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 新冠肺炎，哀鴻遍野，天災還是人禍？

二 高利貸帝國主義是當今美帝國的鮮明特徵

三 美國的蛻變：從一個向上的正常國家向帝國轉變

（一）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二）共命運：猶太教與清教聯袂登上新大陸

（三）新美國：在資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四 美國的蛻變：美國從軍工帝國向高利貸帝國轉變

（一）銀行私有化改革，站起來的美國人又跪倒在資本的權杖之下

（二）銀行的私有化迫使美國政府蛻化為華爾街的買辦

（三）美國從軍工帝國主義向高利貸帝國主義蛻變

五 從進步到反動：美國高利貸帝國主義的形成——理論描述

（一）高利貸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體駕於它之上”

（二）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帝國主義

（三）從金融帝國主義快進到高利貸帝國主義

六 從被壓迫民族到壓迫民族：美國高利貸帝國主義的最終完成——現實描述

（一）軍工和金融：美帝國主義的兩個階段

（二）從“G-W-G′”到“G-G′”：美國高利貸帝國主義的出現及其反自然、反人類、反文明的本質

七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美國的崛起與美帝國的末落及其總結

八 從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資本主義的末落與世界的社會主義前途

九 歸納和預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將美國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在化解這次世界範圍內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災難方面，美國的應急體制與中國的比較，真是相形見絀。人們不由得提出“世界將向何處去？”的問題。

目前的世界已從列寧說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進入沒落階段，其表現是金融資本迅速向高利貸資本返祖，軍工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迅速結合併向法西斯方向逆行。

基辛格說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¹。列寧曾將20世紀初的帝國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²，本文認為21世紀初的美國代表着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之後的沒落階段。人類曾有過封建社會的沒落階段，現在我們正經歷資本主義的沒落階段。本文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國”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而是指在國際壟斷資本治下的“美帝國”。³

一 新冠肺炎，哀鴻遍野，天災還是人禍？

2020年世界發生了波及全球並導致上百萬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較大規模的疫情傳播和有效的抗疫鬥爭是從中國武漢開始的。有一些人說是天災，也有一些人認為是人禍。筆者認為次疫情發生的人為痕跡很明顯。這次爆發在中國武漢的疫情具有戰略性的時間和戰略性的地點合二為一地高度重合的特點，這是只有人為安排才能做到事情。

武漢居中國長江之中腰。西方海權理論先驅艾爾弗雷德• 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對中國長江的地緣政治價值十分重視，他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

“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最可觀的政治權威。出於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⁴

筆者注意到，2020年初爆發在中國武漢的新冠疫肺炎情具有戰略性的時間和戰略性的地點高度吻合的特徵。戰略性的時間是中國春節，戰略性的地點是號稱中國“九省通衢”的武漢（以及隨後的北京）。將這兩個特點合在一起除了人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幾乎為零。其戰略指向非常明顯，這就是用生物戰瓦解中國，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無獨有偶，2019年9月9日，華爾街大佬索羅斯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話很重。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全文結尾時說：“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如果任其擴展，在中國乃至全球都可能敲響開放社會的喪鐘。專斷者們將渴望購買中國企業的專有技術，使得它們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賴中國，並使得北京政治控制體系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擴展。”為此，他說：作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創始人，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出了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興趣”。⁵

金融大鱷索羅斯

公曆的8、9月間是猶太歷的6月，是猶太教以祿（Elul）月，出自《聖經·舊約》“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這個月被猶太人視為收穫的季節。《聖經·舊約》嚀囑：“萬物的結局近了，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以祿月也意味着萬物已近結局。⁶接下來就是提斯利月，是猶太人新的一年開始。索羅斯選擇9月9日發表這篇文章，顯然有“萬物已近結局”的暗示。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漢市疾控中心監測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以下簡稱武漢衛健委）向轄區醫療機構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

12月3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組、專家組趕赴武漢市，指導做好疫情處置工作，開展現場調查。武漢市衛健委在官方網站發布《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宣布發現27例病例。隨後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大規模暴發並向全國輻射傳播。

就在索羅斯發表那篇文章的前兩個月，位於美國德特里克堡的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於2019年7月關閉，隨後世界就陷入災難。

2019年8月，一場大規模的“流感”造成（美國）10000多人死亡；10月，美國在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參與下組織了“事件201(Event 201)”全球流行病演習⁷；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在中國武漢舉行。就在快要參加比賽的時候，來自美國的五個參賽選手病了，“患的都是瘧疾”。但其症狀與瘧疾不同而和新冠狀肺炎很相似：發熱，咳嗽，呼吸不順暢。當時美國參加比賽的團隊，就住在武漢海鮮市場附近的賓館裡。11月，中國發現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截止2021年3月21日，全球新冠確診病例累計24，932，148例，死亡2，716，580例。美國的新冠死亡病例數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且超過了該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人數。數據顯示，截止同日，美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上升迅速，累計死亡人數達到554，871人。⁸以至有人驚呼：“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二戰。”⁹

美國疫情數據，進入8月後已有六十餘萬死亡病例

2020年6月，即在疫情全球擴散的高峰期，美國正式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將於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衛生組織。¹⁰

2020年5月29日，特朗普宣布，美國將於一年後正式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這次疫情擴散以及造成死亡的人數，讓許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這意味着人們不自覺地意識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當地時間2020年4月3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說：“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現實氣氛，讓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突出部戰役’期間，我作為第84步兵師一名年輕人的感受……現在就像1944年一樣，有一種早期的危險感，這種危險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隨機的襲擊和破壞。”¹¹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基辛格回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基辛格的含蓄表達自然讓人們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與第三次世界大戰聯想起來。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也接近於前兩次世界大戰中頭一年死亡的人數。如果將來世界人民找出那些製造並傳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話，那它無疑就是一場以生物戰形式表現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的打擊目標是社會主義蘇聯，這次是社會主義中國。

前兩次世界大戰都持久地改變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說，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¹²。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西方國家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役中表現得很不好，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再次有了“兩個陣營”的鮮明對比，“秩序改變”了。

社會主義國家這邊是舉全國之力，以救護人民生命為核心價值，運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萬眾一心，凝聚資源，調動各方面力量，時至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國的蔓延。

烏合麒麟《披甲》

而在西方資本主義那邊，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數面前，政府束手無策，在新冠疫苗遠沒有指望的情況下，英國竟提出基於“優勝劣汰”生物學原則的“群體免疫”¹²的防疫政策。

2020年3月13日，針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病毒在英國的蔓延，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爵士（Patrick Vallance）表示，他認為如果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夠建立群體免疫力；相反，如果採取非常嚴厲的防控措施，當解除這些措施時，疫情就會反彈。因此，政府當時能做的、最合理、最恰當的措施，就是通過輕症患者自我隔離，保持接觸距離等，與此同時，也需要有人被感染並產生抗體。¹⁴

2020年3月14日，229名來自英國各大學的科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認為政府現行防控策略將對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造成額外壓力，並致“遠超必要數量的生命面臨危險境地”。公開信的聯署者同時對英國政府首席科學官帕特里克·瓦蘭斯“讓感染擴散以造成群體免疫”的言論提出批評。¹⁵

英國伯明翰大學的威廉·范斯海克（William Van Schaik）教授與利物浦大學的馬修·貝利斯（Matthew Bailes）教授分別指出，在沒有可用疫苗的情況下實現群體免疫的過程讓人“非常擔憂”——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這一較低水平數值估算，即便是英國只有50%～60%（約3600萬）被感染也會導致幾十萬人口的死亡。

英國倫敦女王瑪麗大學的病毒學家約翰·奧克斯福德（John Oxford）教授坦言，作為一名病毒學家，我對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歡這個做法，我認為它帶有一些優生學的念頭在裡面。¹⁶

在中世紀，“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在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科學也轉為資本的“婢女”¹⁷。在重大災難面前推行優勝劣汰的生物法則，能最大限度地滿足私有制下的資本贏利的需要。

