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中国道路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和后40年的关系，不管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不同看法。

—种看法， 以近年来出版的两本英文书为例。 一本是 The Great Surge: The Ascen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大浪潮：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于2015年出版，为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C·拉德尔利特（Steven Radelet）所著，颇有影响力。该书认为，1976 年毛泽东的去世改变了全球贫困的方 向。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启蒙时刻：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案例》），于2018 年出版。与拉德尔利特的说法相同，平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障碍，有他的时候中国是贫穷的、弱势的，什么事也干不了；没有他，中国和世界都可以发展。这是某些外国人的看法，国内恐怕也有少数人持这种看法。

另一种看法更接近中国官方立场。这种立场体现于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前

30年的评价：“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习近平认为共和国前30 年对于后40 年是奠基，跟前面两位外国学者的看法截然不同。 这两种看法，一种可称为“断裂论”，另一种可称为“连续论”。“断裂论”认为不需要任何基础，仅靠改革开放就足以产生伟大的成果，无论是1978 年还是1949 年，只要没有毛泽东，事情就好办。“连续论”的看法恰恰相反，指出只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才能取得辉煌成就。 

一、解放前的中国

“断裂论”与“连续论”哪个正确？我想只有先了解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再分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才能准确地理解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成就。而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外部屡受侵犯。从1840年到1949 年以前，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中国几乎在每场战争中都被打败，损失惨重，最后抗日战争中国惨胜。据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统计，1840 年以后， 中国与22 个国家签订了745 个不平等条约。在这745 个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从1841 年到1912 年70年间签订了 411 个，北洋军阀政府在位15 年签订了243 个。即使到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28 年以后 22年间，也有 91 个条约可认定为不平等条约。解放前的中国就是如此任人宰割，最后是中国共产党让中国 彻底摆脱了这种境地。

第二是内部四分五裂。从 1912 年以后，国内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多个省份受战争影响，内部四分五裂。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一度宣布全国统一，但其真正能掌控的地方大概只是上海周边几省，其他地方被各地军阀把持。1949 年以前，中国没有实现统一。

第三是政治分利集团强大。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Jr）提出了“分利集团”概念。分利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想方设法把现有的蛋糕切出一大块归自己，哪怕阻碍社会进步也在所不惜。分利集团会阻碍社会进步，使国家一步步走向衰退。而解放前中国的分利集团就是压迫人民的地主阶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曾试图推行温和土改，但遭遇分利集团拼命抵抗。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属于这个分利集团，一旦要动真格，就出了问题。

第四是社会一盘散沙。这“一盘散沙”的说法出自孙中山，意思是中国人口多，占地广，但在很多地方人们的认同都局限于狭隘的家族、地域的认同，只知有家、有家乡，不知有中国，或者知道也不觉得这概念很重要。孙中山对此痛心疾首，有人做过统计，他一生中至少25次提到“一片散沙”，2次提到“一盘散沙”，8次提到“散沙”。提及时间，最早是 1912年4月10日，最晚是1924年4月13日。所以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要把人们凝聚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群体。然而，一盘散沙的状况直到1949年也没有得到改变。

当时社会一盘散沙，还体现在“土匪横行”。据193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1930年时的土匪人数保守估计为2000万。动荡的民国基本是无处不匪，无时不匪。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是5亿人左右，其中成年男人不足2亿，而这不足2亿里就有2000万左右是土匪，占比超过十分之一，真可谓土匪遍地。美国人贝思飞 (Philip Billingsley) 所著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也提到，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掠夺性的土匪活动在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从1944 年起已经几乎见不到土匪活动， 即使在陕北传统上的“盗匪老巢”也是如此。消灭匪患是中国人几十年、几百年的梦想，实现这个梦想，最终还是靠共产党。

第五是经济结构落后。1927到1937年被国民党政府称为“黄金十年”，然而当时经济增长缓慢。从1914 到1936 年期间，中国GDP 的年增长率，时高时低，平均增长率仅为2.7%。经济落后的结果是普遍贫困，彼时孙中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不是没有根据的。

第六是教育落后，文盲遍地。1936年，全国范围内大学不过百余所，解放前夕，中国只有89所大学和52个专科学校，在校生共计8万余人。民国从1912到1949年38年间一共只有21.8万人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平均一年不到6000人。李中清的《无声的革命》一书中提到，1931年国民政府的调查显示，当时能上专科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地主、富农、商人、学界、政界、医生、军、警家庭，极少出自工农阶层。

