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文木】

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义，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我们读宋朝，特别是北宋的诗文时，不要光看它豪迈。这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这诗从政治的视角就看出危险性了，它充满禅宗意识，凡事“无问西东”，貌似客观，实不担当。学问要有方向感，毛泽东说得完全对：“学问再多，没有方向，等于无用。”

学问没有方向是要亡国的。宋代中国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北宋亡，朱熹出。他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因此，朱熹不是一般的理学家，而是革命的理学家，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就是同期中国文化自觉的先行者。

明朝末期出来了一个王阳明，阳明学说也是有方向的，它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格物，就是实事；致知，就是求是。为什么王阳明特别讲正心，就是因为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读书很多，尽搞些形式主义，就是不管用。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国家衰落的时候往往又是民族觉醒的时候。物的世界的大衰落带来的就是精神世界的大觉醒和民族的大进步。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