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脸，许下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承诺既往不咎、从头来过。胡适没有要，此后就不给脸了。

你是个农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有个语文老师天天给你念余秋雨、汪国真、舒婷，你觉得哇，这个老师好有才，你很想跟他交流一下，你走近他，他嫌你身上臭，普通话还不标准，没搭理你。你走了。

二十年后，你发财了，成了大老板，你过生日，来了很多人，你还念旧，问那个老师来不来，来了可以坐主桌。他保持逼格，不来。

之后，他就经常跟人吹，我拒绝了某某大老板，你看我逼格高不高？以此骗钱为生。

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二十来岁，正是满腔热血的时候，又读了一些新书，在线下看到这么多网络大V，想交流一下，这很正常，也谈不上有多崇拜。

至于后来许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其实也就是摆个姿态，爱来不来。

这件事的理解可以参考申花有一年传出消息要买梅西，其实就是申花随便问了一句，一亿欧，卖吗？这跟你在菜市场看到别人卖菜的摊子上三十块钱一斤的肉，你随口问了一句，二十，卖吗？其实就算人家真卖，你也不会买，因为你只能买得起五块钱的辣椒。

而且，也不想想，以毛主席的心胸和气魄，他会在意胡适怎么看自己吗？你爱怎么看怎么看，关我P事，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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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要看看胡适对毛泽东是什么态度。

1945年，蒋介石三催四请，要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和平建国的谈判。毛主席到了重庆，业余时间与文友们交流写作心得，就拿出自己9年前的旧作《沁园春·雪》与柳亚子交谈。柳亚子拿到这首词，非常欣赏，他说：“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在柳亚子看来，《沁园春·雪》的文学价值，已经超过了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这些历史名人，可以称得上古今第一名篇。

在获得毛主席许可后，柳亚子将这首词在《新民报》进行发表。《新民报》编辑吴祖光加了一句推荐词说：“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让谁也没想到，这首词竟然在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就问他的秘书陈布雷：“你看毛泽东的词如何？”陈布雷如是答道：“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

蒋介石深知，如果放任《沁园春·雪》在文人知识分子中进行传播，有可能造成大量知识分子随延安而去，这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要赶快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他。”

于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纷纷跳出来通过“和词”的方式攻击毛主席和他的词。另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加入战团，守护在毛主席身边。

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事，他自以为得计的批判，却无意中促成了毛主席“文坛领袖”的地位。

这件事被毛主席得知，他在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的信中说：“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不过，这场和词之争中，有一个顶级文人胡适，并没有参与。当别人问他，《沁园春·雪》这首词如何时，他说，“毛润之这水平，考不上北京大学，当我的学生都不够格！”

这不是胡适第一次轻蔑毛泽东。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只是一名普通的整理书刊的管理员，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毛泽东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毛泽东通过他管理的签名簿看到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毛泽东根本不会满足图书管理员工作，他在找机会听一些教授的讲课。一次，听了他的偶像胡适讲课后，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有人告诉他是一个没有注册学籍的人问的，这位胡教授立即表现出不屑的样子，拒绝回答。

这并没有多大伤害毛泽东的自尊，他仍然像猎鹰一样盯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两个内容是他当时最感兴趣的。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上结识了杨开慧，后来成了他的革命伴旅。

再回到前文。十几年之后，胡适读到了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在当天日记里写道:“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胡适这篇日记，也算是对十几年前那一场文学之争的最后回应了。

不过，胡适自以为得计，蒋介石却并没有把胡适当成“御用文人”或者“亲信文人”来看待。

1952年年底，胡适到台湾讲学，顺便给蒋介石进谏，蒋介石当晚日记里面写道：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xx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1958年，胡适在台湾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表面上看两人非常融洽，可是蒋介石却在日记里这样骂胡适：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xx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xx之对我也。可耻！

从蒋介石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与胡适交往甚多的蒋介石本人，最能看出胡适这种所谓的“自由派文人”其实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国家要为这些文人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自由，而文人不需要为国家负任何责任，更不需要为国家的富强和解放，做出任何的努力。

所以，胡适这种极度不负责任的文人，同时为毛主席和蒋介石两人所不喜。

甚至，毛主席听说胡适有意与蒋介石竞选台湾省省长时，毛主席直言不讳表示：“还是蒋介石当家好，蒋介石还是爱国的。“

所以，如果说“爱国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胡适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文人，情愿用卖国作为自己的庇护所。”

