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宁南山的长文《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我对国家有哪些不满意》，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发达国家的普通白领，收入也是不如我国的年入50万的中产的，为什么我国收入比他们高得多的家庭，却活得那么累？引发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评论。宁南山的文章提出了他的一些个人观点，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建议，受他的启发，笔者也和胡总编一样，写了这篇个人的评论，希望沿着宁南山的思路，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讨论。

1 如何看待“中国在中高端产业方面一个个的拿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时间问题是没有错的，不过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发达国家高研发投入难以为继。原因可以是发达国家自身遇到了发展的困难，也可以是中国的研发投入追上来，把发达国家的高投入比下去了。

根据欧盟的数据，2016年，美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球的38.6%，其次是日本、德国和中国，中国占7.2%。当然，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是最高的，如果维持这一条件，确实可以推断“中国在中高端产业方面一个个的拿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但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研发投入差距仍然巨大。由于研发投入是决定未来技术突破的重要因素，不难推断目前美国的技术突破潜力是大于中国的，基于宁南山的“只要技术一突破，中国的规模优势简直是无解的存在”这一基本正确的假定，中国产业升级的难点仍然在核心技术突破。

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提出遏制“中国制造2025”等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使得中美竞争的紧迫性更为突显，目前中美的竞争仍然是不对称竞争，除了体现在上述的研发经费不对称，还有公司规模不对称、市场占有不对称、人才资源不对称、准入门槛不对称、专利占有不对称。

不对称竞争，不代表中国不能拿下中高端产业，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不对称竞争，但中国共产党依然取得了胜利。宁南山在文中提到，因为中国中微半导体的崛起，德国爱思强不得不开辟新业务，在MOCVD设备领域淡出。上述几个不对称，就是中微半导体的董事长尹志尧博士跟笔者讲的，尹博士同时也说，在不对称竞争下，光靠公司的商业运作是不行的，要靠国家的宏观战略推动和企业的自立自强结合。而正如宁南山和许多人都提到过的，国家的布局方面，中国有独特优势。

因此，在不对称竞争下，中国突破核心技术不是没有机会，但也要知己知彼，看到美国通过高研发投入将技术壁垒越堆越高，现在还不能假定发达国家的高研发投入不可持续。上面提到的欧盟数据，中国大陆只有6家企业进入全球研发投入100强，其中华为、中兴通讯、中石油、中国铁总、百度、中国中车分别位列第8、65、79、91、93、96位。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研发投入100强企业中，来自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数量占比25%，排名第一，但这个百强俱乐部中最大的领域，被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把持着，国内生物制药领域研发投入最高的是中国生物制药，排行只有第619位。

美国的生物制药研发费用占全球的46%，中国只占1%。同时，中国在生物制药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率为27.5%，低于软件和计算机服务行业（38.3％）和科技硬件和设备行业（35.0％），如果维持研发投入趋势不变，中国10年后生物医药研发投入才超过第二梯队的日本，离美国尚有很大距离，而研发投入追不上，在核心技术突破的潜力上就很难与美国竞争。

总体上，笔者同意这个判断：中国在中高端产业方面一个个的拿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对这个时间，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目前中国技术追赶的正面例子，主要是通信、互联网和高铁，恰好是进入研发投入百强的这几家中国企业所代表的，但全球各类企业研发投入最大的其实就四个领域，依次是生物医药、硬件设备、汽车和软件服务，总体上看，这四大领域的基础核心技术中国都差距较大，甚至在许多方面是依附在发达国家的生态体系中添砖加瓦。而这恰恰是宁南山的系列文章一直不太着重描述的地方。

2 如何看待“房价目前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甚至趋势是在变差 ”

