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第六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北京钓鱼台落下帷幕，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下周，双方还将在华盛顿继续进行磋商。

自去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方就积极与美方接触，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据理力争。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公知抛出“投降派”言论，将中国国家命运交于他人之手。

然而回顾中国70年发展道路，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才带来了今天的成就。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工业发展历史，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精神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提醒今天的我们：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对外开放的谈判才是能走向富民强国的必要条件。

【文/ 路风】

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

在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

这种精神的特征只能以这样一个“古老”或“陈旧”的概念来刻画，既说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说明在经过长期衰落之后，还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现形式。中国工业精神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她又要坚持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为行文简单化，我们这里把前一个目标称为“富民”，而把后一个目标称为“强国”（请读者记住被简化的两个概念指的都是目标，而不是实际状态）。

从表面字义上看，“强国”与“富民”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工业精神的兴起、衰落和复苏。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第一，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

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Riskin1987，pp.19-20）。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家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Mastanduno2009，pp.121-122）。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很显然，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如果把那个过程置于历史的脉络，不可理喻的人并非是当年的工业化决策者和建设者，而是今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

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

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作为工程项目，“两弹一星”开发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其逻辑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战略意图”。

开发这些项目的决策不是依据当时中国具备的资源/能力（实际上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足以开发“两弹一星”的资源/能力），而是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一旦做出这种决策，远大目标与现有资源/能力之间就立刻产生“绷紧”——但由于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献身精神，这种“绷紧”反而促使开发者进行更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各种各样的创新，而突破资源/能力瓶颈的要求本身就成为对所有参与者的激励因素，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获得了在通常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成就。从更大的范围讲，即使在封闭条件下开发出来的产品和工艺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自主开发所导致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却奠定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

“自力更生”阶段最具标志性的自主开发成果当然是“两弹一星”，但其实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机械装备工业为例，继1960年代初制造成功万吨水压机之后，这个工业又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开发成功业内著名的“九大装备”，包括：

（1）最大压力为3万吨的模锻水压机；（2）最大压力为12500吨的卧式挤压机；（3）轧辊宽2800毫米的热轧铝板轧机；（4）轧辊宽2800毫米的冷轧铝板轧机（以上四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制造大型飞机所用的模锻件、挤压件和铝合金板）；（5）外径2毫米—8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6）外径80毫米—2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7）轧辊宽23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板轧机；（8）轧辊宽700毫米的20辊冷轧带钢轧机（以上4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军工所需的不锈钢或多种合金钢的多种用途，由大到很小很薄的冷轧板、管、带材）；（9）压力为1000吨的油压机，用来压制导弹弹头等零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设备只是以主机命名的，而它们实际上是成套的设备系统，包括“主辅配”设备共810种1300台，总净重4.6万吨。“九套”虽然并非完美无瑕，但总体看是成功的。

新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它适用可靠，价格低于原预算，而且当时世界上全部拥有这类整套设备的只有两三个国家。由于这些设备当时主要用于国防工业，所以因保密而长期鲜为国人所知。当中国在世纪之交更加开放后，看到“九大”中的几套设备的美、日、德等国专家无不对中国在1960年代就已经能够自行研制那样的设备并投入生产表示震撼和钦佩（见《沈鸿纪念册》，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没有实现“富民”。这与过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有关，与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有关，与应对战争威胁有关，特别是因为中国在1960—19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仍然专注国内的政治，没有更早地注重经济建设并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技术进步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滞后，正如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言：“我国在五十年代新建设的工业，当时在技术上是比较先进的。近二十年，工业先进国家进行了几次技术革新，而我国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因而也扩大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1979，第220页）。

于是，在“强国”的前提下实现“富民”就成为“文革”结束时的社会主流愿望，体现在中国政府于1974年首提并在1976年之后重新确认的“四个现代化”上。在那个历史关头，重新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赢得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和支持，对“科学的春天”的向往成为促成政策改变的社会基础。

当“富民”重新得到强调时，实行对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但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能够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强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关系在逻辑上很清晰：由于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的“老大”（主导着对华封锁），所以中国能够向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动机是为了结束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并联合中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因此，如果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向西方开放，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那是坚持“强国”的结果。