这一点，胡适的另一个偶像汪精卫，就是如此。

汪精卫曾说，“我是卖国贼，可是蒋介石却是送国贼。与其打仗打不赢，把国家利益白白送出去，还不如提前卖一个好价钱。”

胡适品行不端，这是海峡两岸所有人的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拉拢胡适。

胡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写下文章批判新中国，然后跑到美国卖相，时不时到台湾走穴挣点钱，然后就跑美国享受。这种全无民族责任感的行为，让胡适在新中国这边，收获了数百万字的批评。整个50年代，胡适大批判的文章特别多，不少文章和论述，都很有研究价值。

就胡适这样的人，你真想不到他曾经是100年前青年人们的偶像。

毛泽东青年时期在北大，印象最好的老师，就是胡适。众所周知，胡适和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场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提倡通过社会主义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胡适则是希望年轻人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

当时，毛主席和他的朋友们组织新民学会，大部分的朋友都赴法勤工俭学，毛主席也为他们筹款，仅仅从章士钊手里就拿到了2000大洋。可是，到临行的时候，毛主席决定不去法国，而是留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这种思想，其实就来自于胡适的“研究解决问题”思想。

不仅如此，胡适还写过《非留学篇》，不提倡年轻人留学海外，这也对毛主席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毛主席青年时期与胡适的师友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但是，随着胡适越来越重视个人享受，不考虑国家和民族前途，两人也渐行渐远。

即便是到1949年，毛主席也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胡适一生投机实用，贪图享受，无民族大义，自然不愿意挣新中国那200块工资，自然不愿意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从胡适对毛主席的评价看，胡适从始至终都保持了作为文人的孤芳自赏，而毛主席成为共产党乃至新中国的领袖，对胡适这种人仁至义尽。胡适最终流落异乡客死他乡，也就不在意料之外了。

罗素来中国演讲去湖南的时候，毛当时正是会场的工作人员，那时候毛还很年轻。

他听了罗素的演讲（应该现场有翻译吧），私下评论说：“罗素先生讲得很好，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办不到他说的那些。”

所以，很显然，毛连罗素的思想都可以梳理清楚，就更别提对胡适了。

胡适其实无非是个很小号儿低成就版的罗素。

毛只能部分肯定他在新文化运动里的贡献，部分做个姿态，部分以“国情”为目的进行批判呗。

至于很多人说毛对知识分子如何如何……

其实你们应该想想知识分子对毛是在如何如何。

因为毛也是从几百条枪几百个人拉起来的队伍，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有足够财富做到同样的事，他们为什么不去做不敢做不能做？

等人家建国了，说人家权力专断？

what？

胡适比毛还大两岁零几天，富很多。

他当年有足够钱支持一个在山里的小部队。如果他也足够智慧，理论上初始条件也有竞争建国者的资格。

他不去做嘛，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只能扯扯而已。

一个让萨特，波伏娃，福柯，汉娜阿伦特，戴高乐，蒙哥马利，基辛格都致敬的人，是不必和胡适计较“知识分子风骨”问题的。

另外从纯学术角度，毛的思想著作可以进入西方哲学史的……可以是”3M”角度并列进去，也可以作为马克思传人之一角度进去。齐泽克现在还要研究毛。而如果要研究法国六十年代，谁能绕过毛？

胡适并不能进任何一部西方学术史（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史可以），人家为何要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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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所至，多写几句。

其实毛比我们看上去的还要深邃。因为他做的很多事，说的很多话，都像他评价罗素那句一样，是国情和时代跟不上他真实的眼界和能力，他必须要照顾到人民的理解能力和国情。很多话他不便和人民说，也不便在当时去做。

这个国家负担太重包袱太重，他只能负重前行。

如果大家喜欢看，可以自己查一查毛关于重视逻辑学的一些书和文章。从他对逻辑学的态度上，可以发现其实他内心也装着一片古希腊和西哲的天地。但是这一面，在当时的语境里，很难畅快地对人民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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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胡适的地位主要在他确实挖了很多新文学的坑。但是他有点管杀不管埋那个意思。坑留下来他自己填不上。如果后来不是鲁迅等等人去填，如果单看胡适自己的作品，新文化运动很可能会沦为笑话。

