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由中华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文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主旨演讲，由中华文化学院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我当天整晚都在天安门广场。我在观礼台前排观看了规模庞大的阅兵式，并认真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两场讲话。他在讲话中涉及了三项重点内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期间，我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这24小时的经历使我陷入了思考。
2019年11月1日，北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由中华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上作主旨发言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的了不起的经济发展成就，有人问我：“你会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奇迹呢？”我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历史性成就，有赖于六种驱动性力量。
首先是中国人民。许多中国人吃苦耐劳不畏惧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是为了改善全家的生活并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其中农民工是中国人民最典型的代表；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一党执政体制，使得中国可以保持政治稳定并能够高效地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坚守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践行自我革命的誓言。中国领导人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了约束和清除，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第三是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
第四是中国制定了涵盖长期愿景、中期目标和短期政策的发展规划，并持续对这些目标和政策进行监督和修订。中国会对一些耗时较长的事项制定长期政策，例如中国曾为加入WTO进行了长达15年的谈判；
第五是中国往往会在大面积推广一项政策之前进行小范围试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2013年到2016年摸索运行了三年之后，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包括海南省全境；
第六是一些项目和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则会及时承认，并及时调整和修正，“这些方式方法都值得鼓励”。
我是1989年1月第一次来中国的，当中国于2018年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距离我首次来华刚好30年。1989年向我发来访华邀请的是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博士，他希望几位熟悉科技领域的美国投资银行家（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脑科学研究）能向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建议，以帮助它们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眼中，宋健博士是一个很具有启发性的人。很荣幸，此后我时常拜访他并与他讨论国际局势和科学问题。
在我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我就被这个国家迷住了。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散发着朝气的热情，他们很渴望学习，他们希望能通过学习来改变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当时我就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将很快扩散到全世界。我当时不知道的只是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个人产生影响。
在我的首次中国之行过程中，中方为我安排了一位陪同，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能讲英语的年轻人，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当时只有23岁的朱亚当成了我此后30年里最重要的政治、商业和媒体伙伴，如今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迈入了第31个年头。要想把亚当和我在这30年里经历的所有挑战和奇遇都写下来，一篇文章是不够的，恐怕要一本书的篇幅才行。我们对中国及其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希望能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在中国国内也好，在国际上也好，我们希望能在中国历史性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做出自己的微小贡献。
在过去30年里，我采访了来自中国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人：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士兵和农民工。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在我所撰写的书籍和文章里，在我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时候，我都致力于完全忠实地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出来。他们能如此信任我把自己的经历和观点讲出来，对此我深感荣幸。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预见未来。当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是非常弱的。1952年，中国的GDP仅有680亿人民币，仅占全球GDP的1%；2019年，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14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GDP的15%。按照名义价格计算，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018年，中国的GDP比1952年增长了175倍。中国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里，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经济转型。
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其中有弯路和转折，有挑战和问题，也有错误和过失。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中国人能直面挑战和问题，能从错误和过失中吸取教训。
上世纪90年代末，在我首次访问中国10年之后，我开始觉得特别沮丧，因为我发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太过肤浅。于是我和朱亚当两人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探寻中国》（In Search of China）的纪录片，我们把这部片子授权委托给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在全美范围内播放。
纪录片播出后，社会上的反响很好，我想原因之一在于这部片子并没有刻意对中国进行美化。《探寻中国》不仅展示了视野宏大的中国企业家等中国的新面貌，片子还介绍了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中国的第一个破产案例以及下岗潮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困难。
与此同时，我们还拍摄了一部以美国企业并购为主题的系列片并在中央二套节目中播出。在今天看来，这两部片子是我们在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领域进行的第一次尝试。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希望帮助中国了解世界，也希望帮助世界了解中国。
在我撰写《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这本书的4年时间里，我对中国现代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革命与新中国的建立、大规模的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改革开放的启动以及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加入WTO、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日益深入的接触等等。
在过去5年里，我与中国国际电视台共同打造制作了一档名为《走近中国》（Closer To China with R.L.Kuhn）的周播节目，朱亚当是这档节目的联合创始人和监制。在节目中，我采访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诸多领域里的思想领袖和决策者。
朱亚当和我还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了一部5集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China’s Challenges），这部共三季每季五集的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和中国同步播出。这部纪录片由彼得·特泽尔斯（Peter Getzels）执导，我在片中担任主持人并撰写了解说词。第一季（2012-2013）聚焦于中国新领导集体所面临的挑战；第二季的主题是中国梦；第三季的内容则是关于中国的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面临的挑战》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艾美奖和泰利奖。
