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发表讲话

张维为：

感谢王冠，感谢各位记者出席本次民主问题讨论会。我的演讲题目是《民主：中国与美国的比较》。

我们知道民主在很多方面是具有争议的。如果问美国人“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不，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如果问中国人：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今天的多数中国人会说：“美国？民主？不，美国是金钱政治，不是民主，是钱主。”

那么有没有可能搁置争议，就民主问题展开一个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呢？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暂时的定义。在这里，我想引用美国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我将以这三个标准逐项检验，对比中美民主孰优孰劣。

先看“民享”。我们最近看到达利亚研究咨询公司就民主问题发布的调查结果。在中国，13%参与调查的人认为政府是服务于少数人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80%以上的人认为政府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在美国，有52%的人，即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政府是服务于少数人的。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中国著名的钟南山院士给出的一个研究结果。几天前，他表示，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免于感染新冠病毒而死的自由而言，中国至少比美国安全606倍，就免于感染新冠病毒的自由而言，中国要比美国安全1678倍。这个计算很简单，如果我们看新冠死亡人数，以绝对数值计算，美国的死亡人数大约是中国死亡人数的170倍，但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2倍之多。因此，就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而言，中国比美国安全600多倍。

中美新冠病毒致死人数对比

接下来看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确实，四十年前中国人生活水平、财富水平比美国要低得多，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这个是有关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的数据。我们看家庭平均净资产，美国的数值比中国高，但是看中位数，2019年美国接近10万美元，大约可换算成70万人民币。那么在中国呢？中国比美国的数据要高一倍。当然，这是中国城镇家庭的数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中国农村家庭的数据，希望明年能拿到相关数据，我们再进行对比。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也比我们预想中快。

中美家庭净资产对比

接下来，这是著名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类似的调查可以追溯到五年、十年前。其中，2019年，中国91%的受访者相信中国走对了路，美国4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走对了路，而英国只有21%，法国只有20%，这些国家一定出现了很多人权问题，从民调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国家的方向不满意。这是国际知名民调机构给出的结果。我可以很确定地说，就“民享”而言，中国模式、中国政治体制、中国民主制度已经比美国模式做得好很多。

认同本国发展方向的情况对比

就“民有”来说，我这里就用一个数据，中国公务员大约90%都来自普通家庭。而美国呢？用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话说，“美国现在是1%人所有、1%人所治理和1%人所享用的”。大多数人都同意，美国是富人主导的国家。

中国90%的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

“民治”这一点是最具争议性。在当今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多党体制、普选权这些就等同于“民治”。但是从中国的角度，就像刚才李世默先生提到的，这都是一些程序。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差之千里。因此中国采取的方法是先探索实质（民主），相应的程序会应运而生。我们自古的传统哲学就是“道”和“术”，“道”指更宏观的目标和原则，“道”在“术“之上，”“道”是管理程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推行程序的改革，而很多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却不能，因为他们的程序过于僵化。

对美国“民治”的疑问

如果我们看实质民主，中国可以说是确保良政善治，这十分重要。我大约在十五、二十年前提出一个观点：我们需要一种重大的范式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从西方界定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转到“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而实质民主就是要确保良好的政治治理。这正是中国在做的，且做的不错。

我们可以接着看一下达利亚研究咨询公司关于“民主赤字”研究结果。在中国，有84%的人认为民主重要，有73%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所以民主赤字为11%。在美国73%的人认为民主很重要，仅有49%认为美国是民主国家，美国的民主赤字率是24%。达利亚研究咨询公司的这个调查是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委托进行的，在座各位都知道拉斯穆森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怀有很深的敌意；这个结果体现出，在大多数美国民众的眼中，“民治”并没有在美国得到实现。

中美两国人民对本国民主的看法

从皮尤的另一个调查结果中我们能看出，在美国的民调中，很少有人认为美国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一个好的民主典范，这项调查在大概20多个国家进行了民调。51%认为美国曾经是一个民主模范，但是现在已经不是，72%的美国人并不认为美国民主是其他国家的一个良好典范。如同刚才马丁·雅克先生也提到的，美国一定需要很多勇气，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没有什么“国会山事件”，一切都像没发生。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反思美国民主的问题。

如果美国要举办民主峰会，我希望它首先讨论的是：“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经济学人》曾经用过的封面故事，其中引用了我说的一句话，“美国民主有很大的问题，它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其实我当时的原话是“它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不幸的是，这就是现实。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大都是“部分利益党”。中国公元前221年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一个“百国之合”的国家，历史上一直实行“统一的执政集团”，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制度，那么国家就会四分五裂。

1911年后中国尝试了美国政治模式，结果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每个军阀背后都有西方势力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统一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治国人才的传统，现在中国的干部选拔方式是“选拔+选举”。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常委，大多担任过两个省的一把手，治理过至少一亿人，中国领导层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执政能力最强的领导班子。

中国方式：“以民为本”

如果要进行改革，我们的政党必须要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为什么西方很难推行改革或者根本没法改革：谁要改革，就可能要下台。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克服既有的利益羁绊，只有一个代表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力量、政治机构，才有能力突破重重困难推动改革。

