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精神走过怎样一条路（二）：依赖技术引进永远无法自主开发

中国工业精神是一种理念，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的价值观、从历史经验凝练出来的信念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为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南。今天，中国已经处于与“自力更生”年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在那个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也逐渐成为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主力。

因此，中国工业精神的内容将会发生变化，其表现形式也会更新。但是，作为这种精神的内核——自立自强——将会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国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技术上、在工业发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 【引自（熊彼特1991，第31页），译文按照英文版重新修订。 转引自（Lazonick 2002，p.43）。】

这些看法不是臆想的，而是作者询问了几位年轻学生之后确认的。例如，据一位1993年出生的学生解释，在她从高中到大学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上，关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内容集中在政治事件上，对于经济发展的描述侧重于列举个别成就（“一五计划”和“两弹一星”等），同时又强调国民经济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等事件的严重破坏；而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如民营经济兴起、国企改革和加入WTO等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于是（这些课程的考试是有标准答案的），他们的头脑中就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而在那之前的历史就是政治动荡和贫困。

另一位1989年出生的女生说，她在读草稿时的最大感受是“被打脸”，而她对本文的最大期待是继续“求打脸”。 “……经济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是关于经济主体逐渐改变技术和市场的条件”（Lazonick2002，p．4）。为了理解价格竞争和熊彼特式竞争之间的区别，读者可以回顾一下本书记录的工业史。在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年，价格竞争就是在CRT显像管电视工业中依靠扩大规模和降低成本进行的竞争，而熊彼特式的竞争就是新兴平板电视对显像管电视机工业的竞争。很明显，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电视工业企业来说，新兴平板电视的竞争相对于在原有显像管电视市场的价格竞争，其冲击力“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

一五计划上马了“156项目”。它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它们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史上具有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这里讲的“战略性决策”近似于企业管理领域所讲的战略。与教科书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这种决策面临的环境不是确定的技术（生产函数）和市场（价格）条件，而是技术和市场不断变化、竞争对手的反应无法完全预料的不确定条件，所以决策具有预见性和判断性（也包含了发生错误的可能）。同时，战略性决策不是提出目标，而是确定方向并采取相应的连贯性行动，包括发展相应的组织、资产和能力并伴随着冒险的投资（Teece 2010，pp．299-300）。战略性决策的有效性与技术和市场变化的时机、经济主体在竞争中的位置

以及自身能力的发展路径相关（Teece and Pisano1994）。此外，战略性决策不是某个时点上的一个决定，其形成是组织性的和过程性的，往往需要时间（Kay2010；Simon 1993）。最后，战略性决策的后果是长期性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影响到经济主体后来几十年的命运。

格申克龙的确说过，相对于先进国家的落后程度会在落后国家的实际状态和期望值之间导致紧张，从而形成发动工业化的压力。但这个说法仍然没有解释落后国家选择工业化的原因。 阿布拉莫维茨并没有对“社会能力”给出一个定义，在承认这个概念的模糊和难度量特性后，他列举了一些可能的构成要素来表示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包括可以由教育程度来代表的技术胜任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商业、工业和金融制度，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和可以在相应规模上为企业动员资本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建立和新产品/服务购销的经济体制等。 对“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和思想源流的讨论可见（禹贞恩　2008）。实际上，如何定义创新型企业远比这种直觉要复杂得多。关于从“历史-比较的观点”对创新型企业本质特征的一个讨论，见（Lazonick 2005）。

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对外资实行限制政策（Lall and Urata2003）。 “没有技术的工业化”是Robert Wade提出的概念（Doner 2009，p．11）。这里指的“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工业尤其是高技术工业”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企业通过开发过去不能生产的更高技术水平产品而进入与所在工业相关的领域（工业），如中国航空工业一直不能设计和生产起飞重量在100吨以上的大飞机，如果2007年国家立项的大飞机项目（包括大型民用干线飞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能够成功，中国工业就可被视为进入了大型飞机工业。

第二，企业进入一个对该企业来说是全新的工业，如韩国三星在1980年代初进入半导体存储器工业以及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例子。

“抱负水平”是企业行为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Cyert and March 1963）。这个理论以决策和组织行为作为焦点，从有限理性的前提出发，认为企业行为的基本物征不是最优选择，而是问题搜寻；触发搜寻过程的动机来自抱负水平的变化（往往由危机或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引起），而搜寻的结果遵循“满意度”原则。这个理论在组织和管理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它的核心概念和假说被用来分析组织能力的发展过程（Argote and Greve 2007）。

 浦项钢厂的投资部分来自日本对韩国的战争赔款。 “湖巖诞生100周年，74岁做出的决断成为半导体王国的基石”，韩国《中央日报》，2009年12月31日（注：湖巖是李秉哲的号）。 多年来，大多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书籍要么只是国家改革政策的编年史，要么只是抽象地讨论什么制度（如产权）决定结果，而很少涉及企业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是怎样变化的。 南京电子管厂的前身是1935年建立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气研究室，1951年扩建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子管专业厂。

