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拉納·米特 摘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從1980年代到千禧年，中國實現了驚人的兩位數增長。因此，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在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公眾中，漸漸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中國的崛起將一直持續下去。

近年來，儘管對增長的預期有所緩和，但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崛起給人的印象是，北京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這讓一些人充滿希望，也讓一些人感到恐懼。

在《外交事務》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瑞恩·哈斯（Ryan Hass，中文名何瑞恩）甚至不得不提醒讀者“中國可不是‘身高兩米八’（ten feet tall）”，“在美中關係裡，美國仍然是更強大的力量”。

2021年的頭幾個月也帶來了大量激動人心的頭條新聞，驚嘆中國從新冠疫情中恢復得異常迅速，並預測中國經濟將取得更多成功。

毫無疑問，中國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不僅在新冠疫情時期，而且在過去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都是如此。該國將自己重塑為重要的技術創新者；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制定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其在國內市場對數字貨幣等理念的嘗試，為經濟發展創造了獨特的生態。

但中國的增長不會是無限延伸的線性故事。2020年代對中國來說將是關鍵的十年，因為它正在重新適應成為一個更富裕，但更老齡化、資源更緊缺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從2030年開始，中國將開始感受到中共在1970年代後期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儘管這一限制在2015年正式結束，讓位於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二孩政策”和最近推出的“三孩政策”，但根據發表在《柳葉刀》上的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可能會從2017年的14億減少到2100年的7.32億，降幅達48%。

這種下降，再加上中國廣大農村的低教育水平——中國只有30%的勞動力完成了中等教育——可能意味着中國未來將缺乏人力資本來維持目前的增長。

與此同時，人們擔憂中國北方會出現嚴重乾旱，導致明顯的飲用水短缺以及糧食安全問題。

一些更具“末日觀”的批評者暗示，甚至希望中國經濟崩潰，但這可能性很小。然而，也不能認為中國必然將無限期地沿着目前的軌跡繼續下去。

五年計劃

中國正展現自己是一個“自信的國家”，但新批準的五年計劃詳細說明了許多需要關注的領域——糧食安全、國防開支、可持續發展以及地方政府承擔的巨額債務。

這樣的做法，揭示了熱情洋溢的言辭背後所潛藏的謹慎。該計劃的意義超出了其政策規定。它還揭示了更廣泛的意識形態轉變，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框架變得更加明確。

當然，中國自1949年以來一直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但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改革時代，在此期間進行了經濟改革，實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此過程中，淡化了國家意識形態基礎的重要性，轉而支持鬆散定義的實用主義。“摸着石頭過河”就是用來形容這種標誌着將市場機制重新引入國家經濟的實驗。

相比之下，中國政治思想中從未缺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近年來變得更加引人注目。馬克思主義元素支撐了國家的許多經濟設想，列寧主義元素指導了其政治方法。

中國用來描述一些困境的框架，越來越多地借鑑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如“鬥爭”“矛盾”；援引前者可能和中國目前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僵持局面有關，也可能與中共希望在國內通過反腐敗改革來自我淨化有關。

更明確的是，在中共政治理論雜誌《求是》202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習近平指出，“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麼經濟理論”。

中共認為，“資本主義”這個已經與失敗的西方體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術語，不必與當今中國的經濟有任何聯繫。

還經常被提到的重點是社會“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部分，最初來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也深受毛澤東喜愛。“矛盾”是指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在需求和願望之間的關鍵差異，可以是“對抗”的，並通過“鬥爭”解決，也可以是“非對抗”的，並通過辯論解決。

黑格爾與馬克思

當今中國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綠色增長，因為到目前為止，經濟進步完全集中在GDP上，而對與增長相關的生活質量還沒有多少評估。

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共同面臨的挑戰——但除了中共以外，很少有執政黨以明確的“辯證”（這是又一個馬克思主義術語）方式來定義可持續的綠色增長。

這些並不是深奧的觀察。它們與中共在現實中實施其五年計劃的方式有關。五年計劃中列出了許多事項——從金融業改革到實現綠色增長，中共將依靠行使黨和國家的權力，來解決這些問題。

從1990年代開始，人們希望中國將開放其市場（或實際上是其政治），現在這種希望必須讓位，轉而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是一個實際的模型。