今天的许多人已经把中国可以开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开放的条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获得这种条件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前辈做出牺牲的意义所在。从理论逻辑上讲，开放就可以带来更好的技术学习条件，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不能在通过自力更生阶段建立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壮大。但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富民”逐渐压倒“强国”，形成了“富民”必须以牺牲“强国”为条件的政治思维。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的技术政策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而抛弃，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必然。有三个例子可以生动地反映这种变化。

根据新华社资深记者李安定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的汇报，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人饶斌和李刚（两人都担任过一汽的领导人）叫去旁听。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李安定以记录饶斌口述回忆的形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时，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

饶斌当场进行了争辩，说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并不比国外同类车多。饶斌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这是他的原话——你给我停产就完了。”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领导回答：“以后就进口吧。”于是，红旗就这么当面给枪毙了，后来上海牌也在组装桑塔纳的过程中被抛弃，中国轿车工业走上一条自己不开发而是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被“枪毙”的还有运10——中国开发出来的第一个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型飞机。运10项目由毛泽东提议和周恩来批准，于1970年启动。经过10年的开发，运10于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试飞成功。至1985年2月，运10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七次从成都飞到西藏拉萨。但运10刚刚试飞成功，中国开始与美国麦道公司商谈合资组装麦道飞机的计划。

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以三飞（1981）179号文向中央财经小组上报《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提出替代运10的方案是引进美制DC9-80飞机，但因民航总局不要DC9-80而未能立项。以后又由上飞从1985年开始执行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25架麦道82飞机的项目。1984年6月，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员“联合上书”，呼吁不要去组装麦道飞机，提议在运10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干线机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来信上批示：“此事不再议”。1985年2月，因申请3000万元燃油费未获批，运10停飞，事实上下马（路风2006，第三篇）。

政策的转向在“枪毙”红旗和运10之前就已经开始。根据张胜（2008，第422-427页）的披露，1981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爱萍与总理赵紫阳发生了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在会上，张爱萍提出不能因为引进法国核电站（功率90万千瓦）就抛弃秦山核电站（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核电站，功率30万千瓦）。尽管张爱萍并没有反对引进，而且从战略上和核工业“军转民”上陈述了建设秦山的意义，但赵紫阳显然不以为然。最后赵紫阳不耐烦地说：“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张爱萍说：“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会议不欢而散。由于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压力，秦山核电站最终被批准上马（1983年6月破土动工，1991年12月并网发电，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核电站）。

不过，由于这个项目获批是以“30万千瓦的核电站就此一个，下不为例”为条件的，所以它并不构成“路线”，后来20年的中国核电发展还是走上以购买外国核电站为主的道路。枪毙或抛弃这些项目的逻辑是什么？直接说出来的原因是它们在技术上落后，如红旗耗油、不可靠，运10超重，秦山核电站功率太小，等等。但是，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

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从张胜（2008，第443-451页）的隐晦叙述中，当领导层在1984年年末决定改革国防工业体制时，有关的文件中曾经有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被删除；同上，第450页）。这种说法含有让军队和国防工业忍耐和等待的意思。

不过，张爱萍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同上）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这也是本书第二章讲述的中国国防工业被抛弃的历史背景时隔30年之后再回顾这个政策转折，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

中国后来的局部政策转变，如领导层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兴国”、对国防工业重新投入以及2005—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如果自主技术研发、教育和国防工业被当作发展经济的包袱，那只能说是来自战略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与对技术的看法有关，更与对“强国”的看法有关。否则，我们无法解开把发展市场经济与自主掌握技术对立起来的历史悬案。当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历史阶段。根据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2002，第389-392页）回忆，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

他深感屈辱地说：“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道：......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说句诙谐的话，我也亲身证明地球是圆的。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同上，第391页）孟戈非讲的这个事件发生在1982年，但它不是一个中国在困窘阶段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发生巨大转折的一个标志。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何以见得？再举一个例子。

从2004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列车技术，除了高铁，还有机车。铁道部废弃了中国从1950年代末开始开发的“韶山”系统电力机车（同时废弃的还有“东风”系列内燃机车）。铁道部先从德国西门子引进8轴双机重联电力机车（EuroSprinter原型车，由两台4轴机车并联组成），即“和谐D1”，又在对方的极力推荐下引进世界最大轴功率（1600千瓦）的6轴机车（命名为“和谐D1B”），交由中国南车集团的株洲电力机车厂（株机厂）“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散件组装）。可叹的是，“和谐D1B”核心部件之一的转向架是由株机厂设计的，原因是西门子根本没有做过6轴机车（赵小刚2014，第133页）。但为了表明这是引进技术，铁道部要求株机厂把全部设计图纸交由西门子审查，一方面向对方支付技术转让费，另一方面把中国企业开发的而西门子没有能力做的技术拱手让给对方。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后，铁道部因为连续大规模引进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松动控制。株机厂顺势于2008年提出自主开发6轴7200千瓦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车，这就是“和谐D1C”——它继承了“韶山”“血统”，与西门子的技术毫无关系。

