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一）

【內容摘要 ：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中心論”認為，這是因為西方擁有古希臘民主自由的文化傳統和基於其上的、西方獨有的嚴格私有財產和知識產權保護、契約精神與法律制度；然而這與歷史事實截然不符——歐洲這兩場“革命”都是戰爭和國家間生存競爭的產物。

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組織起來的民族國家為單位、以重商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以利潤競爭和市場擴張為目的、以“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為動力的“叢林競爭”史。歐洲現代社會中的“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不過是歐洲數百年血腥的原始工業化積累完成之後，又經過百年殖民掠奪下的工業革命洗禮，尤其是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自身尖銳階級矛盾調和的產物；是被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所催生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倒逼的結果，而絕不是西方列強當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歐美工業國集團在完成各自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以後，又繼續利用新的更加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前所未有的生產技術、軍工武器、知識專利、新聞媒體與對“普世價值”闡釋權的肆意壟斷，繼續操控全世界商業、工業、軍事、政治及意識形態數百年。然而，當21世紀的全球生產力中心和產業鏈從歐美轉移回亞洲後，隨着經濟基礎的瓦解，披着“普世價值”皇帝新衣的西方文明時代和“新自由主義”與“空想市場主義”意識形態將會終結。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強大的“重商主義”國家機器和正確的產業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規範、統一的大市場與自我輸血的產業升級能力，從而也就不可能有基於後發優勢的爆發式經濟增長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業革命。因此，以國家、國家能力、產業政策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仍然是欠發達國家進入工業文明的不二法門和政治保障。】¹

【關鍵詞】重商主義；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叢林競爭；空想市場主義

一、開場白

國家競爭，一些國家勝利了，一些國家滅亡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五百年來的西方文明史。中世紀末期，經過十字軍東征、拜占庭帝國滅亡、蒙古鐵騎掃蕩和奧斯曼帝國崛起，以及在古羅馬廢墟上延續多年的封建貴族之間的戰爭洗滌，這個埃及和希臘文明發源地的地中海海域，忽然開始孕育出一種新型的高級社會“物種”——小型但高度組織起來的、以舉國體制從事商業活動的、具備有效行政結構和靈活戰爭能力的城邦國家。這些微型國家以一種嶄新的組織形式和商業資源攫取功能，搶占地中海通往東方的古老貿易通道和全球生產活動“食物鏈”的制高點，再次把觸角伸向東亞這個世界財富的中心，從而拉開歐洲近現代史的序幕，展開一部以“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為手段、以工商業資本積累為目的、以整個地球資源為舞台的新型競爭歷史。

在這個前所未有的社會組織高速裂變的激烈競爭過程中，創造性毀滅的巨大壓力使得國家形態、戰爭機動能力和商業模式迅速不斷演化，小國不斷滅亡，新的更具規模效應的中央集權式國家不斷脫離羅馬天主教的控制而產生，逐漸導致國家爭雄的戰場由深深刺入地中海海域的意大利半島，向連接大西洋和歐洲大陸的伊比利亞半島，並沿開闊大西洋海岸向歐洲北部和東北腹地輻射，再兵分兩路：一路向西橫跨大西洋前往美洲大陸，一路南下繞過非洲好望角東進印度洋，從而完成地理大發現的壯舉，擺脫了伊斯蘭世界對巴爾幹半島和整個古絲綢之路的軍事和商業壟斷。

由“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創造的陸地和水路交通基礎設施，巨大的資源空間和遼闊的農業、漁業與畜牧業地域，繼意大利多個城邦國家崛起之後，孕育了一批中大型的單一民族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佛蘭德斯、比利時、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丹麥、挪威、普魯士、瑞典、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俄羅斯等。它們之間的競爭是建立在一個吸收了中國的“造紙、印刷、火藥和指南針”四大發明和古希臘與伊斯蘭天文、數學、航海知識的基礎上展開的。因此，這一場歐亞“中原逐鹿”將在更高一個層次的知識和技術水平上，再現東方春秋戰國時代群雄爭霸、百家爭鳴的歷史畫卷，將人類過去幾千年孕育的陸上貿易通道推向占地球 70% 面積的更加廣闊的海洋，並將這個古代貿易網絡上商品與金銀流動的方向逐漸扭轉，從而在這個過程中真正完成了使東方文明完全從屬於西方的十字軍遠征。

圖1 1910年英國愛德華七世葬禮上的九個歐洲國王（攝於1910年5月20日 https://rarehistoricalphotos.com/nine-kings-onephoto/）。當時沒人知道4年以後他們會兵戎相見，以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高科技規模化戰爭血洗歐洲和全世界，並拉開更加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這一切，都依賴於歐洲各國在幾百年連綿不斷的戰爭中所錘鍊出來的強大軍事能力和國家能力。

故事可以從400年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說起。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時，有政治家預言這將是最後一場歐洲大國之間的戰爭，因為隨着現代化熱兵器軍事技術的升級和戰爭規模的擴大，已經超越了任何一個歐洲民族國家經濟和社會所能承受的極限。到了19世紀後半期，歐美列強紛紛完成工業化，成功複製了由英國率先開啟的工業革命。這場工業革命使得每一個成功實現工業化的歐洲國家，都像一部巨大的戰爭機器和“商品—能源”轉化器，它既可以在一夜之間生產出蒙古鐵騎和奧斯曼帝國10年所消耗的火藥和大炮，也可以在1年之內生產出人類過去500年所生產的產品。以規模化大市場為基礎的規模化大生產，使得歐洲各國對全球原材料與產品傾銷市場的競爭達到了白熱化的地步，甚至為了一小塊非洲不毛之地，都可以爭得頭破血流。²

圖1照片攝於1910年5月，當時所有的歐洲王室雲集在歐洲經濟、文化、政治中心倫敦，參加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的葬禮。送葬者包括九名在位的歐洲國王，他們個個身着戎裝，英姿煥發。這是歐洲有史以來如此多的國王們在一起拍攝的唯一一張照片。四年之後，他們之間將拉開一場自14—15世紀英法百年戰爭以來最為血腥的相互屠殺。在戰爭中，圖中的四個國王將被廢黜，一個將被暗殺。

照片後排站立着的，從左到右分別是挪威國王哈康七世、保加利亞沙皇費迪南德、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二世、德國和普魯士國王威廉二世、希臘國王喬治一世、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一世。前排坐着的，從左到右分別是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和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八世。

這張照片中有好幾層家族親緣關係。例如，丹麥國王（右下角）是挪威國王（左上角）的父親；德國國王（後排右三）是英國國王（前排中）和挪威國王的妻子（即挪威女王莫德）的大堂兄；挪威女王莫德是英國國王的妹妹；而丹麥國王的妹妹亞歷山德拉既是英國國王的母親，也是挪威莫德女王的母親，這意味着丹麥國王也是英國國王的叔叔。

換一個角度講，剛去世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本人與在任的幾乎所有其他歐洲君主之間都有親戚關係，因此被尊稱為“歐洲的大舅”。比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和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他的侄子；西班牙的維多利亞女王尤金尼亞、瑞典的公主瑪格麗特、羅馬尼亞的公主瑪麗、希臘的索菲亞王儲和俄羅斯的亞歷山德拉皇后都是他的侄女；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既是他的親侄子又是他的女婿；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八世和希臘喬治一世是他的親兄弟；比利時國王阿爾伯特一世，保加利亞國王費迪南德，以及葡萄牙國王查理一世和曼努埃爾二世都是他的（隔代）表兄弟；還有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是維多利亞女王和艾伯特王子的孫子，也是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國威廉二世的第一代堂兄。

這場隆重葬禮是這些歐洲君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最後一次見面。這場戰爭充分展現了歐洲自哥倫布大航海以來，尤其是1800年以來通過暴力和工業革命做積累的全部軍事化才智、國家能力和工業技術，它也將終結歐洲大部分國家過去400年來為本國工業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君主制，並通過戰爭以後才普遍實現的議會選舉制度，為緊接着的下一場更加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好國家行政和組織上的準備。

想象一下，在這次會面中，所有參與葬禮的人或許都意識到一場世界級的惡戰即將來臨，而且知道這場戰爭將在他們之間展開。因此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披上戎裝，欣然前往這場歐洲版的超級“鴻門宴”，猶如“揚眉劍出鞘”之前最後的禮貌一躬。

看着這張照片的確讓人浮想聯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催生歐洲資本主義大生產競爭模式背後的國家意志的邏輯演化結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們之前一系列戰爭所孕育的國家榮譽感和“公民責任感”的一種自然延伸？

早在戰爭爆發277年前的1637年，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朱爾多•阿爾德尼就在一本歐洲出版的小冊子中報道說，他的中國朋友經常問他一個關於歐洲的政治問題 ：“如果歐洲有這麼多國王，你們怎麼能避免戰爭呢？”這位傳教士（或出於天真或出於不誠實）回答說：“歐洲的國王都是通過婚姻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各個國家間彼此可以和諧相處。即使萬一發生戰爭，教皇就會介入，派使節出去警告交戰各方停止戰爭。”言下之意是歐洲雖然不像中國實現了大統一，而是國家林立，但鮮有發生戰爭。³

這當然是赤裸裸的謊言（或無知）。比如14世紀的歐洲發生過至少44場大規模戰爭，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戰爭，其中包括著名的長達116年的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15世紀歐洲一共發生過60場戰爭，幾乎每年都處於戰爭狀態；16世紀歐洲發生過62場戰爭，平均每次戰爭的延續時間超過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過兩三場戰爭同時展開，延續時間超過8年的戰爭有15次之多。從1500年開啟大航海到1700年工業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間，歐洲有95%的時間都處於戰爭狀態。尤其是1700年之後，由於熱兵器的極大改進，歐洲的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武器的大規模殺傷力越來越強，每次戰爭死傷的人數越來越多，一直到1900年後爆發兩次世界大戰，戰爭的規模和科技水平達到空前絕後、登峰造極的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經常被西方媒體和教科書描述為一場“兄弟間”意外的災難。⁴但對於當年生活在歐洲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全世界殖民地人民來說，由這場戰爭帶來的巨大恐怖絕不是哥倫布大航海以來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這場世界大戰由於對於人力物力的巨大需求，把世界上幾乎所有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和宗主國國土上的“劣等”民族都卷了進去。種族主義者和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917年9月曾以鄙視的口吻表達他對落後民族的看法：“在西部戰線上，那裡有一群非洲和亞洲野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盜賊和笨蛋。”韋伯指的是當時數百萬被徵召入伍來幫助英法聯軍打擊德國及其盟軍的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國人和越南人。⁵

面對如此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人手短缺，英國招募了多達140萬印度士兵，法國從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招募了近50萬僱傭軍，包括14萬中國人，美國則招募了近40萬本土非裔美國人和印第安人。正是工業革命以來頻繁的規模化戰爭，歐洲白人種族主義者將眼裡的各個“劣等”民族不斷地以各種方式捲入了自己的生活。

這場戰爭總共造成3000多萬人傷亡，僅法國和德國就分別傷亡140萬和200萬，分別占當時兩個國家男性人口的7%和6%、男性青壯年人口的14%和12%。由於戰爭中大批量青壯年男性死亡而降低的新生人口在法國高達140萬，在德國高達320萬。⁶因此，由於戰爭而“自然消失和衰減”的年輕人口（男性為主）在法國為280萬，德國為520萬，這造成歐洲國家在戰後長期出現極其嚴重的男性勞動力短缺現象。

這場戰爭是歐洲500年近代史上僅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場最血腥的戰爭。白人陣亡將士的墓地遍及歐洲最偏遠村莊和山坡。在許多西方出版、拍攝的書籍和電影中，戰前一百年的歲月似乎是歐洲繁榮和滿足的時代，而1913年夏天則是最後的黃金夏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恰好是歐洲數百年的重商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戰爭登峰造極的結果。

也就是說，歐洲為這場戰爭已經足足準備和反覆“演練”了400多年。事實上，文藝復興以來的全部西方文明史，是一部以國家為單位、以重商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以財富積累和市場擴張為目的、以戰爭和武裝貿易為手段的“叢林競爭”史。這場延續400多年的工商業競爭史，一直是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科學研發和使用為背景的。這場史詩級的國家爭雄和創造性毀滅運動，推動了西方科學技術的連環爆發式突破，並將歐洲原來的400多個城邦國家和封建王朝蕩滌成二三十個強悍國家，其中的每一個都比缺乏現代國家組織構建和軍事技術的21世紀非洲國家和19世紀的大清王朝精幹強大。而強大的國家組織能力、戰爭動員能力和重商主義意識形態恰好是所有歐洲國家當年實現工業化的政治前提和保障。

只有回歸這樣的“政治經濟學”歷史視角，才能正確探討歐洲國民財富起源的秘密，才能正確理解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為什麼率先發生在歐洲而不是東方的原因，才能正確認識西方國家政治制度演化的客觀規律，從而才能真正感悟7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偉大意義。對於這個古老東方文明和農業帝國而言，重要的是在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如何在學習及借鑑西方近現代科學和工業文明時不至於讓服從“叢林法則”和“贏者通吃”的西方政治與資本利益集團對其進行“化學式分解”，以及如何立足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實現自己的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

二、一首非洲歌謠

多數非洲國家沒有文字，因此無法記錄幾百年前由歐洲殖民主義者所帶來的滅頂之災。他們通常將發生的事情編成歌謠並以這種方式代代口頭相傳。這裡是其中一首：

自古以來，

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

我們的祖先過着幸福的時光。

他們有糧食和耕牛，

也有鹽巴和香蕉。

直到有一天，

他們看見一艘艘大船出現在海的遠方。

船上的每一張白帆都刺向天空，

像一把把巨大的尖刀。

白皮膚的人影跳進水裡走上岸來，

嘴裡發出完全聽不懂的怪叫。

我們的祖先驚呆了：

以為碰見了鬼神，穿着從來沒有見過的衣裳。

大人們百箭齊發，

企圖把他們逼回水中央。

然而鬼神顯示了魔法：

他們噴吐出雷鳴般的火焰，

穿透我們祖先的胸膛。

很多人頃刻倒下，

剩下的像驚弓之鳥四處躲藏。

驚魂未定的酋長和智者們半夜悄悄地議論，

那些白鬼，莫非是這片土地上原先的主人？

可是為啥從來不記得？也咋看都不像？

……

從那以後，

他們帶給我們沒有別的，

全是戰爭、苦力、疾病，和無窮無盡的憂傷。⁷

圖2 一位剛果黑人父親，5歲女兒的手腳被殖民者剁掉

圖2顯示一位欲哭無淚的剛果黑人父親，長時間盯着他5歲女兒的右手掌和左腳掌發呆，他5歲女兒的肢體因為他今天收割橡膠太少而被比利時殖民者剁掉，沒有人知道他在那裡坐了多久和他在思考什麼，他的同伴們顯得冷漠或是愛莫能助。這位黑人父親百思不得其解眼前發生的事情，他祖先的歌謠裡面沒有講述過那些後來上岸的白人居然還有這樣的刑法，歌謠沒有告訴一個習慣於自由自在的“伊甸園”狩獵生活但缺乏國家力量保護的一家之主，該如何應對這高度組織起來的“戰爭工業”文明人的獸行。那時候，《共產黨宣言》還沒有傳播過去，來自東方文明古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義勇軍進行曲》還沒有在非洲大地唱響。非洲人的命運，要等到歐洲殖民者在20世紀相互毀滅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一場風起雲湧的、覺醒的“斯巴達克斯”式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才能逆轉。