浦项制铁投资部分来自日本对韩战争赔款

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指出，计划体制下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是“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制度（1984）。“结构”指的是企业内部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从主流经济学理论出发会认为只要改变外部环境——如经济自由化和资产私有化——就可以改变企业的行为。但从企业的内部视角看，影响企业行为的直接因素是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如果这些结构性条件不发生变化，那么市场化和经济激励等因素都不足以改变企业的行为。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了30多年之后，官方也承认“企业经营自主权还没有彻底落实”（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求是》2015年第18期，2015年9月15日）。

产权决定论的逻辑是，因为股东是企业的出资人并承担全部风险，所以股东拥有对企业的全部控制权，企业实际管理者的职能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但没有控制权。

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回顾1992年推进股份制改革时，描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争论，但这位有工业管理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坚定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企业发展需要资金，企业的技术改造也需要资金，企业要增强市场竞争力还是需要资金。解决资金的来源，不能单靠向银行借贷，特别是大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更是如此。中国必须发展资本市场，满足企业的需要”（陈锦华　2005，第235页）。

此外，京东方在1993年改制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筹措发展需要的资金。

无论是主张保持国有制的“左翼”人士，还是主张私有化的“右翼”人士，他们的“外部视角”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不明白企业是一天都不能停止生产的，否则企业就只能死亡。在一天都不停止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组织转变才是国有企业转变的真正难题。从1988年到1998年，把计划体制工业管理的专业工业部全部撤销。

除了冶金、机械和电子等工业部已经把企业下放之外，其他专业部原来管辖的企业被编入行业性总公司（如石油、电信、电力、民航、铁路装备和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性总公司加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组建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如鞍钢、宝钢、一汽等）和一些按特殊目的新成立的企业（如中信和保利集团等），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成为“央企”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里我们从其本质特征来使用创新型企业的概念。在现实中，“创新型”存在着中间状态：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创新型的企业，其实在显示出典型的创新型特征之前都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某些企业曾经在某个阶段表现出创新型特征也会消失。

但在总体上，创新特征在中国工业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扩散的趋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计划体制存在创新行为，虽然不存在创新型企业。 Lazonick和West（1998，pp．251-252）在分析美国企业对于国际竞争挑战的反应时，区分了创新战略和适应性战略的不同。

这里使用的“进取性战略”和“适应性战略”（见下）以他们的概念为基础，但因为我再此是在讨论创新型企业，所以为避免同义反复，没有使用“创新战略”的概念。

依赖技术引进的企业往往被外国技术提供方所主导，从而永远无法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因此，尽管创新型企业在早期难免会有模仿行为，但从来不会放弃对技术学习的自主权。

例如，华为从来没有组装过外国品牌的产品，而京东方在进入TFT-LCD工业时也没有引进过生产线。

累积性指的是创新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集体性指的是企业的创新涉及所有的职能活动（如生产和营销），而且需要全体员工的努力。 伯利在为《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 一书于1967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指出，当一个公司成熟起来后，其融资资本（finance capital）的主要来源是“内部产生的”（Berle and Means 1932/1997，p．xxvii；中译本第26页）。

以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

其实根源也在于深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1990年代在向国内介绍所谓“现代公司治理”时，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及其委托代理理论迅速确立了主流地位；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保持着咨询合作，而当时这些国际组织正在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张佳康　2013）。

这种理论强调外部所有人的权利，把“内部人控制”看作是坏事，所以为国资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接受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决定的，但在企业层次上，党的领导必须与公司治理相融合或一体化，不能形成两个决策中心。随着企业的转变以及融资来源的多元化和市场化，造成国家投资低效率的障碍——按照行政体系无偿分配国家投资的体制——已经被去除。在这个条件下，通过市场化途径实施的国家投资可以成为高效率的政策手段。

 根据传统的理解，只有在国家资本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的条件下，改制后股份公司才能保持公有制性质（陈锦华　2005，第236页）。但我们在这里根据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所展示的逻辑是，只要不存在其股权超过国家或国有法人股的个人大股东（如果不贱卖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仍然会保持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即没有任何资产所有人能够拥有这些企业。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在于，除非国家持续投资，否则那些高成长企业含有的国有资产比例终将下降。

长期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自力更生”的终极含义不是“自给自足”或“闭关自守”，而是自己掌握主动权，即独立自主（Lieberthal1995，pp．76-77；Kerr 2007，p．81）。技术能力指的是能够设计和开发产品和工艺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按照现成设计进行生产的能力。（李安定：“1984：红旗停产真相”，《中国周刊》）

株机厂从1958年开始研发电力机车，是开发和生产“韶山”系列电力机车的主力。为和谐D1C提供电力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为了满足铁道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的要求，不得不“造假”，把三菱电机的专家拉过来做方案评审，让他们签字以认定该方案是属于联合设计的，弄得日本人还很不乐意：“不是自己设计的东西怎么去认可呢？”（路风　2013）。

在1985年11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当时负责工业技术改造的国家经委领导在讲话中说：“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和进口设备总额相当大，而消化吸收工作没有跟上，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结合不够，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与引进费用不成比例。”