帕特里克·瓦蘭斯的“群體免疫”對策提出後，英國首相鮑里斯隨即宣布，從第一階段的“遏制”進入到第二階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不嚴防死守，容忍疫情緩慢進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隱匿性感染後無症狀或僅有輕微症狀，從而在人群中獲得普遍免疫。¹⁸在這種消極“群體免疫”理論的縱容下，西方多個國家都宣布不收治輕症患者或者無症狀患者，讓他們自行隔離。結果在東方中國抗擊新冠取得節節勝利之際，西方世界卻經歷着21世紀以來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天災不能阻擋，人禍卻在西方愈演愈烈。

國際社會對可能造成這次疫情的人為因素提出越來越多的質疑。

2021年1月14日，根據2020年7月商定的工作任務書（TOR），世衛組織派出國際專家組抵達武漢，與中方專家組成聯合專家組，並分為流行病學、分子溯源、動物與環境三個小組，共同開展全球溯源中國部分工作。

專家組中方組長梁萬年表示：無證據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漢傳播。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專家組成員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從武漢病毒實驗室泄露導致病毒傳播的假說極不可能。對於這個共識，中國疾控中心近期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表示：“美國必須是新冠溯源工作重點中的重點。”¹⁹

位於美國德特里克堡的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於2019年7月關門，在時間上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傳播前後緊密相連，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聯想和廣泛質疑：2020年5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以下簡稱例行記者會）上華春瑩發問：“關閉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實原因是什麼？”“美方可不可以開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國國內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實驗室接受國際獨立調查？可不可以邀請世衛組織或國際專家組赴美調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應對情況？”

德特里克堡實驗室

6月11日，華春瑩再問：“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關閉與電子煙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

7月6日例行記者會，趙立堅說：“美國政府關閉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實原因是什麼？美方何時邀請世衛組織或國際專家組赴美國調查疫情的起源？”

7月22日例行記者會，汪文斌說：“說到真相，我們倒是希望美方能夠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問題說明真相，給美國人民和國際社會一個交代。”

10月16日例行記者會，趙立堅說：“既然蓬佩奧如此‘關心’病毒溯源問題，針對國際社會一直存在關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電子煙疾病’等問題，美方是不是可以儘早給個說法，給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各國人民一個滿意的交代？”

2021年1月4日例行記者會，華春瑩追問：“美方高官既然對溯源問題如此重視，考慮到美國媒體之前報道出來的有關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和美國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間的關係，美方為什麼迄今不邀請世衛組織派專家去美國開展實地調查？美國在海外設立200多個生物實驗室到底在做什麼？美方為什麼不允許國際記者去進行實地參觀和採訪？”

1月18日例行記者會，華春瑩呼籲：“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實，就請開放德特里克堡基地，並就美海外200多個生物實驗室等問題公開更多事實，請世衛組織專家去美國開展溯源調查，回應國際社會關切，用實際行動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²⁰

4月27日，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洛金當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從一家美國生物實驗室泄漏，俄羅斯政府應該提出病毒泄漏的責任問題。他補充說，俄羅斯科學家能夠查明病毒來源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²¹

2021年6月15日美國《臨床傳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雜誌網站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國出現，這比美國此前報告的首例病例時間（2020年1 月中旬）早了數周。研究樣本發現，來自五個州的9個新冠抗體陽性樣本的感染時間都早於所在州報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時間。而且這9個新冠抗體陽性樣本居住城市都不鄰近於美國首波疫情暴發中心——紐約和西雅圖。該報告主要作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克里·阿爾托夫博士（Keri N.Alttof,PhD）表示， 在對超2.4萬份血液樣本分析後發現，其中1個血液樣本 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感染了新冠。據悉，這些血液樣本於 2020年初在美國全國範圍內採集而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參與了該項研究。其官網也於2021年6月15日發布了最新研究成果。²²

追問美國是必要的，研究美國更是必須的，只有了解美國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蹺現象連同基辛格說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話，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二 高利貸帝國主義是當今美帝國的鮮明特徵

上面在討論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人為的因素時，筆者沒有提到白宮，而是專提索羅斯。這是因為今天能夠決定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美國建國之初，其外交就已經是半是主義，半是生意；可到今天，美國外交已沒有主義，只有生意。白宮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前提是償還債權人即華爾街財團的借款，因而華爾街財團而非美國白宮的表態往往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動的風標。²³

在建國之初美國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寧死”的原則下主動削弱政府對社會的監管權力²⁴，其中包括削弱國家對企業遑論銀行的控制和監管權力，因此美國國家一直沒有建立起獨立的國家財政，²⁵這使得美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就需要資本財團的資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實施能力的大小要以從華爾街債權人那裡可以借出錢的多少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實施前，美國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錢。這使得美國政府從獨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獨立的財政能力，它的財政得靠資本財團支持，以至於後來美國日益異化為由一小撮債權財團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²⁶如圖1所示：

由上圖我們可以看出，美利堅民族通過獨立戰爭擺脫了英國殖民地地位的同時，又在借貸中落入了華爾街金融財團²⁷的控制：政府借貸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使得美國政府在華爾街的債務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政府的借貸規模已大大超出了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成了世界的主人後，卻徹底成了華爾街的債奴。

借來的錢是要還的，大規模的借貸迫使美國白宮外交政策為還錢而不是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取得了勝利，但戰爭中從華爾街借來的債務卻不能因勝利而一筆勾銷。為此必須找個理由再發動美國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艾森豪威爾意識到這一變化的危險，他在卸任時“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說：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後也將繼續存在。

  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榮。²⁸

艾森豪威爾說這是他“在白宮歲月告終之際所能留給我國人民的一個最有挑戰性的咨文”²⁹，文中尖銳地指出了美國當時已出現的“大權旁落”即指軍火財團支配政府決策的現象。集中於華爾街³⁰的軍工財團——即使在和平時期——需要的並不是麵包而是戰爭，艾森豪威爾回憶道：“許多集團發現防務經費的不斷增加對他們自己甚有好處。向來關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軍種，也很少對撥給它們的款項感到滿意，即便那是個慷慨的預算。昂貴的軍火的製造商們肯定喜歡他們所獲得的利潤，而開支越大，利潤就越高。在潛在利潤的刺激下，有勢力的國會院外集團跳出來力爭愈來愈龐大的軍火開支。於是這種特殊利益的蛛網越織越大。”³¹

但是，能拉動軍火工業的只能是戰爭，最好是由美國直接發動的戰爭。為了鞏固其在美國已形成的反客為主的政治地位，這個華爾街“軍工複合體”從部門利益出發就操縱輿論不斷製造敵人，以此促使美國外交不斷強勢升級。

只要有戰爭，美國的軍工集團就有軍火贏利，由此它在美聯儲從而在美國就有鞏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潤——龐大的國內槍支銷售利潤只是他們的保底——增加了軍工財團的收入，華爾街財團再拿出其中部分通過美聯儲反哺白宮財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戰結束，美國的債務總額從500億美元快速上升至2 600億美元，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50％上升至歷史上最高的121％。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伊始，美國逐年提高其債務上限額度，從最初的490億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000億美元。此後，在美國債務上限歷史上，就再也沒有低於1000億美元的時期了。³²

今天在美國“雖然在觀念上，政治權力凌駕於金錢之上，其實前者卻是後者的奴隸”。³³滿世界耀武揚威的美國政府在國內已成了華爾街的債奴，其外交活動基本就是為了清償債務。由圖一可知，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天量借貸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基本償還。 我們看到，正是為了還債，這期間美國外交不得不選擇有悖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直到越南戰爭結束時美國政府才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借來的債務基本還清，這是美國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動新外交還得靠借貸維持，昨天的債權人是華爾街軍工資本集團，但美利堅民族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後實在打不動了，這樣，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及時將其債權人從華爾街軍工集團轉為華爾街金融資本集團。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國政府從對軍工資本集團的依賴轉為對金融資本集團的依賴，美元的支撐點從軍工轉向石油。

