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凯

序

去年，《通信兵的故事》公众号曾两次发表过史祥彬将军关于多次进藏执行任务的回忆文章，史将军是笔者的老领导，看了他的文章便也产生了提笔冲动。

笔者于1969年2月入伍，1985年5月调入总参通信部通信处无线组，分管卫星通信、微波通信等方面的业务，当时的通信处处长正是史祥彬。

通信处领导与无线组成员合影

（北京-1985）

前排左起：刘荣轩、陈远芬（副处长）、史祥彬（处长）、张庆心（副处长）

后排左起：崔凯、黄少岭、李国玉、陈振生

1987年3月9日，史处长要我做好立即进藏执行任务的准备。事情的缘由大致是：中印边界东段正在发生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对峙，起因是印军渗透到我旺东地区，随后又进入克节朗地区，目前正在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为遏制印军的蚕食和渗透，总参已于年初下达命令，要在克节朗、朗久地区进行设点，任务代号为“874演习”。为确保设点行动的成功，总参和外交部已成立联合工作组，由总参作战部牵头，总参通信部也派一人参加，立即前往西藏。

笔者意识到此行非同往常，然而时间紧急，也来不及准备什么，重点关照了一下照相器材，3月11日便随工作组一同飞赴成都。

发生在1987年的这场危机，算得上是中印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可能是顾虑外交方面的敏感，多年以来，中印两国都没有就事件原委发表过官方报告或权威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印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一直未能得到根本缓解，近年来更是冲突不断，所以即便是往事重提，也不能无所顾忌。落笔之前做了一些检索，网上已能搜到有关874演习的回忆文章。即便是总部工作组的情况，在公开的出版物中亦有所涉及。例如：

“成都军区党委决定由廖锡龙副司令员负责，陶伯钧参谋长协助，共同指导完成这次设点任务。国务院、中央军委都极为重视，为做到万无一失，授命总参谋部、外交部、军委空军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总部工作组组长为总参作战部作战处处长陶智。总部工作组于3月中旬赴西藏，就设点事宜展开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总部工作组在西藏调研20天，3月31日回到成都。”（《傅全有传》/解放军出版社/2015）

“总部工作组向成都军区转达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设点问题上的明确意见：这次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是去设点，而不是去拔点。要树立两种思想，一是要敢于对峙，二是不怕犬牙交错。要严格遵循中央军委的指示：既要设点，又要避免武装冲突。”（《傅全有传》/解放军出版社/2015）

笔者虽是总部工作组的成员，但主要任务是了解通信保障方面的情况，军机大事参与不多，留在记忆中的就更少。本文重在回忆当年的个人体验和感受，为方便读者理解事件的原委和了解中印边界东段的全貌，文中加入了一些背景介绍及战事回顾。文中出现的照片和图片多出自笔者个人收藏或制作，不无遗憾的是，当年拍摄的现场照片大都随工作报告上报，留在手中的多为借助他人之手、供个人留念的“到此一游”之作。

结 局

1987年3月28日上午，总部工作组在错那与边防二团领导交换意见，下午启程返回拉萨。

从错那出发前，陶智组长的身体已完全恢复。到达拉萨后，我们与外交部林处长再次会合。此次西藏之行，虽与林处长相处仅几天时间，却受益匪浅。林处长曾常驻印度，是个印度通，对印度的国情及政府看得很透彻，谈锋犀利，切中要领，令人印象深刻。他说的一些话，即便是多年以后，仍在影响着笔者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思考。

3月29日上午，总部工作组进行了工作总结，接着又与西藏军区交换了意见。下午难得放松半天，大家一起仓促游览了大昭寺、八角街（笔者买了两把藏刀留作纪念）和罗布林卡，最后视察了西藏军区拉萨卫星通信地面站。

大昭寺广场（拉萨-1987.3）

在拉萨街头体验了一把转经

（1987.3）

总部工作组视察拉萨卫星通信地面站

（1987.3）

（右2为本文作者）

笔者于3月30日返回北京，次日递交了调查报告，并在交班会上向全处作了简要汇报。对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建议，通信处和装备处的领导都十分重视，立即制定解决方案，并亲自组织落实。笔者刚从前线归来，更是不敢怠慢，虽然很多事情都不在我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但至少是可以跟进催问。其实准备工作早已启动，毕竟搞演习的命令在年初就已下达。