中国是改革的“专家”，我们随时都在进行着改革。我认为西方也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如何改革自身的政治体制，否则就会江河日下。另外作为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它也能够放眼未来，为未来5年、10年、100年、下一代进行规划，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

除了“民有、民治、民享”，我还从中国经验中提取了几点经验，这是林肯所不知道的。比方说，“民策”，也就是 “to the people”，或者叫“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决策过程。

如果我们对比中美两国政治决策的质量，我认为中国政治决策的质量明显高得多。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这是从苏联学来的，然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再创造。举个例子，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计划？决策过程大体上要花费一年半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包含数百轮磋商，智库内智库外、党内党外。在这个全过程民主中，我们不仅制定计划，还要付诸于实践，并通过实践与检验和调整。

在座的大多数人在中国待得有些年头了，一定知道每年春季举行的两会，两会要讨论和审议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落实情况。在每年11月或12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我们又会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两会中，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明确指出每一项工作的落实完成情况。报告很诚恳，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质量远高于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每一条，都与百姓息息相关。

“民策”：中美决策质量的巨大差异

对于美国，马凯硕刚才也提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在1981年至2002年的1779个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富豪阶层能够影响公共决策，而普通民众对于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不仅仅涉及每四年选总统，而是你的决策在多大层面上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

反观中国，我们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循环往复，进行多轮的磋商，征询意见，从而确保这个政策是成熟的。我经常和英国朋友开玩笑，你们为什么要进行老套的全民公投，我们现在是5G时代，而你们还处在2G时代。投票时，一方仅比另外一方多了3%多一点，但已经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分裂。如果你们采取协商民主、采用民主集中制这样的中国模式，即使有30%的差异，我们最后也能达成共识，一起推动国家进步。

最后就是“民依”，也就是“with the people”，即“依靠人民，与人民在一起”。习主席多次强调永远与人民在一起，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有自己的联系点，他们需要定期到这些地方去进行考察调研。最终的目的是要保证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实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平衡，否则制度就会出问题。

我认为，在美国，这三方力量最终是一种有利于少数富人的平衡，我想中美的政治体制的差别，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那就是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美国最富有的100个人、甚至不到100人，就可以左右白宫。因此美国需要进行认真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美国将进一步走衰。

“民依”：中国共产党一直走的是“与人民在一起”的道路

我最后想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案例，就是美国过去20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挥霍了2.3万亿美元：杀害、损毁、践踏人权。相比之下，中国自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花了约2500亿美元让将近1亿人脱贫。我们仅花费了阿富汗战争十分之一的钱，就消除了中国最后的极端贫困。为什么美国不能把这2.3万亿美元花在消除美国的贫困上？这笔巨款如果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中国模式的话，理论上，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但美国却选择将这些钱花在阿富汗战争，花在杀戮、破坏、侵犯人权。为什么？这该如何解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到这一点，那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绑架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他们通过战争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制度一定要走衰。

所以美国的敌人不是俄罗斯或中国，而是美国自己，西方民主制度的敌人不是俄罗斯或中国，而是西方民主制度本身。

最后，是我的总结和一些回顾。刚才王冠提到10年前的2011年6月，我和福山先生的辩论。当时恰逢阿拉伯之春，穆巴拉克刚下台。福山在辩论中说道，中国可能也会出现类似阿拉伯之春的事件。我说不可能，我当时做了预测：阿拉伯之春将成为阿拉伯之冬。的确，后来也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张维为与福山对谈

福山表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需要一人一票选举。我说中美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就我对美国体制的研究而言，美国需要更多和更实质性的改革，因为美国的体制是前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分工迄今还不明确，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我还提到低智商的民粹主义可能会在美国盛行。当时福山很自信地说，这不大可能在美国发生，因为美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我说你有点天真了。

中国践行的是人民民主，换言之，从“民有、民治、民享、民策、民依”这五个方面来看，我认为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比美国民主制度要好得多。这让我想到了今年初美国国会遭到占领时，一条传播很广的推文：“如果美国看到美国国会山发生的骚乱；美国会入侵美国，将美国从美国的暴政中解救出来”；还有一条推文是：“这是唯一一场在美洲发生的没有没有美国大使馆参与的政变”。这些推文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

我想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而言，美国民主已经成为了笑话，而台湾的民主则是一个更大的笑话。这次美国举行民主峰会，会成为中国互联网上调侃和挖苦的对象，会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快乐源泉之一。

我在十年前跟福山辩论时就说过，就政治体制而言，中国的视野已经越过了美国模式。做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类比，美国的民主峰会是一种过时的老式游戏。“自由之家”组织衡量各国的所谓民主状况，哪些国家进步了，哪些国家倒退了等等。美国就像生活在彩色胶片时代，经历着富士和柯达之间的激烈竞争，而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则适用于数字时代，我们放眼未来。

如果一些国家倾向于西方民主模式、倾向于美国民主模式，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羡慕，我们倒是感到同情。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只会江河日下。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终结”的终结。这是我当时给福山的忠告，这个忠告现在依然成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