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扬基帧察站”

在抗美援朝空战中，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帝空军，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难免要“交学费”。很多后来成长为“王牌”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都有过被击落后弹射跳伞的经历，有的还不止一次。那么一名志愿军空军飞行员从弹射出舱，到返回部队准备重新投入战斗，需要经历几重考验呢？

当飞机被击中失控，飞行员决定跳伞时，往往更关注高度而不重视速度，很多飞行员回忆时都表示来不及看或者记不得跳伞时的速度了。而由于当时飞行员个体防护装具还没有针对喷气式时代改进，弹射时速度过大（根据飞行员回忆、结合航医诊断及现场判断，不乏900km/h以上的案例）往往会导致气流将面部打肿，球结膜下出血（护目镜被吹掉）等情况，影响了飞行员重回战场的速度。

志愿军空军部分英模照片，可见抗美援朝时期飞行员头部仅有皮制飞行帽和护目镜，缺乏头盔和面罩

高速气流还是小事，毕竟精神高度紧张，加上时间也来不及，大家普遍没工夫合计出舱姿势，导致在跳伞全程中受过伤的飞行员，有30%是在出舱时负的伤。特别是因担心弹射时腿部碰到座舱风挡，很多飞行员的习惯是下意识收回小腿，反而导致膝盖外侧擦伤比例较高，出舱时负伤的飞行员，有48%都是伤在这个位置。

擦破皮当然也不是大事，真正的危险其实才刚刚开始。米格-15的弹射座椅需要飞行员自行解脱座椅，米格-15比斯虽然改进为自动人椅分离，但开伞仍需飞行员自行操作。受弹射时巨大加速度的影响，此时飞行员极易因血液向身体下部集中，导致脑血压降低，如果头位不正还会有轻微脑震荡，使得出舱后短暂昏迷的比例较高。在统计的17名弹射后牺牲的飞行员中，有5人因昏迷而没有做出拉伞动作，不幸牺牲；还有4人因开伞高度过低而牺牲。

米格-15/17/19均使用弹道式弹射座椅，存在弹射动力小、弹射轨迹高度低、救生伞张满时间长等缺陷

清醒过来之后，相当多的飞行员的习惯是尽快开伞。然而由于美军经常扫射降落伞，这往往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上述17名烈士中，有5人因此牺牲。后来成为国产首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试飞员的吴克明相对幸运些，他在1953年4月17日的空战中，跳伞后被敌机扫射，降落伞上被打出10多个卵圆孔来。另外还有1人在8000米高度跳伞，降落伞绳被美机机翼切断而壮烈牺牲。

1956年7月19日，吴克明驾驶“中0101”号歼-5首飞成功，可见装具和抗美援朝时期相比差别不大

逃过一劫之后，有的飞行员还会继续关心空战情况，有的则盯着自己飞机坠地位置。此时精神较为平静。例如在1951年10月16日下午的空战中，张积慧的僚机刘春生（1952年4月牺牲）被击落后跳伞，在高空飘荡时间较长，感觉寂寞，还从兜里掏出糖果吃。

到了着陆时，飞行员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由于很多部队忙于空战训练，无暇关注跳伞训练，导致在跳伞全程中受过伤的飞行员，有35%是在着陆这一下受的伤；特别是由于朝鲜河流湖泊比例较高，飞行员如果不注意操作伞绳避开，入水的可能性很大；而如果在入水前没有及时分离，飞行员极易被沉重的伞衣掩盖而难以游出，加之受伞绳牵扯，最终导致溺水。

近年来，空军也加大了飞行员海上跳伞训练的比重

空6师在1953年6月空战中的两次跳伞案例就能说明问题，24日李吉春水上跳伞成功，使用橡皮船划到了岸边；但30日王和芝在水上跳伞时，因橡皮船脱落过早无法自救，空6师派出的收容组虽然也及时赶到，但因为收容组无人会游泳，也没有携带救生圈，导致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行员牺牲。

这种情况比后来王伟烈士那次更让人揪心、痛心

上文提到的收容组，是由参战各师组建的临时单位，一般由正副组长、1名朝鲜语翻译、1名卫生员、1-2名司机，1-2名机械员和若干警卫战士组成。理论上说，收容组应当由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驻朝办事处卫生股领导，但由于我军跳伞飞行员的落点大部分距离祖国很近，所以各收容组除了找卫生股去拿药品之外，找到飞行员之后基本都是直接送回各师部的。

在入朝参战中，收容组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首先是配备的十轮大卡目标较大，易遭空袭而耽误搜救工作，而且朝鲜道路情况很坏，经常使得大卡车难以通过；其次在冬季作战时没有为飞行员准备必要的保暖设备，往往需要收容组成员自己脱下棉衣棉鞋等为飞行员保暖，加之收容组往往没有携带热水壶、难以解决经过激烈空战跳伞后，体能大量消耗的飞行员的失温问题。

