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缺乏科学精神，不如改成“需要”

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最近演讲说，中国1919年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依然缺乏。

刘总编说中国缺乏科学精神，虽然可以争议，但相信不少人还是认同的，网上读者的评论也确实如此。但演讲中，刘总编把许多别的问题都归结为科学精神的缺失，比如：

“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夸浮躁等很多丑陋现象。”

“诚信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什么才能造就独立人格？古希腊人给出了经典的答案：科学。”

“契约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而且刘总编特别强调了两点，来说明他心目中的科学精神，一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成果划等号，二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家划等号。这就厉害了，因为他心中的科学精神和你掌握了多少科学知识、产出了多少科学成果都不是划等号的，而是达到了“独立人格”、“契约精神”的境界，所以他在演讲中，追慕到古希腊，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

因此我们要理解，刘总编说中国缺乏科学精神，实际上是缺乏一堆精神，质疑精神、理性精神、契约精神、独立精神，什么都缺，他追慕到古希腊、文艺复兴的先贤，恐怕意味着人文精神中国也缺，真不是一个筐能装下的。

所以你要找刘总编抬杠，就要做好准备了，因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能量化的东西。

科学素质是可以量化的，一旦用某种标准去衡量，可以说，科学素质全世界都缺乏。

比如说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即便按照美国人的测试，中国也和美国差距不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年用10个简单问题测试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美国公众正确率是60%，中国是40%，发达国家的公众科学素质也不咋地，而且其中判断题“地球绕太阳转”所有国家正确率都很高，这题中国的数据却空缺，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中国的平均分。

对公民科学素质，中国是可以乐观的。2018年中国大学毕业生820万，到2020年，全世界25-34岁的毕业生中有29%都来自中国，不难推断，按照量化知识测试的标准，中国人的科学素质会不断提高，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受教育问题，而中国教育规模摆在这里。

但科学素质并不是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

基础科学研究实力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自然》杂志的自然指数，2012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是第一，中国一直是第二，德国一直是第三。随着中国科研经费增长，中国在自然指数上的表现会越来越亮眼。

但基础科学研究实力也不是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

生产力是可以量化的。最近饱受争议的胡鞍钢就是做综合国力量化的，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整体实力超过美国了，但劳动生产力没有达到。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依靠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则需要依靠投资。

2010年-2015年，中国企业研发支出年均增长22%，美国年均增长9%，欧盟是4.9%，日本几乎停滞。中国企业总研发支出已经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当然和美国相比，中国差距还比较大，2016年企业研发支出总量只有美国一半，研发规模前2500的企业（集中在高端产业），则进一步下降到只有美国的1/4。特别是高端领域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最大的生物医药、硬件设备、汽车和软件服务，比起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还只能在“其他国家”里。但中国的增长率高，意味着从趋势看，也是可以乐观的。

但生产力更不代表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刘总编特别指出：“说技术是生产力，没有问题；要是说科学是生产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条件。……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都不是。”

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是不能量化的，而他认为“科学是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更是否定科学是世界各文明理智成熟后的共同体现之一，而认为是特定文明独有的。

世界上第一次有关陨石雨的详细记载来自中国，《左传》解释说，“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星陨为石的科学见解。《左传》用简洁、理性的回答揭示“陨石”、“鸟飞退”这些异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对宋襄公从巫术思维出发对异象的询问，周内史直言“君失问”，因为这些现象可以通过自然之理解释，不必诉诸神灵。这难道不是科学精神吗？

而刘总编眼中的科学精神是来自古希腊的。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圈中的一员，埃及、巴比伦、波斯、亚述、赫梯、腓尼基、犹太……这些文明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在地中海文明圈内互相影响渗透，身处交汇地带的希腊文明，本身就是地中海各大分支文明交融的产物，希腊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对腓尼基字母的借鉴。是文明的多样性，而不是独特性，造就了希腊文明的理智成熟，希腊文明的例子恰恰证明，“舶来品”、“水土不服”这样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在许多场合并不适用。

相比希腊文明，华夏文明面对有挑战性的多文明交流机会要少得多，但上面关于陨石的例子表明，华夏文明同样孕育出了用理性方式思考宇宙万物的思维方式。当然，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占据华夏文明的主流，但考察基督教文明时，我们同样很难说科学精神占据了主流，刘总编已经说了，这事和科学家的数量不能划等号。

除了不能量化，起源上的独特化，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还被过度抽象拔高，被他塑造成了一种独立人格的特质。

科学精神缺乏，可以体现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上，比如疫苗信任危机。美国“反DPT运动”，日本抵制HPV疫苗都是科学精神缺乏的体现。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疫苗会导致儿童自闭症，更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大统领反科学的生动写照，很难想象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在执行层面，做到了疫苗接种学校监督，而美国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是根本不监督的，这说明在疫苗接种上，中国将科学精神落到了实处。

而按照刘总编的意思，疫苗造假才是因为科学精神缺乏，“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夸浮躁等很多丑陋现象。”推而广之，三聚氰胺、地沟油之类问题，恐怕也要被划到缺乏科学精神上了。

实际上，这些就是道德人品问题，刘总编也说了，“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崇尚、践行科学精神，也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的化身。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来。”这种现象，并不是科学家缺乏科学精神，而是因为道德人品的缺陷，因为利益的驱动，他做了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情，他自己心里可并不糊涂。你给他“灌注”再多科学精神，也救不了人格的缺陷，这是大众都明白的浅显道理。

解决造假问题，要依靠的不是在高处无法保证的科学精神，而是要用更严厉的处罚机制，更健全的法律去守卫底线。

再说刘总编诟病的网络谣言多，这主要也不是因为科学精神缺乏。《科学》杂志今年刊登了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过去12年间的12.6万则新闻在推特上的传播情况，结果发现：假新闻跑得比真新闻更快，而跑得最快的假新闻类型则是政治新闻。被人们转发的假新闻有一个明显的特质：新鲜。

对此，《科学》杂志的作者提出的解决之道，不是培养公民的科学精神，因为这条路走不通，研究表明人在认知上存在偏见——更容易选择和接受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那怎么办？他们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干预：调整算法，给予真实、高质量的信息更多的权重，也就是让它们更频繁地出现在更显眼的位置上，而让那些错误、低质的信息出现在更不显眼的位置上。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刘总编所说的科学精神，承载了过多、过高、过大的内涵，我当然不敢贬低其“神圣性”，但如此神圣的精神，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不缺乏的。如果我来做这个演讲，我会说中国需要科学精神，除了换成“需要”这个词，我还会说，中国更需要将科学精神落到实处的办法。我们的机制有自身的合理性，保证了不会出现美国那样一个反科学的领导人，这是我们的优势。而对“造假”、“谣言”、“浮夸”这些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科学的办法来探索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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