研究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的着眼點主要是華爾街金融集團的利潤表現而不再是軍工集團的利潤表現。里根時期美國對金融集團的依賴大幅深化。美國財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劃並推動了蘇聯解體，使美國從中獲得超額“浮財”，這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美國政府的財政危機。1992年後，美國財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間，美國財政已有盈餘。如圖2所示：

為了保證美元在世界原油價格的獨控地位，2001年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2003年又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但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國政府失去了對中東石油的專享權力。

2008年美國宣布從伊拉克部分撤軍，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債也大幅飆升，財政赤字更是斷崖式直線上升。此間，美國政府對華爾街從以前的相對依賴變為絕對依賴：財政赤字的不斷積累，導致了美國政府債務不斷攀升。

截至2012年底，美國政府的淨債務累計達到13.11萬億美元，政府淨債務對GDP的比率達到83.77%；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總債務累計達到16.78萬億美元，政府總債務對GDP的比率達到107.18%。³⁴如圖3所示：

由圖三可見，截止2016年，美國政府總債務與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國歷史的最高點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水平（參考圖一）。問題是1945年美國政府大舉借貸是為了打贏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2016年的高債務率是為了非正義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同一形式下卻是完全對立的內容。

至此，美國在短短三百多年裡從歐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創業者最終竟異化為華爾街的債奴，美國政府從一個獨立自主的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機構異化為華爾街債權人服務的買辦集團，並於20世紀下半葉從軍工帝國主義轉變為以金融產品贏利的帝國主義，列寧稱這樣國家為“高利貸帝國主義”³⁶，不同的只是，當時列寧說的是法國，現在輪到美國來扮演這個角色了，而美利堅民族這一時期也就整體性地——回歸到當年猶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轉為高利貸民族。歷史的發展印證了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結論：自1980年即里根之後，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國合二為一了。³⁷

三 美國的蛻變：從一個向上的正常國家向帝國轉變

（一）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爾說：“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³⁸

黑格爾這裡說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質的規律，是上升的因素。當事物發展進入它的否定階段後，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現實”的了。³⁹今天的美國已與理性相悖，進入反理性存在，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已大於肯定因素，用黑格爾的話說，它已“不配享受現實的美名”⁴⁰。

即使如此，我們研究美國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國今天的腐朽性是從昨天的進步性來的，找不到美國否定因素的規定性即進步因素就說不準今天美國腐朽和沒落的本質。

黑格爾還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惡人，因為沒有一個人是為惡而惡，即希求純否定物本身，而總是希求某種肯定的東西，從這種觀點說，就是某種善的東西。”⁴¹

黑格爾這句話的深刻性在於我們不能夠戴着有色眼鏡看待當前美國的事物，這也是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時採取的態度。馬克思說：“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⁴²今天我們對美國的研究也不能用有色眼鏡，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揭示出美國曾經歷過的一個“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⁴³

事實上，早期美利堅民族全體是向善的，與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國人決心擺脫的不列顛民族——不同的只是，美國人選擇的這種“善”即不受約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則所產生的必然性使自己比較快地從自由走向被奴役，從進步走向反動。

（二）共命運：猶太教與清教聯袂登上新大陸

在此，筆者還是要再提索羅斯，這是因為，索羅斯身上有兩個附在今天美帝國身上的重要符號，這就是高利貸和猶太人。有人說“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無法了解美國”⁴⁴，沿着這個深刻的見解，同樣也會發現：不了解猶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國。

馬克思說：“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⁴⁵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過高利貸活動，但操持高利貸營生時期較長的，大概就是猶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紀歐洲，猶太人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在莎士比亞筆下的高利貸商猶太人“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貪婪的同義詞，以至馬克思都說：“猶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財迷的民族。”⁴⁶

馬克思著《論猶太人問題》

其實，今天浪跡於歐洲和北美的猶太民族原本是一個反高利貸的民族。他們最初生活在中東的西奈半島：“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區南部的稱為猶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豐美之地的稱為以色列部落。”⁴⁷公元前11世紀，掃羅建立了統一的以色列-猶太國家。這個國家位於歐亞非的交通樞紐上，是一條重要的國際商道，在這條商道上產生了較早的以專營貨幣為生的商業民族。那時中東一帶放高利貸的還不主要是猶太人，相反，猶太人還是高利貸活動的受害者。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猶太王國分裂。“此後南方由大衛的後裔繼續統治，稱猶太；北方另立王朝，稱以色列。”⁴⁸史稱“以色列人的經濟比較發達，高利貸活動隨之增長，被剝奪土地和生產資料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經濟比較落後的猶太，到公元前8世紀，窮人也已遭受債務盤剝。”⁴⁹生活在兩河流域的古代巴比倫更是承認高利貸為正當業務。頒布於公元前18世紀的《漢謨拉比法典》認為，高利貸是巴比倫人日常商業活動中的一種行為。法典第八十九條規定貸谷的利息高達本金的三分之一，貸銀則達五分之一。法典第九十六條更規定債務人如無穀物和銀子還債，應以其他不動產作抵。⁵⁰

顯然，古猶太人並不是天生高利貸者，相反，他們是在前基督教時期一直秉持反對高利貸的信念。在古代歐洲民族的教義中，猶太教和基督教認為高利貸是有罪的，在前基督教時代，猶太人是較早禁止高利貸的民族。高利貸（ usury⁵¹）來自拉丁詞彙“usura”，意為對貸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⁵²。根據《舊約》的記載，上帝通過摩西將禁止借貸的律法給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現在摩西的第二部書《出埃及記》中：“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⁵³

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頒布之際，猶太人仍是游牧民族，沒有複雜的貿易體系：“同為上帝的子民，鄰人之間（而非商人和顧客之間）的借貸不啻為搶劫。”⁵⁴

猶太人經營高利貸業務是從古羅馬消滅猶太國之後才開始的。公元前64年，龐培把猶太置為屬國，受敘利亞總督節制。羅馬統治給猶太人帶來苛重的捐稅和各種掠奪，猶人奉為神聖的耶路撒冷神廟⁵⁵在羅馬統治的十年內遭到兩次洗劫，引起猶太人於公元前53年、公元6年和公元66年的起義，最後一次起義史稱“猶太戰爭”，對羅馬打擊最大，這也導致羅馬人對猶太人屠城式滅國，此後猶太人就沒有了自己的國家。

耶路撒冷之圍

失去祖國的猶太人此後就只能與錢相依為命，錢就成了猶太人的“祖國”。1844年，馬克思撰寫《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說：“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猶太教的秘密。”⁵⁶

那麼，什麼是現實的“猶太人的秘密”呢？馬克思說得很直接：“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什麼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麼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麼呢？金錢。”⁵⁷

但錢最怕的是什麼？最怕沒人借，這就使得以貨幣為生的猶太人的需要與實體生產為生的人的需要產生了對立。也就是說，現實世界越是需要貨幣，猶太人在他們所在國家的地位就越高。與實體生產者的需要相反，猶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貸的環境，這就是破產、疫病、災荒等，最好就是戰爭，它們都能創造出對金錢的巨量需求。

在歐洲的歷史中，一旦出現革命或戰爭，君主們就急需金錢，這時他們就會給予猶太人以比較寬容的待遇。比如，在12世紀末，“借貸業已經成為法國猶太人最重要的職業”⁵⁸。而且，由於猶太人的借貸業對整個國家經濟的重要性，借貸業在各國獲得了法律的認可，1190年法國的特許狀承認了猶太人放貸業的合法性即是一個證明。

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年）遇到財政困境，他便“宣布對猶太人的保護，給他們發了許多赦免書，從而減輕了因對猶太人採取的特別經濟措施而給人民帶來的負擔。”⁵⁹

弗里德里希三世

在歐洲其他的國家中，猶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貸者，猶太放貸者因此成為許多國家中的特殊階層。1796年拿破崙為了獲得猶太人對其歐洲政策的財政支持，法國政府在1808年11月15日頒布的憲法第十條和第十五條就規定：

