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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学风为什么兴起于湘湖地区?
送交者:  2019年10月16日05:32:43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 张文木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019-10-16 07:33:52字号:A- A A+来源:北京日报
最后更新: 2019-10-16 07:34:31
导读
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为什么兴起于湘湖地区,就是因为这一地区是中国历代尤其是宋、明两代亡国后从北方南逃文人最集中的避难地。亡国了,就不会空谈了。南宋朱熹在岳麓书院开一代新风,后经王阳明、王船山等力推,促成了中国文化首先在湘湖一带的近代觉醒,出现了曾国藩、张之洞等及后来的一大批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因此,如果脱离了救亡这个时代主题,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朱熹和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

【文/ 张文木】

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义,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我们读宋朝,特别是北宋的诗文时,不要光看它豪迈。这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这诗从政治的视角就看出危险性了,它充满禅宗意识,凡事“无问西东”,貌似客观,实不担当。学问要有方向感,毛泽东说得完全对:“学问再多,没有方向,等于无用。”

学问没有方向是要亡国的。宋代中国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北宋亡,朱熹出。他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因此,朱熹不是一般的理学家,而是革命的理学家,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就是同期中国文化自觉的先行者。

明朝末期出来了一个王阳明,阳明学说也是有方向的,它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格物,就是实事;致知,就是求是。为什么王阳明特别讲正心,就是因为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读书很多,尽搞些形式主义,就是不管用。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国家衰落的时候往往又是民族觉醒的时候。物的世界的大衰落带来的就是精神世界的大觉醒和民族的大进步。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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