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1月8日至9日印度爆发了号称“史上规模最大”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尔后经国内媒体的轮番报道，这则消息以“200000000人上街，印度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罢工”的夸张标题在中国互联网上大肆传播。

其实，看到这一则新闻的那一刻，我心里是充满不屑的——如果你经常阅读印媒文章，就会发现几乎每年印度都会有那么几个群体性事件号称“史上最大”，简直令人疲劳。这种“史上最大”的描述与其说是写实描述，不如说是一种习惯性的夸大宣传，还有为了各种目的而虚假宣传的重大嫌疑。

因此，相比研究某一次极有可能被夸大的群体性事件，不如研究将“罢工游行”作为一种印度社会的普遍现象进行研究。那么问题来了，印度的大规模罢工究竟什么样？有什么趋势性规律？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地时间2019年1月8日，印度，印度工会发动48小时的全国大罢工，来自各个工会的成员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莫迪政府的劳动政策，要求政府控制物价上涨、保障就业，提高薪资。来源：东方IC

作为社会现象的罢工抗议

如同在冰天冻地中生活的因纽特人善于为各式各样的雪创造出专有的词汇，以“非暴力不合作”闻名天下的南亚民众也在细分领域下功夫，为他们种类繁多的街头活动创造出了极为生动、具体的词汇体系。

例如，如果只是单纯的工人拒绝上工，那用“Strike”就足以概括；而如果这些人不仅拒绝上工，还聚集在一起搞示威，那就成了“Bandh”；如果这些集会的人还搞起了绝食，那就成了“Bhukh Bandh”；如果这些示威的人的主要活动是静坐，那就又成了“Dharna”；如果这些人在静坐之外还喜欢堵路、包围，那又被称为“Gherao”；当然最厉害的还要数大规模、综合性的“合塔尔（Hartal）”。所谓Hartal不仅囊括了以上所有的行动，还特别强调大众参与，换言之把罢工、游行、街头抗议搞出了节日嘉年华般的氛围和感觉就可以被成为Hartal。

在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在内的南亚国家，罢工、游行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度民众并不把这些行动当作烈度很强、阈值很高、需要酝酿良久才会爆发的反抗性群体行为，反而把它当作日常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以洋葱（प्याज़,pyaaz，“皮牙子”）为例，如果风调雨顺，洋葱产量大增，价格走低，那么菜农就会成群结队上街，抗议“菜贱伤农”；而一遇水旱蝗虫，洋葱产量歉收，价格蹿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居民也会成群结队上街，抗议“菜贵伤价”。单单是一个洋葱价格就能引发如此之多的骚动，遑论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总而言之，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挑战面前，对于印度民众来说，找一个聚起来搞事情的理由易如反掌，但是找一个足以说服人们不搞事情的理由却异常困难。

在游行抗议这类社会活动中，印度人并不能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但是为了表明立场和态度，同时坚定信心，他们仍会义无反顾投入一场场街头运动，哪怕只是并无实际效果的情感发泄也无妨。作为感情宣泄的出口，这些群体性社会行动也确实有助于印度社会在难以解决现实困难的情况下，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泄和减压。

这种对于街头运动的习以为常、甚至赖以为生的情势，深刻内化于印度民众的日常话语中。去参加Hartal也许是印度学生最惯于使用的缺课理由，而面对这些“社会责任感”爆棚的学生，老师在大部分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此以至于，我的印地语老师当年就常常把那些上课缺席的同学戏谑的称为“去参加Hartal了”——“Jacky isn’t here today, he must have gone to Hartal！”

作为历史传承的罢工抗议

在南亚次大陆风靡的“抗议文化”的合法性来源是各国共享的历史遗产。当年，英属印度的民众在国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而圣雄甘地也意识到那些日常惯用的词汇已经无法涵盖这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体行动。这时，甘地就从他的母语古吉拉特语中借了Hartal一词到印地语中，用以形容国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反英行动。因此，Hartal一词从此就南亚次大陆民众的权力觉醒运动牢牢联系在一起，从而肩负起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印度独立抗争主要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完成，而直接针对殖民者的暴力革命和武装反抗并不是独立抗争的主角。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在世界其他地区反殖民运动中历史地位有限的街头抗议活动，在印度就获得了神奇的历史光环加持。

