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從2014年到2021年，韓國向我國移交了8批志願軍烈士遺骸，總計825名烈士回到祖國。

上千件遺物中，以25枚姓名印章為線索，國家有關部門通過查找檔案、發動社會力量、進行DNA檢測等方法，在2019年確認了首批6名烈士的身份，這是我國首次通過DNA技術確認無名烈士身份。

“為烈士尋親”，讓大眾看到了政府部門的決心以及科技賦能的實效。但由於年代久遠、戰爭損毀等原因，“烈士尋親”面臨着殘缺的資料、海量的人口數據及高昂的科技成本。

要實現高效尋親，離不開“打通最後一公里”的人民力量。本文要講述的故事，便與此有關。

從朝鮮帶回上萬姓名

2016年8月28日，49歲的黃軍平從丹東入境朝鮮。這一次，目的地是剛修繕完畢的開城烈士陵園和安州烈士陵園。

開城烈士陵園中，英烈牆醒目而震撼人心。巨大厚重的牆面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黃軍平在英烈牆前來回踱步，最終還是沒能找到埋藏心底的那個人。他感到十分沮喪，片刻之後，他向着英烈牆跪下，磕了三個頭，拿出手機將英烈牆上近萬個名字錄了下來。

5分鐘的視頻，上萬個姓名。

這位樸實的陝西農民，當年並不知道，他的這一舉動即將拉開全國性志願軍烈屬尋親的序幕，他也不知道，他發起的“我為烈士來尋親”公益組織將在未來迸發出巨大的能量。

黃軍平在朝鮮中朝友誼塔前祭掃

黃軍平並非孤立無援。不願透露真名的志願者“路客”，2007年開始“千里走單騎”，翻山越嶺在深山溪谷和各地烈士陵園中搜尋無名烈士墓，拍照歸檔並發布在網上。

他說：“我希望家屬在網上搜索親人名字時，能看到我發的信息，找到烈士的墓碑。”

唐山市民張紅琢，14年踏遍全國20餘省，尋訪400多個烈士陵園並拍攝了6萬多張烈士墓照片，為1400多名烈士找到了親人。

當我詢問他的友人，他為此花費了多少錢時，對方笑了：“他是一個特有原則的人，這麼多年就沒提過錢的事情，他曾說，烈士墓前的團聚就是最大的回報”。

江蘇鹽城五條嶺烈士陵園中，卞康全一家三代守墓70載，已為鹽南阻擊戰中犧牲的330餘名烈士找到了家。

多年以前，有一群人背井離鄉、奔赴戰場；多年以後，同樣有一群人，堅持為烈士尋親、讓英雄魂歸故里。

如今，在國家大力支持與動員下，“星星之火”已在全國各地形成“燎原之勢”，並影響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不一樣的感情、不一樣的緬懷方式”

2016年，黃軍平回國後，立即行動了起來，他和幾位朋友首先把英烈牆的視頻截圖分成了50多塊，按照墓號歸類，開始逐一查找。

在抗美援朝紀念館、中華英烈網等單位的幫助下，他們最終確定：開城英烈牆上，國內登記在冊並有詳細記錄的烈士10084人，無歸屬烈士5152人。

之後，志願者們按照籍貫和大致區域開始分頭行動、搜尋烈士們的親人。歷經磨難，他們終於整合出第一批無歸屬烈士的家屬詳細信息。

黃軍平說：“當我拿到首批陝西籍烈士家屬花名冊時，激動得渾身發抖，當天就迫不及待地登門拜訪了2家。”

烈屬們的心情，黃軍平感同身受。他的二伯黃建國，1953年犧牲在朝鮮戰場。黃家收到烈士證時，親人們悲痛欲絕。

“出門告別至親時，是一個活蹦亂跳的小伙子，回來時變成了一張薄薄的紙。奶奶眼睛哭盲了，爺爺無奈把二伯的遺物都燒了，只留下烈士證珍藏在老式柜子裡，平時從不提及。”

