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和迎接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
| 送交者: 2020年04月01日05:17:47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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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曾预测中国在2015年超过美国，当时他们笑我太乐观导读 3月28日晚8点，林毅夫教授就“新结构经济学和迎接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的主题进行“云开讲”，现分享课程内容，以飨读者。【文/ 林毅夫】 视频前的高三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今天非常高兴来和各位谈谈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大家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因为这将是一个经济学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这是我想讲的主题。 我知道现在大家在家里抗击肺炎疫情，同时又非常辛苦地准备高考。大家是年轻人，毛主席说你们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高考对你们来讲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选择，你们的选择不仅会决定你自己的一生，而且也会决定国家的未来。 每年有将近1000万人准备高考，我知道有超过100万人会进入到经济管理学科。当中单单学习经济学的，大概就会有25万人。我恭喜这25万人，因为你们抓住了一个大好的时代，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将来可能会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 我想各位知道，经济学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以后，才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从亚当斯密1776年一直到193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凡是你能想到的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大师当中像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都是英国人。咱们的马克思是德国人，他是在英国工作。
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在英国 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大师，你能想到的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著名的像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科斯、哈耶克都是来自美国。
美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在美国（1951年移民）、英国人在美国（1950年到美国） 为什么这些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的出现会集中在一个国家，而且集中在一个时代，这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本质决定的。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每个理论都是几个很简单的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体系，而且这个逻辑体系是越简单越好。 既然这个理论、逻辑越简单越好，怎么能说这个理论是重要的理论，那个理论不是那么重要？决定因素是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一个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什么叫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也就是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前后时间，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引领工业革命，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 在解释经济现象的时候，有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经济现象很错综复杂，怎么从错综复杂的现象当中去抽象出几个变量来构建一个理论？通常只有生长在这个国家，或者是工作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才能够比较好的把握，这就是为什么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英国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中心。 我想各位同学也很清楚，到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第一大国移到美国去了。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跟着转移，所以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的经济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50%，美国的经济现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报纸上经常用的一个比喻是，美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就会重感冒。去研究美国经济怎么打喷嚏，会比去研究周边的国家怎么患重感冒的影响更大，所以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就转移到美国。 同样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基本上我们能想起来的世界经济学的大师是美国人，像弗里德曼、萨缪尔森，或者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像科斯、哈耶克。 沿着这个规律，我相信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转移到中国来，我想大家知道中国原来是世界鼎盛的文明，我们经济、社会、文化是领先于全世界的。但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中国没有赶上，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从一个鼎盛的文明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我想跟各位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国家天下为己任，所以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讲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1949年社会主义建国，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迎来了从1978年到去年2019年前后四十余年，平均每年9.3%的增长率。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以这么高的增长率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常用的一个形容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位要了解到，过去这四十来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经过这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指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超过美国。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购买力平价呢？也就是说同样一美元在不同的国家能够购买的东西不一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麦香鸡汉堡包套餐，在中国一份套餐15块人民币，换成美元计算是2.2美元。同样的套餐在美国要多少？5块美元，所以我们的物价比美国低，同样的一美元在中国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多。 在比较各个国家实际的经济规模的时候，经济学家就根据各个国家物价水平计算每个国家同一个美元能买到的东西，称为购买力平价，以这样的平价来衡量每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按照这样来计算，我国在2014年的时候就超过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14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经济体（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而且往前看我们的经济，还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发展。我想各位在读书的时候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国家的增长率原来是每年9点多个百分点，从2010年以后就逐渐下滑到6%左右。但是6%左右是什么概念呢？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的增长平均每年是3%，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他们的经济增长也下了台阶，现在的增长也就是2%左右。 