既然Hartal是现代印度的助产士，那么它也被认为是确保现代印度“延着正确路径前进的保险杠”。在印度当代社会的语境中，不管什么群体，只要是发起Hartal，就会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替天行道”的自命不凡，仿佛圣雄甘地的附体，获得超越现实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交代。这大概是为什么，印度民众在为自身利益诉诸街头运动的时候显得尤其理直气壮。

从这种历史沿革上看，Hartal的意义恰恰在于标榜民众诉求的道义合理性，而衡量这种道义合理性的标尺却是简单粗暴的出席人数。这一逻辑引申的结果就是，Hartal的组织者每次都会刷新参与者人数的纪录。很简单，因为如果组织者能够发动的人数越多，Hartal就越能彰显他们所能够代表的民意，也就获得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但问题在于，在数字化管理能力低下的印度，没有人真的会去活动现场一个一个清点人数。这样一来，其实每次Hartal参与人数都不是准确的统计结果，而是将各个参与社团的成员人数加总的粗略估算结果。这样做的好处是，估算出来的巨大数字唬人效果拔群，用来壮大声势刚刚好，但缺点就是常会陷入虚高的数字之中，最后落得毫无可信度可言。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印度的示威游行的规模每年都在“勇创新高”。

当地时间2019年1月15日，印度奥里萨邦Bolangir，印度总理莫迪现身当地出席一场政治集会，为2019年大选积极造势。来源：东方IC

作为一种政治博弈的罢工抗议

既然Hartal被印度人当作是困苦生活的发泄减压阀，且还具有历史光环所加持的道义属性，那就绝免不了成为周期性政治博弈的杠杆和载体。随着印度2019年大选的临近，印度再度进入大规模罢工抗议高发的时期，各种Hartal此起彼伏，横扫全国。这次号称“史上最大”的Hartal，就是由国大党领衔，并由其他中左翼政党联合动员而成，参加成员包括印度最大的10个全国性工会和学生、农民、小商贩团体，人员加总号称2亿之多。

在大选前的敏感时期，印度大规模街头运动的外部政治动因要远远大于其内部的的社会动因。因此，与其从抗议者的提出的种种诉求中寻觅线索，还不如从政党竞争的态势上找寻动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某一政治势力的宣传造势所利用。这次号称有2亿民众参加的“史上最大”Hartal，虽然和印度社会积累的反莫迪情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最大的驱动因素仍逃不过大选前政党的缠斗。例如，虽然号称“全国总集会（Bharat Bandh）”，但印人党和国民志愿团所属的工会组织“婆罗多工人联盟（BMS）”不仅不为这次合塔尔背书，还表示公开反对。

从这个角度上说，与这次合塔尔相对应的，应是前段时间印人党在喀拉拉邦和北方印地语地带掀起的宗教保守运动。通过强调宗教叙事，印人党借“妇女进庙”、“神牛保护”、“重建罗摩神庙”等议题集结数千万民众的支持，而在莫迪的领衔下，印人党又掌握了强调效率的“经济发展”制高点。对此，世俗而又强调公平的国大党最好的应对方略就是发起了反对劳工改革、反对征地改革、反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反对变卖国企资产的反莫迪社会运动。

在莫迪的领先下，印度通过宗教进行社会动员，并通过有利于资本的改革为工业化扫清障碍。与此相应，国大党只能攻击莫迪改革过于偏向资本，而破坏了印度立国历来赖以维系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准则。在这种左右尖锐的对立中，Hartal在印度已经从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遗存变成了政治博弈工具——虽然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但却可以发泄怒气、制造声势、榨取政治红利。

结语

在印度这样拥有十多亿人口，又风行街头抗议文化的国家，以亿为规模的社会活动其实每天都在上演。问题是，他们究竟是低水平重复而毫无营养的社会动乱，还是觉有革命性觉醒精神的开拓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