1.全體信仰猶太教的國民，享有其他國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

2.非我國國民但居住在我國國內的猶太人，享有其他外國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

3.廢除一切僅加給猶太人的捐稅。⁶⁰

“這樣，在法國、荷蘭和德國的一些州，猶太人與及其人民之間的社會差別逐漸消失。”⁶¹但是在沒有戰爭的時候許多猶太人就放高利貸，馬克思說：“由此產生了民眾對高利貸的憎惡，這種憎惡在古代世界達到了極點。”⁶²對高利貸的憎惡導致歐洲人對猶太人的偏見也由此產生。莎士比亞寫的《威尼斯商人》⁶³則是這種偏見的文學反映。英國學者丹·哈德卡斯耳在1843年出版的《銀行和銀行家》一書中寫道：

猶太人，倫巴第人，高利貸者，吸血者，是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我國原始的金融業者。他們這種人簡直可以說是不顧廉恥…… 後來，倫敦的金匠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整個說來……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一夥很壞的人，他們是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是鐵石心腸的吸血鬼。⁶⁴

這種偏見導致歐洲從古代起直至20世紀40年代發生一波又一波的針對猶太人的有系統的大迫害。歐洲一些人試圖用種族滅絕的方式來解決所謂猶太“奸商”問題，⁶⁵事實上這反而強化了猶太人對未來歷史特別是對美國歷史的影響力。

與其他民族一樣，猶太民族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羅馬對猶太的滅國政策讓這個民族失去了祖國，他們不得只有將金錢當作了自己的“祖國”並被迫選擇了一種與實物生產的民族不同的價值趨向：沒有祖國就把錢摟得特別緊，就得把錢當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國家，可以從事物質生產。猶人沒有土地，只能從事被亞里士多德認為的“最不合乎自然”⁶⁶的錢生錢的事業。在外匯市場中，貨幣對國家是沒有感情的⁶⁷，就這樣，在現實中，沒有祖國的猶太民族便與可以隨意游移於多國間的貨幣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賴，我們在後面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與錢的命運捆綁在猶太民族的品質中打下了與實體經濟相對立的印記。馬克思說：“資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⁶⁸，“富裕地主因高利貸而遭到破產，小生產者被敲骨吸髓，這二者造成了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和集中”⁶⁹。

凡事都有兩面性：高利貸既然出現在人類歷史，它就一定有它的積極性即�格尔藱n摹昂蝦趵硇浴鋇姆矯妗８呃�贷碘c苹底饔迷誒�史从凤偍删l嵯蜃時局饕逕緇嶙�变及丛A喟櫚淖什�阶级登蓚b�史舞台的历史进秤懶，队孄R攪嘶�极的拓毌乃旨Z錈�的作又櫍恩格祟檽�骸白源詠准抖粵⒉�生以来，正蕛S說畝窳擁那橛�——虊嘻和权势欲抽W死�守湤諟夏杠杆。“黶up style="font-size: 13.28px;">70馬克思看到這一點，他寫道：

高利貸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為它會破壞和瓦解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礎和它們的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上的。⁷¹

但是，這個過程會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現代歐洲那樣使舊的生產方式廢除，並且是否會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它，這完全要取決於歷史的發展階段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情況。⁷²

13世紀至19世紀，猶太人及其商業活動在推進歐洲資本主義過程中成了一支“舉足輕重、令人生畏”的積極力量。黎巴嫩歷史學者薩比爾·塔伊邁（SabirTaimai）在《猶太通史》一書中寫道：

自13世紀到19世紀初，所有商業城市裡的猶太人都參與了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發展，隨後又參與了企業管理、開銀行和控制資本的各項活動。

由於猶太人散布在歐洲的商業城市裡，因此，離商業發展的場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會裡，儘管他們中間很多人都為封建王公們服過務，但卻難於從事大規模的滲透和控制活動。在依賴封建基督教而維繫的猶太實體的廢墟上開始發展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階段到來時，繼承了理財本領——從事經紀人、借貸和投機倒把——的猶太人，看到躍上這一時代的領導地位的時機已經到來。剛剛進入19世紀，猶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業資本發展運動時都不曾具有的意識。到19世紀末，他們已成為一支舉足輕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世紀給猶太人創造了從事上述活動的許多機會。當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特別是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斷發展壯大時，在城市居民的各個階層中，在舊有的封建時期的主宰們中間，出現了掌握着領導和控制權的新的經濟力量。猶太人不願意放棄領導這一重要的歷史潮流的機會。於是，他們在各個商業城市中心，顯示出他們特殊的能力。到19世紀初，開始出現新的聚集的猶太社團，幾乎成了這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先鋒和主宰。⁷³

但是，當歐洲“封建基督教”大本營羅馬天主教皇的權力在新教（對應地也可稱“資本主義基督教”）改革中被削弱、資本主義登上歷史舞台後，資產階級的商業本性已不再局限於猶太族群；換言之，猶太人的商業本性已擴展為早期資產階級的普遍品性。

他們之間的差別只是資本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堅持絕對自由——這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是“合乎理性”，而新教的另一部分即歐洲皇室則要求相對自由，即資本必須受國家節制。

最終一部分激進的資產階級以宗教（清教）的名義與歐洲曾和封建皇室貴族妥協的資產階級（比如英國女皇、拿破崙皇帝等，他們是貴族化的資產階級）決裂並在信仰理念上向猶太教的經典《舊約》的“歸皈”。

對歐洲這場發生在新教內部的衝突不能簡單地用“舊的封建勢力”或“新生的資本主義力量”來評價。歐洲大陸國家驅趕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歐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衝突無謂消耗人物資源的教訓，在打敗天主教後他們再不能允許將來資本強大後出來再與國家衝突——這顯然是合理的選擇。

從清教徒方面看，他們代表新興資產階級，他們剛剛登上歷史舞台，在他們蘊藏的巨大的生產力能量尚未釋放之前，他們也是不能接受歐洲國家尤其是皇室國家的控制的——這也是合理的選擇。

清教徒堅決反對世俗國家控制資本的信念與長期沒有了祖國的猶太人一拍即合。雙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約》中找不到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便從猶太教經典《舊約》中尋找思想資源。比如清教徒主張的“上帝選民”的思想就是從猶太教中衍生而來⁷⁴，而這個打破等級制的思想卻為剛剛從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歐洲資產階級皇室，尤其是英國皇室所不容。

雙方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英國皇室大規模驅趕清教徒以及被驅趕的清教徒與猶太教徒——為抵抗歐洲皇室——完成了歷史性的大結盟，這種結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結果就是美利堅精神和美利堅合眾國在北美大陸的誕生。

“五月花號”到達美洲

關於此方面的研究，美國“當代保守主義運動的思想導師”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有較大的貢獻。作者“上下縱橫三千多年，將美國秩序的根基牢牢錨定在《舊約》中的先知時代⁷⁵。”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單列《舊約與新美國》一節，他寫道：

正如希伯來人所了解的，有種超越時間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過其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給美國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時代的美國，任何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書：《聖經》。舊約和新約同樣重要，因為美國殖民地在建立時恰逢對希伯來文化的學術研究重新火熱起來，而且早期美國基督教信仰的加爾文主義特徵強調以色列的遺產。

馬吉安派（Marcionism）⁷⁶是基督徒試圖從猶太人教義中排除出去的異端，在早期的美國沒有追隨者。在美國革命前，只有少數猶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紀最後兒十年人數才增多。不過，以色列的遺產在美國的影響力大於在歐洲的影響力。

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不僅以十誡和《利未記》與《申命記》來建構他們共同體的秩序，而且一直將他們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猶大的百姓。清教徒們認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經歷希伯來人的磨難和成就。

尼爾・里摩爾( Neal Riemer)評論道，“因為舊約的核心主題便是從奴役和壓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猶大的遺產滋養了美國的自由。