美國印第安人的命運何嘗不是如此。在哥倫布來到這片富饒的美洲大陸之前，印第安原住民有5000萬左右。在四百多年後的1900年，當美國已經崛起成為全球製造業頭號大國時，還存活的美國印第安人已經不足25萬。因為這片土地極其遼闊，這個驅逐和殲滅印第安人的過程一直持續了幾百年。比如早在1637年，來自波士頓和康涅狄格河谷的殖民定居者對印第安人進行了夾擊，最後以大屠殺告終，整個配科特部落被殺絕。而且這一針對印第安人的種族驅趕和清洗在1776年靠“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建國後的一百多年中更是達到高潮，原住民不僅僅是因為被傳染上白種人攜帶的天花病毒而大面積死亡，而且常常是被集體性強迫搬遷、驅逐、屠殺和種族滅絕。他們的狩獵文明賴以生存的美洲野（水）牛不斷遭到美國聯邦軍隊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滅絕，以斷絕印第安人幾萬年以來相依為命的主要生活資料（美洲野牛既是他們的食品、衣着、帳篷、工具、裝飾用品等生活來源，而且也是他們的精神依靠和宗教圖騰）。“每殺死一頭水牛就等於幹掉一個印第安人”，美國聯邦軍隊高級將領如是說（參見圖3中的壘壘白骨）。⁸

美國即便在開啟所謂“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以後的30年期間（即1860—1890年），針對印第安人的種族衝突、屠殺和清剿戰爭仍然有幾十次之多。⁹

僅以1890年發生在一個被印第安獵人叫作“傷膝溪”（Wounded Knee Creek）的屠殺為例。要知道，1890年距美國《獨立宣言》誕生已經有114年，距美國廢除奴隸制度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而且這個時候美國已經超越英國崛起為全球第一的製造業大國。按照美國歷史教科書的說法，這時的美國已經攀爬到了人類工業文明和民主政治體制的頂峰，正在引領人類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個時期的美國，距牛頓寫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已經兩個多世紀，距亞當•斯密寫作《道德情操論》和康德寫作《實踐理性批判》已經一百多年，距美國建國也已經一百多年。

這次屠殺只是美國白人移民和職業軍隊對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婦女、兒童）實行種族清洗的一系列令人髮指的案例之一。它發生在1890年12月29日（聖誕節剛剛過後的寒冬），在美國南達科他州的拉科塔松林印第安人游牧地區。

圖3 1892年美國中西部某地被白人屠殺的美洲野牛的頭骨（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3270398）

在大屠殺發生的前一天，由塞繆爾•懷特賽德（Samuel M. Whitside）少校指揮的美國第七騎兵團的一支分隊攔截了由斯波蒂德•埃爾克（Spotted Elk）酋長率領的一個350—400人的企圖逃脫美國政府糾纏的拉科塔部落，並將他們向西8公里引導到傷膝溪，在那裡強迫他們紮營。第七騎兵團的剩餘部隊由詹姆斯 • 福賽斯上校領銜，抵達後一共匯集有500名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官兵，他們將不到400人的印第安人（包括大約200名男人和100多名婦女與小孩）的營地團團包圍起來，並用四門大炮對着（該騎兵團除配備現代步槍以外還有四門機動山地迫擊炮）。次日清晨，聯邦部隊進入印第安人帳篷內要求他們把所有隨身武器（獵槍和匕首）全部交出，放在指定地點。士兵們進入印第安人的帳篷搜尋隱藏的槍支，撕開女人長途旅行的背包，搗碎她們的乾糧袋，繳獲她們攜帶的刀具、錐子甚至固定帳篷用的樁子等任何鋒利物品。可是當印第安人陸續把所有武器放在指定地點以後，據說有士兵聽到印第安人群中發出了槍聲，於是士兵們開始向大批已經手無寸鐵的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婦女和小孩猛烈開槍掃射，並用火炮近距離轟擊，實行集體屠殺。瞬間呼叫聲和哭聲連成一片，血流成河，把這片拉科塔部落祖祖輩輩賴以生息的茫茫大地，在聖誕節皚皚白雪的襯托下染了個通紅。很多小孩和婦女是被靠近身體的步槍近距離射殺的。有機會逃跑的印第安人也在四處逃散中被政府軍騎兵們一一追殺。有幾個印第安人沖向被迫交出的武器堆試圖撿回刀槍自衛，但他們的武器根本不是工業化聯邦軍隊的對手，遭到的不過是近距離撲面而來的掃射和炮擊。大屠殺過後，大約300名死者被集體挖坑掩埋，除了逃脫的個別人，大約50名倖存的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傷者（4名男人，其餘全是婦女和兒童），被送到聯邦軍隊附近戰地的一個帳篷醫院。一個軍醫回憶到，他看見一個老年印第安婦女懷裡緊抱着一個凍得饑寒交迫的嬰兒，同時盯着地上躺着的一堆受傷或正在死亡的同胞（主要是婦女和兒童）發呆；他遞給她一杯水讓她喝下，沒有想到這個老人一邊把水痛苦地倒進嘴裡，一股殷紅的血水就一邊從她的脖子下泉湧出來，事實上她的頸部已經被子彈打穿，卻因放不下懷中緊抱着的生命和對這場種族滅絕的怒火而一直堅挺着沒有倒下。看到這一幕，這個久經沙場的軍醫幾乎無法克制，震驚和內疚讓他的臉色頓時發青，作為部隊外科醫生，他經歷過慘烈的南北戰爭，已經對傷殘和死亡見慣不驚，可是他的神經仍然被眼前慘無人道的一幕所擊垮，無法自持。在什麼樣的法律和文明制度下才能夠產生這樣的種族屠殺？人類最古老的法律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姦淫”，難道披着工業文明外衣的美國法律就連這樣的古訓也不如？

在混亂和逃跑中倖存下來的奧格拉拉•拉科塔酋長回憶道：“有一個被殺害的年輕媽媽懷裡有一個嬰兒，孩子不知道母親死了，還撲在她胸上吸奶……很多女人和嬰兒一起逃跑的時候一起被殺害，他們被加農炮轟擊，被步槍槍殺。當大多數都被殺死後，只聽到美國士兵叫喊那些沒有遇害或受傷的人都應該出來，會給他們安全。但是當一些小男孩們信以為真地從他們的避難所跑出來之後，一些士兵立刻將他們包圍，把他們全部屠殺了。”

圖4 傷膝溪屠殺中被美國聯邦職業軍隊屠殺後扔進坑裡的印第安人

為了表彰這個騎兵部隊的戰功，至少有 20 名士兵獲得了聯邦政府頒發的榮譽勳章。親歷那場大屠殺的倖存者將這個慘案不斷以口頭敘事方式講述給子女和孫輩們，希望他們有朝一日為祖輩們伸冤（自知他們弱小的國家組織力量根本談不上復仇），其中包括世代長期不斷地呼籲聯邦政府撤銷對那些屠殺者們的軍功章，卻沒有得到任何結果。人口已經急劇下降的印第安人在強大的美國沒有話語權。直到20世紀末的1990年，美國國會兩院才通過了一項正式對屠殺表示深切遺憾的決議。2001年，又過了11年，美國印第安人大會通過了兩項譴責111年前那項美國政府頒發軍功章的歷史裁決的決議，並呼籲美國政府撤銷這些裁決。事隔111年之後，以人權和普世價值自居的美國政府才正式糾正了這個冤案，把當年授予的軍功勳章收繳了回來，並在已經變得荒蕪的事發地建了一個孤獨的墓碑，上面寫着“傷膝溪屠殺”。2003 年，美國大法官親自向死難者獻了一個花圈。¹⁰

如果還有讀者懷疑美國工業化近現代史上這一場白人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屠殺和清洗的真實性與普遍性，那我們可以稍微將鏡頭再推遠一點，以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接近尾聲的1864年的“沙溪大屠殺”為例。¹¹事情發生在沙溪河畔，這是阿肯薩斯河的一條相對較小的支流，位於科羅拉多州東南部靠近堪薩斯州邊界的一個人口稀少的牧場地區。1864年11月29日上午，以“解放黑奴”為名而成立的北方民兵組織的約翰•奇文頓上校，帶領全副武裝並備有騎兵和迫擊炮的700名北方民兵，突襲了在沙溪游牧定居地安營紮寨的一個主要由婦女和小孩組成的印第安人營地。這個營地大大小小的帳篷裡面有好幾百名印第安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小孩，除了一些負責安全的男人外，還有一些因為年邁無法出去打獵的老人。

奇文頓上校在南北戰爭爆發前是一名基督教大牧師，在內戰期間升任美國北方民兵上校。他在對這個營地發起攻擊之前，特意囑咐所有士兵：“任何膽敢同情印第安人的人都該死！我是專門來殺印第安人的，並相信以上帝的名義用任何手段處死印第安人都是正義和榮耀的！”

當印第安營地首領布萊克•科特爾（Black Kettle）發現奇文頓上校率領的軍隊朝營地奔來的時候，他就馬上升起一面下面連帶一面白旗的美國國旗來回揮舞，高呼他的部落絕不會抵抗。但是美國白人士兵們毫不在意這個求饒的投降信號，用槍炮對準印第安人的所有帳篷發起了猛烈轟擊，發現缺乏抵抗能力以後，他們持刀進入帳篷展開了一場大屠殺。他們不僅用槍抵着嬰兒和兒童的頭部實施行刑式近距離射擊，還對年輕婦女實施強姦，對死者進行剝皮和分屍，用砍刀或匕首割下很多人的耳朵、鼻子、睾丸、女人的乳房和下體。¹²

大屠殺的第二天早上，一個拒絕服從奇文頓上校命令的陸軍中尉詹姆斯•康納（James Connor）回到屠殺現場，並向上級報告說：“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印第安男人、女人或孩子沒有被剝皮，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屍體在被剝皮以後還被以最可怕的方式肢解：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私處都被切除了……我聽一個參與屠殺的美國士兵說，他切掉了一個女人的私處並將它穿在棍子上到處展示……我還聽很多美國士兵說他們都幹了這樣的事情，他們將女性的私處切下來，然後將它們拉開套在鞍弓上，並在騎馬行軍時戴在帽子上炫耀。”¹³

以下是另外一些目擊者的回憶和記錄。¹⁴

一個叫約翰•史密斯的士兵1865年作為目擊者之一在美國國會的證詞中說：“我看到那些躺在地上的無數印第安人的屍體被切成碎片，其肢解的殘忍程度我從未見過。他們把所有印第安女人的身體部位切成碎片，用刀子進行剝皮，她們頭蓋骨被敲碎，腦漿灑滿一地，受害者包括兩三個月大的孩子們。所有年齡的人都沒有倖免，從還在吸奶的嬰兒到成人……是誰幹的這些事情？是美國軍隊。”

羅伯特•本特回憶說：“我看到一個印第安女人躺在河邊，她因為腿被打破了無法動彈。一名士兵帶着一把軍刀走向她。她抬起一隻手來保護自己的身體，他一刀切斷了她的胳膊。她翻過身去抬起另一隻胳膊來保護自己，他又一刀砍斷了那個胳膊，然後離開了。我看到一個被開腸破肚的印第安孕婦，旁邊躺着一個子宮裡流出來還未出生的嬰兒。”

安東尼少校回憶說：“有一個大約三歲剛能走路的小孩，因為大人們已經走了，這個小孩落在了後面。他沒有穿衣服，在河邊沙灘上朝父母們消失的方向蹣跚行走。我看到一個美國騎兵在距離大約七十五碼的地方跳下馬來，拿出他的步槍向這個小孩射擊，沒有命中。緊接着另一名騎兵跳下馬說‘讓我試試這個狗崽子’。他單腿跪下向小孩開槍，也沒有射中。第三個騎兵過來重複了同樣的話，然後瞄準開火，那可憐的小孩終於栽倒了。”

斯坦霍格回憶說：“所有穿戴有珠寶的手指和耳朵都被切掉了。印第安酋長 White Antelope的身體單獨躺在河床上。除了被剝掉頭皮之外，士兵們切掉了他的鼻子、耳朵和睾丸。”

大屠殺發生一段時間後，美國戰爭行為聯合委員會對事件進行了調查。他們雖然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了奇文頓上校及其士兵的行為，但並沒有對他們任何人提出任何刑事指控。

以上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殖民主義時代所謂西方文明的一個寫照。美國例外論不攻自破。事實上納粹期間阿道夫 • 希特勒專門研究了美國針對印第安人實施的許多種族滅絕政策，以作為他對付德國猶太人的參考模式。比如他親自研究了1863年至1868年美國軍方監禁和迫害1萬名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的一項名為博斯克•雷東多（Bosque Redondo）的計劃，這個集中營在1864年關押了長途跋涉之後抵達的大批印第安人，包括很多婦女和兒童。普利策獎獲獎作家約翰•托蘭德（John Toland）在他的《阿道夫 • 希特勒》一書中（第202頁）寫道：希特勒聲稱他關於集中營的概念以及種族滅絕的很多具體操作方法，來自於他對美國歷史的研究。他欽佩美國設立的各種對付印第安人的集中營和所謂印第安人保護區，並經常在他的軍方高層讚揚美國通過飢餓法（即消滅印第安人的生活資料）和發起不對稱戰爭來消滅印第安人的智慧和效率。¹⁵

“沙溪大屠殺” 70 多年以後，把握了“西方文明精髓”的日本，作為西方工業文明和科學文明在亞洲的“最優秀的學生”，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和中國東北細菌武器實驗室里以同樣的“規模和效率”重現了西方崛起的“秘密”之一。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模式從來就沒有任何例外。今天那些因為在 20 世紀對抗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共產主義經濟模式的失敗，企圖為資本主義當年的罪惡辯護的中外知識分子，應該對歷史有起碼的尊重。

其實從哥倫布踏上美洲大地的第一天開始，為發財和新機遇移居美國的英國和歐洲移民們，都繼承了他們祖國的殖民主義野蠻擴張“基因”和帝國主義掠奪文化。他們在白人至上主義信念的支配下，倚仗更加先進的武器、組織能力和生產方式，把一片比歐洲大陸還要廣袤的肥沃土地變成了一個只屬於白種人的新帝國。

