯林占多數的伊斯蘭教國家，退教等同於叛教，後果很嚴重；雖然在中國這樣的世俗國家，人民有信教或不信宗教的權利，退教受國家機器的保護，但退教者將不得不承受來自家族、社群的巨大壓力，相當於“社死”……這樣一種強有力的捆綁，再加上伊斯蘭教高度寫保護的教義，就使得伊斯蘭教的宗教認同常常凌駕於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之上。

因此，對於穆斯林統治者而言，伊斯蘭教本身就是用來構建認同最強大最好用的工具；而對於非穆斯林統治者而言，伊斯蘭教則是一塊阻礙國家認同構建的巨大絆腳石。

常言道：“用魔法才能打敗魔法”，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的意識形態打一開始就是為了對抗伊斯蘭教而被創造出來的。關於這一意識形態的歷史，我在《是什麼讓莫迪成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簡史》一文中有過詳細的闡述。無論是早期的毗舍耶那伽羅王朝（Vijayanagara Empire），還是後來的馬拉塔帝國（Maratha Empire），都曾為了對抗穆斯林的入侵而對印度教民族主義進行了探索——在遭受威脅的形勢下，帝國會格外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來團結人民。

然而，由於南亞本身多民族多宗教的特質，導致了“印度教民族主義”這個詞的定義飄忽不定，無論是“印度教”還是“民族主義”都有不同的解釋。比方說“印度教”既可以指代現代意義上的印度教，也可以認為是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錫克教等所有起源於印度次大陸的宗教。同時，有些印度人聲稱印地語裡面的“民族主義”（Rāṣṭravāda）一詞並不能等同於常規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是一種社會精神、文化傳統、政治思想的統稱。在此基礎上，Hindutva的概念又被創造了出來，這個詞也相當難翻譯，大體可以理解為“印度宗教徒的特質”，涵蓋所有發源於印度次大陸的宗教信徒。有些人將這個概念解釋為一種意識形態，也有人辯稱Hindutva只是一種無關政治和宗教的生活方式。

因此，印度教民族主義究竟要如何定義，長期以來都存在爭議。究竟是文化民族主義還是宗教民族主義？究竟是法西斯式的文化霸權，還是保守主義的民族專制？

你可以從這種基本概念的模糊不清，感受到“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掙扎和糾結——一方面試圖籠絡更多的非印度教徒，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宗教原教旨主義給人以極端的印象。自古以來印度人都相當擅長摳字眼詭辯，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概念模糊化，當受到指責的時候就可以抵賴，堅稱自己是溫和及世俗的——但事實上，打着印度教民族主義旗號做的事情，往往都帶有非常明顯的宗教極端主義性質。比如1969年和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騷亂、1984年反錫克教的仇殺、1989年的克什米爾騷亂，1992年搗毀阿約提亞巴布里清真寺之後引發的一系列連鎖暴力，以及最近2020年的德里騷亂。

1999年的時候，有一名澳大利亞基督教傳教士，他和他10歲和6歲的兒子在車站睡覺時被一群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活活燒死……聽到這種新聞的時候，讓人很難相信看起來一貫溫和的印度教徒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這恐怕是因為當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和威脅時，意識形態或許只有將自己暴力化、極端化才能夠生存下來，佛教、印度教都不例外。說起來伊斯蘭教之所以會存在一些極端的教義，也跟它創教之初遭受迫害擠壓的惡劣生存環境有關——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一邊籠絡一邊排外，這並不矛盾。

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教徒居多的印度共和國具有主場優勢，這更讓他們有恃無恐。作為一個世俗國家，卻通過了明顯帶有宗教歧視性質甚至違反印度憲法的《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這就是一場很典型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在可預見的未來，類似的情況或許還會持續發生。

對於莫迪政府來講，既然註定無法改變穆斯林的意識形態，那就索性利用這一威脅，把其他人先團結起來吧！即便明知是飲鴆止渴，只要毒副作用不在自己的任期內爆發就行了。

就像我在文章一開始所說的，印度的執政黨並非渾渾噩噩不知道該做什麼，他們的痛苦恰恰來源於明明知道該做什麼卻做不了——想要書同文，有英語這個攔路虎；想要車同軌，有制度這個攔路虎；想要行同倫，有伊斯蘭教這個攔路虎。拿印度政府想要進行的六大改革來說吧，就目前情況看來，稅務改革已經完成，農業改革宣告失敗，銀行改革和國企改革正在進行，勞務改革和徵地改革舉步維艱……

我在想，印度最需要的，會不會是一場宗教改革，甚至文化改革呢？

無奈宗教改革對印度而言是一個悖論，假如把宗教給改革了，那麼將印度不同文不同種的各邦維繫在一起的力量便會消失，統一的印度將不復存在。

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在我們看來覺得天經地義之事，在印度卻是難如登天。我在印度生活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社會發展的道路沒有捷徑可循。昨天還在喊着“皇上萬歲”，難道今天大家排着隊投票搞大選就進入文明社會了？全民信教的印度，難道自稱是世俗國家就真能不偏不倚按照世俗標準行事？

越看印度的現狀，越覺得我們這代中國人的幸運，只不過這種幸運是建立在前幾代人的不幸之上的——幸虧前幾代人闖過了絕望的黑暗、承受了改革的陣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始終不曾放棄和妥協，才開拓出了一條從未有人走過的道路……

當我們立足於自己短暫的人生尺度，常常會覺得變革的巨大代價不可接受，畢竟時代的一粒沙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但假如從歷史趨勢的大尺度上去看會發現，那些看似巨大的代價往往可以換來更巨大的收益。從一個時代邁入另一個時代，總有人要做先驅者，總有人要被犧牲，總得打一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這一切無關道義，而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革自己的命，終有一天會被別人革命。假如只顧眼前的得失，對舊社會的清算不徹底，那麼世世代代都將要為這種短視和妥協買單。

——是的，你如果來到印度，可以看到很多令人驚嘆的精美文化遺產；但請不要忘記，印度在繼承文化遺產的同時，也繼承了鐐銬與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