不过就算挖坑有功吧。

即使只是象征性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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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理论只适合一个有基本共识的有规则的稳定社会去实践。如果杜威没有生活在社会稳定的美国，他的理论等于空中楼阁——而且也没有意义。杜威解决不了一个天下大乱的巨型文明如何建立稳定社会的问题。这种问题只有乔治华盛顿或者毛这样的人可以解决。

杜威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意在保护美国之于欧洲的优越性，尤其是希望美国不走古老欧洲的一些沉重的路子。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主要还是沿袭英语世界经验主义传统，又试图超脱英国经验主义，并对抗德国欧陆哲学，走美国自己的路。那些教育理念其实也是意在培养美式接班人。

所以，杜威不研究“主义”，是因为他对抗欧陆的“主义”——正符合美国有基督教，缺乏欧陆各种“主义”的先天特点。而能多研究“问题”，是美国本身当时已经国泰民安。

杜威的真实理念和形象，完全不是胡适跟中国人吹嘘的那些。胡适以封建礼教之心，度现代西方文明之腹了。

他根本没有搞清西方怎么回事美国怎么回事。真的只能说那时候，有文化的人少，会英文的更少吧……

……………………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毛作为新中国的建立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也会越来越高。毛的外交思路（如果你看过毛如何指导某些人在联合国大会讲话的谈话），基本奠定了后来的世界格局。截止到苏联解体，英国脱欧，以及美国这两年发生的那些事，可以说“秦王扫六合”的大战，还在进行中……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人物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这种关系就体现在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身上。

解放战争初期胡适给毛的信中还有“感念旧好”，但在信中胡适有一种一厢情愿的“规劝”，希望毛泽东等“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毛泽东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在知识界学术界影响很大的胡适,毛泽东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大陆,不要跟着国民党跑。毛泽东说过:“你到北平,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季羡林也说过,一个胡适的学生(地下党员)曾对胡适说,延安方面传来消息,请您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笑了笑,说:“人家,信我吗?”

1948年底,胡适最终坐着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往南京。此后,胡适就成为中共讨伐的罪犯之一。

在新中国的批胡的进程，毛泽东没有忘记争取胡适。据文学家唐弢回忆说,1956年或1957年春,毛泽东在宴请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有人提到对胡适的批判,毛泽东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还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事实上，胡适曾经被问到毛泽东算不算他的学生。胡适的回复就更加有意思了。记者问胡适,当时的毛泽东也在北大,他是不是您的学生?胡适的回答是,”不,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同样的意思,胡适后来在美国时也向华裔史学家何炳棣说过,原话是这样的:“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周恩来评价了胡适，说“胡适的骨头是软的。”

歪个楼，摘自蒋公日记

蒋公日记：“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蒋公日记：“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

蒋公日记：“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

蒋公日记：“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在47年后，老毛和老蒋唯一能达成的共识是骂胡适。

你现在知道胡适是个什么玩意了吧。

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

在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记载着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已经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就连留学法国还是呆在国内，毛泽东为此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同时，因为毛泽东是赞成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提议的，毛泽东便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谈什么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可见，这时候毛泽东还是亲近和尊重胡适的。

随后，在两次国共合作和历次政治斗争中，胡适跟随了国民党，而且胡适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一直是温和地改良主义。胡适也曾经发电报给毛泽东，“规劝”其放弃武装斗争。使毛泽东对他从仰慕到失望。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曾展开了对胡适的大批判，但在一次宴请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对于大陆对自己的批判，胡适看做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对于毛泽东的诗词的批评上，胡适显得一点宽容、容忍都没有，但对毛泽东的白话文，却是给予盛赞的。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

大概是年轻时的偶像，后来嗤之以鼻的对象吧，连常凯申都看不起，在日记里大骂的人，教员能高看到哪里去。教员年轻的时候，还想民国如果孙中山做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中国的事情就能做好，没过几年就发现自己的幼稚了。至于胡适，典型的投机文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为自己多搞几顶博士帽还行，你让他做什么对国家有益的事太难了。

毛在去北大之前，文章被杨昌济推给新青年发表。

毛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也就是酸文人说他被胡适嘲讽的时候，由杨昌济促成了和他女儿杨开慧的婚姻。