貪得無厭的個人自由主義構成了美國社會的基石。這種貪婪利己的個人主義是早期美洲移民，包括盎格魯—美國人，實現領土擴張的強大動力。這些盎格魯—美國殖民者是典型的英國人，而非後來教科書裡描繪的清心寡欲、追求精神自由的清教徒。他們從英國和歐洲大陸帶來的是無法無天、殺氣騰騰的資本主義。¹⁶美國個別真正的清教徒傳教士一直在譴責其教區居民為了在新世界獲取更多財富和土地的罪惡欲望，但是毫無作用。傳教士克瑞斯•馬瑟慨嘆道：“土地！土地！土地！這已經成了許多新英格蘭人頂禮膜拜的東西。那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卻拋棄了教會和聖餐儀式，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在新世界裡得到儘可能多的土地。”因此就連作為愛國主義者的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 • 卡根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殖民地時期美國的特點不是孤立主義，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山巔之城’和與上帝的盟約，而是積極的擴張主義和貪婪的物質主義，以及一種促進兩者並為其提供合法性的支柱性文明思想體系。”¹⁷ 美國聯邦政府長期不斷把從印第安人手裡用武力和種族滅絕方式搶占到的新土地用拍賣方式賣給新來移民，僅1815年就拍賣出超過100萬英畝的黑土地，在隨後的1818年這個數字達到每年250萬英畝。與之伴隨的是移民人口的急劇增長。比如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移民人口在 1810—1820 的十年間翻了一番，路易斯安那州也是如此，而阿拉巴馬州的移民人口在這期間增長了12倍。這些移民人口的增長全是以印第安原住民人口的急劇減少和種族毀滅為代價的。

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菲利普•霍夫曼在《歐洲何以征服世界？》一書中所說，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白人之所以能夠統治非洲和征服全世界，是因為他們有更加先進的武器、更加嚴密的組織能力、更加發達的生產方式，以及更加強大的國家力量。

而這一切的基礎，被很多人歸結為由於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所激發出來的“民主自由思想”，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直接催生了16—17世紀的一場偉大的科學革命。歐洲人在這場科學革命中發現了天體運動的規律，發現了微積分，發現了物質的化學元素基礎，發現了火藥燃燒和爆炸的秘密。這場科學革命從此將歐洲人帶進了一個嶄新的、遠遠超越野蠻的“青銅和鐵器文明”的時代，即工業革命的“自由、民主、文明”的蒸汽機時代。

本文接下來將要探討，這樣一種流行於中外教科書和媒體的西方“意識流”對科學革命的解釋靠譜嗎？究竟是什麼力量和歷史邏輯催生了這場科學革命？¹⁸

三、解開 “李約瑟之謎 ”：為什麼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

通過研究歷史我們會發現，歐洲科學技術創新的最大動力不是宗教改革開啟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高喊的“自由”，而是世俗的屢試不爽的“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即為了商業—政治利益而展開的戰爭和國家力量主導的軍事技術競賽。在這場軍事與商業互動的競賽中，歐洲國家用戰爭手段來推動和捍衛海外商業利益，再用商業所獲得的壟斷利潤來支付戰爭，從而獲得可持續的商業資本積累和國家軍事力量建設。文藝復興之前，無論是亞歷山大大帝和愷撒大帝的東征，還是成吉思汗蒙古鐵騎的西征，或是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中國面對北方匈奴侵擾的戰爭，又或是中國歷史上連綿不斷的農民革命，很少具備這樣的“軍事—商業”雙重屬性。而這樣的新型“商業—戰爭”循環加速器模式恰好是近代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和壯大的助推器。

因此，流行的關於科學革命為何產生於近代歐洲的歐洲中心主義與自由主義“常識”，是一個被精心粉飾後的極其偏頗和害人匪淺的巨大神話。歐洲17世紀的科學革命，當然需要思維方式的“格式塔”轉換，然而這一轉換本身也是由於世俗社會對軍事技術知識的巨大需求促成的。而以下我們將通過歷史考察發現，近代科學理論的誕生恰好來源於對軍事技術的巨大興趣，來自對軍事技術和資源掠奪背後的自然機制和規律的認識。

因此，流行的關於科學革命的“常識觀念”完全忽略了推動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背後的“原動力”—— 它並非簡單地來自思維方式的“格式塔轉換”“科學方法”創新，或“對古希臘經典的偶然發現”本身，而是來自“困而知之”的巨大社會需求，尤其是軍事和商業需求。否則根本無法解釋為什麼作為近代科學發源地的意大利，在17世紀科學革命爆發的階段（牛頓1687年7月5日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時）已經衰落了半個多世紀（伽利略的經典力學思想形成於1600年前後，他的著名《對話》發表於1632年）。這是因為17世紀中葉時歐洲的生產力（商業、手工製造業、軍事工業）中心已經遠離意大利，轉移到了弗蘭德斯、荷蘭、英國和法國這樣的北歐地區。而流行的教科書對17世紀意大利科學精神萎縮這個現象的解釋，是意大利天主教對科學家（比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宗教迫害。但是這個流行說法無法解釋為什麼恰好是作為天主教統治中心的意大利，成為了15—16世紀近代科學思想的發源地；而15—16世紀同一時期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發源地的北歐地區，卻與近代科學思想的起源完全無緣。¹⁹

問題的關鍵在於，14—16世紀歐洲的商業—生產—文化—軍事中心在意大利半島，從而為商業擴張和貿易壟斷而挑起的頻繁軍事戰爭的中心也在意大利半島；反過來，強大的軍事力量使得意大利城邦國家有實力控制和壟斷地中海海域通往古絲綢之路的全球貿易通道。歐洲第一個崛起的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威尼斯。威尼斯擁有一個歐洲最大的國營兵工廠，負責生產威尼斯用以捍衛國民經濟所需要的所有商船和海軍戰艦。威尼斯通過建設它強大的海軍而崛起，也依靠這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壟斷了幾乎整個地中海海域的貿易。威尼斯與周邊意大利城邦國家以及地中海東岸阿拉伯國家為爭奪貿易通道控制權的戰爭是家常便飯。

而且事實上，文藝復興前後意大利各個城邦國家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活動，都主要是由教會、王室、寡頭和貴族們來倡導和資助的，比如達•芬奇的人體解剖研究是由教會支持的，伽利略的機械力學和數學研究是由王室、寡頭、貴族、教會（包括教皇）資助的。中世紀末期的教會之所以支持實證科學和數學的研究，不是因為這些東西可以證明上帝的存在，而是因為科學技術可以提高殺人效率²⁰並幫助贏得與異教徒（尤其是穆斯林）爭奪巴爾幹半島商貿中心和古絲綢之路以及耶路撒冷宗教聖地的頻繁戰爭。尤其是意大利城邦國家間的戰爭，都是由於貿易戰引起，其白熱化達到了相互切斷貿易通道、斷絕對方生活資料和資金鍊，以導致對方國民經濟蕭條和滅亡的高度焦慮與神經緊張的程度，因此促成所有商人和貴族階級力量的聯合來大力資助對於軍事技術及武器改良有關的科學研究。而正是這些與軍事技術密切相關的刨根究底的科學研究活動（比如達•芬奇和伽利略對軍事技術知識的痴迷），通過200多年的日積月累和整個北歐地區的捲入，促成了16—17世紀兩場革命——軍事革命和科學革命 ——的同時爆發。

而文藝復興時期最關鍵的武器，已經不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尖刀和長矛，而是火藥和大炮。火藥和大炮最早在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期間使用，很快成為羅馬教皇、意大利城邦國家和歐洲各國王室必爭的“高科技殺手鐧”，受到教會和所有王公貴族、寡頭統治集團以及國家政府機構的高度重視。

熱兵器與冷兵器的最大區別不僅僅是殺傷力的區別，而且是所涉及物理學原理的根本區別；這種區別導致人類對（1）高速飛行的炮彈（和子彈）的“速度”和“軌跡”的巨大興趣，以及（2）對火藥爆炸時產生的巨大“衝力”和“氣體受熱膨脹”現象的巨大興趣。而對這兩大物理現象背後的機理的探索，不僅可以大大提高對炮（子）彈打擊精度、炮（槍）筒製作工藝、火藥配方、火藥爆炸機理的充分認識，而且可以帶來人類對自然規律認識的飛躍——比如炮彈是一個巨大的鐵球，它滿足在空氣阻力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下，觀察一個理想球體在地球引力下如何做拋物線運動的要求，從而為理解天體之間在萬有引力支配下的運動規律打下基礎；再比如對火藥爆炸所產生的威力的研究會導致對空氣加熱以後產生膨脹現象的認識，從而導致波義耳定律的發現；另外對火藥燃燒條件的研究會導致火藥專家拉瓦錫對氧氣作用的認識，等等。

而一旦國家力量出面對這樣的研究活動加以支持和重賞，科學家就會作為一個單獨的職業群體脫穎而出，哪怕科學研究的好多成果本身不一定具有即刻甚至任何直接的商業價值和軍事回報。科學家協會和團體的產生，就會使得科學研究的各種思維通過定期有組織的相互碰撞而形成知識“演化之樹”，其成果就會得到積累、修正、改進、突破，這樣經過幾十年、上百年或幾百年的積累，就能造成對背後“自然規律”認識上的革命性突破，從而爆發科學革命。而這恰好是科學革命爆發在歐洲的原因和歷史規律。

與此同時，科學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也會發生進化。比如對於炮彈“速度”和“軌跡”的描述

必然涉及數學工具的改進（包括表現出對古希臘和阿拉伯已經掌握的平面幾何和基礎代數知識的巨大興趣），尤其是當這個“速度”和“軌跡”都是變化的情況下，那麼“勻速運動”和“勻加速運動”以及“切線運動”等概念就會產生，因此適用於描述“瞬時速度”的微積分概念和方法就會出現。又比如對於火藥爆炸以後產生的空氣膨脹和燃燒現象會促進科學家採用實驗方法來驗證與推翻各種可能的關於空氣性質和物質燃燒的理論及假說，比如是否存在“真空”“燃素”和“熱質”等，並在這個過程中發明新的實驗儀器。

因此，由於對以上提到的（1）和（2）這兩個與戰爭和軍事技術密切相關的物理和化學現象的“數學描述”及背後“自然規則”的不懈追求，經過（從 14 世紀到 16 世紀）兩三百年的知識積累之後，直接導致了伽利略關於力的分解（“重力”與“慣性”）以及炮彈飛行與行星運動的相似性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從而為後來 17 世紀牛頓經典力學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定律的誕生奠了堅實基礎；並再經過波義耳等一大批鍊金術士和化學家的努力，為100年之後（18 世紀）法國火藥專家拉瓦錫的“化學革命”創造了條件。因此，如果說古人在缺乏鐘錶等對時間的精確記錄儀器條件下可以因為對弓箭的觀察而產生“飛矢不動”的芝諾悖論和中國名家惠施“飛鳥之景 , 未嘗動也”的哲學命題，那麼由伽利略及其無數前輩對巨大鐵球（炮彈）在火藥推力和鐵球自身重力作用之下在空中畫出的拋物線軌跡的不斷思索與對鐵球的斜面滾動試驗，從而產生了對“力的疊加”原理的認識，即鐵球在“重力下的加速運動”及在火藥推力作用下由於慣性的向前“勻速運動”的分解，就是容易理解的了。而這樣的抽象思維起源於過去幾百年來炮兵工程師們對於“炮彈以45度仰角發射時所跨越的距離最大”這樣的長期經驗觀察和應用古希臘幾何學描述炮彈拋物線軌跡的嘗試。伽利略本人也長期花時間在意大利兵工廠觀察和試驗炮彈運動並幫助炮兵們改進炮彈射程。

而像教會、國王、寡頭、貴族統治階級及議會政府這樣的國家力量之所以會對實證科學和數學研究產生興趣，願意資助像伽利略這樣的一大批數學家與物理學家的科研活動，主要是意識到這種科研活動的重大軍事意義和由此帶來的對於國民經濟的商業意義，是為了提高在長期的“你死我活”的貿易爭奪戰中贏得軍事主導權，以及提高在頻繁的戰爭和文明衝突中其宗教、文化、國家、王權的生存機會。

所以在羅馬天主教組織的十字軍東征大戰略總體失敗以後，文藝復興時期以後的科學研究，尤其是關於球體（炮彈）的動力學研究和機械裝置（弓箭、槍炮、鐘錶）的動力傳動機制以及火藥的研究，都有巨大國家力量的大力介入、資金投入和對“工程師—科學家—數學家”學術團體的積極扶持。這樣做的好處除了包括提高贏得戰爭所需要的國家能力、獲得壟斷全球商業要道和爭奪殖民地資源所需要的軍事力量以外，還可以幫助降低每場戰爭所消耗的炮彈、火藥等軍事物資的財政負擔和經濟成本。因此所謂文藝復興以後展開的大規模科學研究活動，並非是後來流行思潮所誤認為的是出於“人類思想的自由解放和翱翔”，而是完全由世俗的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推動的。

而隨着科學家團體對這些課題的研究活動的深入，由於腦力分工所刺激出來的“知識之樹”，自然就會通過“思維碰撞”和世代積累而逐漸生根發芽、攀藤附牆、開花結果，沿着知識積累自身的“動力學”規律，最終在17世紀導致一場偉大的“科學革命”的爆發。而這場科學革命的爆發是與歐洲的一場軍事技術革命的爆發在時間上高度重疊的，兩者都是受到先前的一系列戰爭、遠洋探險、環球航行、奴隸貿易、全球殖民地開拓的活動所刺激。其實牛頓經典力學的最高成就，就是發現與戰爭密切相關的地面物體（炮彈），及與航海知識密切相關的天上物體（行星）的運動，都遵循同樣的規律，即萬有引力規律和牛頓三大定律。而這個偉大發現完全是建立在數代前人對炮彈運動規律和行星運行規律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

因此，正是對炮彈發射和彈道軌跡的研究刺激了牛頓經典力學和現代數學（解析幾何與微積分）的誕生，對火藥燃燒和爆炸原理的研究刺激了現代化學（原子、分子理論）的誕生，對外殖民和大航海的需求刺激了大批量天文觀察和現代天文學（日心說）的誕生與航海技術（指南針和遠航帆船以及載炮軍艦）的改進，對火藥作用下空氣熱脹冷縮原理的研究刺激了溫度計、氣壓計、蒸汽機等裝置的發明和氣體動力學的誕生，規模化戰爭所刺激的對槍炮的規模化生產刺激了冶金、採礦、鍛造等行業的發展以及勞動分工原理和零部件標準化生產體制的發現，為滿足軍事研發而設立的各種大學機構和科學與工程學院促進了“科學家團體”這個職業的湧現及國家對於“科技人才”選拔制度的建立，等等。這一系列科學技術成就無一不是由於“戰爭—商業”這個循環加速器所推動的產物。