黃建國犧牲時年僅20歲，家人們將剛剛出生的黃軍平過繼給了這位沒有子嗣的烈士。從此，黃軍平成為了一名特殊的“烈士之後”。

黃軍平小學時，語文課上講到邱少雲的故事。語文老師把瘦小的他帶上講台，當着全班同學的面，說他的親人是志願軍烈士，誰也不准欺負他。看着老師和同學們欽佩的眼神，黃軍平開始對“父親”黃建國充滿了好奇：“他高矮胖瘦？犧牲在哪場戰役？現在葬在何方？”

一顆種子在年幼的他心中生根發芽。

“當年資訊不足，父親烈士證的信息也有紕漏。我查閱了大量資料，花了不少時間才更正了過來。”

黃建國烈士，1932年出生，1軍7師20團1連戰士。1951年5月參軍，1953年6月26日在桂湖洞戰役中犧牲。

黃軍平的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證

黃軍平成年後，懷揣着烈士證明，多次赴朝尋找親人的墓地。2016年開城和安州烈士陵園修繕完畢，他立即趕赴朝鮮搜尋黃建國的信息。

“沒有找到。但我看着上面一個個名字，總覺得是在看自己親人。無名烈士們很可憐，沒有親人祭奠他們；烈屬們也很可憐，不知親人埋葬在哪，甚至不知道親人何時犧牲、敵軍是誰。隨着時間推移，這些歷史更淹沒在某個角落無人問詢了。”

他說，他沒有力量讓烈士們落葉歸根，但至少行動起來，哪怕只能找到一兩位烈士的親人，完善一兩位英烈的信息，也是盡己所能的把該做的事做下去。

當前，全國共有196萬餘名登記在冊烈士，有的信息不夠完整準確，有的烈屬不知其安葬的地址。幾十年來，四處打聽烈士安葬地的烈屬不在少數。

很多烈屬每到一個城市，都會帶上《家屬光榮紀念證》到當地烈士陵園查找信息。不少烈屬甚至幾代人跨國尋找，只為過年時多備下一副碗筷，讓親人魂歸故里。

黃軍平帶回的名單經過整理、發布和後續對接之後，幫助一大批烈屬找到了自己親人的安葬地。在各級有關部門、媒體及志願者的幫助下，陸續組織烈屬們大規模前往朝鮮掃墓祭奠。

志願者告訴我：“清明或中秋，中國駐朝鮮大使館邀請全國各地老兵代表和烈屬們赴朝參加公祭。國內，烈士信息及遺物也會得到妥善安置。有一些補充到當地紀念館，有些遺物交給烈屬後，不少烈屬們也會將遺物捐贈給烈士生前隸屬部隊。”

黃軍平（左五）一行在朝鮮高麗博物館

這些名字裡或許藏着團圓的希望

“2018年，原超同我們去朝鮮時，原家已經苦苦找尋原德成烈士60多年了。”

黃軍平回憶，“他們不甘心親人只是一張照片上的記憶，不甘心只是烈屬證上的一個名字。”

戰士原德成，18歲參軍，犧牲的時候還不到21歲。

1954年，烈士證送到了村里，全村一起瞞着原德成的母親。“有一天，村幹部聊天的時候說漏了嘴。奶奶聽到後身體立馬垮了，一年多就走了。奶奶病逝後，爺爺一有時間就到處打聽大伯的下落，但找了十幾年沒有一點消息。”

烈士的侄女原亞莉回憶，她的父親原德功對此非常自責。“最初是我父親想要參軍，大伯以父親身體孱弱為由，死活不同意。大伯自己卻又爭着去朝鮮，叫父親在國內好好讀書。”

多年來，原德功只要攢下一點錢，便去各地的民政局和烈士陵園尋找哥哥的消息，卻總失望而歸。

“每逢過年、清明的時候，父親總會對着朝鮮的方向燒紙，流着淚坐在地上和空氣拉家常，一說就是幾個點兒。”

原德功於2010年去世，享年70歲。“父親臨終時把我們都叫到床前，要我們一定要找到大伯的下落。”想起父親的遺言，原亞莉大哭起來。

原德成的侄孫原超說：“爺爺奶奶時刻掛念着此事，他們生前常常給我講英烈們的故事。想讓我到處尋，又擔心我負擔太重；交給我姑姑，又不放心她獨自外出。2014年，奶奶聽到第一批志願軍烈士遺骸回國的消息，她急忙叫我倆趕赴瀋陽。”