株机厂开发和谐D1C的过程创造了业内奇迹，6个月完成从设计、试验到装车的流程，于2009年6月份下线，同年10月份批量交付，到同年年底就交付了60台，到2012年年底已经出厂约1500台，销售量远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型号的电力机车。相比之下，从西门子引进的和谐D1型机车却因为在中国市场不实用，仅生产了220台就被迫停产，同样引进的和谐D1B也不了了之。如果以上述两个事件为标志，那么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持续了大约30年的时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依靠引进来实现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它可以由一个“三段式”的逻辑来概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但此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放弃自主开发，就没有任何工业和企业能够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轿车工业。尽管官方的政策目标始终宣称要自主开发，但走上合资道路的中国主要汽车企业在20年里都无力自己开发一款车型。相反，在组装外国车型的国产化生产和自主开发之间始终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且越来越大。只是在最近十年间，随着市场开放而在“体制”之外出现了自主开发企业——一个违反了“三段式”政策体系的事件——之后，中国轿车工业才出现了走上自主开发道路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三段式”政策还导致一些工业被瓦解。

例如，从本书所记录的工业史看，尽管中国没有在计划体制下发展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工业，但一直保持着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基础。在改革开放初年的进口品冲击下，为军工生产是中国半导体技术和工业能够生存下来以图发展的唯一可能。但随着国防工业被放弃，在计划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基础被市场需求的中断所瓦解，等到中国再想发展半导体工业时，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引进生产线的道路——这个变化导致对半导体技术研发的产业需求消失。

纵观历史，中国半导体技术的落后不是发生在计划经济年代（问题顶多是为什么半导体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而是决定性地发生在“改革开放”阶段。在实行“三段式”技术政策后的20年里，中国工业从总体上逐渐陷入技术依赖的状态，伴随着许多工业的“去技术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敢于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勇气。以引进替代自主开发的结果必然是技术能力发展不足，这又令人因为看不到自己能力成长的前景而产生了只能跟随的宿命错觉。于是，“三段式”技术政策在1990年代就演变成为“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积极“引进”外资，到199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要求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热潮。直到2003—2005年，还发生过一场外资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风潮（郭丽岩，路风2006）。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事实上大规模“补贴”外资，典型地体现在全球罕见的“内外有别”税收政策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是中国企业的一半。

所有这些做法都出于一个信念：外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当然，外资主导的出口部门大量雇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但这也是一出中国版的“technologylessindustrialization”（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当今天中国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官方语）时，人们才发现中国工业普遍缺乏技术。“三段式”政策失败的原因不是出在是否需要引进外国技术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上。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不仅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存在着吸收、利用和“引进”外国技术的需要；但同样真实的是，技术不是可以在各个主体之间自由移动的物品，消化、吸收并掌握引进的技术需要能力，而技术能力只能在自主开发的实践中生成和成长，不会是引进的直接结果。

“三段式”政策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规定为唯一的技术来源，割裂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之间的联系，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替代物，而不是补充物，因而排除了自主开发对于掌握进口技术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ChrisFreeman针对许多国家为获得技术而引进外资的现象指出：“技术进口国的这种努力只能得到有限的成功，除非伴之以着眼于加强自主技术能力的制度变化”（1995，p.16）。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瞩目，但“富民”是否实现？

进入21世纪后，当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在美国引发“中国威胁论”时，一位美国观察家Gilboy（2004）认为中国“无害”，因为：第一，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被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所主导；第二，中国工业企业深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关键元件和制造设备；第三，中国企业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骤去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扩散，使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p.38）。