因此馬克思說：“沒有商業和工業，哪來的現代自然科學；說什麼生活有其基礎，而自然科學則另有基礎，那壓根是謊言。”（《德意志意識形態》）

這種國家間出於商業與貿易的需要而展開的戰爭和軍事技術競爭並從而導致的科學大突破的社會歷史現象，不僅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各個城邦國家間為壟斷地中海貿易而展開的軍事衝突中，而且在後來17—18世紀的英國與歐洲大陸各國的出於統治亞洲貿易通道而展開的軍事較量中，在19世紀德國為突破英國及法國的經濟和技術封鎖而實現的化學工業與火箭技術的崛起過程中，在20世紀美蘇兩大陣營間展開的太空爭霸與計算機技術競賽過程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現過。

以下我們通過列舉一些具體的科學家個人的研究興趣的基本歷史事實，來進一步體現戰爭和商業需求對於科學發現的不可或缺的重大推動作用，以及國家力量的投入對於科學家群體這個創造知識的“生態體系”的建設的關鍵作用，並緊跟這些歷史事實來初步探討近代科學理論這個“知識之樹”的“胚胎發育”和演化規律。²¹

通過歷史材料，我們會發現歐洲15世紀以來幾乎所有重要的技術發明和科學理論發現都與戰爭和出於商業利益的遠洋探索有關，而這些科技發明都離不開國家財政支持，包括天主教教會支持。

具體說來，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列奧納多•達•芬奇（1452—1519）是最早把軍事工程和規範化的科學思維方式結合起來的先驅者，這可以他設計和幻想的多角城堡、蒸汽大炮、後膛炮、來福槍和轉輪手槍的草圖作為例證。

達芬奇當時研究並吸收了幾乎所有有關軍事工程的古典和當代作品。在他給米蘭公爵盧多維科•斯福爾扎（Ludovico il Moro Sforza）的一封著名的信中，他列出了自己熟練掌握的許多技能中的九類軍事工程技術。這些技術項目包括各種新式武器、架橋、轟炸機械和溝渠排水機械。達•芬奇的立體透視作畫原理因此也應該是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發現和建立的。

圖5 達•芬奇1481年設計的排式水平槍和機架槍

圖6 達•芬奇設計的86英尺長的巨型弩（弩炮）。這種武器擁有一個蝸杆和齒輪機構來拉動弓弦，並安裝在傾斜的輪子上，以便在粗糙的地面上提供穩定平衡的基礎。兩個交替的發射機構允許通過槓桿作用釋放遠距離飛行的弓箭

圖7 達•芬奇設計的由人力跑步機操作的能夠重複發射的“機關槍”

除了發明各種機械化武器外，達•芬奇還作為首席軍事工程師為殘暴而好戰的瓦倫西亞公爵切薩雷•波吉亞（Cesare Borgia）效勞和服務。達•芬奇可能曾經作為支持方或反對派多次參加佛羅倫薩、米蘭、威尼斯、法國和甚至地中海東岸阿拉伯地區的戰爭。據說他對兵役的興趣完全是出於自願，而不是受到政治、經濟、宗教或其他方面的壓力。要知道，正是戰場上無數無人認領的屍體還有大量被修道院收留的傷員，為達•芬奇的人體解剖和繪畫提供了無限的素材。

同樣，歐洲後來的一系列著名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包括塔塔格利亞、比林古喬、伽利略、笛卡爾、萊布尼茨、牛頓、伯努利父子、歐拉等，多數首先是從解決與當時軍事技術問題直接相關的課題的過程中做出自己的學術貢獻的，而一些顯得與武器和戰爭無關的偉大發現都不過是這些研究的副產品。

尼古拉•豐塔納•塔塔格利亞（Niccolò Fontana Tartaglia，1499—1557）是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國的著名數學家和工程師，其主要工作是為威尼斯設計城市的軍事防禦工事，也是為戰爭尋求最好的防禦與進攻地形的一名測繪員（為此需要用到平面幾何知識），同時也是當時威尼斯共和國的財政簿記員（為此需要用到財會數學知識）。他出版了許多書籍，包括阿基米德和歐幾里得的第一本意大利語譯本。他是歐洲第一個將數學應用於炮彈（鐵球）路徑描述（即彈道學）的數學家和工程師；他的工作直接刺激了伽利略對運動力學的研究。他在1537年和1546年出版的兩本書中，試圖決定炮彈飛行的最佳軌道，並且他可能是第一個斷言“炮彈飛行的軌跡是拋物線”和指出 “炮彈在45度角向上發射時所達到的射程最大”的人。正是塔塔格利亞關於炮彈的軌跡是拋物線的理論促成了伽利略關於地面物體運動的經典力學理論的奠基性成果，這些成果直接為後來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的誕生立下汗馬功勞。他還發表了一篇關於如何在未知海域尋找被炮彈擊沉的沉船的論文，這對於尋求丟失的寶船和貨船十分有用。²²

萬努奇•比林古喬（Vanucci Biringuccio，1480—1539）是意大利鑄造業之父，他的著作《火法技藝》（De la Pirotechnia）是第一部描述正確的炮筒鑄造方法的書。這本書還詳細介紹了採礦、多種金屬的提取和精煉、黃銅等合金以及用於鑄造爆破的化合物。在他的書出版之前，有關冶金和軍事藝術的知識是保密的；但是對於這類知識的巨大的市場需求刺激出版商不惜花費巨資引誘工程師們將所知道的知識發表出來。他的書被認為是開創了科學和技術文獻的傳統。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負責威尼斯的鐵礦開採與軍火庫管理，也負責為威尼斯和後來的佛羅倫薩鑄造大炮。

伽利列奧•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是牛頓之前歐洲16—17世紀最偉大的意大利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工程師，是近代經典物理學之父與現代物理實驗科學方法之父。他提出的關於物體運動的慣性定律和自由落體定律都是從研究炮彈的運動軌跡中提煉出來的。伽利略1638年發表的《關於兩種科學體系的對話》總結了前人和他自己過去多年的研究成果，其內容特別與當時那個時代對軍事技術的濃厚興趣有關。伽利略在這一著作的引言中表示了對佛羅倫薩兵工廠提供的各種幫助的感謝。這一事實提示了伽利略與軍事技術的密切聯繫和他的科學研究背後的社會力量的支持。事實上伽利略與威尼斯兵工廠有長期合作關係，並於1593年正式成為兵工廠的私人科技顧問，專門負責對兵器和軍艦的技術革新，因此對軍事工程學做出了許多貢獻。比如1595年至1598年間，伽利略設計並改進了適合槍手和測量員使用的軍用幾何指南針。對於炮手來說，這種改進後的指南針除了提供一種更安全、更精確的升降炮筒角度的方式之外，它還提供了一種快速計算不同尺寸和重量的炮彈所需的最佳火藥填充量的方法。作為一種幾何儀器，它可以構建任何正多邊形，計算任何多邊形或圓形扇區的面積，以及滿足各種其他計算用途。伽利略很有商業頭腦，在伽利略的指導下，一位儀器製造商製作了100多台這樣的指南針，他通過出售這些指南針（以及他寫的一本指導手冊）賺了不少錢；指南針50里拉一台，而指南針的使用手冊則為120里拉一本。1609年，伽利略與英國人托馬斯 • 哈里奧特等人一起，用改進後的軍事望遠鏡來觀測天空。伽利略似乎堅信行星不過是一些繞太陽飛行的“炮彈（鐵球）”，其運動方式與地面炮彈或許沒有本質區別。望遠鏡先是發明來用於軍事遠距離觀察的；1608年1月2日，荷蘭眼鏡製造商與荷蘭政府簽署了一項專利，協議中說他發明的儀器“用於遠遠地觀看遠處的東西”。由於該裝置的軍事用途似乎十分廣泛，因此荷蘭政府沒有對這一發明授予專利，而是簽訂合同用錢買斷了這位眼鏡製造商的設計和知識產權。伽利略用改進後的望遠鏡於1612年確定了木星衛星的軌道周期。提出通過對衛星軌道足夠精確的測量，將它們的位置用來製作世界通用時鐘並解決當時航海學裡面最困難的地球經度的確定問題。但是對於海上航行，伽利略的解決方案沒有成功，經度問題最終需要開發實用的便攜式航海天文台，比如後來的約翰 • 哈里森使用的那種。伽利略還被多次邀請為減輕河水泛濫的工程方案提供建議。1630年，伽利略為佛羅倫薩附近的一條新運河開通的計劃方面提供了諮詢幫助。

伊萬格利斯塔•托里切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是一位在重要性及威望方面僅次於伽利略的意大利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是流體力學之父，以發明氣壓計而聞名。在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去世後，應大公費迪南多二世（德•美第奇）的要求，他接替伽利略成為比薩大學的數學講席教授。托里切利研究了炮彈發射以及它們如何在空中飛行的數學和動力學原理。他在炮彈發射這個當時歐洲十分火爆的領域裡最值得注意的成就，是第一次建立了一個“包絡”（envelope）概念：即在各個方向以相同速度發出的炮彈的路徑都是拋物線，這些拋物線都與一條普通拋物線（包絡）相切。這個包絡被稱為“拋物線的拋物線”（“包絡拋物線”）。炮彈高速飛行過程中需要克服空氣和風的阻力這個事實，使得當時很多科學家對空氣和缺乏空氣的真空感興趣。托里切利首次對風的形成原因進行了科學描述：“……風是由地球兩個區域之間的氣溫和密度差異產生的。”托里切利的主要技術發明是水銀氣壓計。

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1535—1582）是英國數學家和都鐸王朝前皇家海軍炮手。他是第一個設計潛艇的人，並編寫了重要的導航手冊。1574年，他製作了一個受歡迎的關於航海技巧的手冊。他在書中描述了如何在大海航行中觀察太陽和恆星，以及如何通過使用三角測量來繪製船舶的沿海地圖及地形特徵。他還在 1583 年出版了一本關於如何在海上和陸地進行遠距離炮擊的書，叫作《海陸遠距離炮擊的藝術》。

威廉•埃爾德雷德（William Eldred，1563—1646）是一名英國著名的炮擊大師，被譽為“多佛城堡的神炮手”，也是歐洲流行手冊《炮手》一書的作者。

羅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1696）是一位英國數學家。安德森來自倫敦，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早期成員之一，幫助學會管理圖書資料和借還書籍，並向讀者提供科學技術信息。他對改進炮彈發射的藝術特別感興趣，並且從1671年起至少有21年時間用自己的經費從事數千次炮擊實驗，表明他的射擊技術相當可觀。他說：“我可以打賭，我是這種戰爭工具發明有史以來，比所有靠年薪和津貼幹活的炮兵工程師和炮手都更加勤奮實驗和改進炮擊技術的個體單幹戶。”²³他的知識為英國海軍和陸軍軍事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很大幫助。

弗朗索瓦•布隆德爾（François Blondel，1618—1686）是著名的法國數學家、軍事土木工程師和建築大師。他因為《建築課程》（Cours d’architecture）而被人們所銘記，這本專著在一個多世紀中一直是軍事城堡建築學領域的核心教程。1671年12月31日，他被法國國王任命為皇家建築學院第一任所長和教授。他另外一本最受歡迎的書是《射擊迫擊炮的藝術》（Art de jetterles Bombes）。

托馬斯•濱寧（Thomas Binning）1620 年發表的《火炮槍械藝術透視》，其中包括火藥的本質和作用、火藥的製作工藝、各種軍械的製作，還有在各種天氣下無論是海上還是陸地的炮擊技術，以及重達1000磅的火箭的製作工藝。作者希望提高英國炮兵的實戰技術。

愛德華•薩默塞特（Edward Somerset,1601—1667），伍斯特第二侯爵，1628年至1644年被稱為拉格蘭勳爵，是一位參與保皇派政治的英國貴族、政治家，也是一位發明家和軍事指揮官。1655年，他出版了《發明的世紀》（The Century of Inventions），詳細介紹了100多項發明，其中包括一種最早的蒸汽機雛形。這是一個被描述為“水上發動機”的裝置，用大炮的炮管構成，它很明顯是一個後來的蒸汽機的原型。1663年，有人參觀了愛德華的工作室，看到並描述了“伍斯特侯爵發明的液壓機”。它是為灌溉目的而設計的，這台機器“通過一個人的力量，在一分鐘的時間內，能夠將相當於四個大水桶的水升高到四十英尺的高度”。意大利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公爵在1669年參觀了一個類似的裝置。然而，物理學家羅伯特•胡克卻將其描述為“一個永動機的幻想”。但是這個裝置意義是它充分說明蒸汽機的雛形是大炮，其原理都是在封閉圓柱體內將受熱膨脹的氣體轉化為機械動力。

塔塔格利亞、科拉多、伽利略和托里切利關於炮彈拋物線軌跡的理論工作都匯入了16—17世紀科學和軍事技術的“兩股洪流”，這兩股洪流是（1）炮彈發射以後的運動力學的研究洪流（又稱為“外部彈道學”），及（2）引起炮彈射出的火藥爆炸機制的研究洪流（又稱為“內部彈道學”）。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最著名的有關炮彈軌跡的的實驗者包括羅賓斯（Robbins）、赫頓（Hutton）、迪迪翁（Didion）、泊松（Poisson）、赫利（Helie）、巴什福斯（Bashforth）、梅耶夫斯基（Mayevski）、西阿奇（Siacci）等。

決定一個炮彈的飛行軌跡是與很多物理學和數學問題密切相連的，因此吸引了同時代無數國王、貴族、商人、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和數學家最密切的關注。

隨着對炮彈速度和打擊精度的要求的提高，人們自然開始關注物體在有阻力情況下的運動規律的研究。比如關於單擺在空氣和水中的運動的實驗使得人們可以檢驗關於媒介對在其中運動的物體的阻力的假說。從伽利略時代到後來羅賓斯關於這個課題的劃時代工作，空氣對於在其中運動的子彈和炮彈所產生的阻力，在估計物體運行軌跡的工作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儘管伽利略知道這種阻力的影響，他只是花了較小的力氣去研究它，這與後來沃利斯、牛頓、伯努利和歐拉等以越來越大的注意力去專攻這個問題形成了鮮明對照。這也是知識之樹演化的特點，即“抓大放小”，小的分叉以後又“根深葉茂”變成大的研究課題。

對炮彈軌跡的研究涉及關於運動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即關於勻速運動物體的慣性定律，及勻加速度運動物體或受力物體在“作用力、加速度和物體質量”三者之間關係的定律。

而且平行發射出的炮彈的拋物線運動也與從一個裝滿液體的器皿中的一個小孔流出的射流的軌跡相似，因此刺激了流體力學的發展。卡斯特利、托里切利、默森、馬略特、哈雷和牛頓都明顯地把流體動力學與研究炮彈軌跡的外部彈道學相聯繫。