我们就是6%左右的增长，每年还比他们高了4个百分点，所以国际上有很多研究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最慢到2035年我们实现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即使按照汇率，不调整物价水平的汇率，中国也会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在中国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一个国家，怎么有办法取得这样一个持续的快速增长？国内、国外都称这是一个奇迹。所谓奇迹是什么？就是不能够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但事情的发生一定有道理啊。 从二次事业大战以后到现在，原来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都是希望像中国一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是到现在为止能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台湾（地区），一个是韩国，要到2035年之前——估计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就会变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前面讲的，到那时候中国将毫无疑义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现象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所提出来的理论，将是最重要的理论。 2030年、2035年是什么概念呢？今年是2020年，大家在准备高考。你们进了大学读四年本科，再读五年左右的研究生拿博士学位，大概2030年你们要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话，那正好是你们的时代啊。因为那时候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会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 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提出他背后原因的这些理论，那将是最重要的理论。提出这样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你们很幸运有这么一个时代啊！就像毛主席说的，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说你们可以成名成家，而是你们提出的理论将会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我们知道现在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5%，还有85%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你们提出来的理论，也会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跟我们共同的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 理论的功能是什么？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我想各位在读高中的思政课里面都学了这个道理。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的地位，开始在他们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他们的知识精英跟我们一样，都觉得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 当时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那么成功一定有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就可以回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让我们能过上跟发达国家一样富足的生活。这是年轻人、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共同的愿望。确实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到原来的英国、后来的美国去学习，包括我自己。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也作为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我想说的一点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做成功的。少数几个能追赶上发达国家的这些发展中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 例如，以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例，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你们年轻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怎么解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是为什么不成功呢？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像拉丁美洲、非洲很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对经济扭曲太多。这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造成了资源的错误配置。政府对经济的扭曲，就创造了很多所谓的租金，就会出现寻租。用大家更能懂的话，叫腐败。 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又有腐败，那经济当然发展不好，所以他们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没赶上发达国家是政府失灵。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改善他们的经济？就应该和发达国家一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从经济当中退出，作为一个有限的“守夜人”的政府，除了教育、卫生、社会治安以外，其他事政府都不要管，交给市场就好了。 那怎么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呢？新自由主义认为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要市场化，所有的企业应该都是私有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化，然后要自由化，政府不要干预。 这个理论是非常严谨的，非常有说服力。有一个笑话经常被用来揶揄经济学家，就是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会给出六个答案，每个答案都是头头是道，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是在1992年时，当时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姆斯，他后来当过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写了一篇文章讲，一般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像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像拉丁美洲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家，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些国家经济要转型成功，必须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用休克疗法，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市场必须有的制度安排一次落实到位，转型才能够成功。 我国从1978年以后的转型，不是按照这么做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采用渐进的双轨制。所谓双轨制就是老人老办法，原来的国有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继续给予保护补贴。新人新办法，有很多新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允许乡镇企业、私有企业进入，而且还积极招商引资，按照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所以在“双轨制”里既有市场在配置资源，也有政府在配置资源。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当时国际上的共识是，必须政府退出，让市场来配置资源，经济转型才会成功，认为像中国那样的既有市场、又有政府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他们当时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糟。因为会由于政府的干预，有大量腐败的机会，有了腐败以后就会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会有社会的各种问题，所以他们当时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 但是4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们讲的腐败的现象有没有？确实有。他讲的收入分配的问题有没有？确实有。但是我国是过去这40年当中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少数几个像越南、柬埔寨，他们维持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采取了和我们一样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渐进转型的方式。 