在分析了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后，Gilboy指出：“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企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展出的那种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p.41）。另一位美国学者Steinfeld（2010）更加乐观，他说中国在选择加入全球化时也选择了“制度外包”，即将定义社会核心规则、塑造与管理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权利让渡给第三方国家。这意味着享受优惠政策的外国企业可以有选择地改革中国国内工业，而中国企业却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为跨国公司提供补充性能力而失去了崛起为领先者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凭借投身全球化生产成为低成本商品的大规模供应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为“主角”——美国等发达国家——创造大量机会去专注于知识、技术和商业的创新（pp.25-26）。在讨论美国是否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衰落时，Beckley（2011）指出，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实际上“并不那么中国，也并不那么高技术”——9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生产并由进口元件组成的，只不过是在中国组装的（p.68）。

这几位美国作者的说法真实性另当别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取得了明显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少的人相信中国能够以这种发展模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换句话说，如果把“小康”当作标准，那么“富民”就将要实现或已经实现；但如果把“发达”当作标准，那么“富民”不但尚未实现，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话。实际上，由“三段式”政策所体现的发展方式，只能使中国工业产生技术依赖、使中国的经济活动被锁定在低端，不但丢掉了“强国”，而且也不能实现“富民”。

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出现“中国威胁论”也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美国的安全标准是它对其他任何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工业在技术上其实并非“一片荒芜”，而是在一系列工业领域出现了技术突破。如果中国工业是被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加工组装业，那怎么会出现技术突破？难道出现了“灵异”事件？

其实，如果把目光从上述几位美国学者关注的外向型经济部门移开，转向那些在“自力更生”阶段奠定基础的工业——核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工业，出现这些突破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换句话说，只要稍微观察一下那些今天具有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就会发现其技术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自力更生”阶段，而且在“改革开放”阶段坚持自主开发——那些技术突破就是由血脉里流淌着中国工业精神的企业创造的。如果低估在“自力更生”阶段奠定的基础，就一定会产生对中国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误判。

以下举三个例子。由于中国曾经在2004—2006年大规模引进高铁技术，所以一些人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说成是中国高铁技术取得迅速进步的原因。但对中国高速列车技术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之所以能够在引进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开发出世界领先的高速列车（如时速可达380公里的CRH380A），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业不仅本来就具有技术能力，而且还直接使用了自己本来就已经掌握的核心技术——这些技术不但不是引进的，甚至也不是对引进技术“再创新”而来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引进的技术更先进。

引进技术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工业获得了成熟产品所包含的经验，但中国铁路装备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把引进的技术结合于自己的创新，是因为其技术能力基础很强，而这个基础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在长达50多年的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4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个工业从来没有中断过产品开发，包括自主开发高速列车。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基础的形成过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一旦最初的引进路线在国家方针发生变化的影响下转向自主创新，这个能力基础的能量就迅速迸发出来，在大规模建设高铁的条件下“意外”地把中国高铁技术推向世界领先的位置（路风2013）。2015年5月7日，中国首个自主开发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在福建省福清市开工。要明白为什么中国能够建设这样的核电站，就必须回到历史，把目光投向四川夹江县的一条山谷。

中国开发核动力技术的努力始自1958年，当时在北京组建的一支团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开始研究设计核动力反应堆（孟戈非2002）。1965年，中央决定在四川省夹江地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以北京团队为核心，从全国调集几千工程技术人员在那个从未有过工业踪影的丘陵地带建立起“909基地”。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它在大西南的一个山谷里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开发出来第一代核潜艇动力堆之后，从909基地演变而来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几乎20年没有再接到任务，几千人似乎被遗忘在那片山区，并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人员大量流失。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披荆斩棘的队伍仍然于1980年建成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是设计反应堆的关键实验设备），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这种堆型的国家。1980年代末，闲着没事干的核动力院自筹资金，开发出来在美国之外绝无仅有的脉冲堆（可用于模拟核爆试验）。

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工程师们，为中国设计开发了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的反应堆。当中国再次开发新一代核潜艇时，依靠的仍然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在21世纪初年再度依靠引进来发展核电时，这支队伍又差点被抛弃。但从美国西屋公司购买的AP1000问题多多，工期一拖再拖，于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再次被证明是中国核电发展的大梁（路风2009）。

中国的电信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而当时的国际主流电信技术正在转向数字程控交换。在主管部门的“三段式”方针下，该工业经历了大规模进口国外程控交换机（所谓中国电信业的“七国八制”时代——从七个国家的八个企业进口了八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合资生产（以上海贝尔为代表）以及模仿开发等阶段。当这个工业仍然沿着“三段式”道路蹒跚时，解放军郑州通信工程学院的邬江兴团队却于1991年开发出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04机。

