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

在1962年10月—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后，位于两个主要作战区域之间、中国和当时的锡金边界线上的乃堆拉山口却平静如常。

但平静不代表就没有风波，更不代表有人不做小动作。

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就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事爆发前夕的6月4日，印度武装人员越过中国和锡金边界的乃堆拉山口侵入到西藏春丕塘附近。9月28日，印军再次越过乃堆拉山口，深入中国境内约300米，并开始在中国境内构筑工事。新华社的报道更是给印军算了这样一笔账，“数月来，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共构筑了三十九个地堡，其中大型地堡十一个，小型地堡二十八个”，“印度军队还在山口架设铁丝网、挖掘交通壕，封锁通道，阻挡边民的正常来往，并且不断增加兵力，一再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挑衅。”

报道还披露，除了地面的越界行动之外，印度方面还多次派遣飞机从则里拉山口、乃堆拉山口、唐嘎拉山口、达吉山口和开鲁山口等方向侵入中国领空，“自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到十二月十一日，已经查证确实的即有十二起之多。”

进入1963年，印度在乃堆拉山口的越界行动密度陡增。当时的新华社报道援引我外交部的照会，称从1963年2月以来，越过乃堆拉山口的印度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加紧维修和加固非法构筑的地堡等工事，而且还在乃堆拉山口东南、东北和北面中国境内新修了地堡、掩蔽部、交通壕、岗楼等工事，并架设了电话线，“显然是准备长期盘踞下去”。印方还曾派遣人员侦察和偷绘乃堆拉山口一带中国境内的地理等情况。

1964年，我外交部的一份照会中又指出，当年上半年内，又发生了印度军事人员越过中印边界双方实际控制线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23起。“与此同时，在中国—锡金边界，越过乃堆拉山口的印度军队仍继续盘踞在中国境内，并四出活动。”同一份照会还指出，在同一段时期内，印度飞机共26架次飞越1959年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及中国—锡金、中国—不丹边界，侵入中国新疆和西藏上空。有些印度飞机甚至窜扰到拉萨、当雄、日喀则、拉孜、日土宗、善和等西藏重要城镇上空，入侵最深处达230余公里。

1964年下半年起，印度在中印边界锡金段的越界“侦察”、修筑工事、派兵驻守活动扩大至除乃堆拉山口之外的东巨拉山口、达吉山口、培龙垃山口、则里拉山口、卓拉山口、拉多拉山口等处。

印军在这些边境线上的山口修筑了什么样的工事？新华社1965年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印军在乃堆拉山口中国境内用石头修筑的地堡等工事，个个枪眼都对着我方阵地。在则里拉山口，越境修筑的大碉堡，封锁着我方通往山口的必经之路。在碉堡两旁我国领土上，有三处面积共达二万一千多平方米的地雷区，外有木桩和铁丝网。印军逃窜时没有完全清除地雷，至今那里还是危险区。”

设局

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在刚刚被“敲打”过一番之后，印军这样在台前大张旗鼓又是越界又是侦察，把边界局势搞得紧张异常，台后一定有别的文章。

这一年的3月21日，乃堆拉山口来了个有背景的人物——美国驻印度大使加耳布雷思，陪同他的印军的高级官员则包括印度陆军中将哈班斯·辛格。这位通天人物的出场，把印度想做的文章揭得八九不离十了。

就在加耳布雷思到访的同一个月，印度朝野响起一阵紧锣密鼓，大吹大擂地散播“中国在边境集结军队”的消息。挑头的是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3月9日，他在旁遮普邦的罗塔克说，中国“仍然在边界那一边西藏境内大量集结军队，……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

在这以后的半个月当中，尼赫鲁至少在8次公开场合放出信号：“战争危险随时存在”，“人民应该保持戒备”。3月20日，也就是加耳布雷思去乃堆拉山口的前一天，印度报业托拉斯引述新德里的“权威人士”和“消息灵通人士”的话，称“有大量中国军队沿中印边境集结”，而且在当年雨季之前就有可能重开战端。次日，新德里各报都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这则消息，《印度时报》甚至用上了五栏大标题“新的部队从内地开到”。

这些，当然都是做给那位美国大使看的。但印度的意图显然又不只是扮演“受害者”。当时的《印度斯坦时报》称，到现在为止，西方重新装备印度作战部队的计划是根据印度过去提供的“中国在西藏的力量”的估计作出的。英国的《星期日电讯报》则明说其中奥妙，尼赫鲁给西方的“警告”“是在美国—英联邦军事代表团准备响应印度提出的大量军事援助的要求的时候”提出的。

