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饿死三千万”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一个“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这一重大谣言起源于杨继绳。

杨继绳说：

【“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1] “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他们三人将这个报告送周恩来，周看了后没有否定，只是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几天以后，周恩来又问他们：‘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

为了让读者确信这件事是不容置疑的，杨继绳在这段话后面加了一个注释：“2003 年9 月25 日，杨继绳专门到周伯萍家问起此事，周确认。”[2]

按照杨继绳的上述说法：

1. 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

2. 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

3. 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4. 杨继绳专门到周伯萍家，以上说法得到了周伯萍的确认。

杨继绳把他的这些说法发表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我国的《炎黄春秋》，并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更详细的加以渲染[3]，这就使得周恩来销毁“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大饥荒证据这一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起来。

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仔细考证，考证结果表明杨继绳的以上说法是他蓄意制造的一个重大谣言。

杨继绳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这就是1961年底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那么陈国栋、周伯萍等人进行的究竟是什么调查呢？

周伯萍先生生前（2008年）写了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的书，书中叙述了这件事情。他在书中回忆说：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4]】

我们为此专门查证了《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其中的记载证实了周伯萍先生的回忆。1960年下半年，我国许多地区的粮食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周恩来传》中说：

【“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因此，周恩来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这张表比较长，所以又被称为‘哈达表’，周恩来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他通过这张表随时掌握动向，部署粮食工作，检查粮食政策的执行情况。”[5]】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1年2月4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一季度粮食调拨和棉花收购等问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要求粮食部门按时送阅粮食购销调存表（《周恩来传》注释：粮食部根据周恩来要求制作的购销调存表，由于项目、数字详细，表很长，被人称为“哈达表”），他在审阅、修改这些报表过程中，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6]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接着说：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贾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就匆匆赴贵阳上任去了。”】

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由于当时我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记载的内容是：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周总理设计好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后，嘱咐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组成三人小组，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

这就充分说明，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来总理之命，编制的是《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调查的基本内容是全国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数据，而根本不是杨继绳所说的“全国饿死人的数量”。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但是这一历史事实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他们“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在这里，《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被杨继绳篡改为“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调查的内容“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也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调查“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明确否定了杨继绳的篡改和伪造。

关于这次编制《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的时间，综合周伯萍的回忆（从1961年开始）、《周恩来传》的叙述（1960年下半年以后）、《周恩来年谱》的叙述（1961年2月14日）和贾启允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时间（1958年11月——1961年6月[7],编制表格时贾启允任期已满），可以判定是在1961年上半年，这一时间也被杨继绳说成是在1961年年底。

由周伯萍的回忆可以知道，国家统计局的“贾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换句话说，在“三人小组”中参加工作的只有陈国栋和周伯萍两人。

如果这次调查真的像杨继绳所说的那样，是调查全国的“饿死人的数量”的话，就必须调查这一期间浮肿病、干瘦病等这一类疾病在全国的发病和救治情况，调查由于各种原因死亡 (其中包括正常死亡、浮肿病这一类疾病死亡和由于其他各种原因死亡) 的人数，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全国“饿死人的数量”。而要调查这些内容，就至少应当有公安部（主管人口统计）、卫生部（主管浮肿病等疾病的救治和因浮肿病等疾病死亡人数的统计）、民政部（主管救灾）和国家统计局这些有直接关系的主管部门参加。但是公安部、卫生部、民政部这三个直接的主管部门都根本没有参加这次调查，国家统计局事实上也没有参加。仅仅单靠一个粮食部，是根本无法对“饿死人的数量”问题进行全国性调查的。作为一个长期做高级记者工作的杨继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

由周伯萍的回忆可知，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如果真的像杨继绳所说的那样，这次调查的内容是全国的“饿死人的数量”的话，那么在“三天内”任何人都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对“饿死人的数量”的调查的。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陈国栋、周伯萍等人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对“饿死人的数量”进行“全国性的调查”。杨继绳的所谓1961年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纯属捏造，是他制造的重大谣言。