回过头来看，像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国家，他们是按照当时国际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来推行。但是，他们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我们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出现的腐败与收入分配问题，他们有没有？不仅有，而且普遍比我们还严重。 从这种经验比较来看，新自由主义在讲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时，讲的很清楚，而且头头是道，有政府的干预就造成了资源错误配置，造成寻租腐败，这个道理很清楚。但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去做，结果更糟糕。 不仅是在转型是这样，在经济发展上也是这样。我前面讲到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以后，或者是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以后，都在追求他们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希望能赶上发达国家。 当时就从主流经济学当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子学科叫发展经济学。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看法是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就是为了赶上发达国家实现民富国强吗？为什么现在那么穷？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发达国家为什么生产力水平高？因为发达国家当时有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重工业、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普遍的产业都是农业，以及小规模的制造业或者是矿产资源产业，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落后，收入水平低。 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生产力水平赶上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清楚，很有说服力？可是他们发现这种现代化的大产业在市场经济当中不能自发地发展起来，所以他们就认为市场不作用，存在市场失灵。当时盛行的宏观理论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所以在当时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思潮影响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就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由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 发展中国家原来出口都是农产品、矿产资源产品，进口工业制品，他们现在要自己去发展这种现代化的制造业，自己生产，所以他们把这种战略叫做进口替代战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听到这个理论觉得很有说服力，所以基本都这么做。但是这么做的结果普遍怎么样？跟我们一样，我们当时的计划经济目的也是发展现代化大工业。这些国家在政府的动员与支持下，会有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产业都没竞争力，经济就停滞了。停滞了一段时间就出现危机，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扩大。 那些主流的思潮，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或者是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很有力量。但是按照这些理论的建议去做，没有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没有按照这么去做，东亚经济体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发展的产业都不是现代化的大制造业，都是从传统的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当时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发展传统、落后、小规模的加工业，生产力水平那么低，发达国家发展的是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生产力水平那么高，怎么能赶上？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些推行从当时的结构主义来看是错误的发展政策的这些国家、这些经济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什么？是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但是现在从发达国家学来的这些理论，在认识世界上很有力，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原因解释得一清二楚。可是按照这些理论的建议去做基本上都失败，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只有前提条件成立时，这个理论才适用。这一点对自然科学没问题，自然科学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自然科学，比如说物理学，拿一个圆球放在一个斜坡上一定往下走，不会从下往上跑。在海平面上来烧水，达到100度一定会沸腾，不管在美国，不管在中国，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自然科学、自然现象的前提条件不会因为时间、因为地点变化。 但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怎么来？社会科学的理论是来自于重要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我前面讲从亚当•斯密一直到凯恩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的理论都是提出来解释所在国家的重要经济现象，在解释那些现象时，理论模型里只有一两个变量。可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很多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产业是什么、社会组织是什么，以及文化、价值体系、政治体系是什么，为了理论模型的简化就把那些变量“舍象”了，所谓“舍象”是那些变量是存在的，但是和解释这个现象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暂时存而不论。存而不论的这些变量，就变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 如果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当中比较重要变量发生了变化，理论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理论像思潮一样会盛行几十年，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被另外一个理论取代。为什么呢？因为条件变化了，发达国家的条件也是在变化的。 各位想想看，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不是真理，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怎么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呢？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跟发达国家当然不一样，所以理论是有前提的。有很多明的前提、暗的前提，明的前提是容易了解，但是任何理论其实都是“内嵌”，英文叫imbedded，于提出这个理论、产生这个理论现象的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拿这个理论到这些暗含前提不一样的国家，那就会出现我们的成语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那些理论看起来都很漂亮，好像很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前提条件不一样，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苍白无力，应该是显然的。 在座的高三同学大概会有25万人要经济学，有100万人会读经管学类，在经管学类里一个最重要的学科叫金融经济学。现在大学的金融经济学都会教现代金融，什么是现代金融？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认为这是现代的，是有效的。 但是各位想想看金融的目的是什么？服务实体经济。这些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公司债在发达国家很合适，因为发达国家资本很丰富，他们所在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他们的生产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本，他们的技术必须要自己发明，有大量的风险。大银行和公司债可以动员大量资本，股票市场也可以动员大量资本，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则有利于分散风险，所以，那样的金融安排在发达国家很合适。 可是到发展中国家来，70%、80%的就业都是在小农户，微型、小型、中型的企业。他们所用的资本非常少，他们当然有风险，但是最大风险是什么？企业家、经营者有没有能力。这样的企业能不能到股票市场去上市？这样的农户、企业能不能到股票市场去上市？能不能发公司债？能不能用风险资本？跟大银行借钱，大银行会借钱给他们吗？这就造成了按照发达国家的金融经济学所教的这些现代金融去制订金融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金融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 在座的很多同学可以去问你爸爸、叔叔，如果他们在经营中小企业，可不可以到股票市场上市，可不可以发公司债，跟大银行借钱容易不容易？这样讲起来，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之后又出来了很多大师，但是这些大师最开始的时候来自英国，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后来来自美国，美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他们研究这些最先进国家的经济现象，总结背后的道理，在总结这些道理的时候，就把这些最先进国家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作为暗含前提。如果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才是奇怪！