大致相当于一个被饶毅赏识发了sci又被饶毅亲自介绍给女儿结婚的研究生，被裴钢嘲讽了一下吧。

后来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

有什么感情吗？ 真没有！

人是会变的，毛对胡的看法也在变。

毛还是穷小子的时候，对胡适只能仰视，以一个学生或者后学的身份，把胡适作为老师来看，老实地请教。这里补充说一句，胡适这人学术水平我认为只能说是二流（个人观点，角度是同真钻研学问的人相比，要说胡适没有水平那也不客观），那时候信洋博士，作为这种社会思潮的受益者，胡适比容闳等老留洋人幸运多了。

但是，随着毛实际阅历的提高，眼界的开阔，胡适的地位也就在毛眼中不断下降。在国共争雄时，胡适早早地选择了蒋阵营，因为都是美国豢养的宠物，大哥不用笑话二哥，而且蒋独裁无胆，更民主一点，适合胡适这样的嘴炮型选手生存。毛估计也明白，还是想统战胡，愿给胡一个北大图书馆馆长职位，也许在毛眼中，胡适也就适合做点教育行政工作。

建国后出于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胡适被毛拿出来批判，但胡在毛眼中不过是所管辖若大国家中一个领域中的反面典型而已。但毛也知道，胡这种人是有历史定位的，倡导白话文的贡献也抹不掉，批胡也是策略性的需要。对比另一个领导人蒋评价胡（表面模范，背后混蛋），虽不同，但意思差不多了，那就是瞧不起又没办法跟历史潮流作对。

我原来对胡适仰慕，纯是学生时代幼稚，不懂装懂跟风卖弄，后来经历的多了深刻了才知道这个人的可恶，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个没有骨头的精致利己主义，胡适本人有天分，聪敏，占了先去国外见世面的红利回国倾销别人的东西，可惜啊聪敏用错了地方，一生投机取巧，文学上学术上都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虎头蛇尾而已。连被某些人看不起的林徽因都能铿锵有力的说出日寇来了，门口就是扬子江这种话，呵呵真是讽刺。

许知远采访许倬云的视频推荐看看，百岁老先生的眼泪，那句中国不会亡震耳发聩，这是活透了的人啊，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最近三十年的和平反而养了大批的白眼狼，看不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残酷。

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 节选自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这个电报大部分是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加写和改写的。

当然后来主席也评价过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不过是虽然但是的虽然罢了。

我在第一段里面重点圈出来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郑介民。在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里他排在了郑介民前面。以前我对于胡适的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的，直到看到了这个排序。郑介民是谁呢具体的我就不介绍了不太了解的可以去百度,直说一条就好了戴笠死后军统接班的人是郑介民。

胡适在主席心中的感情够丰厚了吧，如果是一个excel表格的话，胡适可是和蒋委员长并列的。

-------------------分割线 上面是原回答

我有点受不了有些人的高傲我得补充一下，胡适去台北呢不是去旅游的，离开大陆呢也不是出差，那叫做逃命去了；胡适回大陆呢也不是衣锦还乡，那叫做投降。一群人从一个叫做俘虏的人身上有这么高的优越感是什么逻辑呀，羡慕么？不过说到这里我也想通了，胡适的子弟们和他一样是对的啊跪下来吃得那么香那么快乐，你们的胡适先生这点脸还是要的输的那么惨回来还要跪下要饭吃，有人还觉得那饭很香，你们的骨头还不如胡适先生硬邦邦哦。

但当时大环境下。按照当时的标准，胡适是个“汉奸”，留在大陆如无意外是要被打倒的，没有什么好下场。

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占东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1333337613263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于此时站出来唱低调，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1933年，日本人打到热河，对华北虎视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号召，拼死一战，而他，却拍案而起，反对抗战。

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从这些话中，鲁迅先生警惕地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阴谋，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著名大汉奸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还给他们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名字，叫作“低调俱乐部”。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

一些史实：

毛泽东学生时代”非常钦佩“胡适。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西行漫记》写道，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

青年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了胡适的支持。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正因为胡适对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支持，才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

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1945年的7月，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与挚友。毛泽东便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而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看了傅斯年的文章后，当年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胡适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维持国民党统治的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但是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解放区广播电台专门播送了一条内容：劝胡适不要去台湾，留在大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

胡适还是走了。

1950年代中期，大陆对胡适的批判过后，在怀仁堂一次宴请高级知识分子代表的座谈会上，毛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