當年，75歲的范淑琴患有嚴重的腎病，她叮囑原超，一定要找到德成，她不願帶着遺憾離去。

“我們晚輩逢年過節給老人的紅包，原來她一直存着，拿出來給我們做了尋親的路費。可最終，她還是沒能等到大爺爺（原德成）的消息。”

原超哽咽了，“到我這代，總算找到親人了！我們家十分感謝志願者們！”

黃軍平從朝鮮帶回的烈士名錄中，有原家四代人魂牽夢縈的那個名字。2018年，原超同黃軍平、孫嘉懌等人，一同前往朝鮮，找到了原德成烈士的墓地。

原超和原亞莉在英烈牆前，扶着親人的名字涕淚橫流：“太爺爺、爺爺奶奶、爸爸姑姑到我這一輩，四代人60多年的心願終於了了！我們終於找到你了！”

原超（左）和原亞莉（右）在英烈牆上找到了親人的名字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崇尚英雄了，這就是國家新的希望吧”

尋親路上沒有轟轟烈烈，很多過程枯燥而煩瑣。

海量的線索、存在紕漏的歷史信息、尋訪到的老兵或烈屬的強烈期盼、需要翻山越嶺才能找到的荒山溪谷間的無名烈士墓、組織協調烈屬團赴朝尋親……越來越多的使命讓黃軍平壓力倍增。

烈士的名字能夠出現在英烈牆上，已經十分幸運，如果有詳細信息找得到健在的親人，更是極其難得。大多數時候，志願者們“勞而無功”。

送英雄“回家”這條路，黃軍平走得很艱難。他沒有年輕強健的體魄，沒有充足的資金。最初的時候，連電腦技術都是從頭學起。“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

當我想進一步了解尋親路上的難處與苦衷時，黃軍平笑了笑：

“我總對自己說，我父親當年願意把一切都交給黨和國家，說明他相信未來，相信自己的犧牲能讓別人過得更好。我既然認定了要幫扶志願軍老戰士及烈士尋親，我都會堅持下去。”

隨着黃軍平拜訪的人越來越多，消息迅速擴散，不僅得到了各級部門的強烈支持，也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提供線索、提供幫助。

讓黃軍平最為開心的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為烈士尋親”的志願者隊伍。

時至今日，“我為烈士來尋親”公益組織，近百位志願者已經幫助800多名烈士找到了親人。志願者們來自五湖四海，他們為了同一個目標，走過了25個省份，去往7個國家，尋遍了數不清的烈士陵園。

如今，在志願團隊中，1968年出生的黃軍平是最年長的一個，在這個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年輕隊伍中，他顯得尤為醒目。

志願者（部分）開展清明英烈祭掃活動

“和黃叔共事這些年，我們年輕人都很敬仰他。他老說自己是個普通人，但我們都知道，他堅持做着一件件不普通的事。正因為有他和路客老師這些前輩，才有了現在全國各地分布的年輕志願者們。”

寧波志願者孫嘉懌說：“在我心中，黃叔是一個偉岸的人。可到現在，黃叔依舊沒有找到黃建國烈士的墓地。如果哪天他老了尋不動了，我們也會為他一直尋找下去。”

初次幫助烈屬找到親人的情境，孫嘉懌歷歷在目。那是2017年春，一位安徽的烈屬輾轉找到她：“您好，看到您經常到烈士陵園去，想請您幫忙尋找一下我的小爺爺王心恆。”

原來，烈屬家多年沒有放棄尋找。清明時，偶然在太和縣革命烈士紀念館裡看到了王心恆的一小段資料，獲悉親人犧牲在寧波。

孫嘉懌心裡沒底，但還是答應了下來。她立即聯繫了寧波當地的民政局和紀念館，查詢無果後，工作人員提示她可以去烈士陵園找找。

於是，孫嘉懌便利用業餘時間，把寧波大大小小烈士陵園的墓碑尋了個遍。每到一個烈士陵園，她都會將陵園內的所有墓碑拍照，將烈士姓名、犧牲戰役及安葬地整理信息並歸檔。

“這次可能用不到，但下一次或許就能提供幫助。為烈士尋親，首先得確定他的具體部隊番號、兵源地籍貫、參與戰役、犧牲地在哪裡等資料。把這些搞清楚了，再去人肉尋找。有時候在烈士陵園找到，有時候通過戶籍地知情老人找到，有時候拜訪親歷那場戰役的老戰士，也能獲得不少線索。最重要的是，消息一定得不停的擴散。有了更多的人關注，總會獲得一兩條有價值的線索。”