杨继绳说：这次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那么这一数字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说：

【“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周伯萍先生的这段回忆说明了以下几个事实：第一，他们从表格中发现“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第二，这些人口的减少包括出生人口的减少。

既然是要编制“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是一个必须的数据。那么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周伯萍先生说“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在周伯萍等人“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调查一次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数据的。因此，这里的人口总数数据只可能直接来源于国家的户籍统计数据。周伯萍先生说国家统计局的贾启允同志“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因此周恩来、陈国栋、周伯萍等人所使用的全国人口总数数据，很可能就直接来自这份“统计材料”。

周伯萍先生没有说明他们推算的细节，也没有说明他们是以哪一年作为基准来推算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减少的数量的。不过我们可以用1983年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作一个验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我国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分别为62828万、64653万、65994万、67207万、66207万，这几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分别为1363万、1825万、1341万、1213万和-1000万。

如果以1957年年底人口总数64653万人为基准，按照每年增加1594万人（1956、1957年这两年人口总数增长数的平均值）计算，1960年年底应为69435万，但统计数为66207万，减少3228万。

如果以1958年年底人口总数为65994万为基准，按照每年增加1583万人（1957、1958这两年人口增长数的平均值）计算，1960年年底应为69160万，但统计数为66207万，减少2953万。

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具体的推算过程和所使用的基准时间，但是以上计算应当说大致上还原了当时的推算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周伯萍所说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的准确含义是：当年（1961年年初、即1960年年底）的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大约减少了3000万。同时还可以知道：当时陈国栋、周伯萍等人所推算的人口减少的数字同按照二十多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所推算的数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期间的人口数据与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年所使用的人口数据是一致的。[8]

周伯萍先生的回忆和以上分析说明，他所说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的准确含义是：1961年年初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减少了约3000万（这一减少的数字包括了出生人数的减少）。但是这一事实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

在种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确实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1960年年底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减少了约3000万”的现象。那么造成这种减少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经过研究，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

1. 在1959年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

2. 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人；

3. 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

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与实际人口数据出现了严重不符的现象，所以这一期间我国的人口数据必须调整[9]。这几年调整以后的数据如下：我国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分别为62219万、63564万、64618万、65295万、65666万,这几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分别为1128万、1345万、1054万、677万和371万。按照这些数据，我们对1960年年底人口总数减少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分析。

如果以1958年年底调整后的岁末人口数为64618万为基准（以1957年为基准得到的情况基本相同），按照每年增加1199.5万人（1957、1958这两年调整后的人口增长数的平均值）计算，1960年应为67017万人。但调整后的1960年岁末数为65666万，实际减少数为1351万。这就说明，1960年年底的实际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减少了1351万。

这一数字中包括了这一期间少出生的人口数。我们看一下当时少出生的人口数是多少？下面是这一期间我国人口出生的数字：1956年到1960年我国的出生人口总数分别为1976万、2166万、1905万、1647万和1389万[10]。

如果以1957、1958年出生人数的平均值2035.5万为基准，则1959、1960年两年合计少出生1035万人。这样，上述人口总数减少的1351万人中，扣除掉少出生的1035万人后，减少的数字约为316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周伯萍先生所说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这一数字做出如下的分析。

如果以1958年年底的岁末人口数为基准（以1957年为基准的情况基本类似），按照当时的户籍统计数据，1960年年底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减少了约2953万。但是，这一数字必须扣除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减少：

第一方面原因，1958年年底以前存在着严重的迁移重报虚报户籍和死亡漏报现象，这些虚假户籍人口的户籍在1959年以后被清理；同时1960年开始的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中又出现了迁移漏报户籍现象。在扣除了由这些原因造成的虚假减少的数字后，1960年年底实际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减少了约1351万。

第二方面，1959年和1960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大约少出生了1035万人。在扣除这一数字后，1960年人口减少的数字约为316万。