不過，雖然如此，如果不訴諸於律法和先知，美國的政治理論和體制以及美國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獲得很好的理解、維繫或更新。“我們信仰上帝”這一美國信念重新確認了與諾亞、亞伯拉罕、摩西以及預言中最後日子裡的以色列之子們所立的聖約。地上的耶路撒冷從來都不是座雄偉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紐約市的猶太人遠遠多於在所羅門最光輝燦爛的日子裡生活於巴勒斯坦所有地區的居民。不過，比起清教徒們創建的波士頓、荷蘭人創建的紐約或因傑斐遜主義者和漢密爾頓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妥協而誕生的華盛頓，永恆的耶路撒冷這座靈性之城對美國秩序的影響更大。當地上之城灰飛煙滅時，信心和盼望卻會永存：這實際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權之下的經歷的主要教訓。⁷⁷

猶太人對金錢的歸屬感是由於沒有祖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⁷⁸，是由於資本尤其是高利貸資本沒有祖國。⁷⁹“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⁸⁰。

確切地說，比較高利貸資本而言，工業資本對祖國還是有些歸屬感的，因為工業資本不能自己生產和消費自己，它需要通過社會消費它生產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產商品就需要工業礦產和勞動力，這些都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存在為前提的。在工業資本（馬克思有時稱“產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之間，只有高利貸資本對祖國的依存感最低。

美國獨立戰爭時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年）那篇《不自由，勿寧死》⁸¹的著名講演之所以當時那麼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來到北美的“上帝選民”視資本高於國家的心聲——而這正是與他們原來的祖國英國的價值觀相對立的地方，當時的英國已接受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⁸²式的國家至上的理念，將宗教乃至資本都歸屬於國家利益。

《不自由，毋寧死》演講

與中國經歷了兩百多年戰國時代折磨後人民選擇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樣，歐洲選擇黎塞留的國家至上的理念——與之相應的是黑格爾的國家哲學——是在歐洲經歷數百年並最終解決了政教二元衝突後血寫的經驗。

當年其信念與猶太教義非常接近的清教徒（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選民”則是工業資本）與猶太教徒（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選民”則是金融乃至高利貸資本）天然結盟後來到北美大陸，他們在倒掉英國國教這盆“洗澡水”時，因用力過猛卻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國家觀念-——筆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於當美國在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聯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歐洲霸權後，便在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執政時期出現分裂，石油美元取代軍工美元，至20世紀80年代裡根時期，金融資本大規模擴張且反客為主，民生工業資本（與軍工資本相對——筆者注）受到重創，進入21世紀後，美國整體性地轉變為高利貸帝國主義。

（三）新美國：在資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⁸³美國學者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單列“舊約與新美國”一節，柯克這裡說的“新美國”，是指清教教義與猶太教義融合後形成的與歐洲資產階級新教不同的美國。

這個美國因清教教義與猶太教義融合而強大：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⁸⁴；同樣當其他神退位後，在兩教教義中埋得很深的矛盾即貨幣與商品從而高利貸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矛盾⁸⁵逐漸升級並最終又以工業資本屈服，高利貸資本的權仗肆虐美國並最終毀掉美國而告終。

馬克思說：“貨幣對不動的、不可分割的財產起瓦解作用。”⁸⁶只要世界陷入貨幣依賴，貨幣的持有人就成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貨幣量越大，這些人的權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

可以說，是羅馬人用滅族滅國的暴行將一個本不願靠與貨幣為伍的猶太民族⁸⁷在後來的歷史中被逼成了有名的“高利貸民族”⁸⁸，又是貨幣將猶太人送到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因此，不研究貨幣，就讀不懂猶太人，而讀不懂猶太人，就讀不懂美國。

確切地說，猶太人以民族的身份與高利貸活動發生聯繫只是從12世紀末開始的，此後各國對四處流亡的猶太人的經濟活動範圍越來越多地加以限制。

比如有許多國家就規定“猶太人作為外民，不能擁有土地……猶太人又被排斥在行會之外，各種手工業經營被有效地阻止。因此，猶太人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極少。而猶太人作為一個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從事商業的比較多；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貸取息……於是，猶太人充當放貸者的就相對較多”⁸⁹。

這樣就在歐洲普遍產生了對猶太的人偏見。比如莎士比亞筆下的放貸人“夏洛克”的形象就是這種偏見的文學表現。在這裡，“猶太人”幾乎被醜化為“貪婪者”的同義詞。

《威尼斯商人》劇照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認猶太民族為人類的歷史進步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至於其中少數人在後來的歷史上參與帝國主義寡頭壟斷集團瓜分世界的活動，並成為世界歷史的反動力量，從階級分析的角度看，那只是猶太民族中的上層剝削階級的行為，這筆賬不能算在整個猶太民族的勞苦大眾身上。

與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面臨的美元緊缺的經歷相似，15世紀至18世紀，歐洲自由貿易廣泛開展，一時間金銀貨幣緊缺，這刺激了歐洲盛行“重商主義”經濟理論，重商主義將金銀貨幣存量的增長當作財富增長的標誌。⁹⁰

重商主義提出和金銀貨幣短缺的現實提升了手持大量貨幣並具有嫻熟貨幣經營能力的猶太人的社會地位。在這個過程中猶太人站在新興的資產階級一邊，幫助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打敗了天主教，消除了歐洲“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⁹¹的政教二元衝突的歷史難題。當然在這個歷史性的資產階級大借款的過程中，猶太貨幣商們也名利雙收，賺得盆滿缽滿。

羅馬天主教會在與歐洲世俗政權的權力鬥爭中敗北並隨後隱退，是歐洲資產階級對歷史進步的一大貢獻，也無疑地為歐洲資產階級伴隨着民族國家登上歷史舞台掃清了道路。⁹²

但是，當歐洲民族國家走到前台之後，那裡的資產階級與這些曾經支持過他們的猶太貨幣商們的矛盾也就隨之上升，後者要在新國家中有自己的統治權力。

1805年，拿破崙政變成功——這當然少不了這些貨幣商的幫助，次年他便邀請法國知名猶太人召開會議，拿破崙借用古代猶太法庭的稱呼將這次會議命名為“偉大的公會”⁹³，目的就是要確保這些曾在推翻舊政權的大革命中幫助過他的猶太商人對法國新政權的忠誠。⁹⁴

拿破崙在中東

俄國在打敗拿破崙後隨即“卸磨殺驢”，加入排猶行列——排猶在歐洲一直延續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其目的與拿破崙一樣，就是遏止這些貨幣商的政治欲望。

這些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中作出巨大貢獻的猶太貨幣商們的“從政”欲最先在英國遭到了清算。英國王權要將宗教置於國家的監督之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期間，英國完成了脫離羅馬教廷的新教改革，確立了教廷必須服務於英王即國家的宗教屬性。

但這遭到新教中失意的清教徒（實則是新興的工商資產階級）的反對，後者只承認《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權威，強調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事實上，同一“上帝”在清教徒眼裡與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的認識是有區別的，前者的“上帝”就是新興的工商資本主義——正如猶太人的上帝就是手中的貨幣一樣，後者則是歐洲王朝國家。

清教徒們不甘心在資本的起步階段就受制於國家，相反，他們要讓世俗王權為資本讓位，國家要根據“上帝選民”⁹⁵的原則，以資本的多少來確定國家的統治者⁹⁶。一句話，資本面前無國家。馬克思說：

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錢蔑視人所崇拜的一切神並把一切神都變成商品。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價值，是一種獨立的東西。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價值。錢是從人異化出來的人的勞動和存在的本質；這個外在的本質卻統治了人，人卻向它膜拜。⁹⁷

馬克思這段論述也道出了猶太教從而清教的本質，即在資本面前，包括國家在內的“一切神都要退位”⁹⁸。

也正因此，清教徒為英國王室所不容並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遭到英王室的驅逐，其中大多數人遷往北美。⁹⁹

這些人來到北美的同時也就確立了今天的美國的立國精神即“五月花號”¹⁰⁰原則，這個原則的核心是契約精神，歷史上對契約精神貢獻最大的是沒有國家的猶太人，契約是平權的人之間的一種私法約定，它是社會團體組建和管理的基礎，其間排除了縱向的國家權力及其管理體系。