在提出中国产业升级不必担忧的观点后，宁南山开始讨论他认为中国有变差趋势的两个问题，就是房价贵和入学难。

宁南山提出，中国要摆脱“香港模式”和“牢笼游戏”，不能让居住资源和教育资源成为了管控人口的手段，不能用长官意志来决定城市有多少人口，而要靠市场和社会规律。

他提到，北京未来5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五年提供6000公顷=60平方公里土地，对应150万套房，平均每套房住2个人，300万人就住在北京面积0.367%的土地上。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能给这300万人的居住空间增大一倍，提供北京0.734%的土地来居住呢？为什么要用土地供应把中国的年轻人彻底困住，让中国人在有限的空间互相争夺和竞争。

为什么呢？他在文中追溯到2003年的国务院文件关于土地供应的规定，使政府成为唯一的供地来源。他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使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二是以长官意志使土地供应成为实现“人口规划”的工具。

不过宁南山在文中没有提到，今年1月15日有一则消息，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说，我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

简单说，如果办法实现，就是非房地产企业，如果你手中有土地，也是可以拿来建住宅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同时，开发商也不再是一手新房的唯一供应者。

对于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企业可以拿定向转让的产业用地，给员工建设住宅；核心员工、技术骨干，中高层将优先获得房子。这无疑将提高企业留住核心人才的吸引力，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大杀器。

尹志尧博士就和笔者说过，中国要打赢不对称竞争，国家的推动重点支持和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要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能把企业搞成缺乏灵活机动力的国企，也不能全靠各个公司单打独斗一盘散沙，要靠资金、人才和政策三个腿的支撑，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被地方政府认可的创新企业获得“建房权”，不仅能使政府重点推动的产业得以快速发展，也可以帮助解决宁南山文中提到的中产阶级的“不满意”。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这项还在研究中的举措肯定在现实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笔者依然抱有很高的期待。

展望了未来，接下来，就要回答一下过去，给过去和现状一个解释和交代。

中国在房地产上确实是学习了香港的模式。梁振英就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件事是香港回归，另一件事就是内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

1988年1月25日至2月13日，虹桥26号地块国际招标文件起草组赴香港学习。图为王安德和梁振英

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梁振英自己是这么评价的：

“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批租，地方政府能够取得批租款、卖地的收入，使得城市的开发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地卖出去了，钱进来了，用这个钱再做基础建设，开发更多土地，再投放市场。基于这个良性循环，使得我们上海和内地其他城市能够发展起来。”

那次采访中还提到一个数据值得关注，上海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70%多，比香港高，除了流动人口住房拥有率比较低，常住有固定户口的居民差不多都有房子了。

为什么要学习香港这套办法，对宁南山的几点疑问，笔者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中国的城市化要实现高速发展，依赖土地财政是效率最高的办法。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一文对此有专门论述：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政府需要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益收回。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人的博弈。制度损耗带来的利益漏失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有土地上。政府无需经由曲折的税收，就可以直接从土地升值中收回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土地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而关于上海的住房拥有率高，赵文也有解释：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分享现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服务带来的租值!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本身就附带公共服务，后者则需另外购买公共服务。

接下来，就是要回答宁南山代表大城市中产提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土地供应把中国的年轻人彻底困住，让中国人在有限的空间互相争夺和竞争。

其实宁南山在文中有提到，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人口的转移，实现全国均衡发展和布局，我国目前在做的雄安新区就是一个尝试。雄安新区的规格已经说明，中国在为“增加年轻人的空间”做了顶层设计的努力。

那么，为什么不是“一个城市如果有能力发展出大量的中高端产业，有能力吸纳那么多人口，那么应该是他有能力吸纳那么多人口，我就给他供应多少土地，降低人口密度，扩大生存空间。”

一方面，无论目的是否在于高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确实有压缩住宅用地比例的倾向（住宅用地占比例37%，出让金比例却占到82%）。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需要逐步建设，确实不可能一蹴而就。沿着赵燕菁教授的思路，如果把就业环境和公共服务都算到住宅用地的出让金里，这个比例也不能说离谱。