第七是健康水平低下。健康方面可用死亡率来衡量。1949年以前，依据不同的测算结果，中国每年的死亡率位于25‰到45‰之间。与全世界留存有同类数据的国家比，当时中国死亡率均列最高。

概括而论，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想实现繁荣富强是不太可能的，重新打好基础还得靠共产党。

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我们接着来探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首先，这一时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第一是独立自主。政治基础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终于实现独立自主了。从晚清七十年开始，中国就难以独立自主，再到北洋时期、民国“黄金十年”以及后来日本入侵、打内战，中国都难以自主，几乎每次战争皆为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的第一仗抗美援朝，是帝国主义强加、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中国胜利。这也是场标志性的战争，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在战场上输掉，没有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外敌入侵，应了毛泽东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第二是国家的统一。1949年以后，中国办成了另一件大事—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乱与动荡，中国大陆终于再次实现了持久的统一。笔者认为，中国在制度上实现稳固的统一，要到1956 年左右。从1948年到1956年，中共通过在组织、军事、经济、财政上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才创造了一个国家统一的稳固局面。

第三是社会稳定。民国时期土匪猖獗，刚解放时匪患依然没有消除。从1950年到1953 年，解放军先后抽调39个军140多个师的150万兵力，共歼灭土匪特务武装和争取匪特投降总计达260余万人，结束了中国匪患久远、为害甚烈的历史，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安居乐业，稳定了社会秩序。社会稳定还表现在解放后犯罪率始终保持在较低状态。从1950年到 1980年的犯罪率变化情况来看，刚解放的1950年犯罪率较高（约十万分之90），往后犯罪率虽有波动，但基本在50左右。如此之低的犯罪率与新中 国大力消除匪患、社会和谐关系密切。

第四是铲除了“分利集团”。奥尔森在其遗著《权力与繁荣》中拿中国和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的革命彻底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再存在任何强势的“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扫平了道路。

其次，繁荣富强的社会基础同样重要：

第一是实现了更高的社会平等。土改使绝大多数农民受益，这是最大的社会平等。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凡是经过土改的国家后期的经济增长都比较快，未经土改的地方后期增长较慢。换言之，解放后进行的土改成果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如果包产到户时，中国未经历平均分配土地，而是依然由地主、富农等占有大量土地，其他人少地或无地，则阶级矛盾激化，改革开放无法成功。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收入分配也比较平等。有跨国研究发现，社会越公平，其后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更快，而不是更慢。

第二是提高了人民健康。这部分可借用“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来衡量。1949 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约为35岁，到改革开放初期，预期寿命已达68岁，翻了近一番。人民健康了，死亡率下降了，这本身就很重要，还附带为中国提前带来了人口红利。

第三是普及了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尤其在早期阶段，基础教育—即小学、初中、 高中—更为重要。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这个国家的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前的教育水平可能不够高，但至少大批人都接受了基础性的教育，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最后来看一下物质基础：

农业基础是物质基础的第一条。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主要是农业国，要以农业为基础率先解决吃饭问题。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当时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后40年恐怕很难做到，或者需要花费巨资才能完成：一是大兴水利——现今中国有近87000个水库，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修建的；二是有效灌溉——1952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为1996万公顷，到改革开放初期，就达到约4500万公顷，增长超一倍；第三个成果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增加，吃饭问题到改革开放初期就大致解决了。

第二是实现了工业的主导地位。1952 年，农业占国民经济的51%，第二产业约占28.2%；到1978年，农业降到28.2%，而工业占比上升到约47.9%；改革开放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长期维持在48%上下的水平。如果说中国曾发生过工业革命的话，它主要发生在新中国的前30年，这次革命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的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变成以工业制造业为主。

第三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新中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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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三个体系。一是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如电子、航空、航天、核能等。二是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有言：“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

国民经济体系中包括一个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体系。到改革开放前这体系也已经建立起来了。三是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体系，虽然无法与今天的交通设施相比，但至少在当时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下为中国建立了一套交通运输体系。这三个体系为后40年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

