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春】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恶化感到非常担心、也非常焦虑，甚至部分人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前途比较悲观的情绪。然而，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五十年代的中美关系非常差，甚至可以说远远糟糕过今天，但那时的中国人对此却没有太多的人担心。

换句话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依赖美国？这背后的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对我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明确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梳理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整个地位中的演变。而发展中国家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地位的转折点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在此之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主线。

第一阶段，是中国“站起来”时期。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前。这一时期又以中苏分裂作为分界点。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虽然经历过一些困难和“麻烦”，但是积极因素却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才是维持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1959年毛主席和亚非拉青年在一起

从中苏关系恶化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外交基本上完全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正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使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地位；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这一时期达到第一个历史高潮，但总体仍停留在“政治团结”的水平。

第二阶段，是中国“富起来”时期。大致从改革开放到 2009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或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时期也有一个分界点，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此之前，有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于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相当忽视的，为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我们的交往对象重点转向发达国家。不过，也得益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也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一些存在历史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改善。

政治风波发生之后，尽管与发达国家关系仍被视为“重中之重”，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定位也因此得到缓慢回升。尤其是在整个90年代，我们需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一系列的危机，包括1989年后的西方制裁危机、苏联解体后的边界划分问题、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非典，等等。进入21世纪后，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开始变得有一些主动的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点是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的发展，典型是中非合作论坛，但不够系统，发展也不够平衡。

中非论坛扩大了民营企业之间的交流@东方IC

第三阶段，是中国“强起来”时期。奥巴马政府上台、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中美关系逐渐发生质的变化，从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这与中国逐渐“强起来”是对应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日益清晰和完善，我们发现，我们和西方、和美国的交道越来越难打。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不得不重新借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也重新上升。

虽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正迅速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重新上升，但这是一种“消极的重要性”，我们将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当成了对付别人、处理大国关系的一种“手段”，战略意识仍不够强，公众更缺乏此类战略自觉。随着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改变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崛起战略调整，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性也必须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中国崛起战略环境的根本变化在于，发达国家阵营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前发达国家认为帮助中国“富起来”便可使中国“社会化”，从而可规制“强起来”的中国，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国的“强起来”；但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其“富起来”与“强起来”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会化”的。因此，西方试图在中国尚未完全“强起来”之前，改变战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国的“强起来”进程。

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成为了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东方IC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我们可不可能在崛起的过程中加入发达国家世界，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的发展？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继续保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中国的崛起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而中国的大国崛起进入的是“无人区”，我们正在面临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也必然要选择一条和他们有根本区别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即从此前的“体系内效仿型崛起”，转变为“体系内创新型崛起”。

一方面，中国崛起仍需在体系内实现，这决定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仍相当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必须是创新性的，这种创新一是放弃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即武装崛起——经济实力有了之后靠武力扩张，通过掠夺落后国家的利益促进自己的发展。

二是扭转大国崛起的溢出效应，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的“受害者”转变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去做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中国崛起真正的受益者，那么我们和平发展基本上就有保证了。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发展中国家就不是一个手段，而是我们真正的“同盟”。

根据这一战略调整，中国外交应提高发展中国家新的战略定位，改进战略战术。做实中国的“体系内创新型崛起”，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战略自觉：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崛起的，即使“强起来”也无缘加入发达国家阵营，因此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继续植根于发展中国家阵营。虽然对于中国来说，经济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早晚的事情，但是从战略心理上我们应该始终将自身视作“发展中国家的先锋队”，从战略上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二是提供战略实惠：我们正在稳步推进的如“一带一路”倡议、进口博览会等就是中国将崛起的积极外溢朝发展中国家倾斜，这是最直接的战略实惠。不仅是经济上的，间接的战略实惠，如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思想性、安全性、治理性的公共产品，以及强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等也应该有所加强。

东盟文化周上参展方展示特色美食@东方IC

三是完善战略保证机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潜在困境是，中国达成发达国家水平后，如何让别人真正相信我们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或者说仍然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块，如何从战略上得到发展中国家信任？这是一种必须从机制上做的。

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经济体量、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和周边的小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差别太过明显，所以很多国家会寻求“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应对中国，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东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其实现在在做一些事，就是主动让发展中国家抱团，这就是一种战略再保证机制，不是让他们被逼到抱团，而是我们帮他们抱团“集体议价”，这在中非关系中也是一样的，你要平衡，我主动让你和其他国家联合，我们搞三方合作，欢迎你来平衡。

这样的机制今天来讲可能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想法，正在推进。中国对发展中中国家的战略再保证机制的核心是战略捆绑机制，这种捆绑是将中国绑在发展中国家的战车上，而非相反；当前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有这一潜力，但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其内部劳动分工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