它说，看来很明显，“尼赫鲁提出警告的背后目的”是新建立几个师。就在尼赫鲁放话说中国正在集结军队的两天后，他的高级特使带着讨要军援的使命前往华盛顿。据新华社报道称，在帕特奈克访美之后，还安排有一系列的印度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其中包括印度经济和国防统筹部长为首的代表团，以及6月间印度总统为首的、包括国防部长恰范和陆军参谋长乔杜里等人在内的代表团。此外，这一年的5月美国国务卿5月初也访问了印度。

在3月尼赫鲁的几次谈话中，除了渲染战争危险，还反复提到“国防开支大大增加了，人民必须负起重担”。这是印度乃堆拉山口一系列动作的另一层意图。1963年，印度的军事预算占总支出的比例高达46%以上，财政部长德赛2月28日在议会中提出这个扩充军备并增税的预算案后，当天就在国内引起爆炸性的反应。印度媒体报道，预算案提出后，商店里出现了空前的抢购，物价顿时上涨。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无怪乎尼赫鲁在这个月当中的许多次讲话中，都为这个用黄油换大炮的预算辩护。他说，“诚然，预算使穷人承受了沉重的负担，但是由于印度的目前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时报》指出，印度政府散布“中国军队在边境集结”，“是为了证明掌握紧急权力和征收苛重的新税是有道理的。”与国防开支剧增相配套，尼赫鲁在3月25日召开了国防会议上讨论了征募新兵和陆空军的训练计划。内政部长夏斯特前一天则在各邦首席部长的会议上，要各邦尽可能地动员技术人员参加武装部队。

炮战

1967年，我外交部在一份照会中这样给前一年的印军活动作总结：“在中锡边界，印军在去年五月至十二月的八个月中，越过乃堆拉山口侵入中国境内侦察骚扰共达十三起，并且修复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印军从那里撤逃时遗留的铁丝网。印军还一再在乃堆拉山口进行各种挑衅活动，甚至向中国哨兵开枪。在达吉山口，入侵印军对当地的中国牧民进行恫吓；在洞朗草场，印军纵火焚毁了中国牧民的牛棚一所。”

就在这一年，印军的活动越过了“搞事”的界限。据新华社报道，8月16日，印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到乃堆拉山口侦察我军阵地。8月17日、18日、20日、21日和9月6日的5天中，印军反复侵入中国边境，蓄意挑衅，埋设铁桩，强行架设铁丝网。

9月7日，60余名印军越过乃堆拉山口，架设铁丝网，打伤我边防战士，进行军事挑衅。我边防部队当即提出警告，令其退出我境。印军不仅未退出境外，反而在其境内继续增兵。当我军再次提出警告时，印军竟用刺刀刺伤我边防战士两名。我边防战士被迫自卫反击，印军狼狈逃窜。

9月11日7时40分，印军又越过乃堆拉山口边界线。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印军向我边防部队发起攻击。当时印军山地步兵第112旅一个连在一名中校营长指挥下，分两路向乃堆拉山口的我哨所逼近。8时07分，印军首先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正向印军喊话的我边防部队连长李彦成当场中弹牺牲，另有6名战士负伤。我边防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即发起反击，仅7分钟，战斗结束，击毙印军官兵67人，用四〇火箭筒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7处工事悉数摧毁。 8时15分，印军败逃，我军未出境追击。

接着，印军炮兵第17旅又向中国境内则里拉山口的我边防部队开炮射击。截至中午，我边防部队25人在战斗中牺牲，印军还击毁了中国的民房和寺庙。9月13日4时许，印军又继续用重炮向乃堆拉和斜帕司、春丕塘等地炮击，并把炮火延伸到我嘎觉寺附近纵深地区，使我当地居民和财产受到损失，直到当日20时仍未停止。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中国军队不能不大规模反击了。当时的新闻报道是简略的，但当时指挥作战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王成汉回忆中，却有不少细节让人感觉到战斗的白热化程度。比如，为了压制印军炮兵，我军向一线增配了大口径火炮。敌人每发动一次炮战，都受到了我军坚决有力的还击。我步兵第11师第308炮兵团组织数十门一二二榴弹炮，以及大量八二迫击炮和一二〇迫击炮向印军还击，炮击历时4天3夜 （9月11日8时至14日14时），将印军的8个炮兵阵地挨个打哑，摧毁两个炮兵指挥所，两个前沿观察所和23处炮兵工事，毙伤印军官兵540余人，炸毁敌汽车两辆，印军炮兵毫无还手之力。据统计，在从1967年9月11日至16日的整个乃堆拉山口自卫反击作战中，我歼敌607名。我方伤亡123名。

9月16日下午，在乃堆拉山口中方一侧，中方将9月11日被我边防部队击毙遗弃的14具印军尸体和他们随身携带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印方代表。在交接清单上用中印两国文字注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印度军队越入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挑衅时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尸体及军用物资”。15时10分，印方人员抬着印军尸体和枪支弹药，退出我境。

至此，乃堆拉山口事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