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佳】

前几天巴基斯坦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提交了30年以来最大的紧急援助计划，要求贷款70亿美元，以偿还其到期的外部债务。

早在8月份，巴基斯坦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援助申请计划，中国也已借给巴基斯坦20亿美元帮其度过紧急难关。然而，这对于巴基斯坦目前的需求还远远不够。仅2018年巴基斯坦政府需偿还近90亿美元，明年情况将继续恶化，需偿还127亿美元。中国政府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巴基斯坦的债务问题，而巴基斯坦在多方求助无果后只好求助于IMF。

美国在IMF中占有最大份额，拥有17.68%的投票权（中国在IMF拥有6.49%的投票权，仅次于日本），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举足轻重。特朗普认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是巴基斯坦财政赤字的一个主要原因，提出在考虑救助计划前巴基斯坦应把中巴经济走廊的所有债务细节都向IMF汇报。虽然实际上“从巴政府公布的债务结构看，走廊债务在巴债务构成中占比很低，不是造成当前巴财政困难的原因”，但迫于经济压力，巴基斯坦政府也只能同意了这一要求。

IMF将在11月7日到达巴基斯坦对情况进行评估，届时不管IMF是否批准援助计划，都将获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第一手信息。无疑这使中国的境况非常被动，因为IMF极有可能会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威胁巴基斯坦政府就范，接受不利于项目顺利进行的条款，甚至暂停或中止走廊建设。

资料图来源：东方IC

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异同

巴基斯坦目前所处的情况和2009年末开始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非常相似。希腊债务危机曾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的存续，尽管近期有所缓解，其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如果主权债务问题在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纷纷出现且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同样将会给中国及整个欧亚大陆地区带来非常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首先来看一下希腊债务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2001年华尔街著名投行高盛通过“货币掉期”的创新模式帮助希腊制造了一个体面的公共负债表，使其顺利加入欧盟，希腊开始使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

欧元于1999年开始成为欧盟的统一货币，其初衷是降低欧盟区的贸易成本，进一步实现欧盟经济一体化。在欧盟引入统一的货币欧元给德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带来极大好处，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比原来更低了，有利于其增加出口。而对于希腊等较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则会更高，但是由于加入欧盟意味着欧盟会为这些国家的贷款背书，有助于其吸引外资。

希腊由此迎来了近1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期。但是，这一切的背后是政府腐败、人口老龄化、产业发展落后等严重问题。

外国投资意味着希腊的银行可以放出更多的贷款，很多希腊人明知无法还贷还是能从银行得到贷款，地方政府也开始慷慨地发放工资和奖金。直到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希腊人才意识到政府和他们一样从未对未来有过什么像样的规划。

希腊工人罢工游行，反对希腊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图/东方IC）

更糟糕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和希腊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只有依靠德国人拿出更多、再更多的贷款，毕竟“欧盟”从根本上说是德国人倡导的政治理念——而非一个经济理念，而且他们在利用统一欧元降低本国生产成本方面占了最大的便宜。

这一切似乎正在巴基斯坦上演。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过去几年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包括几十个大型发电站、大坝、公路和铁路等项目，其中瓜达尔港作为未来能源运输的重要港口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中国）无疑在过去2-3年刺激了巴基斯坦的经济，衡量巴基斯坦股市走势的KSE-100指数在2016-2017年屡创新高，是全球新兴经济体中最好的投资标的。

外国直接投资大大拉动了巴基斯坦的内需，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发展，也给其纺织、化肥、机动车辆等工业化发展带来了希望。巴基斯坦是传统的农业国，棉花等农作物一直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和出口创汇资源；而外资在巴基斯坦主要投到电讯、能源等领域，有助于其经济向更高端的制造业转型。

然而，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底子较差，短期内较多的外资投入和本国较差的公共政策服务能力不可避免地滋生大量的腐败和资源低效配置问题，且一旦外资投入减速很多问题会立刻显现。这个问题不久前就发生在希腊。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巴基斯坦民众来说代表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利益，然而这些利益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未得到好处的地区民众对走廊建设仍持一定的怀疑态度。瓜达尔港地处俾路支省，当地民众和巴基斯坦军方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怨，而港口建设意味着军方在当地的势力扩大，当地民众和军方的矛盾凸显。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把中国卷入巴基斯坦复杂的国内政治中去。

当然，巴基斯坦与希腊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

首先，在希腊的外部投资一般都要求较高的回报，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性和开发性贷款，政策性优惠贷款利息为1.6%，远远低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市场的贷款利率（分别为5-8.5%和12%）。在利息偿还方面，巴基斯坦政府承受的压力远远小于希腊，且很多条款都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其次，在希腊的外国投资并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主要依赖希腊本土的农业和旅游业，这些产业作为长期投资的价值不高，而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大多数为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着眼于10-20年后物流运输渠道畅通后稳定的收益。中巴经济走廊计划投资金额为620亿美元，其中约33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

巴基斯坦地处中国和中亚、南亚和中东的重要贸易通道，联通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和石油输送，因此中巴经济走廊未来的收益多少取决于整个欧亚非大陆经济的整合程度及国际物流行业发展的情况。

巴基斯坦地图

此外，希腊的经济问题源于欧元区的基因，统一的欧元导致希腊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过高，不利于其对外出口，除非对欧元区的货币体系做出重大调整，否则这个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而巴基斯坦在货币金融等政策问题上完全自主，外国投资带来的外部性很小。

巴基斯坦可以如何脱困？

巴基斯坦政府债务问题不单是其自身公共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巴基斯坦地处整个“一带一路”地图中的核心位置，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一旦巴基斯坦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对中国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一带一路”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早在19世纪70-80年代，英国国内经济增长较之前有所放缓，伦敦吸引的大量国际资本开始到海外寻找利润更高的投资项目。此时英国北美、南美、非洲等地的殖民地需要修建大规模的铁路和公路，这些建设项目一般都有当地政府贷款或主权信用担保。因此英国对外投资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到了这些地区的铁路，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

尽管这些投资都有政府信用担保，当时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发展也已初具规模，事实上都存在较大的风险。不同的是，当时的绝大多数投资都以民间资本的形式运作，英国政府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担心资金的低效运作问题。此外，很多投资都来自英国以外的资本，只是由伦敦的专业投资者具体运作。

这给目前“一带一路”资金来源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一带一路”投资是否也能由中国国家政策性、开发性资金推动转换为民间资本驱动、吸引国际资本参与的模式，政府由建设项目的主导者换位为服务的提供者？这也许无法解决近期的巴基斯坦等国债务危机问题，但可能会避免出现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已有的投资项目应有合理的私营资本进入通道，允许民营和国际资本通过股权收购等方式参与“一带一路”投资。

其次，鼓励项目商业化运作，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渠道支持，而不是直接参与项目对接。

再次，由国际专业投行团队参与评估新项目的可行性，重新评估已有项目的盈利空间，对于没有前景的已经前期投入的亏损项目及时止损。

本文作者魏佳，亦为金砖智库（CBGG）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