由於沒有國家，社團就成了猶太人所依賴的命運共同體。猶太人靠社團在世界各國生存，¹⁰¹也靠社團向世界擴張。¹⁰²

可以說，社團及其必須的契約精神是猶太民族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這也是猶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合乎理性”地長期存在的前提。身為猶太人的馬克思汲取的猶太社團及其契約文明並將其改造為未來國家消亡後人類的組織形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

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¹⁰³

但是，與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本質不同的是，猶太人帶給美國的契約社團是私有制度下沒有祖國的人群的在其他國家生存和發展的聯合方式。

在這裡，人的橫向契約打破了國家的垂直權力，取而代之的是確立了資本的垂直權力。這樣，人對物（資本）的管理就假以“自由”“民主”的名義，變成了物對人的管理，人的尺度異化為物的尺度。

為了防止在未來的新國家中重演在歐洲剛剛經歷過的“卸磨殺驢”¹⁰⁴的惡夢，剛登陸美國的清教先驅及後來美國的開國領袖們心目中的新國家必須是由遵守契約的商人絕對控制並為資本服務的工具，這樣的共識形成了“五月花號公約”的本質。

“五月花號公約”精神使從猶太教分離出來的基督教在美國以清教的名義再次向猶太教“還原”¹⁰⁵。這使得建國以後的美國人在清教精神中不自覺地成了猶太化了的美國人；這時的猶太人也脫離了他們在歐洲大陸的社團閉合的特性，也轉變為美國化了的猶太人。馬克思概括得很深刻，他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寫道：

基督教起源於猶太教，又還原為猶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論化的猶太人，因此，猶太人是實際的基督徒，而實際的基督徒又成了猶太人。¹⁰⁶

來自歐洲大陸的清教徒到北美大陸後，皈依於資本和商人的契約精神使猶太裔與非猶裔族群的價值分野——與歐洲相比——變得模糊多了。

美國社會精英階層對猶太人也不像歐洲那樣排斥，而是廣泛接納。他們在“民主”“自由”（本質是資本不受節制和自由放任）的旗幟下統一了起來。

在這種文化中“反猶主義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逐漸變成一種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不正確的行為而難以獲得支持”。¹⁰⁷歷史上猶太人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制度性排斥，靠自己的奮鬥可以擠入國家權力中樞和社會上層。

據統計，美國的猶太人占全國人口2%，但美國資產排名前400名的人中，23%是猶太人。美國資產排名前40名的人中，40%是猶太人。世界億萬富翁排名前400名的人中，15%為猶太人。¹⁰⁸

不僅如此，猶太人在美國的政治生活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美聯儲）更是猶太人云集。包括歷任美聯儲主席在內的美聯儲理事會最高委員會的成員幾乎都是猶太人（直到2018年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上任才打破了這個規律），比例接近100%，而猶太人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大約是2%。

而在12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也多是猶太人。這些猶太人中，曾任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F. Geithner）後來成為奧巴馬政府第一任財政部長的蓋特納，曾任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珍妮特·耶倫（Janet L. Yellen）女士則在2014年～2018年任的美聯儲主席。¹⁰⁹

耶倫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猶太人已經融入主流社會，成為對美國政治有着重要影響力因而不能忽視的群體。“從受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方面來看，美國猶太人都已經爬到美國各社會群體的頂端。”¹¹⁰

2006年3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網站上發表約翰·米爾斯海黙（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Walt）的研究報告，認為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以美國猶太人為核心的“以色列遊說集團”，這個集團“在美國中東政策制定中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國的政治體系，它們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任何關於美國對以政策的公開辯論都難以在國會發生；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潛在的批評者也會沉默寡言。”¹¹¹

約翰·米爾斯海黙等將猶太民族整體地劃入“精英階層”也是不對的。馬克思說的“一切神都要退位”，當然也要包括猶太人中的那些不利於資本增值或者說被資本淘汰的人群。猶太人來到美國後很快出現貧富兩級分化，與猶太族群相對立的是階級的劃分。清教徒的絕對資本主義實踐使猶太人很快分化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少數猶太美國人進入美國統治者階層，大多數猶太美國人卻被拋入被壓迫的無產階級行列。

完整的“被壓迫民族”意義上的“猶太人”在美國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進入壓迫階級的猶太人——它們已歸入美國壟斷資本家階層，而落入被壓迫階級行列的猶太人則與貧困美國人劃為一體。

調查顯示，在近590萬美國猶太人中，約有6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有人認為這還是相當保守的統計；1969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也表明，猶太人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高於愛爾蘭人、英格蘭人、德國人、意大利人、俄國人和波蘭人。¹¹²

美國猶太社區中的流浪漢

對猶太貧富分化問題有專門研究的美國學者傑拉爾德·克雷夫茨（Krefetz，Gerald）在1982年出版的《猶太人和錢——神話與現實》一書中寫道：“衡量猶太人貧困的另一種方式是考察紐約市，這裡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猶太人口。紐約的猶太人構成全市人口的18%，占全國猶太人的21%。在120萬個紐約猶太人中，15%或18.42萬個猶太人是窮人或瀕臨貧困的人，而另有5%的人其收入處於貧困和勞動統計局規定的低收入水平之間：在這個城市中，總數為24.56萬的猶太人，或者說五分之一的猶太人是潛在的福利救濟對象。”¹¹³

克雷夫茨根據對美國猶太人的經濟狀況研究發現：“猶太人在美國社會中既是最富的群體，同時又差不多是最窮的群體。”¹¹⁴克雷夫茨的研究也告訴我們，將“猶太人”歸入民族學中的“負面清單”顯然是不合適的；同樣將猶太民族整體性歸入精英階層也是不合適的。

（未完待續）

1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

2  “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到1898～1914年間先在歐美然後在亞洲最終形成了。”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頁。

3 中美之間的矛盾的本質是中國與美帝國的矛盾。美國人民面臨的真正敵人不是白宮，而是“美帝國”。毛澤東始終是這樣區分的。1961年8月18、19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巴西友人。談到美國時時說：“我說的美國人，指的是美國政府，壟斷資本，不是講美國人民，美國壟斷資本不僅對中國人民不友好，對世界各國人民也是不友好的 。它不僅壓迫社會主義國家，也壓迫民族主義國家或爭取民族獨立的人民。”在談到中國和巴西的關係時，毛澤東說：“現在障礙只有美帝國主義。”在談到巴西發展時，毛澤東說：“為什麼北美能有一個美國，南美就不能有一個‘美國’，我講的不是帝國主義，是講經濟、文化上強大的巴西。”1965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說：“我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只是限於反對帝國主義分子，一定要把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同美國人民劃分清楚。現在美國人民起來反對他們的政府的侵略政策，我們表示高興，表示歡迎。”1966年8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友人時說：“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對頭。我們對美國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們了解英國一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543、615頁。

4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頁。

5 《華爾街郵報》2019年9月9月。

6 參見謝金良、盧關泉主編：《聖經典故辭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 226頁，

7 據2020年3月20日《紐約時報》記者大衛·桑格（David E. Sanger）發表獨家報道，稱2019年美國官方與學界分別組織了兩場關於大規模流行病的推演，一場是由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HHS）在2019年1～8月間進行的“赤色傳染病·2019”推演，一場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聯合世界經濟論壇及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於2019年10月18日在紐約市共同主辦的針對大規模流行病的“Event 201”桌面推演。兩次推演都以由外國輸入病例在美國本土造成大規模傳播為模擬情景。推演中想定的一個場景：一名從中國返回的遊客從芝加哥開始在全美境內傳播呼吸道病毒;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該病毒感染了1.1億美國人，其中超過50萬人因病死亡。該報告及結論“並沒有得到實際的重視和應用”。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曹以雅：《美國“赤色傳染病·2019”大規模流行病推演紀事》，

http：//www.knowfar.org.cn/html/zhanlue/202004/09/923.htm。

8 實時更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實時大數據報告，

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aladin_banner#tab4。

9 《參考消息》2020年12月12日。

10 《美國正式通知聯合國明年7月退出世衛組織》，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7/08/c_1126208931.htm 。