有同事问：看这架势，是真要开打了。笔者实话实说：是不是开打还真不好讲，但咱们只能按开打做准备。

本文到此原本就可以结束了，再往下说就没有亲历了，然而为了故事的完整性，笔者愿将了解到的有关874演习的结局和随之引发的思考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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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久地区设点

  
  

朗久地区的设点行动没有受到印军阻挠，设点分队从朗久村向南推进了8公里，至形琼普张3197高地，与印军马加哨所对峙。

如今的3197哨所

据原山南军分区通信科长张秉德的讲述（《874演习，那鲜为人知的故事》/杜宗林）：

“4月29日，分区杨荣福副司令员和边防一团王会元参谋长，率该团特务连侦察排秘密穿越人迹罕至的谷地密林，于30日凌晨4时抵达朗久地区南侧，对该地区进行抵近侦察，发现3197高地有6名全副武装的印军活动，在我方意图暴露后，侦察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经请示上级批准，由侦察转为设点。”

“5月1日上午10时，边防一团紧急集合，副团长罗志宏宣布分区战斗命令，团机动四连前往朗久地区设点；团机关、特务连、汽车排抽调主要兵力遂行保障；隆子步兵营立即向朗久方向机动。19时30分，有线排长陈庆良受领任务，由柴敦苑等5人携单机5部，被复线10公里，配属四连至朗久设点。22时，随进点分队跟进架设。”

“尤其是朗久至白松段，人迹罕至，密林遍布，通信兵只能跟随分队摸黑前行，3小时前进不足4公里。凌晨1点突下大雨，道路泥泞湿滑，线务员梁昌武一脚踩空，若非抓住一根山竹，险些掉进急流。手被破竹划出口子，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继续放线。”

“由于悬崖挡道，漆黑难行，加上敌情不明，上级命令进点分队原地待命。战士们在寒冷疲惫、惊恐黑暗中依偎取暖。天明吃几口761压缩干粮，边砍边放线，继续向3197高地开进，中午2点按时到达，接通了与马及墩的电话。杨副司令向上级报告顺利抵达的喜讯。”

3197哨所又被称为“天梯哨所”

天梯的台阶共计2187级，

后来多亏修路，减至677级

与3197哨所相距数公里的边防连营地

尽管当年总部工作组并未进入朗久地区，笔者不了解实地状况，但从卫星图像上分析，设点行动已经进入了麦线印方一侧。朗久是马及墩南面的一个自然村，距麦线约2公里。由朗久村向南推进8公里，那就意味着进入到了麦线印方一侧6公里。看似波澜不惊的朗久地区设点行动，却为874演习立下了大功一件！

3197哨所的设立扩展了我方实控区面积，根据笔者的估测大约有130平方公里。当然这只是依据卫星图像的个人理解，读者不必认真。环顾整个中印边界，这里恐怕是唯一的中国“越线”实控区。

图中的新村和营地均为近些年所建

之前曾提到，发生于1959年8月的朗久事件是中印边界首次爆发武装冲突，此后印军撤出朗久哨所，我军也于1960年主动撤出。在1962年战后设置检查站时，朗久地区和克节朗地区都被作为争议地区而空了出来。

与克节朗地区和沙则哨所的情况不同，印军自1959年撤出朗久哨所后就没再返回，对我军1987年的越线设点行动亦无过激反应。以笔者个人之见，印军除了要考虑攻防重点（达旺方向）和作战保障（交通条件），还不得不顾忌到一些历史教训。

朗久地区有座名为扎日的神山，是藏传佛教的四大神山之一，相传是藏传佛教创始人莲花生大师的归隐之地。每逢藏历猴年，西藏的佛教徒都会去转山朝圣，一般是小转，沿距离较短的内径；每逢六十年（五个轮回）是大转，沿距离较长的外径。