了解了前30年的奠基作用，我们才能谈后4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过程，更是政治过程，经济基础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与 40 年前完全不一样，出现了无数种新的职业、阶层，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则使得上层建筑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更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也使得各种资源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出现了变化。

对于这40年的变化，不同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有一些人士认为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还有太多社会主义色彩。什么是社会主义？ 不同的人理解完全不同。1958 年，在推进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推荐过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里对共产主义社会描述得很细致，另一本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当时这两本书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提供了参考。改革开放刚开始时，邓小平不止一次在会见外国访客时提到，不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即使在今日，大家也未必敢说有清晰认识。

但是，不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不去尝试，不朝这个方向努力。过去40年，中国仍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走的过程，可称为“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不是一帆风顺，但大方向基本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体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体考虑问题，要考虑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祉。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历程。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从 1949 年到今天，中国走过的历程可概括为社会主义的三个版本：

首先是“1.0 版本”，这个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 1980 年结束，是“匮乏阶段”。 按照中国官方数据，如果用 2017 年国际美元作不变价格计算，1952 年中国人均 GDP是239美元。

这也就是说，平均而言，所有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稍微出现一点不平等，就会造成一部分人富起来，成为社会的精英，而另一部分人连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的状况。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760美元，每个人每天平均不到2美元，基本上仍是处于国际贫困线下。那时期非常强调社会平等，不仅有经济上的理由，还有伦理方面的理由。今天我们可以批评它过于平均主义，但基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为了让大部分人活下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的努力，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实现。这个时期的主线是保证所有人都有饭吃，所有人都能维持基本生活，避免战乱，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医疗条件，使得人力资本素质大大提高，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是“2.0 版本”，即 1981 年至 2000 年前后的温饱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当时中国刚跨出贫困阶段，要解决温饱问题，不是要提升饮食质量，而是要吃饱一点、穿好一点。那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越走越平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二是着眼于社会底层民众福祉。1983年，人民公社取消，1986年，中国出台扶贫规划，这期间中国扶贫走在世界前列。在这20年里，全世界的减贫成果主要都发生在中国，这显然非常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

最后是“3.0 版本”，即要在2000年至2020年彻底消除绝对贫困。

这时候中国依然着眼于最底层民众的福祉，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同时，稳定解决十几亿人温饱问题之后出现了几个新问题，即私人消费对产品与服务提出了高质量与多样性的要求，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与社会福利改善的关系开始递减，社会主义3.0版本要回应以上的新变化。

2000年之前中国基本没有社会政策，只有经济政策，但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社会政策。社会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系列与公共、社会相关的问题，如衣与食问题大体解决后，要解决住与行问题。1998 年房改，虽然出现住房商品化、货币化，但绝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出行难问题也得到巨大缓解。在住、行问题解决后，同时解决宜居、畅通、平安、生态、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这三个版本之后，即是2021到2050年间的社会主义强国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用到“需要”这个词，但是有时候又用“要求”一词，这两个词的政策含义非常不同。无论哪个政府都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的要求，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为相对于需求的必要性，要求或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可以做到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就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

从改革对象方面来看，过去40年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受益者众多，而受损者保持在少数状态，如果走偏就会出现危机。从经济角度看改革，改革带来了增长和效率，经济改革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从政治角度看改革，即便整个国家总体受益，也势必会产生“受益者”与“受损者”这样的不同群体。受损有绝对意义上的受损，也有相对意义上的受损——“绝对”是指福祉水平下降，“相对”是指一些阶层的受益比别的阶层受益更大。让改革成为全赢游戏，而不是零和游戏，这一点至关重要。

中国在以下两个阶段有着深刻的教训：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高失业率，几年间有6000万人下岗失业。这两件事不仅造成经济上的问题，也成为政治上的麻烦。如果改革使国家总体受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那么即便受益者群体对受损者群体做出补偿，他们仍将受益。但这种补偿不会自发实现，必须由政府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受损者予以补偿。如果政府一时缺乏意愿或能力这样做，民众的反弹会迫使政府意识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提到的“左一脚，右一脚”，从1999年7月1日起，中国政府较大幅度增加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水平提高 30％；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提高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补发拖欠的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等。为落实这些措施，国家财政共增加支出540 多亿元，全国有8400多万人受益。这只是一个开端。自此，中央开始逐步建立兜底政策网。2002年中央提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中央接连出台文件督促各地要做到“应保尽保”：2002 年低保突破2000万人，之后人数保持在2200万到2300万之间。