11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

12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

13 群體免疫即一個群體中大部分人有了某種病毒的抗體後，就產生了群體免疫效應，使得其他沒有免疫力的個體因此受到保護而不被傳染。群體免疫理論表明，當群體中有大量個體對某一傳染病免疫或易感個體很少時，那些在個體之間傳播的傳染病的感染鏈便會被中斷。擁有抵抗力的個體的比例越高，易感個體與受感染個體間接觸的可能性便越小。

14 《醫學與哲學》2020年第11期，第3頁。

15 《10萬人請願，229名科學家聯名批評，英國“群體免疫”是不是豪賭？》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202481970236564&wfr=spider&for=pc。

16 《“群體免疫”策略：科學還是賭博》，《世界科學 》2020年第5期。

17 “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學。”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頁。

18 《醫學與哲學》2020年第11期，第3頁。

19 曾光：《為什麼我說“美國必須是新冠溯源工作重點中的重點”》

https：//www.guancha.cn/zengguang/2021_02_09_580841_s.shtml。

20 以上信息來源均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s：//www.fmprc.gov.cn。

21 《俄國家杜馬主席：新冠可能由美國實驗室泄漏，美方應賠償全世界損失》鳳凰網，https://i.ifeng.com/c/85o0NQ74GfU。

22 中國日報（ID：chinadailywx）綜合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官網、華盛頓郵報、美聯社報道：《美研究顯示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國出現》， https://m.sohu.com/a/472392983_157164/?pvid=000115_3w_a。

23 張文木：《美國政治結構與外交政策》，載《國際關係研究》，2013年第3期。

24 “‘小政府’原則是傑斐遜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小政府’（又稱‘有限的政府’）意味着取消常備軍與大大縮小官僚機構……因為他認為一個擁有龐大的官僚系統和常備軍的機構臃腫的政府，就是一個壓迫人民的政府。因此，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為了減輕人民的稅務負擔，就必須取消常備軍和精簡官僚機構，以便實現一個‘小政府’。這是傑斐遜終身追求的一個政治目標。”劉祚昌著：《傑斐遜全傳》上，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788頁。

25 隨着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聯儲）的影響力和權力越來越大，同時，美國國會也一直支持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此，1951年，美聯儲與財政部簽署一項協議，美聯儲的決策不受財政部的影響。至此，美聯儲成為世界上獨立性最強的中央銀行之一。參閱王華慶著：《央行·人民幣：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國金融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0頁。

26 參閱王華慶著：《央行·人民幣：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國金融出版社 2016年版，第 7～10頁。

27 華爾街金融財團是集中在華爾街以提供融資貨幣的資本家壟斷集團，它根據預期效益為美國實體經濟提供融資，其中獲得最大最有力支持的是贏利最大的中軍工資本集團。

28［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頁。

29［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頁。

30 華爾街（Wall Street）原為1792年荷蘭殖民者為抵禦英軍侵犯而建築的一堵土牆，從東河一直築到哈德遜河，沿牆形成一條街而得名。後拆除了圍牆，但“華爾街”的名字卻保留下來並成為美國和世界的金融、證券交易中心，通常把華爾街作為壟斷資本的代名詞。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金融資本在國際上的統治地位，華爾街越來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因而它已異化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代名詞。本文正是從後一種意義使用這一詞語的。

31［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頁。

32 戴金平，張素芹，鄧郁凡著：《主權債務危機：國家信用神話的破產》，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版，第186頁。

33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頁。

34 羌建新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變革與中國》，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頁。

35 筆者提出“美國軍工帝國主義”的概念基於已有的相關專題的研究。畢業於西點軍校，參加過越戰的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安德魯·巴切維奇在《美國新軍國主義》一書中明確提出：“我們時代的美國人已經陷入軍國主義的困境了。”另外，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的《帝國的悲哀：軍國主義、秘密狀態和共和國的終結》、諾姆·喬姆斯基的《霸權還是生存：美國對全統治地位的探求》、卡爾·博格斯主編的《戰爭主宰者：美帝國時代軍國主義及其後座力》等，都是研究美國軍國主義的力作。參見［美］安德魯·巴切維奇著，葛騰飛譯：《美國新軍國主義·導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36 “法國帝國主義與英國殖民帝國主義不同，可能叫做高利貸帝國主義。”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頁。

37 “基督教起源於猶太教，又還原為猶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論化的猶太人，因此，猶太人是實際的基督徒，而實際的基督徒又成了猶太人。”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頁。

38［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序言》，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11頁。

39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錯誤、罪惡以及一切壞東西、一切腐敗幻滅的存在，儘管人們都隨便把它們叫做現實。但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覺里，也會覺得一個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現實的美名。因為所謂偶然的存在，只是一個沒有什麼價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無的東西。但是當我提到‘現實’時，我希望讀者能夠注意我用這個名詞的意義……”［德］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版，第44頁。

40［德］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版，第44頁。

41［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151頁。

4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2頁。

43 “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1頁。

44 轉引自王帥等編著：《驢象之爭200年》，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頁。

45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46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頁。

47 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4頁。

48 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5頁。

49 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6頁。

50 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5頁。

51 usury的基本含義是“高於給予的索取”，而拉丁文的“uuna”是指對任何東西的使用。

52 王樂兵：《擔保法專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8版，第24頁。

53 《舊約·出埃及記·二十二章》，轉引自周一良、吳於廑：《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71頁。

54 王樂兵：《擔保法專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8版，第24頁。

55 上古時代的神廟也擔負着銀行的某些職能。比如古希臘的帕提儂神廟以及衛城之上的雅典娜神廟，被雅典人視為“他們的國庫”，位於古羅馬城市廣場的卡斯托爾和波呂克斯神廟，這裡都是“民眾交易包稅人公司股份、競拍政府合同的場所。”［美］威廉·戈茲曼著，張亞光、熊金武譯：《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從5000年前到21世紀》，中信出版社集團2017年版，第67、74頁。

56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57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58 轉引自張淑清：《試論中世紀歐洲借貸業中的猶太婦女》，載於潘光、汪舒明、羅愛玲主編：《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292頁。

59［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10頁。

60［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1～122頁。

61［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1～122頁。

62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頁。

63《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亞喜劇中最出名的一部，1600年出版。說的是威尼斯貴族巴薩尼奧為了追求富家嗣女鮑西婭，需要遠赴貝爾蒙特，可是他因家道中落而囊中羞澀，不得不由好友安東尼奧立據作保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了三千塊錢的高利貸。安東尼奧曾經指責夏洛克發放高利貸，後者懷恨在心，藉機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假如三個月內債款不能還清，擔保人就得從自己的身上割出一磅肉來抵債。巴薩尼奧如願到了貝爾蒙特，並且得了鮑西婭的芳心，但是不久便傳來了壞消息：安東尼奧突然破產，無力如期償還債務。夏洛克把他告上了法庭，堅持要求按照契約割肉還債。鮑西婭喬裝成一位青年博士而出任法官。她請求夏洛克發一下慈悲，但調停無望。鮑西婭便承認割肉條款的合法性，可是同時又指出條約上沒有寫明允許流血，夏洛克可以從安東尼奧身上割一磅肉，但是必須確保不流一滴血，否則將遭到嚴懲。夏洛克搬起石頭砸了自已的腳：夏洛克負罪被沒收其全部財產。

64 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1頁。

65 值得說明的是，與資產階級不同，馬克思指出了猶太人從中解脫出來的道路就是消滅私有制。馬克思說：“一種社會組織如果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前提，從而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這種社會組織就能使猶太人不可能產生。他的宗教意識就會像煙霧一樣，在社會現實的、蓬勃的空氣當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猶太人承認了自己這個實際本質毫無價值，因而盡力消除它，那他就會擺脫自己以前發展的範圍，直接從事於人類解放，為反對人類自我異化的極端實際表現而奮鬥。”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66 “所謂‘利息’正是‘錢幣所生的錢幣’。我們可以由此認識到，在致富的各種方法中，錢貸確實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32頁。

67 法國諺語：“沒有一塊土地沒有地主”，“貨幣沒有主人”。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頁。