那个名叫贝利的英国谍报官当年也来过这里，了解到猴年转山的事情，并亲自转了，不过他走的是转山路的内径（小转）。想必贝利心里明白，一旦把朝圣通道划走，那就把事情做绝了，日后西藏当局恐难以就范。他的盘算应该是把边界划在内径小道的边上，仅给西藏保留小转朝圣。

扎日神山（网搜）

于是后来出台的麦线便在马及墩的南面拐了个弯，让出了转山内径，所以这段划线并没有刻意沿着什么地形特征。当印军在1959年推进到这一地段时，并不清楚当年贝利的“苦心”，竟自作主张，认定贴着马及墩南面的一条由西向东的河流可以作为边界的特征，于是把边界推进到河边，并在河流南侧的朗久村建立了哨所。

估计印军是在冲突发生后才搞清楚了状况，自觉闹乌龙心虚，便主动撤走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米林县的塔马墩）。

由于朗久事件死了人，印度政府便借机掀起反华浪潮，闹得很凶。尽管印度政府一直嘴硬，甚至睁眼说瞎话，但也故作悲情地表过态：“对于你们的军队用优势压服我们设在麦克马洪线我方一侧的朗久的哨所的行动，印度国内产生了巨大的愤怒；虽然你们至今还没有撤退你们的军队，我们并没有试图重新占领这个哨所。”（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致周恩来的信）

错噶湖

（图源：《扎日神山转山之错噶湖》/

知乎@巫角)

托874演习的福，错噶湖终于回家了。错嘎湖，俗称错嘎圣湖。在藏民心中是香格里拉，是佛国天堂。位于错噶湖上方约1公里处的帕姆措（帕姆圣湖），湖色乳白，是典型的高山漏斗形冰渍湖。两湖都是朝圣扎日山途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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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节朗地区设点

  
  

关于克节朗地区设点，在前面的章节里已零散提到过一些细节，下面是总体情况：

1987年4月3日，工兵15团向错那方向开进。该团（欠三营）参演人数共852人，担负了874演习的所有工程保障任务。

4月7日，驻拉萨的西藏军区炮兵独立第308团向演习地域开进。

5月1日，山南军分区部队开始举行演习。

5月17日，第52山地步兵旅正式出动，于5月23日抵达生漠掌~边哥领。

52旅在勒布沟开进

（图源：《87.4军事演习》/王平）

5月17日，西藏军区和成都军区空军拉萨指挥所联合召开了陆空协同会议，确定了行动方案。成空组织空33师97团1个大队12架歼-7歼击机，于17日由重庆大足紧急转场拉萨贡嘎，首次进驻西藏，担负战备值班任务。该月，成空紧急组织指挥空军部队入藏，开创我军高原地区最大规模的空运。

1987年6月，

中国战斗机停在贡嘎机场（印媒）

西藏军区在麻玛开设前线指挥部。5月22日，成都军区工作组向军区汇报：由于气候寒冷，克节朗地区积雪没有融化，设点的时机尚不成熟。

5月28日，总参谋部指示成都军区，要尽快研究制定出先在克节朗河以北地区设点和在南、北两岸同时设点的两种方案。鉴于过河设点，印军可能反应强烈，甚至制造事端，挑起武装冲突，成都军区建议先在克节朗河北岸设点。6月11日，总参谋部批复同意：加强对克节朗河北岸的有效控制，过河设点方案暂不实施。6月20日左右设点。

6月15日下午，西藏军区前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布置设点工作。要求山南军分区边防二团和第52山地步兵旅各设点分队在17日18时准备就绪，22时行动，争取在18日6时设点成功。

6月18日，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分别在克节朗河北岸设立了拉丁拉、日廷布、克乃宁、踏瓜登、杜让尚、汪登等6个边防点，控制了克节朗河以北地区。

7月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通报表扬中印边境地区设点部队。

徐惠滋副总参谋长（中）

在勒站视察参演工兵部队（1987.7）

（图源：《青春热血筑牢边防线》/罗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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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努力和演习结束

  
  

1987年4月，随着中印边界争端升温，关于中印可能爆发战争的传闻逐渐出现，中印官方则尽量淡化双方在边界的紧张局势，并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详情可参阅《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南亚研究/姬文波）