邬江兴等人参与过1970年代中国军方主导的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在他们参与的项目部分因裁军而下马后转向通信领域，并经过数年的努力以设计5亿次浮点计算机的思路开发出04机。04机经过1992—1993年的实验局阶段，从1994年开始大量进入市场。这个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直接导致“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崛起，致使电信设备成为中国工业中一个罕见的技术研发密集型工业。发人深省的是，04机不是“技术引进”的结果，其开发团队的知识和能力起源于自力更生年代的研发项目，而这个项目也是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技术源流（04机只不过是这个项目“溢出”的支流），其成果之一就是从2013到目前运算速度名列世界第一的天河二号。

上述例子也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业精神出现复苏，而它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中国工业在“自力更生”阶段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由于这种能力和精神的基础，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可以更大地发挥首创精神时，一些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走上了违反“三段式”政策的自主创新道路，而且每每造成中国工业的技术突破。正是因为中国工业精神的存在和复苏，才促成了2005—2006年在国家层次上提出“自主创新”的方针。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在极度落后并遭到封锁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技术的努力与奋斗，当这种实践被概括为精神符号和行为象征之后，它就被保持在民族的记忆中，变成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因此而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

例如，被“枪毙”掉的运10和红旗仍然“阴魂不散”，虽然它作为产品或研发体系的物质形态已经消失，但它只剩下象征意义的身影却一直纠缠着今天的人们，甚至仍然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运10下马后，围绕着中国要不要再造大飞机的争论从来没有消失过。

每当政治气氛允许或出现什么契机，中国再上大飞机的建议就会被重新提出。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论在2007年得到一个结果：国务院于这年2月正式宣布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最后压倒所有反对意见的力量来自一个历史事实：中国曾经造出来过运10。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中国工业精神的力量：虽然运10作为一个项目因被抛弃而以失败告终，但40年前的壮举却永远改变了历史：因为有过运10，所以中国造大飞机的梦想一直不灭；因为有过运10，所以反对中国研制大飞机的人一直不能占上风；因为有过运10，所以国际航空工业界一直对中国“另眼相看”。

于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10，竟然继续在塑造中国的历史。中国工业精神能够被顽强地继承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主流世界观的框架。从那个基础被奠定后，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主导：一旦遭受强权的威胁，社会主流思维就会转向认同“强国”；一旦遭受经济上的压制，社会主流思维就会重新讨论“富民”的途径。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框架的存在，中国社会对于“强国”和“富民”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主流认知在最近论对于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议论甚嚣尘上，成为促成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社会条件。

运10模型

人们认识到，由美国霸权所维护的国际贸易体系天生具有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压向低端的性质，所以西方国家可以对中国禁运高技术产品，但中国不能不向西方出口稀土和焦炭。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时，中国人不再认为中国可以依靠外资加工组装厂而致富，“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变成政策失误的负面典型，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工业。

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当中国社会的认知朝着上述方向变化时，对“强国”和“富民”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朝着两者本应相辅相成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强国”优先和“富民”优先两个历史阶段后，中国第一次出现把“强国富民”看作是统一体的社会认知。虽然在政治层次上是否能够形成与之相符的方针仍然是不确定的，但这种社会认知的形成及其背后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就是中国工业精神复苏的历史条件。

中国工业精神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要实现“强国富民”就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发展型国家”或“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挤入与大多数较穷国家相对的富国俱乐部。

但是，中国仅仅从其人口规模来说也不可能复制它们的模式。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的GDP总量就会是美国的两倍多。当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时，美国已经“暴跳如雷”，它在自己主导的体系内能容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它的两倍吗？因此，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命，她只有两个选择：（1）如果服从美国体系，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台湾和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条件，在经济上接受充当廉价打工者的地位，于是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强国”和“富民”之中的任何一个，遑论同时实现两者。（2）如果服从自己的大国宿命，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技术和工业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与发达国家鼎足相立，并以自己的发展带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样做并非意味着中国要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也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发生恶性冲突，但它的确意味着中国必须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政治独立、经济自立和国家安全。

由于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这种必要的水平，所以鼓舞中国企业敢于在技术上突破的中国工业精神就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问问自己，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团结一心奔小康”这两句口号之间，哪一个更能激起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