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中国现代史上的李敖 |
送交者: 2018年08月17日09:41:39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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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大陆的不少媒体与出版机构,常在李敖的名字前冠以“台湾作家”。其实这是对李敖极大的误解,甚至是不尊重。不错,李敖大半辈子生活在台湾。但是,台湾难道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这几十年来台湾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正是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甚至是具体承担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国耻吗?这种历史与政治认知,也恰恰是李敖对台湾的基本定位。1960年代他参与创办《文星》杂志,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文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其意义便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追求民主,追求现代化。并且按照李敖的自述,《文星》的意义,是要在中国现代史上来体现的。他强调:“《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至今空前绝后,没有任何杂志能赶过他。”如此这般,岂是区区“台湾作家”所能涵盖的。 文星杂志 此外,李敖一向坚决反对台独。用扎实的史料揭露二战后“台独运动”的种种丑态,包括美国、日本一直以来阻挠中国统一,为台独势力提供各种资助,同时还从理论上、逻辑上论证台独说辞的自相矛盾与自欺欺人。晚年更是在各种场合呼吁台湾民众认识一个中国的重要性,强调两岸之间应重归一体。在民进党执政期间,他频繁利用“立法院”的讲台,揭穿前者的各种政治盘算。这些事迹,有目共睹。他的所作所为,就连台独分子都不得不佩服。彭明敏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引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响。”由此可见,按照李敖的立场,如果把他仅视为“台湾作家”,岂非将其一生事业无端抹杀? 毋庸讳言,1949年以来,台湾经历了与大陆不一样的历史变迁。但如果将两岸的各种变动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的话,台湾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正为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的转型、挫折、困境、前路,提供了更为别样的视角。或者说,在台湾所体现出的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景象,较之大陆,有更为鲜明的展示,更为直接的后果。 如果从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来看,李敖确实可称为继殷海光之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但这里似乎需要做一个区别:“自由主义”与“中国的自由主义”。就前者而言,它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原则,比如强调个体的优先性;国家之效用在于保障个人的基本财产;重视市场的自发效力,严格限制国家的作用;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等等。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自由主义自身也在不断尝试自我改良,减小其弊病,深化其理论。当然,自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的撒切尔与美国的里根分别在国内推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一种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在全球流行。至于其效用如何,看看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便知。 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其在理论上,自然不断向西方相关学说靠拢。但更体现出它在中国之特殊形态的,或许是它一来反对革命,尤其是中共领导的农民战争;二来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具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或者是爱慕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严复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一方面中国传统教化的遗产在他身上仍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国势衰微有深切的体认,因此对国家富强念念不忘。总之,在他身上还体现着那一代中国士人的基本政治德性。 李敖在北大演讲 胡适则不然。他青年时代留学美国,深受美式政治文化的熏陶。1922年,当中国深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他却煞有介事地高呼:“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因为“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 留学时期的胡适 按照以上分析,李敖之于自由主义,与其说是继承者,不如说是一位伟大的扬弃(aufheben)者。自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以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直受到美国保护。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势力与影响全面的介入(或曰“支配”)台湾。对此李敖有十分直观的感受。他在许多文章中用史料呈现美国如何支持蒋介石政权,把一个反动独裁的政治集团打扮成所谓“自由世界”里的一员。晚年他不断抨击美国的对台军售,用极其辛辣的语言刻画美国如何一方面利用台湾,一方面压榨台湾。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阳痿美国》,揭露美国几百年来不断愚弄大众的历史,把美国狰狞、欺诈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不消说,李敖对美国的态度,与胡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蒋介石政权将左翼学说严密封杀的情形下,为了对抗国民党意识形态,李敖那一代人自然会比较接近自由主义。但正是因为要追求真正的自由,李敖对美国打着保卫“自由世界”的旗号庇护、纵容蒋政权在台湾进行白色恐怖统治深恶痛绝。“自由”在冷战时代的台湾,长期成为一种粉饰国民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笔者当年在台湾访学时,于旧书店看到许多翻印的大陆学术著作,这些书籍往往封面上没有作者的全名,或者冠之曰“本社编”,就连一些不涉及政治的文献学、甲骨学著作也不例外,此举堪称人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观。与此同时,蒋政权却对外声称自己是“自由中国”。因此,李敖对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便在于,他明白揭露了真正妨碍自由在台湾生根的祸首,美国的对台政策与封锁新中国,究竟是为了保障“自由”,还是为了出于私心反对共产主义。如果自由主义真的白璧无瑕,为什么还要用如此虚伪且霸道的方式来“保护”它?难道自由主义这样不堪一击?如果说自由主义旨在批判一切政治强权的话,李敖身上的自由主义精神,便是对用各种帝国主义行径妨碍中国统一、阻挠中国发展的霸权势力展开最犀利的批判。或许可以这样说,从李敖的实践出发,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语境里,是否亲美、媚美,是判断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否是真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准。 由此引申的一个话题,便是李敖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关于大陆时期国民党的政治形态与政治文化,王奇生教授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里有十分详尽的描绘:在地方层面,南京国民政府里混进了许多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与地痞流氓;在中央层面,各派势力倾轧不断,难以团结;在意识形态领域,三民主义的社会魅力早已荡然无存。作者认为,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实为一个“弱势独裁党”,虽然对独裁梦寐以求,但政治能力却极为低下,根本无力进行基本的政治整合。而这样一个政权1949年以后在台湾的形象如何,李敖在许多论著里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比如在晚年的自传中,李敖回忆了许多国民党大员与亲国民党文人的形象,那种贪恋权位、虚张声势、见识浅薄的特点,较之在大陆时期,因为台湾地小人稠,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李敖关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研究,堪称现代中国的政治反面教材大全,即一个政权一旦衰败会变得如何腐朽不堪,以及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应该汲取哪些鲜活的教训。 学生时代的李敖 与之相反,便是李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自传里他指出,1949年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变成了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国民收入增加了五倍,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5岁。他借用英国史家卡尔的话,强调评价历史,“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革命的巨大成就,或对这种成就沉默不言、视若无睹。”同时他批评:“有一种人很痛苦,那就是整天唱衰中国的中国人。”这类人“整天看中国不顺眼,又怨又恨又诅骂,唯恐中国不乱。”但是“唯恐中国不乱的,不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唯恐中国大乱。”之所以会有这番认识,是因为李敖亲历过“国家弱的时候是什么样。”因此对1949年以来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深刻的、直观的体会。他知道,近代以来中国为了不再挨打和挨饿,付出了多少代价、走了多少弯路。评价历史,不能没有最基本的公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传中,李敖回忆了中学时代所接触到的左翼知识分子。他用不少篇幅描写自己的中学老师,同时也是严复长孙的严侨。在李敖看来,严侨“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的情怀与牺牲。”受此感染,李敖说道:“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潜伏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人士,大多惨遭蒋介石政权杀害。而当时之所以那么多中国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这一思想武器,能够让中国不再受列强欺负,能够使天下穷人不再过苦日子。在此背景下,李敖强调严侨当年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无疑明白告诉世人,他虽然身处白色恐怖与美国支配下的台湾,但却能够以追求中国独立富强为信念的深层次因素。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李敖,这也大概是李敖被今日此间大人先生所漠视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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