6月下旬，在完成克节朗河北岸设点任务后，我方已准备将演习部队大部分回撤。然而在如何处理中印边界危机问题上，印度军方仍然与印度政府存在着分歧。6月19日，印度国防部长视察中印边境地区，表示不会放弃一寸土地。6月底，印军一个山地旅越过苏如拉山口向中国肖站方向推进，克节朗河南岸的印军也增加了兵力，形势骤然紧张。不过印度军方的冒险行动很快就被拉吉夫·甘地所制止。

1988年12月19-23日，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

这是自1960年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访问印度后，

两国间34年来的首次高层访问

7月，中印边界局势开始迅速缓和。中印军队指挥官在边界举行了会谈。7月下旬，中国参演部队大部回撤。印度军队也开始部分撤军。

874演习是我军边防部队自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演习持续至8月结束，取得了坚守旺东（包括加强对无名湖地区的控制）和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的胜利，实现了我国对中印边境东段部分争议地区的有效控制。

无名湖哨所（摄影/宋朝华/1990s）

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平息，除了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国际政治的制约，现实因素是中印两国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

80年代以来，随着作战能力的大幅增强，印军进而提出“先发制人”的攻势防御思想。印度军方自信在边界拥有军事优势，特别是空中力量。虽然重返克节朗河谷地区的印军仍处在战术不利的地形上，但似乎是找回了自信。印军高级将领骄傲地表示：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

我军配置在西藏高原北部和中部的中程导弹对印方无疑是一个巨大威胁。尤其是就在克节朗河谷设点行动实施前不足半个月，我国于1987年6月5日在新疆罗布泊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爆炸当量25万吨，是当时我国历来威力最大的一次地下核试验。这在时间上或许只是个巧合，但无论如何有助于使那些自信心已严重膨胀的印军将领冷却一下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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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完成的作业
  

  
  

1962年秋，毛主席在西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曾说过：“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起码要保证中印边境30年的和平。”

为什么是30年？3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既然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希望，那就只能打完了重新布局，这包括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现代化）、国际局势的变化、战略重心的调整、必要的战场建设等等，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最终完成作业就只能交给下一代了。

1962年11月22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同一天，尼赫鲁在一个小学生的集会上讲道：“印度同中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也许要拖得很久，可能要拖到你们中有些人已长大成人能参加这场战争的时候。”（《印度教徒报》/1962年11月23日）

25年后，我们离重新布局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反倒是印军故伎重演，蚕食得手。874演习的结果是沿克节郎河形成了新的实控线，实控线从克节郎河折向沙则，再向东沿桑多洛河谷通过旺东、无名湖与麦线相接，这条线又被称为1987年实控线。根据笔者估测（读者不必认真），该线与麦线、不丹边界线所围成的面积约为80平方公里。

1987年实控线示意图

闲时曾与朋友议论中印边界之争的前景。以老朽之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印两国靠谈判最终解决边界争端根本没戏，可期待的最乐观前景是，双方都能以发展大局为重，共同维持现状，遵守相应的行为准则和管控机制，避免发生冲突。说得通俗一点，只要别打起来就行。至于边界的最终划定，只能是无限期推后。好在双方各自都认为时间是站在自己一边，都不缺乏耐心和自信。

事实上，中印两国自1987年边界危机以来已经谈了30多年，谈的并不是划界，而是如何避免冲突。双方期待通过澄清实控线并建立相应管控机制，可有效避免冲突。然而就笔者所知，双方仅在2002年就争议较小的中段实控线交换了各自的位置图，随后便难以继续下去，因为越搞越复杂，又回到了1959年。实话实说，这个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其实中印两国在1962年开打之前还是有机会求得和平解决的。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访问印度时曾提出过合理可行的建议（后来被粗疏地概括为“以东换西”），但被尼赫鲁政府拒绝了。

据说毛主席曾感叹过：想了十天十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要说这尼赫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但在中印边界争端上却一再刷新政治弱智的底线，着实让人想不通，或许是他已被自己煽动起来的民粹所绑架。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年真若成交，那我们或许早就对藏南说再见了。

谨以拙作一首结束本文：

恶线一条割九万，

山河北望问归期。

天朝蓄势安寰宇，

三隅回家未可知。

（2021年4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