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撸艿诹�章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在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國工作真正開始的今日，國民一方面對於國家獨立自由地位的獲得，或不免有「驕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錯覺；而他方面對於今後應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難卻顧」和「避重就輕」的心理。我對於這兩方面，在前章已經有詳明的解釋。現在再在本章裡面指出幾個建國的基本問題，亦就是建國成敗的關鍵所在。希望我全體國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敗的教訓。我國民如果能領受這個深切的教訓，今後建國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國三千餘年的君主政體，滿清二百六十年的專制政治，在極短的時間以內，澈底推翻。自此以後，袁世凱的帝制，張勳的復辟，莫不失敗。所以我們不能說革命沒有絕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後，十幾年間，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時機，我們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強，而外患反而更深，內憂反而更凶，我們怎麼不承認革命是失敗呢？就說當時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這只是革命破壞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敗，亦就是建設方面的失敗。破壞的革命所以能夠成功，是由於滿清末葉，國民的心志，集中於反對喪權辱國的專制政府。建設的革命所以失敗，是由於國民對於革命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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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與破壞二者並行的道理，沒有真切的認識，即有認識，也不能夠趨於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國民就惑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說，以為無須再用革命手段，從事建設了。不獨國民如此，革命黨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軍閥政客得以為所欲為。初則假借約法，繼而破壞約法；初則樹立政黨，繼而割據自雄。在國家民族大有可為的時期，反而過醉生夢死，自殺自伐的生活。他們誤國的過失，賣國的罪惡，固然不可勝誅，而一般國民，尤其是智織階級文人學士，一面受軍閥的壓迫，一面受帝國主義工具反革命派的宣傳，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因之多不能瞭解國父的主張，更不信奉三民主義。尤其是他們對中國國民黨的態度，不是旁觀冷漠，即為反對敵視，更不能夠認識中國國民黨與整個國家，全體國民的生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也要負絕大的責任。所以國父在此時期，看出國民的心理建設，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設的要義，就是要黨中同志和一般國民明白「知難行易」的道理。

　　破壞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設的革命所以失敗的緣故。　國父曾明確指示，這完全是由於國民的「知」與「不知」的關係。　國父說道：「夫破壞之革命成功，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予之於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其後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於反掌。惟對於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而莫易於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既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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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制茐臅r，稍一不慎，則不測隨之之際，何啻天淵？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為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為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之事業所以失敗也。」這一段話，把辛亥革命成功與失敗的本源，指示得何等的透徹，何等的真切！可惜當時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仍然不能夠完全領悟！他們為什麼不能夠完全領悟呢？這是由於我們國人深中了「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古說之害，而不知哲學的真理是「行之匪艱，知之惟艱」。國父說道：「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之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遠而避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辛亥革命以後，一般國民與黨中同志，不知建設的必要，更不知中國的建設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實行。雖有　國父真知，作我們的指導，一般同志和國民仍然以知為易，以行為難，忽視建設，尤不能瞭解民生主義，而只以具備民族民權主義的形式為滿足，所以建設的革命就失敗了。

　　「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古說，並不是中國傳統的心理。在社會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則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則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則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則而行。所以孟子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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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足見得天　地萬物，遵循的法則，是易行而難知的。

　　古人的知，是從累代的經驗與畢生的力行得來的。所以我常說：「不行不能知。」惟有從力行得來的知，纔是真知，惟有真知，方纔易行。孔子以六藝教人，就是要學者從六藝的實行得到真知。灑掃應對，射御書數，都可以使學者得到下學而上達的真知。後世的學者，把古人累世的經驗與畢生的力行得來的真知，看容易了。所以他們以知為易，以行為難。「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古說，因而深入於人心，發生知行分離，與以易為難，以難為易的流弊。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意在糾正知行分離的流弊。然在科學時代，「即知即行」的道理，仍不足為人生指導的原理。依照科學的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專職的原理，知者與行者雖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須分工。故惟有　國父知難行易之說，纔是指導人生的真理。

　　知的本源在於人類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說：我們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經驗和教訓，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然而就實質上說：知識如果「無得於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於己」的知，纔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為什麼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夠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呢？他們篤信祇有革命纔可以救國救民，他們就力行革命的工作，死生榮辱，置於度外。他們的「知」本於天性，他們的「行」發於真知，纔造成了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的偉大之業。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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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後，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不能夠繼續先烈的遺績，接受　國父的指導呢？他們的理論與主張，都不過東抄西抹，人云亦云，反求諸心，無得於己。他們的「知」，不由於至眨�他們的「行」，不出於大勇。所以民元以後，社會政治，就在擾攘喧嘩之中，過了十幾年。而誤國殃民的軍閥，反革命派之所為，亦就橫行無忌了。

　　何以事實的經過已確切證明了正確的路線，而國民仍不能夠有一致的認識？揆其原因，正由於在理論方面，他們自己既不能「實事求是」以探討真切的學問，又不能虛心接受事實已有證明的真理。在行動方面，他們既不能夠自拔於似是而非、不痛不癢的風氣，更不能追隨先知先覺的指導，毅然決然的力行。總之，理論上的不正確，是由於不能真知，行為上的不振作，是由於不能力行。惟有至眨�始可以無要而達於真知；惟有至眨�始可以不息而見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顧，不遲疑，勇往直前，篤實踐履。中庸說：「不諢o物。」國民的心理，社會的風氣，不返於樸實蘸V，建國復興事業，斷沒有成功的可能。所以　國父自辛亥革命以後，在最艱難困窮的時期，以「行易知難」的學說，指導同志，曉喻國民，永為我國民革命建國復興的基本哲學。即今日以後，建國工作的成敗，亦必以我全國國民能不能領悟這個哲學為權衡。只要我們全國國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訓，領悟國父「行易」的哲學，一致起而力行，則我們完成五項建設，以造成文化國防與經濟合一的國家大業，是一定能如期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