實踐中的意識形態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做法有多成功？重申馬克思列寧主義信念，將如何影響其前進的軌跡？

中國從新冠疫情中取得了顯著的復甦，2021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為18.3%。在包括娛樂、酒店和國內旅遊行業的許多領域內，消費者行為正在穩步恢復正常。

儘管如此，中共領導層擔心來自外部力量、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對中國不利。作為回應，他們將“雙循環”戰略置於五年計劃的核心位置，旨在減少對海外供應鏈的依賴，這將有利於國內生產，刺激國內消費，同時使自己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國。

這一戰略的矛盾之處在於，既要維持較大的出口，又要增加國內消費。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工人相比，中國工人的支出仍然相對較少，因此如果國家希望刺激國內消費，在某個時候必須做出艱難的決定，給他們更多的現金。

但到那時，中國可能進入一個出口下降的階段，直到生產水平能夠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內需求。目標並非不可能實現，但將意味着做出一些艱難的經濟和政治選擇。

與此同時，中國全球倡議的複雜性也將在2020年代凸顯。國家於2013年通過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一帶一路”倡議（BRI），會增加中國承包商和製造商的比重。西方許多人便將“一帶一路”與“帝國主義”聯繫起來。該倡議也令人擔心，投資項目是否財務風險過高，而這樣的項目是否又過多。

因此，在2020年代，“一帶一路”正在重新定位，專注於技術和健康，將中國相比競爭者擁有、或預計擁有優勢的領域匯集在一起。這一轉變包括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大規模投放中國新冠疫苗，以及提供廉價的4G和5G網絡。

在轉向技術這一方面，還涉及嘗試在技術和網絡領域制定國際規範，預計將在2020年代加倍投入，以完成這項任務。

西方在這一路徑上，再次看到了危險。但對於全球的“南方經濟體”而言，它們等不起十年去慢慢得到支持，而是需要立即從當前的新冠疫情中恢復。可是，在西方的政治優先事項里，那些國家往往不太重要。

而且，中國的技術發展路徑結合了民用和軍用兩個市場的創新能力，很可能在2020年代找到一個巨大的、尚未開發的市場——各新興經濟體將需要適合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廉價產品，以及可以用於內外防務的技術。

在科技領域，最近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是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日益顯著的存在感。起初，監管機構的策略讓人想起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1900年代初期打破強大壟斷企業的運動，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鋼鐵公司。分拆將提供更多競爭，但競爭創造市場的自由主義觀念與中國的戰略並不相符。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替代選擇似乎奏效了。

香港是另一個受中國新模式影響的地區。在2020年7月實施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的法律和金融體系可能會在未來十年與華南地區更加緊密地合作。

深圳是與香港接壤的中國大城市，現在擁有中國最活躍的科技生態之一。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價值下降了，更多地作為風險資本家的跳板，他們希望在大陸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中獲利。中國將以深圳和東南其他地區的經濟復甦，來證明其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成功。

新十年中的鬥爭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十年中，中國的道路上有幾個已知的未知因素。第一個也是最不可預測的問題是該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所共有的。去年希望通過封鎖和快速開發疫苗來迅速擊敗新冠病毒，這顯然過於樂觀了。鑑於病例數很少和經濟正在復甦，中國的國內形勢至少目前比許多其他國家好，但仍面臨系統性問題，會使情況變得混亂。

近日，中國疾控負責人高福表示，要到2022年才能讓全民接種疫苗。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最近仍計劃將邊境限制至少再保持一年。

在疫情前，中國經濟與外部世界充分連接，數以百萬計的遊客進出做生意和旅遊。很難想象這種世界主義的景象最早要到2023年才會回歸。

2020年代對中國來說可能會更加平淡：其經濟可能會增長，甚至可能成為全球GDP最大的國家，但僅靠增長無法解決各種截然不同的挑戰，比如環境危機，以及農民工教育不足等問題。

隨着這十年徐徐展開，在政策圈內爭論不休的更可怕的情景可能會出現——從氣候災難使城市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到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爆發戰爭。

但自一個世紀前成立以來，中共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非常靈活的組織——儘管其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有反感，依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機制下的龐然大物。它還能聽取截然不同的人物的建議，如李光耀、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亨利·保爾森等。它在2020年代可能再次讓我們感到驚奇。

（觀察者網傅洛拉摘譯自《世界政治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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