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议会上院通过了一项荒诞的宪法修正案，确保印度“穷人”在高校入学和公务员选拔中占有10%的名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哈佛大学正在进行一项比较中印贤能政治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基本设想是尽管中印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两个国家，可以在管理人才方面互相借鉴。

我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经验，深知人才是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有所成就。正因如此，当印度国会通过法案故意将政府和教育等关键领域的顶尖人才配额限定在40%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苦恼。

如何兼顾公平与卓越，是每个民主国家都需要反复斟酌的事情。鉴于历史上的种姓制度，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初为达利特人（印度贱民）和少数部族的人确立了配额制。

这种安排本来是临时性的，但70年过去后配额制度不但保留了下来，还由于政党竞争的关系，其它低种姓也被纳入了其中。结果就是，低种姓印度人的自尊感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但除了百里挑一的尖子们，大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却没有改善。原因有二：一是糟糕的教育制度不关心教育效果，没有让学生掌握工作技能；二是印度不像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其经济模式无法创造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印度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企业高管古查伦·达斯认为，经济改革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贤能政治才是印度应该好好学习的东西

印度惊叹于中国的崛起，却没有领会到选贤任能（meritocracy）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国自古就有任人唯贤的政治理念。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为政以德”。从公元10世纪至1905年，中国主要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来选拔官吏，而他们的晋升都要接受严格的政绩考核。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在争论哪些能力和品德对治国理政来说最重要，如何评判，以及如何通过选拔和晋升更优秀的人才将其制度化。

贤能政治的理念是从中国传往西方的，奇妙的是中转国竟然是英属印度。第一个施行公务员选拔制度的欧洲大国就是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

按照《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制度的局限》作者贝淡宁的说法，是邓小平于1978年重新恢复了中国古老的贤能政治理念。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所知甚详，却忽略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总是戴着选举民主和人权的有色眼镜来评判政治。

贝淡宁告诉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通过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坚持将高素质人才放在国家治理的关键岗位，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坚持选贤任能不仅提升了效率，而且对社会公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中国几乎消灭了贫困，并转型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尽管中国存在大面积腐败现象，但普罗大众仍然对当前的社会契约感到满意，因为它使所有人享受到繁荣和良治。

自1991年印度崛起以来，贫困显著减少，中产阶级扩大。但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成就相形见绌。哈佛大学这个研究项目可能会证实，贤能政治与国家能力决定了中印两国的差距。相比中国，印度的优势在于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赋予人民发声的权力，其劣势则是糟糕的政治治理和教育。

如果印度能少花一点政治精力在配额上，而是多关注一下如何提升治国能力，并把教育和治理等关键部门交给最有才能的官员去管，普通印度公民的生活将改善许多。有了更好的学校，社会弱势群体将享有更多的机会，穷人和出身低微的人也会有更大的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

尽管印度缺陷不少，可喜好争辩的印度人恐怕不愿意用中国的体制来替换本国制度。但中国对贤能政治的不懈追求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民主制度中，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往往会为了迎合当下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比如不让最有才能的部长和官员主管教育和医疗部门。这就是为什么一堆榆木脑袋会成为教师、警察和基层法官的原因。

贝淡宁指出，即使在中国政府的最基层，官员的选拔和晋升都坚持了能力优先的原则。这样一来，中国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政治领导人自然便有了执政合法性。

印度新的10%配额政策具有明显缺陷，很可能经不起司法复核。即使它侥幸通过，印度也应该重新审视以配额制为基础的社会契约了。多样性的初衷是极好的，但有更好的途径来落实扶持弱势群体的行动。配额制另一个糟糕之处是它分散了国家的精力，无法全力投入优秀人才的培养。对印度而言，21世纪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民主制度和贤能政治结合起来，以确保各级政府都由最有才能的人来领导。

所以，让我们学习中国同时实现繁荣与平等的方法。当优质教育与贤能政治结合在一起，低工资将成为一种竞争优势，它可以通过开放的贸易体系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转化高工资。这便是我们改造印度的道路。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印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