在後期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炮彈的實際路線是偏離伽利略預言的標準拋物線的，尤其是在研究了飛行路程很遠的炮彈的軌跡以後。科學家們意識到除了空氣阻力以外，部分原因是由於地球本身的旋轉。英國的胡克、牛頓，以及法國的默森、珀替都試圖決定這種旋轉對遠程炮彈軌跡的影響。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的多數科學研究明顯體現出與軍事技術的關聯。比如胡克用若干實驗設計來測定空氣對炮彈飛行的阻力，這些實驗曾在皇家學會演示。胡克認為這種阻力可以用下述方法測定：將炮彈從一棵高大的樹頂上朝與地平行的方向發射，以及朝垂直向上的方向發射，以這兩種發射方式來觀察炮彈在飛行某一固定距離時所需要的時間。胡克設想垂直向上發射的試驗可以確定地球自轉運動對於炮彈路徑的影響。

為了精確定量測定火藥爆發時所產生的威力，胡克設計了一種用重量來測定火藥威力的器械來進行他的實驗。這樣的實驗引起了廣泛的興趣，所以在皇家學會的幾次會議上重複表演。他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開展物體自由下落的實驗並試圖測定從一支毛瑟槍射出的子彈的速度。胡克在他的關於鐵球下落的實驗中繼承了伽利略開創的關於自由落體的研究，而這是炮彈軌跡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胡克的研究使得軍事研究與純科學之間的緊密關係變得更加明朗，這種由於戰爭和軍事需求所刺激的純科學理論研究也體現在他發表的《用測量落體時間的儀器來測量子彈的速度的實驗》這篇文章中。

因此，炮彈軌跡的研究引發了一系列與物體運動規律有關的科學問題，並由此派生出其他的研究分支，幫助歐洲思想界形成了今後長期支配科學價值觀的“動力學—機械論”。而且這些理論研究都是與它們在戰爭或商業應用中的實用價值緊密聯繫的。這一實用主義思想後來集中體現在17世紀偉大的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與20世紀美國哲學家杜威的理念和教育思想中。因此，當代科學技術史專家默頓指出：“對於炮彈飛行的軌跡力圖達到數學的精確性描述，是軍事工業技藝刺激科學理論長期發展的一個標準典範。”²⁴

英國17—18世紀著名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氣象學與地球物理學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 1656—1742)，被認為是同一時期在英格蘭天文學家中僅次於牛頓的人物，他的科學研究與實際的軍事與商業活動也是緊密相聯。他的天文學工作在相當程度上是與當時大英帝國作為海權霸主崛起時航海和海上貿易的直接需求相聯繫的。他的力學研究，尤其是他對沃利斯和牛頓在這個領域的工作的熱心支持與鼓勵，同樣是受到實用主義考慮的影響。因為哈雷熟悉他的同行的科學成果，因此能夠及時地將其他人的深奧的科學理論與英國眼前的實用目標聯繫起來。比如當他看到了牛頓的《關於運動的命題》手稿的時候（這個手稿後來構成了牛頓《數學原理》的頭兩冊的大部分內容），他就立刻把這些學說應用於炮彈運動的研究。其實這樣做毫不奇怪，因為自從達•芬奇和伽利略開始直到牛頓，整個經典力學體系就是由於對炮彈的研究而刺激出來的，而且理論又被科學家們反覆應用回實踐加以檢驗和提煉。以至於理論的每一步微小發展都可以立即產生軍事和商業應用的“群體分叉效應”，這些應用又反過來促進理論的研究。哈雷深知這些應用研究對於英國的軍事、經濟、技術和社會效益，宣稱他應用牛頓理論的法則可以對所有炮兵都實用：不僅可以節省炮兵使用的火藥，而且可以提高打擊的精度。

必須知道，自從文藝復興開始，歐洲就進入一個功利主義橫行的時代，即追求知識的實用性與商業價值，而不是像中世紀的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那樣只追求對外部世界的“解釋”和“理解”，也不是今天中國國內象牙塔裡面的知識分子誤以為的那樣是出於什麼康德式“仰望頭上星空時所產生的對自然法則的敬畏”。其實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功利主義體現在哈雷這樣偉大的科學家身上毫不奇怪。

那個時代製造火藥和冶煉炮彈（鐵球）的成本十分高昂，一場戰爭往往需要消耗很多的火藥和炮彈。比如1375年，一磅火藥的價格相當於4.938磅黃金，而1326—1700年一台重炮的價格可能相當於今天一枚導彈的價格。²⁵而在15世紀40年代，法國一個國家每年就需要消耗萬磅火藥，即相當於每年僅火藥就得花費掉10萬磅黃金。而一個多世紀之後，這個數字翻了25倍，達到50萬磅，按1375年的價格相當於250萬磅黃金，而且還沒有計算炮彈和士兵工資等其他天文數字的費用。雖然當時的炮彈就是一個鐵球，不是後來的開花彈，但是造價昂貴而且需求旺盛。想要炸開一堵城牆可能需要無數發炮彈反覆打擊同一個地方，即便那樣也就是炸出一個洞來而已，因此需要同時炮擊城牆的好幾個關鍵部位，最後才能奏效。炮彈還被用來打擊商船、軍艦、聚集的士兵等目標。所以在那個年代歐洲的冶金和煉鐵工業非常興旺發達，除了大批量生產炮彈還要大批量生產炮筒和其他槍械。為了製造炮彈，除了鐵礦以外還需要很多木炭。鐵的熔點遠遠高於金、銀、銅等金屬。煉一噸鐵需要的木炭是銅的好幾倍。這樣巨大的經濟成本使得在使用槍炮的熱兵器戰爭時代，武器生產成為一個國家的巨大財政負擔，因而也使得研究提高武器殺人效率（比如炮彈發射和打擊的精度）成為一個國家的科研目標。為了能夠支付昂貴的戰爭，所有歐洲國家都利用軍事工業賺錢，喜歡挑撥離間利用別的國家之間的戰爭來大發戰爭橫財（比如日本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實現自身軍事工業的自負盈虧。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人們仍然看到落後非洲國家用大量現代武器相互殘殺，以及全球軍火市場完全由發達西方國家的軍事產品所壟斷的根本原因，因為販賣軍火是歐洲500年來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但是他們兜售給落後國家的軍火都是自己需要淘汰的過時技術，卻能用落後國家的巨大市場來補貼自己軍火生產的高昂成本和吸收過剩產能。中國學者常征指出：“英國（16 世紀）靠大炮賺錢，土地有限，1550年代森林告急，頒布法令保護森林，依靠進口鐵來製造大炮，同時保護國內鐵產量維持一個合理低水平。森林告急與森林保護造成兩個後果，一是煤炭代替木炭成為主要燃料（引起燃料革命），二是進口鐵漲價倒逼英國探索煤炭煉鐵。”²⁶

因此，從伽利略到哈雷等偉大科學家的一系列物理學研究背後的關鍵動機之一，就是通過他們的研究來提高軍事技術和武器效率，幫助節省戰爭成本。哈雷還在皇家學會宣讀的一篇論文中提出，炮彈與炮膛之間的吻合程度決定了炮彈的飛行距離和威力；而通過炮筒製造的工藝改進來提高吻合程度，則可以節省大量的火藥（這篇於1690年7月2日向皇家學會宣讀的論文可以在《埃德蒙•哈雷書信文集》中找到）。

哈雷如此熱心於科學與軍事應用的結合完全是出於當時的大國爭雄的時代背景，也是出於他對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關懷。他指出英國作為一個島國“必須成為海洋的主人，其海軍力量必須超過任何鄰國”。²⁷

哈雷還利用他的天文學功底研究了如何使一艘船在極端壞天氣下運載大炮的方法，從而提高英國軍艦或武裝商船的戰爭能力。同樣，在英國皇家學會的鼓勵下，他研究核查了西格諾爾•阿爾貝蓋帝（Signor Alberghetti）的炮彈發射計算表，稱讚指出在這些計算表中作者充分正確利用了伽利略、托里切利和其他學者的科研成果。

哈雷還特別重視流體力學與炮彈發射之間的關係。流體力學中關於流體速度的理論，與射流實驗密切相關。前面已經提到，這個實驗企圖確立一小股流體從一個裝滿流體的容器中的一個小孔射出時的動力學，哈雷認為這種理論可以用來確定火藥爆炸時子彈所獲得的初始速度。牛頓與哈雷的通信證明牛頓對這樣的問題也十分重視和感興趣，而且還花了相當多時間來自己做實驗。哈雷同樣鼓勵沃利斯關於空氣對射彈阻力的研究，而且告訴沃利斯，牛頓也正在研究同一個問題。結果是促成了沃利斯的論文發表在皇家學會的《哲學彙刊》上。他在這篇論文中指出：一發炮彈水平發射時畫出的軌跡類似於一條變形的拋物線，他認為這種變形主要來自空氣的阻力，因此有必要精確地確定這種阻力的影響。牛頓繼而深入地探討了這個問題。但是事實證明炮彈或子彈軌跡的精確數學描述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涉及求解複雜的偏微分方程和準確知道環境參數與其他技術變量等一系列問題。

沃利斯是第一個對球體碰撞理論做出正確表述的數學物理學家，這個問題由伽利略首先提出，但是被他誤解。笛卡爾 1644 年在他的《原理》中也對這個問題做出了錯誤的分析。差不多同時，克里斯托弗•雷恩發現了彈性小球碰撞的經驗定律，而惠更斯在不到一個月時間之內提交了他的詳細得多的分析。這些碰撞實驗暗含了牛頓第三定律的假設。²⁸這條定律是理解炮彈發射時產生的反衝現象的關鍵。

因此可以說牛頓三大定律都是從炮彈動力學的研究中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總結出來的，而第谷和開普勒的天文觀察記錄不過是牛頓用來證明他的經典物理學理論的普適性的工具。而正是廣泛使用火藥和炮彈的戰爭年代，才使得人類對地面物體運動規律的理解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即如何用數學來精確描述可以輕易克服空氣阻力的球形物體（炮彈）在很高速度下運行的規律。牛頓第一定律說明這樣一個物體具有慣性，從靜止到運動需要爆發力（火藥）的推動，而且一旦推動就會在慣性作用下繼續保持勻速運動狀態，除非受到空氣阻力或地心引力而改變其速度和方向。牛頓第二定律說明推動物體在空間運動的“力”的大小是如何測量的，這個力的大小等於物體的重量（質量）乘以速度的改變（即加速度）；因此火藥的爆發力等同於炮彈的質量乘以它在靜止狀態所獲得的初始加速度。而牛頓第三定律則說明這個力如果作用到另外一個物體上，會同時產生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這就是炮彈發射時的反衝現象；這個第三定律暗示了安裝炮筒的炮車必須具有的基本重量和固定基座的牢固程度（尤其在船上），以及炮筒本身的堅固程度（取決於鍛造工藝水平）。事實上在戰爭中經常出現炮筒炸裂現象。

牛頓還在他的《數學原理》中試圖計算空氣阻力對炮彈軌跡的影響。但是約翰•伯努利²⁹指出了牛頓的錯誤，結果牛頓在《數學原理》第二版中刪去了這一部分。牛頓希望通過研究受阻力最小的運動物體的規律，不僅能應用於決定子彈和炮彈的軌跡、提高命中精確度、預測敵方進攻所造成的損失，而且能用於決定軍艦的船底和船身的最佳形狀（因為軍艦在水中航行需要克服水的摩擦阻力）。牛頓在《數學原理》第二卷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致力於討論不同媒介對炮彈或子彈飛行的阻力和對軌跡的影響，在第六章中他通過測定擺在空氣和水中的物體的運動來檢驗他所假設的阻力定律，第八章提出了一些命題，從它們可以推導出空氣對炮彈的阻力約等於炮彈速度的平方。

牛頓對於地面球體在萬有引力作用下的運動規律與天體圍繞太陽運動的規律的綜合，恰好來自他對炮彈發射的一個理想實驗：設想在一個很高的山頂上向與地面平行的方向發射出一枚炮彈，由於地球是圓的，那麼如果炮彈被火藥給定的初始速度越大，那麼炮彈在地心引力作用下形成的拋物線就越來越接近地面的弧度，以至於最終當初始速度達到一定程度，這個炮彈將圍繞地球做永恆圓周運動而不會回落到地面；如果初始速度超出這個速度，那麼炮彈將以拋物線方式逃脫地心引力而永遠離開地球。於是牛頓得出一個驚人的結果，天體圍繞太陽或地球的運行服從同樣的動力學規律，即牛頓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

具體說來，牛頓的理論突破源自他問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把大炮放在一個非常高的處於大氣層上方的山上（因此空氣阻力不存在），並且沿地面平行方向發射出一個高速飛行的炮彈，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炮彈在第一秒鐘內仍然會按照地心引力造成的重力加速度下降5米（忽略重力加速度g在離地心很遠的高山上會稍微有點降低這個事實），但是如果它的初始速度足夠快，一秒鐘後炮彈在向正前方飛行的過程中雖然由於地心引力下降了5米，但是地球表面的曲率也使得地表由於曲率剛好離原始水平高度向下彎曲了5米。在這種情況下，炮彈等於沒有失去任何地面高度——因為“高度”被定義為垂直於地球表面上方的距離。並且，由於沒有空氣阻力，炮彈不會失去任何水平速度，所以在下一秒發生的事情會與第一秒鐘所發生的完全相同，再往下也是一樣。炮彈因此會一直圍繞地球做環形飛行而不會落向地球表面。以下是牛頓自己的繪圖，圖中 VD，VE，VF，VB 線段分別代表了以不同初始速度發射出的炮彈的運行軌跡，隨着速度的提高，最終炮彈就會沿着地球完成一個循環再次回到初始發射台，並繼續圍繞地球永遠轉圈下去。而這就正好是衛星（月亮）繞地球運動的根本原理，也是地球圍繞太陽運動的原理。因此，牛頓通過對炮彈在萬有引力下的運動規律的分析，完成了人類抽象思維的一個壯舉：地面物體運動和天體運動服從同樣的物理學規律。³⁰

圖8 牛頓的山頂炮彈發射的理想實驗（http://galileo.phys.virginia.edu/classes/152.mf1i.spring02/DiscoveringGravity.pdf）

戰爭不僅刺激政府為科學家團體提供科研條件和經費支持，而且給牛頓的物理學研究直接提供了無限豐富的靈感和素材。在後來的物理學教科書和歷史敘事上，這些產生經典物理學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被統統抽掉了，以至於使得很多所謂啟蒙思想家和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天真地（以訛傳訛）認為，牛頓是因為在自由的香甜空氣中、坐在秋天金色和平的草地上，被一顆碩大的象徵基督教智慧之樹上的蘋果砸在頭頂上，出於對上帝的虔誠信仰而獲得了康德稱為“仰望星空”時的純潔無瑕的靈機一動，於是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並創立了經典物理學理論大廈。

