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木）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1]如果说长江是连结中国西东两端和中国统一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其中的中国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汉则是能对全国产生关键影响的关键枢纽。顾祖禹有言：“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2]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与华中的节点，扼西南进入华中平原的通道，而荆州则为武汉之西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荆州北据汉、沔[3]，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4]饶胜文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中解释说：“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为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5]秦将司马错曾放言：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6]

武汉 图自百度百科

武汉[7]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关键，以致不管从任何方位，也不管从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势由“武”昌。它与蒙古的地缘政治功能南北相应，亦是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的破局地带：国内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国的统一，外族入侵或内乱也可由此造成中国的分裂。清末曾国藩正是从武昌、安庆出手，打碎太平天国的关键屏护、动摇其防御根本，从而避免了当时中国很可能出现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并由此很快引起全国性的政治变局。1926年9月北伐军从武昌破局，打开中国统一的全国形势。作为北伐战争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深知武汉对于全国政治的全局意义，为此在抗日战争中他组织和实施“武汉会战”也最为坚决，由此带来的牺牲和对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最大[8]。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还不惜下令以水代兵于1938年6月初掘开黄河赵口和花园口，引黄河水以“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9]。当年10月，日本占领汉口，这使盘踞南京的汪伪政权成为可能。失去汉口，中国再次裂变为多个政治单元。

“荆湖区重要战略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缘于其江湖流贯，诸山环绕（大别、桐柏、伏牛、武当、巫山、武陵、雪峰、南岭、武夷、怀玉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居中的地理位置及通达的水陆交通。”[10]汉口沦陷不久，日本近卫首相声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11]在日本对华战争全面展开之后，日本也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在近卫心目中，武汉是实现控制长江的“钥匙”，长江是实现“控制中国”目标的“主要地区”。武汉的失陷确实给当时的中国政治造成绝大的震动，它使中国东南再次出现政治裂变的格局；换言之，日本控制中国长江为汪伪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正是由于占据着武汉，日本才得以在1944年4月底发动了入侵中国以来日军动员规模最大且最具攻势的旨在打通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通道的豫湘桂战役。

长江在历史上是南方割据的重要防线，但这在京杭大运河自隋开通后，长江的防御功能已因其横向航线过长反而易于被切断，如果将下游南京视为长江之首，而中段武汉则为长江之腰，我们就会发现，武汉是长江防御的“七寸”所在。北军一旦进入并控制长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乱了中国；而占据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国民党政府、1937年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长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关键，从大陆外部说，是控扼东海；从大陆内部说，主要在于控制武汉。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年4月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汉。这就是说，占领南京必须控制武汉，而占据武汉则必取南京。同样的道理，失去对长江武汉至南京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后果要么是内战，要么便是国家统一。这是近现代中国抵抗外敌侵略和内部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盛期始于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当年3月定都于南京；衰期始于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于曾国藩。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而真正稳定南京的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

鉴于武汉与南京这样一种互为命运的联动关系，淮海战役胜利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基本廓清，毛泽东一改中国历史上由襄荆东进统一全国的经验，集中力量直接进入长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汉至南京航段一举突破国民党防线，为解放全中国打开了局面。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12]鉴于武汉所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地缘政治位势，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即为中央直辖城市。’

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为一方重镇，襄阳是武汉的侧翼，其地位具有区域性支点的意义。南宋诗人刘过[13]在《襄阳吟》[14]称“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15]除了地理条件外，能使襄阳成为“用武国”的还有物质和人文条件。刘过诗曰：“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声发”。这里不仅丰产粮食，而且铜鞮坊里兵器制造和兵器市场都很发达。这里的人酒后只知乌乌发声，识文断字不行，但他们为了君主都可以像荆轲[16]那样做到“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饶胜文认为：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17]

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画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