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周之後，孫嘉懌終於在樟村烈士陵園找到了王心恆的墓碑。

“那個心情無法形容！我立馬給烈屬打電話，手抖得手機都抓不住。”電話那頭，烈屬“哇”的一聲大哭起來：“犧牲幾十年了啊，終於被找到了。”

“不久之後，王心恆烈士的親屬來到寧波，我和他們一起祭掃了心恆烈士。”孫嘉懌說，在與烈屬一次次的溝通中，烈士們短暫而壯烈的一生常常浮現在她的腦海中：

“感覺到我離他們那麼近……他們那麼年輕，和我差不多的年紀甚至比我還小上一些。他們也有家人，也有那麼多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被家人們記在心上。”

烈屬們前往墓地祭掃親人

這樣的年輕志願者還有很多很多，採訪過程中，黃軍平、孫嘉懌等人不止一次提到袁燕利的名字，並表示組織里“有很多小袁一樣悶頭做事的人”。

袁燕利是名95後小姑娘，從大學開始便走遍全國，5年來為志願軍老戰士及烈士們做了許多事情。但無論筆者和她的親友如何勸說，她仍然婉拒了採訪。

清明，袁燕利在瀋陽烈士陵園代志願軍老戰士、英烈後代們獻花。

在一次次實地走訪拍攝烈士陵園的路途上，在一次次尋找老兵、查證信息的過程中，在還原不同時代的英雄經歷、烈屬故事時，這些青年們也在蛻變，並將火種播撒到更遠的地方。

崇尚英雄才會產生英雄，爭做英雄才能英雄輩出。這些堅持為英烈尋親的普通人，何嘗不是當代的凡人英雄？

“當年，他們為我們犧牲；現在，請為他們做一件事。”

今年4月，退役軍人事務部正式開通“烈士尋親政府公共服務平台”，獲得全國各地積極響應。各地公安、民政、公益組織通力協作，開展了一場場令人感動的尋親接力。許多烈士遺屬通過服務平台找到了烈士的下落，了卻了幾十年來延續幾代人的哀痛。

9月1日，很多志願者激動得夜不能寐。孫嘉懌說：“事務部之前公布的烈士印章及線索，我們在網上參與了信息的比對和分析，郭玉文、楊翌梅兩位志願者實地尋訪，找到了李雲姍烈士的親人。目前國家正在做DNA比對。”

9月7日上午，烈士尋親山西公益幫扶中心收到中華英烈褒揚事業促進會發來的信息——經過比對，王滿烈士可能系山西長治襄垣縣人。

隨後，幫扶中心和縣檔案局調查得知：該縣東里村一位1950年的失蹤人士與王滿烈士資料基本一致。

9月10日，有關部門及志願者一行驅車往返四百多公里，經過實地調查、找到了王滿烈士的故人，確定了王滿烈士出生年月、參軍及犧牲時間、烈屬及後代生活狀況。王滿兩兄弟均為烈士，烈屬母親當年由村社集中供養、安度餘生，烈士親侄也被找到。

近年來，全社會崇敬烈士的氛圍越來越濃厚。各地均在建設或修繕烈士陵園、墓地、紀念場所，加強烈士遺骸的保護與管理，目前已初顯成果；《英雄烈士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台，為保護英烈名譽提供了法治保障；傳承烈士精神、講述烈士事跡的宣傳教育活動也常態化開展。

其中，“為烈士尋親”依舊是當下及未來最困難的事情，需要全社會的廣泛關注，需要網上網下集結的人民力量。

目前，“烈士尋親政府公共服務平台”每天接收和處理着海量的信息和社會線索，每一次轉發、每一條線索都是烈士回家的助力，是對英雄的緬懷和禮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