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今后，我们要把企业的技术开发，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进一步做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济日报》1985年11月27日第三版。(43) 半导体工业在不成熟的阶段依靠军事需求是一个惯例，而不是例外，早期的硅谷半导体企业就是靠着军方订货而发展起来的（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

一位研究硅谷的美国学者Stuart W．Leslie（2000）直称美国军方是硅谷“最大的天使”。 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编写的一本纪念中国半导体技术研发50周年的书（夏建白等编　2006），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界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历程（虽然没有工业的内容）。耐人寻味的是，书中记录的研发活动和领导关怀基本上到1980年代为止，给人留下1990年代之后已经乏善可陈的印象。可以推断，半导体产业基础的瓦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半导体技术的基础研究。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技术的唯一来源是引进，而区别在于前者还要求中国企业对引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而后者则索性直接依靠外资在华设厂。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这种表面上看上去的“自相矛盾”没有逃过一些西方学者的眼睛。例如，Kerr（2007）。正如曾任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的赵小刚（2014）所言：“中国高铁的华美亮相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见“法媒赞叹中国核‘龙’起飞”，《参考消息》，2015年5月9日第4版。关于04机的信息来源于本书作者对邬江兴的访谈。04机成功后，政府将几个国有企业组成巨龙公司生产04机。因为体制原因，巨龙后来失败了。

04机的成功鼓舞了华为和中兴。1993年初，华为正在倾全力开发2000门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之时，又决定上马万门机（张利华　2009，第43页）。从时间节点来看，在2000门交换机还没有开发出来时就决定上马万门机，可以判断为是受04机成功的影响。

1994年底，华为终于研制出了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它是华为的技术基石，华为后来的所有技术都是从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奚国华（曾任上海贝尔的董事长）在纪念上海贝尔成立30年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如果没有上海贝尔，就没有后来的‘巨大中华’的崛起，就没有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群体突破和发展壮大”（吴基传和奚国华主编　2008，序言第7页）。这个断言显然夸大了上海贝尔的作用。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上海贝尔？又有多少人不知道华为？上海贝尔作为通信工业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可能起到过示范作用，也可能启发过中国企业，但它的技术与“巨大中华”毫无关系。

C&C08是华为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型号名称

正因为如此，所以上海贝尔后来逐渐被边缘化，而华为、中兴却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企业。资源/能力学派认为，企业进入一个新工业之前的资源/能力影响企业进入的决定、方式和进入后的业绩（Helfat and Lieberman．2002）。按照同样的逻辑，运10和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影响了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和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决策。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在“自力更生”年代奠定的基础，就没有中国高技术工业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成就。

 Wade（2003）指出，国际贸易组织（WTO）一系列协议的实质是保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租”（technologicalrents），即通过对技术的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2017年6月20日，阴天，上海贝尔总部，公司大楼招牌撤下，楼前草坪上保留着无数老通信人记忆的“上海贝尔”植物造字被无情铲平，至此，这家成立三十多年的“国资委直属，中国高科技领域第一家外商投资股份制公司”从此烟消云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见其网站），2014年韩国人均GDP为25931美元，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中国人口按14亿算），那么中国的GDP总量（25931×14亿=363034亿美元）就等于2014年美国GDP总量（175280亿美元）的2.07倍。尾声本书讲述了京东方在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中崛起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仍在真实的世界中继续，所以读者在掩卷之际可能不禁要问：京东方会继续成功下去吗？

对于更长远的未来，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至少因为现代工业史上尚未出现过永远成功的企业。但这个悬念并不影响本书的目的，因为本书想讲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有那样一群人所领导和组成的企业，干了那样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事业，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那样的贡献。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发生。

我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史，并发现了被“强国富民”目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塑造出来的中国工业精神。中国工业精神曾经一度衰落，但当我们追溯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时，却发现这种精神从未熄灭——它们有的发生在大西南的山谷里，有的发生在东北和西北的老工业基地；有的发生在湖南腹地的大制造企业里，有的发生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里，也有的发生在上海、深圳这样繁华都市的高技术企业里。

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中国工业人及其企业有着各自的心酸和无奈，经历过被冲击、被抛弃的境遇和命运。

但是，那些信奉这种精神的工业人及其企业仍然以自己的顽强坚韧，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爆发出令人意外的创造力，改写了中国工业史，并正在勾画出世界历史上最为磅礴宏大的工业篇章。京东方的奋斗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之中。在北京电子管厂的产业根基被毁灭后，从那个废墟上脱胎而来的京东方，为了生存也经历过“去技术化”。

但是，京东方领导人坚信自己的命运还是要做高技术产业，所以才会在那个关键时刻决定进入TFT-LCD工业。从表面上看，1990年代才出现的半导体显示工业在中国工业中找不到技术联系，但如果指出北京电子管厂曾经是中国电子工业的第一厂和做出半导体晶体管的第一个企业，我们就会理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即使这种联系在物质形态上已经断裂，但它仍然以精神的形式在决定企业领导人的抱负。当京东方决定进入这个工业时，没有任何国家政策要求或鼓励她这样做，也没有可预期的高额利润可以诱使她这样做，但从北京电子管厂成长起来的京东方领导人却认为这是“命中注定”。

千年易过，中国工业精神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