宁南山文中说的深圳福田某小区，建于1984年，居住品质比不上内地县城，单价8.4万元以上，也正是因为学区房，也就是公共服务的原因。

“为什么不能给这300万人的居住空间增大一倍，提供北京0.734%的土地来居住呢？”问题就在于，有了雄安新区的战略部署，北京是否能够或应该在5年时间里，开发更多土地并提供足够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同时不造成学区房竞争加剧，教育、医疗水平等差距过大。宁南山自己也说了，深圳实在太小了，44.6%的土地开发规模也不算低了。那么，把雄安新区放在北京公共服务转移的整体规划中，再讨论北京的土地供应，可能就需要更复杂的思考了。

3 如何看待“现在养育孩子成本最高的部分就是教育”

其实，房价，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一样压力山大。

我们举一段网友提供的例子：

纽约远郊，学区像样点的普通独立屋都要卖五十到一百万刀，一般大概两百平米左右四五十年的旧房，房贷地税加房屋保养维修装修每月五千多吧，两娃每月托儿所费用三千多，如果孩子上中小学了学校免费但得存孩子大学学费生活费，想上好学校的话准备给每个孩子存至少五十万吧，只想上公立普通学校也得存一二十万吧。夫妻两人年收入二三十万的话，交了联邦税州税社安税养老金等后拿到手每月实拿一万到一万五，算算还剩多少可以用来消费的吧。

对于宁南山作为一个家长的抱怨：

目前搞的减负，剥夺了我“不给孩子报课外班”的选择权，孩子在校学习时间太短，我被迫只能转向课外机构来弥补。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评论说：

教育部门应当开展新的调研，如果确有必要，就应该增加学生的在校时间和教育大纲规定的学习内容，把孩子们花在培训班上的时间，通过在校正规教育弥补过来。应当尽量做到学生只要好好在校上课，其他课外培训班可以基本不上。

胡总编的角度，笔者就不重复了。网上还有一些别的意见，我也摘引如下，作为对比：

好地段的房子和好老师都是稀缺资源，什么叫做稀缺，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分，都不可能每个人都分到的，必然是有的人有，而有的人没有。那么怎么分呢？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简单，谁有钱归谁。其实你们不能把他们的情况当作是“维持社会分层的工具”，而应该认识到那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下必然的结果。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就产生了问题，该怎么分才公平？如果按文中的抱怨，我住深圳，我买了那么贵的房子，我子女的教育就不应该再花那么多钱，那么我可以给你们打包票，结局就是穷一点的地方，一个好老师都没有。为什么要限制公立学校的教育时数呢？那是因为，它既然没办法做到公平的让每个人拥有好的教育资源，它就只能做到让每个人只有公平的较差的教育资源。请一定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解决之道也有，把老师工资提高到一万块钱每月，那么就有更多精英人才愿意当老师了，但是你们同意吗？同意就按这个做，但是肯定要多缴税，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也不会掉好老师。

对上述意见，笔者虽不完全同意，但确实，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存在生源外流，师资外调，教育生态严重恶化的趋势。教育公平并不是发达地区中产阶级之间的公平，当中产阶级都在抱怨教育还不够好的时候，谁来关心社会中下层的利益。

另外，这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许多人主张延长公立教育时间，是希望减少留给课外补课的时间，对没钱给孩子补课的家长来说当然相对“公平”，但对希望给孩子在教育上额外投资的家庭来说就觉得“不公平”。延长公立教育时间，迫使人人都学同样的时间，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接受，是不是适合每个孩子？这个问题上，希望学生们自己能够有发言权。

说到底，上不上课外培训班，终究是每个家庭自主的选择，和中国的公立教育质量是否合格，并没有直接关系。

笔者想谈一下根本性的评价问题，中国教育到底办得怎么样？

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99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达到20%，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跟上了中国产业的发展步伐。

中国大学绝大部分（其实也包括小学、中学）都是公立学校，学费低。幼儿园学费高，要考虑到帮家长把孩子带大，场地、安全、卫生、师资本来就应该有一个较高的标准。

综合以上来说，就是中国使用有限的资源在尽可能多的人口中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成功之处。

笔者也认同对于减负、奥数重视下降等问题的批评，不过这些批评应该是建立在以上这个根本性评价的基础上，任何时候，都应该先抓住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