冬季（海上）救生一直是飞行员战场抢救中的重难点

不过相比找不到人这个最严重的问题，上面那些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了。尽管中朝联合空军辅助指挥所或前沿观察组会提供我军飞行员跳伞的大致方向和区域，但由于当时飞行员缺乏救生电台等原因，导致收容组每次出动找人都只能采用间接手段：如询问附近是否有中朝驻军单位，朝鲜当地政府机构等，有时甚至还要向当地老百姓询问空战情况作为辅助。

当空战就在头顶发生时，地面部队和当地群众普遍喜欢观战，因此在飞行员跳伞时，他们确实是最快的救援力量——同时也能尽快抓到美军飞行员俘虏

所以根据对空3师、空4师（即后来的空1师）、空6师、空15师和空17师，共31名在朝鲜上空跳伞的飞行员的调查统计，有12人被朝鲜人民军或朝鲜地方政府收容，11人被我志愿军地面部队收容，6人被朝鲜老百姓收容，“有幸”被各师入朝收容组最先发现的仅有2人（空6师和空15师各1人）。

飞行员落了地，如果被陆军老大哥发现那自然方便，能够得到较好的救治；由于朝鲜人民军中有相当比例会说东北话的原人民解放军朝鲜族官兵，因此被他们收容也问题不大；但碰上深受美军轰炸之苦的朝鲜老百姓就有沟通麻烦了，虽然我军绝大部分飞行员看面相就能看出肯定不是敌人（像时任空3师9团副团长林虎这样的特例稍微倒霉一些），但语言不通还是容易耽搁急救和后送过程。加之当时虽配发有急救包，但很多部队对飞行员自救训练不足，这也耽误了受伤飞行员第一时间的救治。

后排左一为林虎，甭管长啥样，学几句证明自己身份的普通朝鲜话，例如“나는 중국인민지망군다（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之类，总是能少些麻烦

纯到不能再纯的老外——苏军参战飞行员就更倒霉了，幸运点的被人民军“俘虏”，朝军还非常得意地通知我军前去把人带走，结果一翻翻出个党证才发现是场误会；不幸的则被朝鲜老百姓误认为是美国人，被群殴致死；还有一个飞行员误以为自己落在了敌占区，落地后不仅与不知情的人民军地面部队展开了枪战，还用最后一颗子弹饮弹自尽——虽然事情查清楚之后，他被追授了苏联英雄称号，但这牺牲的还是太憋屈了。

对于奉行攻势战略的苏联空军来说，朝鲜战场上的防御态势确实让人憋屈。时任志愿军空军顾问，“苏联英雄”获得者巴什盖维奇少将甚至提出由他驾驶米格-15，单机夜间扫射驻日美国空军基地作为报复，但这种极易引发不可控后果的想法最终没有实现

总之甭管是谁收容的，最终都会由收容组负责把飞行员送回国。前面说了朝鲜道路不好，行车颠簸，收容组装备又不齐；加上很多飞行员落地时还带伤，所以一路肯定休息不好。回国后，飞行员还要交代手续、汇报情况，特别是有些先击落敌机再被别的敌机击落的，往往还要接受记者的采访，这都影响了身体恢复。

总体来说，由于我军参战飞机和飞行员数量相对苏联空军还是比较少的，因此飞行员后送后的救治压力较轻。根据空军医学系统的总结经验，认为主要需要加强的是对飞行员全身，特别是内科的检查工作（毕竟跳伞过程中受冲击剧烈）

由于敌强我弱的现实，无论是苏军和中朝空军的作战范围都被限制在中朝陆军实控区上空，因此并没有在敌占区上空跳伞，需要我军出动地面部队“抢人”的事例。饶是如此，在我方实控区对飞行员的救援工作都出现了如此之多需要总结的地方，可见这项任务的艰巨与复杂。

志愿军空军的主要活动区域，根据资料，应当还有一定比例的海上作战

基于对抗美援朝空战飞行员救援工作的总结，在1955年1月一江山岛三军联合作战时，空3师和空12师两个歼击机师，及空11师（强击机师）和空20师（轰炸机师）战前均对参战飞行员进行了跳伞强化训练和自救包使用培训，组建了编制和装备更加完善的战场收容组。考虑到冬季岛屿登陆作战的特殊环境，各战收组均配备小艇1-2艘，除带有救生圈和急救药物之外，还携带了巧克力、暖水瓶和热水袋，以及供更换的衣物和棉被。

轰炸机这类机组有多名乘员飞机的集中使用，也对救助提出了新的要求

除此之外，各艇均配备电台和报话机，由华东空军前指后勤部卫生处负责指挥。虽然由于在这场战役中我军航空兵无一机损失，使得各部的战收组都未能派上用场，但它们的准备和部署过程仍是我军航空兵战场收容系统难得的一次练兵机会。

自抗美援朝之后，我航空兵部队再未经历如此烈度和规模的出境作战。在部队大抓实战化训练的今天，那场战争中积累的经验，仍然值得被再次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