这316万人大致上可以看成是1959年和1960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从这一数字中还必须扣除由于传染性疾病、严重自然灾害等多种非饥饿原因造成的超线性死亡人数，剩下的才是这两年由于饥饿原因死亡人数。

以上分析说明：周伯萍先生所说的当时全国人口统计数据比正常时期约减少3000万人，仅仅是人口统计数据减少数字，并不表示是实际人口真实减少的数字，由此更推不出“全国饿死人几千万”这一荒谬结论的。

这就充分说明了杨继绳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伪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陈国栋、周伯萍等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期间“饿死人的数量”进行“全国性的调查”，从他们调查所使用的人口统计数据中也根本推导不出全国饿死几千万的结论。所谓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从根本上就是一个莫须有的重大谣言。搞清了上述事实后，所谓周恩来销毁大饥荒“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证据，也就从根本上是杨继绳编造出来的重大谣言。

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说：

【“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11]】

我们已经说过，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时所使用的人口数据实际上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一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虽然当时没有公布，但是这些数据也绝对没有销毁，而仅仅是“把它作为绝密资料”封存起来。这些数据在1983年正式公布于世。这就是说，也根本不存在销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这次销毁的仅仅是陈国栋等人这一次编制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的表格。至于周总理为什么要销毁这一表格，周伯萍先生在他的回忆中做了明确的解释：周恩来总理担心“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行。”这仅仅是一种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

1983年以后的事情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担心是正确的。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人口数据之后，在国内外立即就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并且这一谣言持续传播长达三十年之久。周总理的担心完全成为现实。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杨继绳对周伯萍先生采访的事情小结一下了。

周伯萍先生本来的真实意思是：1961年，周总理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然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当即决定销毁。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经过杨继绳的“采访”以后，就变成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

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不仅如此，杨继绳还信誓旦旦的说：他“专门到周伯萍家，以上说法得到了周伯萍的确认。”

杨继绳就是通过这样的采访，编造出了这一重大谣言，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美国之音》、《炎黄春秋》等媒体上广泛传播，并且把这一重大谣言强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

当着杨继绳编造这一重大谣言的时候，也许他认为周伯萍先生已经去世，这件事已经死无对证，人们只能相信他的说法。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周伯萍先生在生前留下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周伯萍先生以严谨的语言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情况。这就为后来的人们留下了一份非常宝贵的真实记录。正是这份宝贵的记录，帮助我们揭穿了杨继绳制造的谣言。

杨继绳显然也没有想到，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也发表了文章，澄清了杨继绳的伪造。周轩进先生说：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参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12]】

通过这件事情，一切善良的人们就应当了解杨继绳的所谓“采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既然他可以通过对周伯萍先生的采访，肆意歪曲周先生的原意，用篡改、伪造的手法编造出“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并把它强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那么他在《墓碑》中所叙述的那些“采访”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注释：

[1]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2] 杨继绳：《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17日。

[3] 关于这件事，杨继绳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有更为详细的叙述。《美国之音》2013年1月13日的网页载有他同访谈者李肃的对话——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大饥荒——周恩来下令毁证》，见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1583085.html。

[4] 周伯萍：《粮食部12年记事》，蓝天印务商社，2008年出版；转引自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原载《华夏文摘》，见http://tieba.baidu.com/p/2745069525。本文关于周伯萍先生的回忆均引自同一资料

[5]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59、1562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89页。

[7] 见http://www.gov.cn/test/2005-06/08/content_4789.htm

[8] 华新民先生在《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一文章中也认为“当时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掌握的人口减少状况同二十多年后国家公布的数字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者毋宁说，1983年国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的那几年的人口数字还是沿用二十多年前统计部门所收集到而一直没有公布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华新民先生的文章载《华夏文摘》，见http://tieba.baidu.com/p/2745069525。

[9] 以上结论的详细论证和这一时期人口数据调整的方法和调整以后的数据，均见孙经先：《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177——198页。

[10]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268页。我们没有对出生人数进行调整。

[11]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二期。

[12] 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