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是一个日益紧迫的大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态势，各种西方主义思潮汹涌而入，为嗣后的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观念和思想武装。

但自上世纪90年代始，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成为了学术界口号，启蒙的躁动日益被纳入学院体系的科学化建设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院体系的学科、方法、标准成规模地引入中国高校，大学日益高大上，学术门槛日益抬高，学术话语权日益睥睨经济社会现实生活，久而久之，在学科规范化过程中，社会科学日益显示出脱离实际的教条化、八股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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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实践及瞬息万变的新技术革命，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与知识生产能力明显不足，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能力。

其次，在引入大量西方学术体系之后，专业化、学科化的态势日益明显，其弊端则是新的教条主义盛行，以西方问题为问题，以西方方法为方法，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与中国本土的社会进程严重脱节。

第三，社会科学界知识生产的西方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形成明显反差，现实生活不断为中国开辟着新的道路，而学术研究则大多对此视而不见，关起门来不断重复着西方的概念体系，其学科化、专业化的长期知识生产结果，就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从观念和教条出发，指摘与批判现实的“知识愤青”，学术发展成为现实生活的严重桎梏。

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与中国形势，社会科学日益失语，在与日渐呈现颓势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竞争中，中国社会科学未见强势，反而左右逡巡、前后失据，几乎丧失了知识与学术的话语权。

反思上述弊端，其总根源乃在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新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丝毫不亚于建国前30年盛行的“左”的教条主义，只不过它被学术化、专业化的面貌装饰了一番而已。

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必须经由中国化路径一样，西方的知识体系欲成为与中国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理论，也必须经由中国化、本土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必须将理论还原到实际生活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去芜存菁、去伪存真，进而上升为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紧密融合的新理论和新知识，并同时创造出中国的方法、标准，乃至形成可与西方知识体系并行不悖的、新的知识体系。

中国正在经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国崛起、新技术革命等崭新变数正在重构21世纪的世界格局，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社会科学新学术、新知识的指引。社会科学，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落伍状态了。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8年10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