是時候在中小學和高等教育中拋棄這種神話了。其實牛頓是在歐洲大地隆隆炮聲中誕生，並在隆隆炮聲中去世的。牛頓出生於1642年的聖誕節，1727年3月20日去世，享年85歲。這期間歐洲爆發過至少44場戰爭，其中與英國直接有關的就至少有10場，最著名的戰爭包括牛頓出生那一年爆發的三場英國內戰（1642—1651），法國—西班牙戰爭（1635—1659），英國—西班牙戰爭（1654—1659），法國—荷蘭戰爭（1672—1678，在這場戰爭中法國獲得了英格蘭和瑞典的支持，而荷蘭則得到了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和丹麥的支持），土耳其大戰（1683—1699，或稱聖盟戰爭，是奧斯曼帝國和歐洲神聖同盟國之間的一系列衝突，包括哈布斯堡帝國、波蘭、立陶宛、威尼斯和俄羅斯），九年戰爭（1688—1697，又被稱為奧格斯堡聯盟戰爭，是法國路易十四和歐洲神聖羅馬帝國聯盟之間的衝突，帝國聯盟包括奧地利、荷蘭、西班牙、英國和薩沃伊，衝突包括愛爾蘭的威廉姆斯戰爭和蘇格蘭的雅各布派崛起，威廉三世與詹姆斯二世爭奪英格蘭及愛爾蘭的控制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以及英國—西班牙戰爭（1727—1729），等等。

如果說對炮彈軌跡的研究刺激了經典力學與數學（包括笛卡爾坐標系和微積分）的發展的話，對火藥的研究則刺激了氣體力學、流體力學乃至整個化學學科的發展（包括燃燒的氧氣理論、化學元素理論以及後來元素周期表的發現）。還有，對槍炮製造工藝的研究開啟了整個近代西方的冶金、煉鐵、鑄造、鍛造等工程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明，刺激了後來以氣缸及活塞運動為基礎的蒸汽機和內燃機技術。

因此可以說，如果沒有火藥從中國的傳入（哪怕西方人自己能夠發明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等中國技術），西方的整個近現代文明，包括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的工業革命是不可想象的。這個觀點最近在中國民間學者常征撰寫的巨著《機器文明數學本質：火藥火器、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也得到了全面闡述和詳細考證。常征指出：“經典力學三巨頭，伽利略地面力學，開普勒天空力學，牛頓萬有引力，其實都是從炮彈力學開始，都受炮彈力學啟發，因此經典力學就是炮彈力學。”³¹

火藥通過燃燒才能夠轉化成氣體的膨脹運動，並由此在密封管道內轉化為強大的機械推力。對火藥爆炸威力和空氣受熱後急劇膨脹現象的研究導致了後來的一系列化學理論的創立與技術應用。

約翰•伯努利在他1690年出版的書中研究了在火藥作用下氣體的膨脹。對火藥威力的認識的一個基本點是氣體的壓力與體積的關係。理查德•湯納利提出了一個假說，它假定氣體的壓力和體積的膨脹成反比。波義耳和胡克的實驗結果證明了這個猜想，並在1662年建立了以波義耳的名字命名的“波義耳定律”。除了湯納利以外，波義耳和胡克都明確地表現出對火藥爆炸所產生的氣體膨脹現象的巨大興趣。波義耳提交英國皇家學會的最早建議之一就是要求“考察當火藥爆炸時真正膨脹的是什麼物質 ”。³²胡克也詳細地研究了同一個問題。雖然他居住在荷蘭，但他隸屬於英格蘭皇家學會，他向英國皇家學會提交過375篇論文。他有一篇關於火藥爆炸的實驗論文《爆炸產生的空氣量》，發表在皇家學會的《哲學彙刊》上。這個實驗引起了很廣泛的興趣，因而由帕平在皇家學會成員面前重複做了多次，並做了一些修正。在一次皇家學會早期的會議上，波義耳和布龍克爾二人建議做大氣壓力和氣體膨脹的一系列實驗。實驗之一是探討火藥的點火與燃燒機理――這也是諾貝爾和阿貝爾關於炮彈發射內部彈道學的著名研究報告中的一個基本課題。這兩個報告分別於1874和1879年在皇家學會宣讀。

羅伯特•莫雷爵士向皇家學會介紹了魯珀特王子的火藥，其強度遠遠超過英格蘭最好的火藥，也介紹了同一位皇家科學家發明的新式火炮。莫雷同樣建議做一系列有關槍炮的實驗，這些實驗結果都發表在皇家學會的《哲學彙刊》上。這些實驗的目的是要測定火藥的劑量、槍炮的口徑和子彈的射程之間的關係。之前的沙維里天文學教授約翰•格里夫斯也進行過類似的實驗。

英國皇家學會在它的科學儀器實驗館中列入了幾種考察槍炮的反衝和炮架穩定性的儀器，以及幾種尋求和測定大炮火力的器械，供大家使用。

佛朗西斯•豪克斯比也對氣體在各種條件下的膨脹做了實驗，以模擬在火藥爆炸後發生的近似的膨脹現象。豪克斯比的結果被採用在本傑明•羅賓斯174年發表的有關彈道學的基本著作中，包括他關於“決定由定量火藥爆炸所產生的彈性和這種彈性流體的量”的一些定理中。

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家在很大程度上全神貫注於火藥爆炸所產生的力學效應這一點，可以由時常在皇家學會由文章作者親自所做的實驗作為證據。當年皇家學會某些最活躍的會員參加了這些關於火藥爆炸的實驗演示，例如，亨肖、莫雷、布龍克爾、胡克、尼爾、查爾斯頓、鮑威、戈達德、波義耳、帕平，等等。

這些研究成果被迅速地應用到英國軍隊。其他歐洲國家的科學院和皇家學會也同樣對這些研究課題保持濃厚興趣及財政投入。因此文藝復興以後，尤其是進入16—17世紀以後，整個歐洲的大學、科學院和科學研究團體就像是為殖民戰爭前線不斷提供軍事知識與軍事技術的大腦中樞及戰略大後方，而龐大的遠洋艦隊和擁有私人武裝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法國東印度公司等皇家特許公司，則是歐洲國家深入戰爭前線的排頭兵與運輸大隊。通過家族聯姻而捆綁在一起的歐洲國家之間，在科學技術知識方面互通有無，但在國家利益方面卻相互爭奪甚至廝殺，就像經常發生內訌的黑幫團伙，一方面一致對外“打砸搶”，另一方面經常為了爭奪首領統治地位而發起暗殺行動和大規模武裝衝突。然而世界其餘仍然處在狩獵文明和農業文明的廣大地區就是他們實施“打砸搶”的商店、糧倉、金庫、中轉基地和廣闊戰場。

正如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和皇家學會秘書羅伯特•胡克在為學會制定路線方針時說：從古至今，很多人都試圖探尋“萬物的性質和原因”，然而“他們的努力只是單打獨鬥，幾乎沒有被藝術結合、改善、管控，結果只取得了一些無足輕重、幾乎不值一提的產物。但是，儘管人類已經為此思考了6000年，仍然是原地踏步，完全不適合、沒有能力克服自然知識的困難。但是，這個新被發現的世界必須被一支‘科爾特斯的軍隊’征服。這支軍隊訓練有素、管理完善，但人數卻很少”。³³這裡胡克提到的“科爾特斯的軍隊”是指地理大發現之初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征服美洲大陸的部隊，他1519—1561年作為西班牙第三次遠征軍大隊長率領一支久經沙場的、高度組織起來的、擁有現代武器（加農炮）的幾百人軍隊，輕而易舉地征服了擁有500萬人口的中美洲阿茲特克帝國（位於今天的墨西哥），並通過屠城和殺戮摧毀了這個古老文明。胡克這裡指的“軍隊”就是皇家學會，在胡克眼裡，這樣高度組織起來的科學家“軍隊”帶有西班牙殖民者同樣的殺氣，並更加具備摧毀一切其他文明的威力。

事實上，即便在牛頓和胡克之前，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幾乎所有重要的技術發明，都離不開政府（統治階級）與國家機構的財政支持，包括教會支持，14—15世紀的好多科學研究主要是由王室和教會倡導和資助的。比如前面已經提到，達•芬奇的人體解剖研究與工程研究是由教會支持的；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個傳教士，他臨死前發表的革命性著作也是題獻給教皇的；開普勒和他的老師泰寇•布刺的天文學研究完全是在丹麥王室贊助下完成的。

以下我們再來詳細考察一下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活動和成果是如何與國家力量的積極參與密不可分的。

1605 年，伽利略被聘為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的數學老師。1609年，科西莫成為托斯卡納的大公科西莫二世。伽利略為了尋求現在已經升官發財的前學生科西莫以及他強大家族的科研贊助，利用發現木星的衛星這個機會大獻殷勤。以下是1610年2月13日伽利略寫給大公的秘書的私信：“上帝通過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標誌，使我向我的主顯示我的奉獻精神和我發自內心的願望，使他的榮耀之名在天上的星體之間平等地存在。因為這取決於我作為這些新星的第一個發現者來為它們命名，我希望可以模仿那些把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英雄放在星星中的偉大聖人，用最聖潔的大公爵的名字來命名這些行星。”³⁴

伽利略問是否應該將木星的衛星命名為“科西莫星”，或者是“美第奇星”，這樣將尊重美第奇家族中的所有四兄弟。秘書回答說後者最好。1610年3月12日，伽利略致信給托斯卡納的公爵，第二天就給大公送了一份副本，希望能儘快得到大公的經費支持。3月19日，他將他用來首次觀察木星衛星的望遠鏡送給大公，並附上一份官方介紹副本，按照秘書的建議，將這四個衛星命名為美第奇星（代表他們家族的美第奇四兄弟）。在他的專屬介紹中，伽利略寫道：

“你靈魂的不朽美德從來沒有像這些明亮的星星在天堂中那樣在地球上閃耀，它們將會像會說話的舌頭一樣，永恆地吐露並一直慶祝你最優秀的美德。因此，有四顆行星以您家族的名字命名……它們圍繞着木星以天體驚人的速度進行着它們的旅程……就像同一個家庭的四個孩子一樣……的確，這似乎是造物主通過明確的論據，告誡我用殿下的傑出名稱在太空的眾星面前稱呼這些新行星。”³⁵

隨着爭奪王公貴族和朝臣們的注意力的競爭程度的提高，從事科學發現的人用來從貴族那裡“申請”“科研經費”的禮物的要求越來越高，必須具有戲劇性和天賦，比如一項了不起的技術發明和科學創新。比如伽利略將他新發現的木星衛星作為“禮物”呈現給美第奇公爵，這個“禮物”實際上是在這個公爵所關心的世界之外（他對天文學毫無興趣）。作為回報，這位科西莫大公給與伽利略“宮廷哲學家和數學家”（court philosopher and mathematician）的頭銜和地位，使伽利略變得“高貴”。這與中國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禮物獲得了王公貴族的青睞，禮物贈送者可能會像伽利略一樣有幸獲得對自己有意義的回報。然而禮品贈送者無法預測這個回報將採取何種形式，因為社會地位關係他們不敢奢望，因此可能發現自己會為無法拒絕的“優惠”回報承擔壓力。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丹麥偉大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就收到了一大堆禮物，從富有異國情調的稀有動物，到私人島嶼，以換取他的天文學發現所帶給這些王公貴族的名譽。

作為科研贊助人的王公貴族經常用印有自己頭像的黃金像章作為獎勵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一直延續到今天的諾貝爾獎章。金質獎章通常附在一條可以出售的金項鍊上，但獎章本身不能出售，以免冒犯贊助人的形象。

圖9 以瑞典發明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名義頒發的金質獎章

當時的很多發明和創新與戰爭似乎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政府官員及貴族們拿到這些發明以後就可以迅速將這種新的知識和技術用於他們自己擅長的商業與權力遊戲中。比如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打算將一個從自己贊助的發明家那裡獲得的機械自動裝置運往印度，在那裡“征服”並“取悅”印度皇室成員，以便達成貿易協定，並宣稱這個機械裝置可以為莫臥兒皇帝的宮殿裡面的污濁空氣進行“冷卻和清新”。這台裝置是由工程師科內利斯•德雷貝爾（Cornelis Drebbel，1572—1633）設計和發明的，他因此而獲得“宮廷工程師”這個職位。當獲得這個職位作為他研發的回報時，德雷貝爾在宮廷上出現並跪倒在地。³⁶

政府和科學家在17世紀早期都已經意識到這樣的送禮方式越來越不適合鼓勵實驗科學的發展。實驗科學要求許多人花很長時間在不同地方收集大量數據，並由很多不同地方和時代的人完成，而禮物卻強調“個人英雄”主義。因此，在科學家之間的合作和實驗室工作變得越來越至關重要的時候，這種以王公貴戚的禮物作為獎勵的方式就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

換句話說，在文藝復興前後的科學發展初期，科學家們主要依靠教會或有權有錢的王公貴族的資助來從事科學研究，成果和名聲都屬於教會和這些國王或王子。隨着國家間競爭的加劇和民族國家的形成，最終不同類型的激勵措施，包括由中央政府和國家直接統一出台的公開獎項和獎勵，以及拿薪水的高等研究院的學術職位，變得更加普遍，依靠貴族的青睞從事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雖然科學家和發明家個人之間的競爭有助於激發和推動科學發展，但過多的競爭可能會導致誇大、炫耀和保密。最重要的是，人們擔心那些個體戶沒有動機去從事或解決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甚至都無解的科學問題或技術發明，即使有人這樣做了，他們恐怕不願意在死亡的時候把自己未完成的發現或發明公開出來，而是把秘密帶進墳墓。

由於這些原因，歐洲國家的政府或為國家着想的“士大夫”們，開始將獎勵機制的改革視為提高和推動科學發現的速度和規模的重要環節。例如，近代科學方法論鼻祖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強調，沒有完成的科學實驗和嘗試也是有意義的科學貢獻。他希望，與其讓他們花大力氣去向贊助商解釋他們未完成的工作和半成果，不如讓研究人員詳細寫作和論述他們的研究課題並通過競標來獲得公共機構的公開贊助。³⁷

培根創造了“願景規劃”（desiderata）一詞，今天仍被研究人員用來表示長遠研究目標和課題設計，類似於今天的科研經費申請報告。培根還提出了許多巧妙的方法通過刺激人類對名望的渴望來推進基礎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例如，建立一排紀念過去歷史上著名發明家的雕像和一排空位與之相對，以刺激研究人員想象有一天他們自己的半身像會出現在那裡。

培根的建議激發了愛國博物學家塞繆爾•哈特里布（Samuel Hartlib，1600—1662）去收集許多改革與改進國家對科學研究和發明的激勵機制的建議。在收集到的建議中，有人建議獎勵不僅應該給那些成功人士，而且應該給那些沒有成功或還沒有對科研問題找到答案的人，因為他們的錯誤會刺激其他“活躍的大腦在新發明中嶄露頭角”。哈特里布計劃建立一個專門的國家部門來系統化資助和獎勵那些“期望為國王或國家效勞”但卻不知道去哪裡尋找資金支持的人才。³⁸