我希望能尽量展现中国真实的一面：无论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还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我不会无视中国的过失，也不会掩饰中国存在的问题。实话听起来往往并不那么令人愉悦，不过真朋友还是要讲实话。真相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政治问题上的真相。虽然中国已经取得了那么多成就，但我认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成就仍然未获得人们广泛的了解，那就是扶贫成就。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扶贫成就知之甚少。然而，这是我必须讲出来的中国故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扶贫工作还不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中国领导人更专注于推进发展经济。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把扶贫工作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积累为帮助7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成功案例。世纪之交，扶贫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到2012年末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得到加强。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共有约1亿的极端贫困人口。无论是因为处于地理隔绝状态的偏远山村，还是因为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或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或者是因为年老体弱，光靠发展经济是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的：无论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快，无论中国人均GDP有多高，这些极端贫困人口的状况依然不会有太多改善。
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目标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主席强调，如果有哪个中国公民继续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是一个“小康社会”。2013年11月，习近平在中国中部湖南省的一个贫困县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概念。习近平表示：“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并避免空口号”。“精准”是指个性化的流程和项目，辅之以政策支持，包括贫困的标准化定义、贫困人口的判定标准以及帮助所有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定制计划和项目。习近平表示，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向贫困发起总攻，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精准扶贫的目标（即每年使1000到14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严格的、量化的、透明的流程。在定义“绝对贫困”时，中国最初采用人均年收入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绝对贫困人口”，此外中国还把是否拥有足够的医疗卫生资源、教育机会和冲水厕所等卫生设施列入了判定标准。
目前有五种扶贫方式：产业扶贫，即创立可持续发展的微型企业；异地搬迁，即把人们从偏远地区转移出来；教育和培训；为生活在环境脆弱地区的人们提供生态补偿；以及社会保障、医疗补贴和对无劳动能力的人直接给予补助。中国要确保每个贫困家庭都能获得帮助，各村都指定了专职的官员负责实施精准扶贫。在中国，省、市、县、乡（镇）、村五级地方党委协调一致共抓扶贫工作。此外，为了确保扶贫效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各级政府还会定期随机地进行第三方评估。
习近平主席不仅说到而且做到，他走访了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数不清的贫困县和贫困村，反复申明中国共产党在扶贫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
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监制朱亚当、导演彼得·特泽尔斯）已于2019年7月31日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加州电视台（PBS SoCal）首播，并将于2020年5月在全美国PBS电视台播出。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中国到2020年全面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幕后故事。我们的国际摄制团队在与中国国际电视台一起工作的过程中走遍了中国各地，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们见到了接受扶贫的村民、实施扶贫的地方官员和监督扶贫的督导组的工作人员。这部纪录片通过对6个案例的跟踪拍摄给观众提供了一种有质感、近距离了解中国扶贫工作的机会，观众在片中还能了解中国扶贫的工作体系和组织管理等内容。
一位已经有些人生阅历的美国观众在看过此片后对我说：“我本来以为这部纪录片不会拍到什么让人感到乐观的画面，美国媒体上的涉华报道大多是负面的，所以我还以为中国政府不会太关注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呢”。我已经向全世界讲述了30年的中国故事，我发现中国的精准扶贫是一个能消除偏见并改变人们对中国认识的极好题材。
当然，我也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在过去15年里，我走遍了中国的几乎每个地方，包括最贫困的地区。我本以为我对中国已经十分了解，可是看到的情况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发现每一户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档案，档案中列出了使该家庭脱离绝对贫困的计划。中国有数百万个绝对贫困家庭，政府为每一个贫困家庭都单独制定了脱贫计划，而且工作人员会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汇总向上报告。在一个偏僻的村庄，我看到了何谓“民主评估”。当地村民把一个其父亲患了癌症的年轻人通过投票的方式列为了“贫困户”，而当另一个人通过投票方式被从“贫困户”的名单上删掉时，人们发出了欢呼。
同样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地方官员会被派到贫困村开展通常为期两年的扶贫工作。中共党内的扶贫干部在受到提拔前必须实现具体的量化扶贫目标。中国的各级官员们很清楚自己的职业生涯与扶贫做得如何息息相关。我曾碰到过地方官员因扶贫工作做得不好遭问责的例子，他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影响。
尽管中国的扶贫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它仍然面临四大挑战。
首先，数据是否可靠？有些扶贫官员也同时负责对扶贫效果进行评估，这里面是否存在冲突呢？我也看到过独立的稽核人员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检查或抽查，可是我仍然听说有些数据是靠不住的，因为一些地方官员会在压力下造假。
第二，一些渴望政绩的官员希望人们能尽快脱贫，而一些村民却希望能继续被认定为贫困人口，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继续从政府拿到补贴。
第三，随着脱贫成功的喜悦逐渐淡化，扶贫官员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该如何防止那些刚刚迈过极端贫困线的人再次返贫呢？中国的扶贫工作若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确保脱贫状态的可持续性。中国官员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病返贫现象尤其引发了他们的关注（在中国有四成返贫的人口是由生病导致的）。
第四，已经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之上、生活水平却远远达不到中国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的存在无助于中国实现普遍繁荣的社会，而这正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中国与贫困之间的斗争并不会在2020年完全结束。
第五，由于扶贫工作表现如何与各级官员的职业生涯挂钩，且扶贫资金规模巨大，这其中存在欺瞒和贪腐现象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2017年，中国曝光了12.21万起腐败案例，其中4.87万起（超过三分之一）与扶贫工作有关。中国政府能发布此类案例的数据是值得赞赏的。中国绝不会允许伪造数据或挪用资金等问题影响扶贫目标的实现。
2019年初，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了1660万，虽然剩下的这部分扶贫工作非常艰巨，不过中国必将于2020年底之前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那些看到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空前成功的人们还必须认识到，这种成功与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大政府治理体系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虽然所有政治制度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但如果没有如此强大的权威，中国是很难实现其扶贫目标的。
我撰写书籍和制作纪录片的目的是希望能让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我希望改变人们心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在今天的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很多人对中国的行为感到忧虑，他们对中国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存在质疑。我们在拍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时希望实现两个目的：首先是要介绍中国是如何开展扶贫工作的，其次是要打消人们对中国的误解。即便在观看的那一刻能够让人们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我们的纪录片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中国在扶贫事业方面已经走得更远。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贫困情况与中国不同，中国相信自己的扶贫经验还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些帮助。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为这个时代撰写历史时，中国的精准扶贫事业应该被列为重要的一章。
习近平主席曾表示：“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亲眼见证了他的这句话对国家产生的影响。我从没听到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
2018年12月，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很荣幸获得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这个奖颁给了在过去40年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支持和帮助的10位外国人（其中有5位仍在世）。我是获得该奖的两个美国人之一。作为一个时政评论员，我经常向人们解释中国领导人说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