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我们将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日。20世纪初的那场大国战争曾被称为“终战之战”，当然它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于一系列人们未能预料到的灾难性后果，更多战争接踵而至，全球地缘政治版图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绘。

尽管中美关系下个阶段的轨迹还远远没有定型，但当未来的人们回顾2018年时，很可能会发现这一年标志着21世纪两大强国从和平共处转向某种新形式的对抗。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指责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窃取知识产权，强化军事进攻以及干涉美国国内政治。特朗普政府早已开始重新定义未来的美国对华战略，彭斯的讲话只是美国一系列官方权威声明和政策当中最新的一个。其它文件和事件包括去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今年1月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9月美国国防部关于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的报告，当然还有今年6月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

美国的这一系列原则声明意味着过去40年的对华战略接触期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战略竞争时期。美国的种种转变都基于同一假设：此前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 中国国内市场没有对外国商品和投资充分开放; 中国在建立另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当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 以及中国国内政治不但没有变得更民主，反而进一步走向了列宁主义。

如今，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已经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基于这一事实，华盛顿方面做出压制中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战略的决定，是无可避免的结构性回应。美国公开的对华政策与以往截然不同，这种全新方法似乎得到了美国政府机构、国会以及大批企业的广泛支持。但在考虑实施这套政策带来的影响时，美国的战略学者需要为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做好预案——这些可能性包括中美关系从战略竞争迅速恶化到“脱钩”，走向对抗、遏制，甚至最终爆发武装冲突。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十问

随着华盛顿方面开启根本性转变，将战略宣告变为可执行的政策，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和盟国必须要考虑一系列重大问题。

首先，美国最终期望获得什么？如果中国非但不顺从彭斯在演讲中提出的要求——包括“公平且对等”的贸易协议，结束“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行为”和“强制技术转移的掠夺性做法”——而且还提出明确的反驳，美国应该怎么做？如果美国的新战略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标，反而使中国更偏向重商主义、民族主义，使其斗志更加昂扬，又应该怎么办？这里有两个宽泛的可能性：中国要么顺应美国的意愿做出让步，要么加倍力推现行政策。

其次，如果说我们当前处于战略竞争时期，那么新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什么？中美两国要如何就这些新规则取得共识？还是说，除了在战略竞争你来我往之间逐渐形成的规则之外，已经毫无其他规则可言了？今后美国要如何处理海上（例如不久前中国军舰迫近美军迪凯特舰事件）、空中、网络上的危险事件？以及如何应对核扩撒、第三国境内的战略竞争、美国国库券购买和销售、汇率变化等主要政策领域的变化？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点密切相关：今天的中美两国之间是否还可能拥有共同的战略叙事，并以之作为两国未来双边关系的理论参量？既然当前还没有新规则能界定两国关系的参量，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根本点又缺乏共同的概念框架，中美两大强国要如何避免在有意或无意间滑向新的冷战，进而爆发热战？

第四，鉴于美国某些战略规划者可能正在考虑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从战略竞争升级为全方位遏制和全面经济脱钩，乔治•凯南1946年发给国会的“长电报”和他次年以“X”为笔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都值得仔细阅读。凯南认为，如果美国的遏制战略正确实施，苏联很可能在内部压力的作用下分裂。然而把这个假设应用到今天的中国身上则有过分夸大之嫌，如果美国推行类似的冷战政策，内部矛盾会压垮中国的体制吗？中国经济规模之庞大，它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经济接触程度之深，新技术赋予国家的管控能力之强，应该让那些认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苏联的人停下来仔细想一想。

第五，难道美国真的认为中国威权资本主义跟苏联共产主义一样，对民主资本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吗？苏联在世界各地扶植了大批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附庸国。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国也在这样做？如果有，那么中国这样做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还是说，中国的做法其实与苏联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持一种近于不可知论的态度，它只是借着经济占全球份额不断扩大的势头，建立了一支各国自愿加入联盟，而中国只有在对外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动用这部分政治资源。

第六，面对中国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承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特惠贷款、对口援助等——美国是否拿得出对等的战略方案？华盛顿方面是否还会继续削减对外援助预算并缩小援助人员规模？美国当年能从苏联人手里争取到西欧，靠的是马歇尔计划。今天的美国光凭与欧亚、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感情，不足以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取胜。

第七，在特惠贷款和赠予援助以外，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今后将如何与中国在亚洲和欧洲的大规模贸易投资进行竞争？美国取消了与亚洲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将如何影响未来美国在亚欧地区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中的重要性？对亚洲和非洲来说，中国已经是比美国更重要的经济伙伴。同样的情况可能很快会出现在欧洲和拉丁美洲。

第八，鉴于以上这些原因，美国有信心让盟国接受其对华竞争战略吗？美国的许多盟国可能会选择两面下注、骑墙居中，静观美国的转变究竟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第九，美国要怎样从思想观念上争取其他国家，才能使它们不支持中国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转而支持美国新战略带来的替代方案？彭斯虽然吹响了战斗号角，但那场口才上佳的演说以美国利益为主线，完全没有诉诸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而二战后美国领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时对此曾有清晰的阐述。 “闪亮的山巅之城”今日安在？我们是否不得不在两个现实主义大国之间做选择？

最后，美国和盟国的战略学者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即中美关系一旦决裂，近期内全球经济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遭受怎样的影响？如果中美两国经济彻底脱钩，双边贸易即便不崩溃也会显著下降；它将反过来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明年的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再来看联合国不久前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该报告警告称由于主要碳排放国家迄今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地球可能面临灾难。如果全球环境秩序失灵，中国回归从前的国家碳排放标准，降低约束将意味着什么？中国目前恪守2015年在《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中作出的承诺。美国缺席谈判已经给应对气候变化制度造成了不利影响。如果美国正式退出巴黎气变协议或者中美关系大面积恶化，中国都可能退出巴黎协议。尽管当前的美国政府可能并不在乎这一点，但美国几乎所有的盟国都对此非常重视。

第三条路？

许多人基于工作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地关注中国崛起，尤其关注中美关系。他们十分清楚，上述问题牵涉到思维和政策的高度复杂性。可我仍然担心，随着谩骂诋毁中国的现象在美国越来越常见，社会上开放、审慎讨论对华关系的公共空间不断缩小。

在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面前，那些寻求解决方案的人可能落下“绥靖者”或“熊猫拥抱者”的骂名；而那些建议美国采取更强硬措施的人则被简单地批评为“冷战战士”甚至“战争贩子”。

我们还需对任何新形式的麦卡锡主义保持警惕，避免对那些试图解释中国崛起复杂性的美国人扣上“非我族类”的帽子，因为他们要回应的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至关重要，那就是中国现在在做什么，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在美国的外交战略界，包括智库和学府，尚处于酝酿之中的对华思维已经开始悸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在分析和决策时都应该力求清晰明确。

随着全球掀起一场关于中国的大讨论，我作为澳美百年同盟的长期支持者，坚决站在避免战争的一边。中美两国并不是非战不可。换句话说，中美双方以及国际社会都需要在投降和对抗之外寻找可靠的第三条路，帮助我们绕开修昔底德陷阱。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