從 17 世紀中期開始，隨着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和思維碰撞的重要性的凸顯，國家支持的由共同愛好和興趣結成的各種科學家協會和團體開始遠離王公貴戚的個體資助與要求而湧現。由這些科學協會出版的期刊開始為社會上那些雄心勃勃的研究課題和願意接受智力挑戰的科學愛好者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媒介與平台。

圖10路易十四國王於1667年接見和考查他親自建立的法國皇家科學院的全體成員。從此以後，法國在科學領域方面才開始有條件奮起直追，直逼意大利和英國。而法國後來湧現出來的一大批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師都是路易十四建立的皇家科學院的成員

科學學會將他們的期刊視為激勵和吸引新發現的手段，而激勵人們的主要是信譽和名聲。比如德國國家科學協會“利奧波蒂娜”（Deutsche Akademie der Naturforscher Leopoldina）於1670年創立了它的期刊。這個成立於1652年的德國科學學會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科學團體，比1666年由法國路易十四國王創立的法國皇家科學院早了14年。根據其章程，那些可能沒有其他渠道公布其研究結果的人可以利用這個期刊向世界展示他們的發明權和榮譽，這是建立科學發現標準和將科學引文規範化的重要一步。類似這樣的制度創新迅速在歐洲被其他相互競爭的國家和王室複製。除了為科學家通過在期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而提供一種滿足感以外，學院還開始提供特定主題的論文獎，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今天。歷史學家傑里米•卡拉多納（Jeremy Caradonna）估計，自法國皇家科學院從1670年開始頒獎到1794年為止，法國一共有15000名此類比賽的參賽者。這些參賽者通常由許多或同一個贊助商資助，例如王室和貴族，他們以前會作為直接贊助商資助科學研究，但現在是通過科學院或科學團體這個社會平台間接這樣做。³⁹

歐洲各國政府也利用獎金這個激勵機制向社會提出國家需要解決的科學技術難題，最著名的是英國海洋經度委員會於1714年開出的一個獎項，讓科學家提供如何在海上航行中精確確定經度的解決方案。17世紀的一些人將這一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比作世紀難題來極限挑戰民間科學愛好者的智商。

事實上，歐洲自文藝復興以後的數學和科學研究，絕大部分都是與實際生活中的應用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比如以法國皇家科學院成立後100年之內頒發的一項大獎為例。法國皇家科學院由法國專制暴君路易十四國王在財政部長讓–巴蒂斯特•科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的建議下於1666年創立，旨在鼓勵和保護法國的“科學研究精神”，它是歐洲最早的科學院之一。財政部長科爾伯特為法國制定了一系列重商主義的產業與貿易政策以促進法國的經濟繁榮和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他因為認識到科技對於法國商業和軍事的重大意義而建議路易十四由國家財政資助成立法國皇家科學院。該學院在成立的宗旨中明確指出科學院是非政治性的，不討論宗教、政治和社會問題，而只專注於純科學和工商業技術問題。法國皇家科學院為法國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天文等一系列自然和工程學科在整個18—19世紀的迅速崛起立下汗馬功勞，雲集並培育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工程學家和數學家，包括被譽為“法國的牛頓”的風雲人物拉普拉斯。科學院設立了一項大獎賽，並成立了一個由知名專家組成的委員會來評判每場大獎賽的獲獎者。讓我們通過從檔案中提取的信息來詳細介紹大獎賽的獲獎情況。多數時候，大獎賽的大獎授予了應用技術而不是純數學或純理論。比如1727年，布格（Bouguer）和加繆（Camus）由於他們提交的關於船舶桅杆的論文而分享了大獎。這一年著名數學家歐拉（Euler）還提交了一份關於應用數學問題的申請，但他只獲得第三名。1729年，布格再次贏得大獎賽，這次是一篇關於觀察海上恆星高度的文章。1731年，布格因為他在觀察海上的磁偏角方面所做的工作贏得了他在法國皇家科學院的第三次大獎。歐拉在1738年和1740年由於應用數學和物理方面的貢獻兩次分享了大獎。庫倫（Coulomb）因為一篇關於磁羅盤的文章分享了1777年的獎項。 他還由於一篇關於機械摩擦主要功能的文章贏得了1781年的大獎。⁴⁰

1785年，作為法國皇家科學院院長的化學家拉瓦錫對科學院組織結構實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進一步引入應用性學科。改革過後數學和物理學兩個部門的構架得以保留，但現在每一部門下都被分成四個新的組成部分。在原有數學學科中的幾何學、力學和天文學基礎上增加了“普通物理學”，包括光學、電學、磁學、聲學和熱學等主題，這些主題主要是實驗性質的，但開始變得更具數學性質。化學、植物學和解剖學三個物理學科變成四個科目：化學和冶金學、礦物學和自然歷史、植物學與農業，以及解剖學。法國皇家科學院其中一任院長，著名數學家約瑟夫 • 傅里葉研究了熱傳導的數學理論。他建立了熱擴散過程的偏微分方程，並通過使用無限序列的三角函數來求解它。正是這樣一種始於歐洲宮廷的對科學發明實行獎勵的競爭，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激勵機制，為歐洲培育、造就、選拔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和工程師，從達•芬奇到伽利略，從牛頓到拉普拉斯，從波義耳到拉瓦錫，從林奈到達爾文，從道爾頓到門捷列夫。⁴¹在歐洲，數學家可以被宮廷提拔成為“御用科學家”，科學家可以升官發財當“狀元”。舉國上下包括王公貴戚喜歡“圈養”科學家和在茶餘飯後談論數學、天文、物理。

其實古代中華文明在過去幾千年也何嘗沒有設計出一套類似的激勵機制，為中華文明培育、造就、選拔了一大批卓越的詩人、詞人、書法家和畫家。可惜由於長期處於大一統和平狀態的原因，中國歷代王朝沒有“戰爭—商業”這個循環加速器持續幾百年的內外拍打和刺激機制去迫使他們創造提供展現科技數學思想的“市場”和“平台”，來獎勵那些與戰爭、軍事、武器、航海、工業、農業、醫學等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和數學知識以及與此有關的科學家團體和個人，從而與“軍事革命”和“科學革命”無緣。但是在人文學科的琴棋書畫和唐詩宋詞方面，中國古代的確是創造並提供了人類獨一無二和舉世無雙的“市場”與“平台”，民間詩人、畫家和書法家有各種社團組織“以文會友”，國家和民間都有專門的出版機構和出版商為他們提供“流芳百世”的傳播工具；中國還專門設計了科舉考試來選拔這類人文天才進入政界和國家學術管理機構，從而帶來了中國人文學科的巨大繁榮，成為東方文明影響周邊文化發展的巨大源泉。中國古人寫詩賦詞，包括唐宋八大家，沒有聽說過被人剽竊后冠以自己的名字到處流傳。詩人們每寫出一首詩詞，可以放心地在民間傳播而不用擔心被人剽竊。這說明中國古代的相關知識產權保護有一套自己的機制和制度設計。

換句話說，因為戰爭、科學同商業爭霸之間可以高度互動的原因，自文藝復興後以“軍事重商主義”立國的歐洲王室對科技和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國家層面的“思想市場”及“平台”，同時還為滿足王公貴族的審美需求，創造出了歐洲的藝術市場，比如油畫、雕塑、歌劇、芭蕾、鋼琴、提琴，等等。隨着歐洲國家間競爭的深化，以及科學技術研究的合作性質及腦力勞動分工的要求，這種由統治城邦國家的貴族和王公貴戚提供知識產品市場與組織科技知識生產的方式，逐漸由完成中央集權政治變革的國家用正式的研究機構、大學和科學學會所替代。而對於早就告別戰國時代，進入鑄劍為犁的大一統農耕定居文明的古老中華帝國來說，這種錘鍊戰鬥民族的強大外部壓力，要等到鴉片戰爭尤其是亡國滅種的抗日戰爭時期才能到來。這是為什麼中國國家科研機構與軍事院校是民國和抗戰時期才成立，而對大批科學家的系統培養要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而真正對科學技術的商業價值的全面重視和發現，要等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使中國重新進入商業文明以後。⁴²

藝術、音樂、詩詞、數學和各種科技知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會性公共產品，其本身並不能直接帶來很多商業利益回報，因而它們的繁榮背後必有國家力量的扶持。因此，一旦歐洲在數學、工程、自然科學及軍事技術方面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地區和文明以後，越是後發的國家，越是需要在科技發展方面依賴於國家力量的直接推動才能追趕西方。比如18世紀遠遠落後於西北歐的俄羅斯，就通過動用舉國體制來發展科學與數學，追趕上了法國和英國：自從彼得大帝向歐洲學習建立了俄羅斯皇家科學院以後，經過幾代皇室的努力，尤其是19世紀至20世紀初，俄羅斯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世界級的傑出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和工程師；僅數學家就包括尼古拉•伯努利、丹尼爾•伯努利、歐拉、羅巴切夫斯基、切比雪夫、馬可夫、李亞普洛夫、葉戈洛夫、柯爾莫戈洛夫，等等。類似的，19世紀中期以後才實現統一的德國和明治維新以後才崛起的日本，也是通過舉國體制實現在數學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追趕。其實在今天，所有發達國家的大多數科學研究都由政府撥款（例如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等），何況發展中國家呢？

因此無論是藝術還是科學與技術的創新，都需要有社會壓力和競爭來刺激需求，由國家力量來創造“平台”以提供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獎勵及回報。可惜受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中心論”影響的流行教科書把近代歐洲的藝術、科學和技術繁榮過於簡單地歸結為抽象的“民主自由”，這對人類知識文化歷史和近代歐洲科學、技術、藝術繁榮的認識太失偏頗。這種偏頗的帶有現代“普世價值”意識形態烙印的流行觀念，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一大批知識分子，誤以為自己國家歷史上由於沒有思想自由，因此無法產生西方科學和藝術。事實上這些知識分子就像恩格斯批評的那樣，整天自己說着和寫着散文，卻不知道散文為何物。比如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學繁榮，包括琴棋書畫，都是極大思想自由的體現。這種人類登峰造極的成就的出現，與培育這類思想產品的“自由市場”和“社交平台”的存在密切相關。

可惜中國古代的國家力量長期側重於人文、詩詞和琴棋書畫，而不是數學和物理學，這與中國自從秦始皇實現大統一以後長期處於和平統一、豐衣足食、厭惡戰爭、維繫社會秩序的狀態有關。長城是巨大的防禦工事，而不是對外侵略工具。反過來，近代歐洲王室由於頻繁戰爭和民族國家生存的現實需要，把進攻當成最好的防禦，創造出一種類似於中國科舉制度一樣的人才選拔和提攜機制，把一大批擅長數學、物理和工程的人才選拔出來進入政府、軍隊、大學、科學院，並鼓勵他們將所學到的知識及時應用於戰爭實踐。只不過歐洲“科舉制”下的“科舉考試”試題，由“四書五經”和“唐詩宋詞”換成了“數學物理”和“炸藥槍炮”而已。設想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如果包括數學物理和工程技術，並且常年處於對外商業擴張和對外戰爭的壓力下，就像春秋戰國時期或歐洲近代對外殖民時期，那麼中國歷史上或許就不會只有出產唐宋八大家和眾多擅長吟詩作畫的風流人物的社會氛圍與國家政策，而且也會湧現出一大批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因此中國古代也就或許會不拘一格向周邊文明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從而會有更多的像張衡、劉徽、張仲景、祖沖之、賈憲、畢昇、楊輝、秦九韶、僧一行、徐光啟、方以智、宋應星、沈括、郭守敬、華佗、李時珍等這樣的人才。

按照中國學者李曉鵬的研究⁴³，早在1634年，獲得崇禎皇帝信任的明朝內閣大學士（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長）徐光啟主持了《崇禎曆書》的修編，這部集歐洲天文學所有經典為大成的文集包括了哥白尼的理論和著作。而在這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生監禁。這些知識當時在歐洲還被宗教當局當成異端邪說予以禁毀，卻已經寫入了中國官方編寫的曆書，因此李曉鵬認為這可以說明朝崇禎皇帝對科學知識的支持超過同時代的歐洲。李曉鵬因此判斷如果沒有清軍入關，中國會很早就開始在數學和科學方面追趕上歐洲。也許李曉鵬過於樂觀了一點，其實當時中國並沒有歐洲國家在“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狀態下所產生的外部“拍打壓力”和由於隨時不斷的對外戰爭與商業擴張所產生的巨大社會需求。只有這樣的戰爭和商業競爭環境才能迫使中國必須隨時“枕戈待旦”和“臥薪嘗膽”，而不至於落得“清軍一入關，明朝就頃刻滅亡了”的命運。相反，歐洲的眾多小國家，是在不斷的“生生滅滅”過程種被“篩選”出來的“優良進化品種”，滅亡一個後還有別的馬上跟上，總有替補隊員。不具備戰爭能力的國家早就不復存在了。李曉鵬問道：“日本明治維新追趕西方尚且都來得及，何況明朝呢？”但是李曉鵬沒有追問：需要什麼樣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條件所逼迫下的國家轉型，明朝才能夠願意採納重商主義的軍事化國家發展政策，成立科學家協會和“大明科學院”，以激勵社會上對軍事技術和軍事科學的普遍熱情？在當時條件下的答案也許應該是：學西方對外推行商業戰爭和海外殖民爭奪，對內推動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和對科技創新的獎勵，就像後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所做的那樣。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自建國以後，首先是利用軍事重商主義完成對歐洲在商業和製造業方面的追趕，並在19世紀末成為製造業大國以後，才開始在20世紀慢慢實現對歐洲在數學和科學理論方面的追趕。⁴⁴但是德國、日本和美國這樣發展和追趕歐洲列強的方式在今天已經過時，因此落後國家必須通過摸索走出一條適合當代工業文明和國際條件的科技發展之路。二戰以後亞洲四小龍崛起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和平條件下，如果沒有全球商業競爭和工商業的繁榮來刺激對科學的需求並資助國家對科學的扶持，就仍然不可能有科學的繁榮，雖然工商業繁榮本身不等於科學繁榮。