按照现代金融的理论，大银行不太会借钱给小微企业 就因为这点认识，我这些年来倡导自主理论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贡献于国家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理论作指导，但是这个理论必须是我们自己提出来，总结于我们自己国家的经验。新的理论都来自于新的现象，我们国家的现象是发达国家不曾有过的现象。 但是怎样来总结中国的现象成为新的理论呢？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低，我们的生产关系与发达国家不会一样，与这样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我前面讲的金融，以及货币、财政等等的制度安排都不会一样。而且，经济运行的规则也不会完全一样，因为制度安排不一样。经济学的理论就在阐述什么是适合的制度安排，经济运行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在总结中国的经验现象时，新结构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在研究方法上，新结构经济学则是用国际上现代经济学大家通用的研究方法来做研究，把认识到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以后，必须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表述，必须用严格的统计数据来检验这个模型对不对，这是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让我们了解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一样，和经济运行相关的上层建筑不一样，要有这个认识。然后用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大家通用的方法来做研究，研究什么呢？我们自己的经验，当然也还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来总结出新的理论。 对于这一点认识，我是从1988年开始。1986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我回到国内。当时我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我学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回来指点江山。但是1988年出现了一个现象，1988年是我们建国以后第一次出现高通货膨胀，18.5%的通货膨胀。过去比较高的是1985年8%的通货膨胀，在其他年份我们基本没有通货膨胀。 当出现高通货膨胀的时候，按照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理论，或者是国际上通行的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就应该提高利率。把利率提高了以后，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需求就减少了。提高了利率，储蓄的意愿就会增加，当前的消费就会减少。投资和消费的减少，总需求就下降，通货膨胀不就下来了吗？而且当时认为这是好的办法。如果提高利率，投资的成本增加了，只有好的项目付得起高成本会被保留下来。那些差的项目，付不起高利率，就会被淘汰掉，这样还有利于资源的配置。 当时我们国家没有按照这个理论去做，用的是“治理整顿”，用行政办法砍投资、砍项目。从经济理论来讲，用行政办法砍投资、砍项目一定会出现乱点鸳鸯谱的情形，会有不少好的项目会被砍掉，这样就会很没有效率。我当时看好像有很多这种情形，1988年的时候国内改革开放刚开始，旅馆非常少。当时在北京二环路之内，有一个叫新大都饭店正在盖一个新楼，设计是18层，盖到13层的时候就被砍掉了。是二环路之内的黄金地段，盖一个新的高楼，盖到13层就被砍掉变成一个烂尾楼了，这是资源多大的浪费啊！ 当时我有一个很大的冲动，想写一篇文章指出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聪明一点，提高利率用价格来配置资源的方式治理通货膨胀。可是后来又反思一下，如果中国政府所做像这个理论认为的那么不理性，不懂得用价格来配置资源，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这么不理性，那中国经济一定搞的一塌糊涂啊。可是从1978年到1987年前后9年，中国平均的增长速度是9%，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取得一年9%的经济增长都很不容易，而我们取得9年的高速增长，而且又是在转型。你知道其他转型中国家经济都崩溃，我们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高速增长，那中国的政府一定是非常理性。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开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它们的生存需要补贴，我们是用低利率来补贴它们。如果把利率提高了，它们的成本增加了，就会亏损非常厉害。用我们现在常讲的话，都是僵尸企业。让它们关了可以不可以啊？有几个方面的原因这样做行不通，第一是有大量的就业，如果把它们关了以后大量的失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当中有很多跟国计民生、国防安全有关，不能把电力公司全部关了，不能把通讯全部关了，没有电力、通讯怎么运行经济啊？还有很多跟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把它们全部关了就没有国防安全了。 所以当有这些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存在，是违反我们的比较优势的，但是又是跟国计民生、国防安全有关的企业，不能让它们倒闭，有亏损一定要补贴。如果提高利率了，亏损就增加了，那财政就必须给他弥补，财政赤字就会非常大。财政赤字很大的时候就要多印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多印票子，通货膨胀就又来了。 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发达国家资本很多，关于国计民生、国防安全的资本密集产业是在市场里自己能生存，他的前提条件跟我们不一样，所以理论跟我们不一样。从那时以后，我基本上就不按照西方盛行的理论来看中国。当中国出现现象、出现问题，我自己按照中国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来想这个问题怎么产生、怎么解决。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和蔡昉、李周合作出了一本书《中国的奇迹》。 在那本书里，我们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有计划经济？然后怎样来转型？在转型过程当中，怎样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且这本书作了一个预测，当时说如果沿着我国的道路，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道路走，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会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到2030年的时候会超过美国。 那时大家都认为我们太乐观了，很高兴的是中国在2014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了，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机构的共同认识了。 但是让我更高兴的是，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中国改革，按照这条道路走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基本上过去这二十多年，也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2007年的时候我应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个“马歇尔讲座”。我就用这样的一个理论，不仅解释中国，而且用来解释二次大战以后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少数是成功的，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2008年，我很幸运到世界银行去当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去当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过去都是发达国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去担任，包括前面讲的劳伦斯•萨姆斯，还有得过诺贝尔奖的斯蒂格利茨。 在工作中我发现世行的同事很可爱，他们有很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有很好的经济学的训练�%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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