68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7頁。

69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2頁。

70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

71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5頁。

72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2頁。

73［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3～124頁。

74 猶太人相信他們是上帝選民。根據《聖經》的說法上帝與猶太人之間這種特殊關係的傳說源自亞伯

拉罕。上帝要求亞伯拉罕和他的家人離開美索不達米亞的家鄉，來到迦南。為了回報亞伯拉罕的忠誠和順從，上帝承諾他將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祖先，而且他的子孫將繼承迦南的土地。上帝與亞伯拉罕之間的約定就是著名的“聖約”。［英］西蒙·亞當斯、威爾·福勒等著：《世界歷史百科》，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頁。

75［美］拉塞爾·柯克著，張大軍譯：《美國秩序的根基·譯者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頁。

76 約在公元2世紀中葉，從土耳其移居羅馬的馬吉安認為基督徒認可的只能是新約，舊約沒有權威性，應剔出正典。他反對福音中有猶太信仰。猶太人的雅威不是上帝，只是工匠神，猶太神只會使人類蒙受苦難，直到基督來臨。

77［美］拉塞爾·柯克著，張大軍譯：《美國秩序的根基》，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46、47頁。

7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79 “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美］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8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

81［美］J.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頁。

82 黎塞留（1585～1642年），法國政治家、外交家，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天主教的樞機，在法國政務決策中具有主導性的影響力，對內恢復和強化專制王權，對外謀求法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為路易十四時代的興盛打下了基礎。

83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頁。

84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頁。

85 馬克思說：“貨幣對不動的，不可分割的財產起瓦解作用。”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頁。

86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頁。

87 根據《舊約》的記載，上帝通過摩西將禁止借貸的律法給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現在摩西的第二部書《出埃及記》中，“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地向他取利” 《舊約·出埃及記·二十二章》，轉引自周一良、吳於廑：《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71頁。

88 張力升：《重回耶路撒冷：猶太人的三千年》，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

89 石競琳：《美國歷史上反猶主義的宗教文化根源》，載於潘光、汪舒明、羅愛玲主編：《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頁。

90 18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彼得羅·維里（1728～1797年）認為：“儘量增加每一種商品的賣買者的人數，儘量減少買者的人數，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切措施的樞紐。”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4頁注釋94。

91 《管子·輕重甲篇》，黎翔鳳：《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25頁。

92 “歐洲因政教二元矛盾導致的地緣政治破碎化也使歐洲因禍得福，這就是歐洲城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前身）和市民階級（資產階級的前身）比東方中國以更快的速度登上歷史舞台。”張文木著：《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頁。

93［美］林賽•波特著，韋民、王春燕譯，《光明會：陰謀論的前世今生》，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頁。

94 1806年5月30日，拿破崙在陳述創辦猶太法庭的動機時說：“有些猶太人不干別的，專放高利貸。他們通過不斷積累高額利息，讓無數農場主深陷困境”，“我們決定召開一次上層猶太人士的會議。讓他們去收集意願，看看猶太人覺得哪些辦法最為行之有效，能夠呼籲同胞選擇有益社會的職業和本領，好讓他們放棄這種卑鄙的謀生手段，從事正經行當。他們中很多家庭幾個世紀以來都是以放高利貸為生的”。［法］拿破崙·波拿巴著，［法］夏爾·拿破崙編，呂長吟譯：《拿破崙隨想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25頁。]［法］拿破崙·波拿巴著，［法］夏爾·拿破崙編，呂長吟譯：《拿破崙隨想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25頁。

95 在17世紀初的英國，最早源起於加爾文的清教徒們發起宗教改革運動，試圖在基督教內部進行“純潔”工作。自稱為“上帝的選民”的新教各教派自認為“出污泥而不染”，竭力通過自己在塵世的行為來證明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在虔誠的清教徒身上，這一點表現得尤為強烈。清教徒們本想在英國推進宗教改革，實現夢寐以求的神聖理想。但是由於他們的主張反映的是新興階級的要求和利益，很難為守舊的以王權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所容忍。

96 “美洲企業家依然挑戰了金融的極限，特別是在土地投資方面。當全球都在從股票融資業務撒出時，美國是少數幾個例外的國家之一”，“土地投機將眾多美國革命領袖串聯在了一起。俄亥俄公司（Ohio Company）由一批包括喬治·華盛頓的父親和他的兩位兄弟在內的弗吉尼亞富人成立。它在1748年經過皇室的特許，分配到了俄亥俄山谷20萬英畝的土地”，“喬治·華盛頓是早期美洲土地公司中最為活躍的參與者之一。據歷史學家芭芭拉·拉斯馬森（Barbara Rasmussen）稱，他的財產包括在‘沃波爾基金’ (Walpole  Grant)、密西西比公司、冒險家軍事公司(Military Company of Adventurers )和迪斯默爾沼澤公司（Dismal Swamp Company）’的共計逾62000餘畝土地”。“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華盛頓、亞當斯、傑斐遜和富蘭克林家族都熱衷於支持獨立了。獨立的美洲殖民地將使西部土地開發、抵押貸款發行和合意的貨幣政策成為可能。通過法人公司與抵押貸款及土地投機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金融，成為殖民地獨立運動的重要推動力。”［美］威廉·戈茲曼（William N. Goetzmann）著，張亞光、熊金武譯：《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從5000年前到21世紀》，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00、301～302頁。

97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頁。

98 黑格爾說：“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2009版，第259頁。

99 “在其發表《獨立宣言》時，美國人中有80%是清教徒，天主教徒占總人口的0.8%，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絕對多數，而猶太教徒僅占總人口的0.1%。”潘光、汪舒明、羅愛玲主編：《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頁。

100 1620年7月，102名英國清教徒滿懷希望的登上“五月花”號郵船，離開南安普敦港，駛向夢想之地—新大陸。歷經風浪、飢餓、疾病等磨難，5個月後，疲憊不堪的旅客們在普利茅斯登陸，踏上了充滿希望，但又荒涼野蠻的新大陸。途中，他們在船長，清教改革家威廉·布雷福德的主持下，訂立了被認為是美國民主基石的《五月花號公約》，宣誓以上帝的名義在新大陸進行清教改革試驗，“宏揚上帝的榮耀，推進基督的信仰，同舟共濟，以契約的形式組成政府……並且要隨時制訂，擬定和設計那種公認最為適合殖民地全體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條例法令法規、以及設立治理機構…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大陸建成新的耶路撒冷。”王帥等編著：《驢象之爭200年》，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頁。

101 從12世紀開始，英國各主要城鎮開始出現較為固定的猶太人聚居地，中世紀英國的猶太社團已初具規模。楊鵬飛、李家莉主編：《歐亞文明研究：歷史與交流》，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頁。

102 “以色列經濟發展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末，在大規模猶太，移民基礎上形成的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社團經濟。”楊光主編：《中東的小龍：以色列經濟發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10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頁。

104 意指歐洲皇室利用新興的資產階級打敗天主教後隨後又要控制資本的後果。

105 1630年3月29日，英國國王下令將1500名離經叛道的清教徒以押解的方式強行遷居北美。他們在領袖約翰·溫斯羅普的帶領下，建立了馬薩諸塞殖民地，嚴格按照清教戒律管理。他在布道時，自豪地宣稱將建立照亮世界的“山巔之城”。王帥等編著：《驢象之爭200年》，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頁。

106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頁。

107 潘光、汪舒明、羅愛玲主編：《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頁。

108 高宏德編著：《經濟社會管理常用數據手冊》，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頁。

109 溫宏軒著：《資本的進化與博弈》，九州出版社2016版，第162～163頁。

110 潘光、汪舒明、羅愛玲主編：《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頁。

111 潘光、汪舒明、羅愛玲主編：《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頁。

112［美］傑拉爾德·克雷夫茨著，顧駿譯《猶太人和錢——神話與現實》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71、273頁。

113［美］傑拉爾德·克雷夫茨著，顧駿譯《猶太人和錢——神話與現實》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74頁。

114［美］傑拉爾德·克雷夫茨著，顧駿譯《猶太人和錢——神話與現實》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