2003年以后，开始出台系统性的社会政策，从农村重建、合作医疗、全面医保到养老保险推广到农村与城市居民，直到出现社会保护方面的“大跃进”。

从改革方向和改革对象来看，中国过去40年仍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朝着为改善大多数人福祉方向行进。虽然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但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四、总结—中国道路的六条世界性意义

前30年和后40年是什么关系？我们自己评价，不足以让世人信服，在此，本文引述两位旁观者的观点。

第一位是国际知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他的论述常被国内学者引用。

关于新旧中国的对比，他谈道：“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其实中国当时比印度还要糟糕。）对改革开放前的情况，阿玛蒂亚·森观察到，“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但他还是忽略了中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政治上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虽然阿玛蒂亚·森也批评中国的一些政策，但涉及总体情况，他会看到没有共和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后40年的辉煌就很难实现，因为沙滩上建不起高楼大厦。

阿玛蒂亚·森

第二位是香港资深学者郭益耀。郭益耀教授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英文书，名为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主标题是“中国的新工业化战略”，副标题很醒目，即“毛主席是不是真的必要的？”早在20世纪60 年代初，英国的苏联经济专家亚历克·诺夫（Alec  Nove）出版过一本书，书名为《斯大林是不是真的必要？》（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此后还有不少讨论苏联经济史的书籍与论文使用类似表述。郭益耀套用这种表述，他的回答是：没有前30年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后边那些成就都无法实现。

郭益耀的另一本中文著作直接取名《不可忘记毛泽东》。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学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一样。他在文章里提到，今日国力昌盛，有赖“毛道”和“邓路”。毛泽东的“道”和邓小平的“路”不是两条分岔道路，而是一以贯之的道路，二者不能分割，没有“毛道”就没有“邓
路”，或者“邓路”根本就走不通，只有先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前行，才能走到邓小平指出的道路上去，也才可能走得通。

在厘清共和国前 30 年和后 40 年的关系后，再从世界历史宏观角度来看中国道路，笔者认为中国道路有六个世界性意义。

第一，非常贫穷的国家也可以发展得很好。前文已提到，20 世纪30年代（即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中国是当时最穷、死亡率最高的国家；1950年中国人均GDP 低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国家很难翻身，但中国提供了一个翻身的样板，通过70年的发展，从一穷二白的状态变 成全球GDP排名第二的经济体，并有望在不久的未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践证明，道路选择正确， 穷的国家也可以翻身，中国能做到，其他类似国家也可以做到。

第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走向对外侵略和搞殖民主义，中国在奠基的过程中就强调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点很重要。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国家就开始了殖民历程。欧美许多国家（包括比利时以及北欧国家），也就是如今被很多人视作“文明世界”的那些国家，都有过殖民的历史。但中国没有殖民过任何一块土地，没有掠夺资产，没有奴役和强迫劳动等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用“仁”道的方式发展起来。

第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过去70年基本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亚洲四小龙——日本、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不同。它们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且在冷战时期，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进行让利，刻意扶持，这些有利因素中国都没有。中国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不一样。除了殖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发展也非常残酷。从一些指标来看，工业革命之后的头50到75年，西方国家人均寿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就是因为那时经济是在非常残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没有选择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道路。

第四，一个东方文明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20世纪40、50年代，西方人常说一些东方国家发展不起来，这种说法在 50、60年代还有很大的市场。但今天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一个东方文明也可以成功发展

第五，一个大国是可以发展起来的。一般小经济体发展比较容易，创造短时期或者是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有可能，从前南斯拉夫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但是，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经济体，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现在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人口大国也在发展，以前有许多关于大国难以发展的理论现在被证明毫无道理。

第六，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但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仅仅发生在这40年间。前30年，中国GDP增长率也达到7%，人均寿命翻倍，所以中国已连续发展70年，而不是40年。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持续了25到30年，最长不超过40年，而中国现在已创造了长达7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

这一奇迹能否继续下去目前不得而知，但即便以目前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少见—长达70年的高速度连续发展，这是了不得的成就。

总而言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是向世界展示，要想能够成功发展，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要不受条条框框束缚，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国家现实状况发展经济，一心一意走这条道，最后都发展起来。相信这点将会变成一个广为世人认同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