與此同時，由於對西方的科學、技術、社會、政治制度等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胚胎發育與演化”的研究角度和視野，導致很多落後國家在西方崛起以後所爆發的來勢兇猛的軍事、商業和科技實力面前不知所措，陷入妄自菲薄甚至卑躬屈膝的認知陷阱，常常提出許多錯誤的理論，做出很多錯誤的決策，干出很多適得其反的事情。比如清朝末年在西方列強連綿不斷的強勢屈辱之下，以廢除科舉考試的方式來展示學習西方的決心，其實清朝應該做的是推行重商主義軍事立國方針，實行“全民皆兵”和“全民皆商”的政策，換掉科舉考試的內容，用數理化和實用工程知識代替四書五經，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實行的全國高考制度和技術人員選拔以及改革開放以後的下海經商一樣。當然，作為少數民族統治的清政府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此滅亡是必然的。然而推翻清王朝並不一定意味着中國知識分子就能夠找到正確的實現工業化的道路。比如五四運動時期和 20 世紀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國內也有因盲目崇拜西方而出現過一種聲音，提出要西方國家來中國繼續殖民三百年，以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樣的觀點實在是大謬，難道菲律賓、印度，還有非洲、拉美、南亞的一些國家被歐美殖民了幾百年後，就產生了工業化和現代化嗎？就產生了自己的諾貝爾獎級別的科學家和前沿科技發明嗎？

一個落後國家如何學習西方，以及能否實現對西方國家的追趕，涉及對西方為什麼產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背後的歷史規律的正確理解。需求創造供給，實踐出真知。西方在近代以來所取得的進步，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生產方式、社會制度、軍事能力等，均是在與戰爭、商業和工業這類事物打交道過程中“困而知之”的結果。

四、結束語：必須重新解釋西方崛起的真實歷史

為什麼有的國家貧窮，有的國家富裕？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中心論”認為，這是因為西方擁有古希臘民主自由的文化傳統和基於其上的、西方獨有的嚴格私有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契約精神與法律制度，因此勤勞勇敢的高加索人和基督徒才有願望和積極性探索世界、發家致富、從事技術創新。

可惜，這個流行理論與過去 500 多年來西方崛起的歷史嚴重不符，也與當今人類實踐不符。

成功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在當年都不是靠“民主、自由、法制”及嚴格私有產權保護引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相反，凡照搬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制度的落後國家，沒有一個實現了工業化。

因此，重新揭示歐洲列強當年成功開啟科學革命和實現工業化的秘密與規律，對於當代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理論和那些希望實現工業化的落後國家來說，其意義不言而喻。

其實，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組織起來的民族國家為單位而展開的血腥競爭的歷史。這段歷史，以國家主導的“打砸搶”為先導，以利潤競爭和對外資源掠奪為目的，以服從國家利益的法律規則制定為手段，以國家財政和軍事投入為工具，以“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為動力。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現代福利社會都是這個幾百年殘酷生存競爭過程的產物。這個過程刺激了由軍事和商業需求直接導致的科學、技術、生產力、生產關係及其上層政治建築的發展和演化。因此，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治理模式的演變，不過是歐洲封建君主國之間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需求和國民收入分配矛盾所不斷倒逼的產物，尤其是國家力量主導下的軍事化商業擴張和以壟斷全球市場為目的的規模化大生產的結果。

15—16世紀的歐洲君主國首先通過相互間延續不斷的戰爭及激烈軍備競賽，獲得了壟斷海上全球貿易通道和掠奪世界資源所需要的大規模軍隊與殺傷性武器和現代國家構建，以及對軍事技術研究人才的廣泛支持與選拔機制；然後以這個國家能力為基礎展開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烈、最貪婪、最狡詐、最具規模的商業競爭和海外市場擴張，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傾銷、原材料掠奪和奴隸販賣市場，以及當時最先進的軍事科學研究機構與軍事工程人才選拔制度，並由此厚積薄發 300 年，才於 1700 年前後引爆了以牛頓經典力學為標誌的科學革命，並於 1800 年前後引爆了以規模化大生產為競爭特徵的工業革命。這兩場革命因此都是赤裸裸的國家意志的產物；而所謂法制、知識專利保護、私有產權保護、市場競爭，都不過是歐洲列強實現富國強兵的國家意志在這場你死我活的民族生存競爭中所不斷發明和採用的與時俱進的手段而已。

換句話說，由歐洲封建君主國之間反覆無常的背信棄義、詭計多端的跨國聯姻、變幻莫測的軍事結盟，以及長年累月的規模化戰爭所催生的中央集權，由中央集權所催生的稅收制度變革，由“戰爭—財政”需求所催生的國家主導的海外商業競爭模式和重商主義產業政策，徹底導致了牧歌式封建小農經濟的瓦解，並由此才誘導出歐洲各國在軍事化銅牆鐵壁保護下的統一國內市場和基於其上的工場手工業繁榮、馬路運河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遠距離貿易的巨大需求。以這種廣袤的市場繁榮為基礎的體力與腦力勞動分工、跨國貿易、科學研究、軍事擴張、國民經濟體系管理、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政策制定，及這個國家能力主導下的全球殖民開拓與資源掠奪，才成為引爆歐洲“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的條件和催化劑；才成為歐洲各國政治制度由羅馬教皇支配下的封建貴族制，向君主獨裁下的中央集權制，並由此再向王室和專業人士集團主導下的精英治國模式（君主立憲和議會制度）轉變的背後推力與助產婆。

國家間頻繁的規模化戰爭促進了熱兵器的不斷改良，促進了國家對海外掠奪的全方位投入，促進了貴族和中央王室對設立大學與科學院的巨大熱情及財政支持，由此才刺激了歐洲近代天文、地理、航海、礦物學、植物學、數學、物理學和化學的發展。比如經典力學和萬有引力定律的發現完全是建立在對炮彈軌跡精確性的數學研究基礎之上，現代化學關於元素和氧氣的理論則完全是因為對火藥威力及其燃燒性質的大量實驗研究的結果。

由商業利潤支撐的戰爭機器和國家建設，由重商主義哲學指導的海外貿易和全球商業競爭，極大地刺激了歐洲本土與海外的市場發育、作坊手工製造業的巨大繁榮、社會各方面的勞動分工和區域產業鏈的形成，以及運河、港口、陸路基礎設施及軍事設施的完善。但是有限的國內人口和無節制的戰爭升級以及幾乎無限的殖民地擴張和海外掠奪，迫使大大小小的歐洲國家採取“全民皆兵”的國家組織動員模式和“全民皆商”的資本主義競爭方式，以充分調動、吸收、發掘全國人力資源參與到國與國之間“你死我活”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競爭活動中來，從而把“祖國、榮譽、忠誠、紀律、責任”這樣的理念，提升成為近代歐洲國家普遍的國民意識，由此才推動了歐洲各國內部公民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的形成和發展。然而這個以民族國家為競爭單位的“公民社會”意識流背後隱藏的單一民族國家理念和商業競爭模式，卻是直接建立在大規模對外戰爭、種族屠殺、外族奴役和全球殖民的基礎上的，因而“殖民、殺戮、冒險、掠奪、投機、創業”才成為歐洲白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對外宗教滲透與文化入侵的“力比多”衝動。

因此，歐洲民族國家對內的“公民意識”和“天賦人權”的啟蒙概念，與對外的種族屠殺、文化歧視及暴力資源掠奪，是近現代歐美文明演化的“雙螺旋”文化基因結構和矛盾對立統一體，它們相互支撐並複製對方。比如美國國父們對白人精英群體的“自由、平等、人權”的執着和對印第安人的大規模土地掠奪和種族滅絕，德國大兵們對古典藝術的無限熱愛和對猶太民族的無限仇恨，都不過是這一自相矛盾的雙螺旋文化基因結構的具體體現。

這是為什麼歐洲幾個知識分子在 18 世紀開啟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啟蒙運動，絲毫不能阻擋歐洲列強的戰車、歐洲王室的奢華、歐洲商人階級在國家力量扶持下對全世界的殖民掠奪、種族屠殺、奴隸販賣和帝國主義侵略，但是卻被二戰（尤其是冷戰）以後的歐洲文化大國沙文主義者和歐洲中心主義者們賦予超時代的意義，向貧窮、落後、毫無組織及反抗能力的資源型農業國家兜售、炫耀，以瓦解他們獨立自主的國家意志。殊不知把啟蒙運動推向高潮的法國大革命，在白色恐怖和巴黎斷頭台鮮血所浸泡的社會動亂之中，遭到了以工業革命領頭羊英國為首的歐洲君主國結成的“神聖同盟”的大規模軍事圍剿，分別導致了拿破崙稱帝、路易十八上台和波旁王朝復辟。就連號稱代表人類文明和民族解放潮流的美國國父和法國政客們也拒不支持1791 年按照美國白人自己的光鮮口號及法國大革命精神而武裝起義的海地黑人運動，拒不承認海地黑奴們用鮮血和生命所換來的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⁴⁵

今天那些盲目相信“普世價值”是歐洲崛起的原因和缺乏這種價值是多數國家貧困根源的知識分子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應該問一問19世紀大清國的李鴻章先生如何以“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廉價口號向歐洲列強跪討強加於中國億萬人頭上的巨額戰爭賠款？問一問19世紀的美國印第安人如何以這個口號向背信棄義的歷屆美國政府索回自己祖祖輩輩生死相依的土地？問一問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皮鞭的奴役下被摧毀的1000萬—1500萬剛果黑奴們，如何以這個口號向20世紀初歐洲“文明時代”最殘暴的比利時國王論證生存的權利？問一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頃刻間無聲消失的30萬南京生靈與600萬猶太冤魂，又如何以這個口號讓武裝到牙齒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和納粹大兵們放下屠刀？

歐洲現代社會中的“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不過是歐洲1500—1800三百年血腥的原始工業化積累過程完成以後，又經過1800—1900一百年殖民掠奪下的工業革命洗禮，尤其是經歷20世紀兩次殖民宗主國之間相互摧毀的世界大戰，由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自身尖銳階級矛盾調和的產物；是被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所催生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倒逼的結果，而絕不是西方列強當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由國家暴力所培育並創造出來的政治和經濟秩序。⁴⁶正因為如此，日本這個19世紀模仿西方“戰爭—商業”文明“最優秀”的亞洲學生，才能在一小撮狂熱愛國精英分子策劃下，通過天皇“強軍富國”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並依靠重商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迅速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成為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亞洲頭號工業化強國。而統治中國的清王朝卻不具備這樣的對外戰爭意志和國家動員能力。但是被西方“普世價值”歷史觀所“洗禮”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卻把日本經濟的成功歸結為日本民族的自由文化基因和二戰以後才被強加其頭上的西方民主制度。⁴⁷

其實無論是科學革命還是啟蒙運動，無論是工業革命還是冷戰勝利，都沒有改變歐美列強發家時期的帝國主義基因和種族主義本性。相反，歐美工業國集團在完成各自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以後，又繼續利用新的更加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前所未有的生產技術、軍工武器、知識專利、新聞媒體與對“普世價值”闡釋權的肆意壟斷，繼續操控全世界商業、工業、軍事、政治及意識形態好幾百年。

但是，當21世紀的全球生產力中心和產業鏈從歐美轉移到亞洲以後，隱藏在“普世價值”背後的西方帝國主義暴發戶的本來面目開始由於經濟基礎的瓦解而凸顯。無論是歐洲民粹主義的復辟，還是美國房地產商出身的特朗普總統的上台，和其咄咄逼人的軍事將領和重商主義大佬們組成的總統內閣，以及信奉猶太—基督原教旨主義的專家智囊集團，都標誌着披着“普世價值”皇帝新衣的西方文明時代和“新自由主義”與“空想市場主義”意識形態的終結。

落後國家無法開啟工業化不是因為沒有西方式“自由、人權、民主”──那是歐洲“戰爭—財政”國家模式和“全民皆商”的武裝貿易和殖民掠奪的副產品，而非原因；而且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欺騙窮人的把戲。落後國家當然需要“自由”，但首先是不受限制去任何發達國家開闢商品市場的自由；他們當然需要“人權”，但首先是獲得對發達國家技術出口和轉讓的定價權；他們當然需要“民主”，但首先是有能力在歐美大亨控制的世界媒體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並為自己的國家利益做主。

然而，在無法像歐洲列強（以及日本）當年那樣靠戰爭、屠殺、殖民掠奪和暴力的全球市場擴張來強國富民的新時代條件下，所有落後國家只能而且必須走出一條新的、自主的、比西方列強更加文明的工業化道路，就像中國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樣。問題是被歐美發達國家壟斷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許他們長期這樣做下去？

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在人類21世紀奇蹟般崛起的歷史，以及歐洲500多年戰爭、殖民、毀滅和工業化的歷史，都反覆證明：貧窮、落後、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和國家能力缺位的結果。問題的根源在於規模化大生產需要規模化大市場才能盈利，而規模化大市場本身是一個公共品──創建一個安全、有效、規模化的市場需付出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成本。而這個成本只有高度組織起來的國家才有政治意志與國家能力去承擔並克服。這一關鍵政治經濟學原理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其實，今天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的超一流軍事投射力量、情報和私人信息收集能力、高度機動的警察防暴體制、精準的產業政策和對全球產業鏈上游的壟斷、通過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實施的強大的宏觀經濟調控與逆周期操作能力、通過法律法規和其他監管系統對國內私營企業實現的全方位管控水平，以及政府對國防產業、全球軍火市場、全球能源市場、全球金融交易系統的巨大操控能力，不應該讓普世價值先生們感到驚訝。由於對這些國家能力的巨大忽視，因此我們才看到新自由主義和空想市場主義影響下非洲難以逃離的貧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華和不斷滋生的債務危機，東歐國家和俄羅斯在市場化改革後的發展困境與迷茫。這也解釋了中國為何在違背幾乎所有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下異軍突起的秘密。

僅靠放任自流的小農市場經濟，撐不起工業化的天空。沒有強大的“重商主義”國家機器和正確的產業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規範、統一的大市場與自我輸血的產業升級能力，從而也就不可能有基於後發優勢的爆發式經濟增長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業革命。

因此，在國家消亡和人類實現大同理想之前，以國家、國家能力、產業政策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仍然是落後民族進入工業文明的不二法門和政治保障。

雖然所有的工業化國家當年都是在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崛起，雖然它們的國家體系和國家能力都是在戰爭中誕生，但是它們卻蔑視 20 世紀落後國家的獨立戰爭與民族解放運動，以及這些戰爭對於落後國家的國家能力建設所起的偉大作用及所具有的深遠意義。

當然，最終的世界大同需要消滅國家邊界和國家本身。問題在於：只有徹底在大多數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實現工業化，才是迫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入“國家消亡和世界大同”這場人類命運共同體運動中來的前提。

因此，對於那些已經率先完成國家化、工業化、福利化社會建設的歐洲和北美國家來說（目前只占全球人口 13%），如果真正希望對仍占世界人口 85% 以上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做出積極和正面的貢獻，就必須誠心誠意放棄技術壟斷並向落後國家的製造業徹底開放自己的市場，而不是反過來討價還價地回到它們 16—19 世紀崛起時的貿易猜忌和軍事—財政時代（如美國特朗普政府正在鼓吹和實施的），迫使發展中國家選擇研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通過軍事和貿易戰爭像歐美列強當年那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