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运河有悠久的历史，重要的运河不止一条。京杭大运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但不应与其他运河，如隋炀帝开凿的运河相混淆。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有两条，一条是从洛阳通往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还有一条是从洛阳通往扬州再连接到杭州的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两条运河中间并不连通。元朝为了在北京建立全国性的首都，解决运粮问题，才修浚利用一部分隋唐以来原有的运河和某些天然河道，又在山东开凿济州河、会通河，在北京、通县间开凿了通惠河，形成了京杭大运河。

永济渠

所以我们今天讲大运河、运河，一般就是指京杭大运河；讲运河文化，就是讲这条运河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在这条运河沿线形成和长期存在的文化。当然广义的运河应该包括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及今天还存在的全部运河，广义的运河文化也应以这些运河为存在的基础，但必须作具体界定，不能混淆概念。

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首都的安全，保障首都和北方边疆的粮食供应。到唐朝后期，太行山以东华北平原生产的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首都长安和关中地区的需求，不得不依靠江淮和江南的供应。元朝统一后，北京成为全国性的首都，北京周围和北方无法承担粮食供应，只能依靠江南。而要把数百万石粮食运到北京，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运河水运。元朝也尝试过部分海运，但没有成功。明朝继续建都北京，又沿长城设置“九边”，驻扎大量军队，江南的粮食不仅要保证首都的供应，还要调运到北方边疆，运输量更大。清朝疆域空前辽阔，首都北京的功能更强，人口更多，保障粮食供应的任务更重。直到清末海运兴起，基本取代运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停止漕运。从历史大势和全局看，元、明、清三朝只有将首都设在北京才是最正确的战略选择，才能最大限度维持稳定和安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大运河保证漕运，北京就不可能成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没有大运河，元、明、清的统一就无法维持和巩固。

但为了达到此目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要使大运河南北贯通，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山东这片丘陵，而这片丘陵的海拔比南北两侧大约要高40米，比一座十层楼房还高些。运河河床要逐渐提高40米，然后再逐级降低40米。在完全没有机械动力提升工具的条件下，要靠人工将运河水逐级提升，建一座座水闸、船闸加以拦蓄；还得将装载粮食的船用人力拉上这些船闸；然后通过逐级下泄降低水位，粮船逐级下降至正常水位。为此这段运河要建设和维护大批水闸、船闸，常年保持大批修建、维护、操作人员，每次粮船过闸都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水量。偏偏山东丘陵长期干旱缺水，为了确保粮船通航，必须维持运河水位水量，所以连周围的山泉水都被引入运河。官府还下严令，只要粮船没有过尽，即使农田干涸，滴水不得汲取。大运河在河北境内水位虽不需升降，但河北也经常干旱缺水，也只能以确保漕运为主，无法兼顾农业生产。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船闸

其次，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固然为通航创造了条件，但也使各水系的灾害相互影响，甚至破坏了正常的水系。各水系的水量、水位、流速、含沙量并不相同，本来都自成体系，内部调节，连通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矛盾。如海河水系，最早都是分流入海的。自从曹操开平虏渠运粮，加上以后形成的连通各水道的运河，使这些河道的下游逐渐淤塞，形成众水合流于海河入海的格局，一直无法有效消除水灾。建国后治理海河，不得不重开或新开这些河流下游河道，恢复分流入海。淮河的下游也早已淤塞，治淮工程也包括凿苏北灌溉总渠和一系列下游新河道。

曹操开通平虏渠

在不具备建大型渡槽或水下隧道的条件下，大运河必须直接穿越黄河。干旱时黄河水位低，宝贵的运河水会大量流入黄河；只有黄河洪水泛滥时，才能保证运河有充沛水量。明清时每当黄河水灾，或决溢泛滥，往往为了保运河通航而不能及时堵截治理。

至今，大运河江苏段一直保持通航，江苏利用运河运输的力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段。但大运河山东段和河北段则大多废弃淤塞。

现在有些人一再提出要全面恢复大运河，我很怀疑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事实。否则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当初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不自觉给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今天还有必要重演吗？总之，要实事求是了解和研究大运河历史，不要因为历史事实与今天的目标不同就回避隐瞒。

还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运河那么长，沟通了五大水系，连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包括济南、扬州、镇江、苏州、杭州这些城市，包括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肯定在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口的流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弊端。因为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国家的漕运和治理需要，所以在每年的运粮任务完成之前，是不对民船开放的。而当船队过尽，往往山东段的水也泄得差不多了，可利用的运力相当有限，而且也是官船优先、官方的货物优先。由于山东段的运力有限，多数货物过淮河后就得在王家营“起陆”，改为陆路运输，过了这一段后再走水路。

山东 王家营

所以，贪官污吏、勾结官府的商人都利用漕运夹带私货，让民船混入运粮船，或者在漕运过后获得优先通行的机会。民船得以尽快通过这数十座船闸的背后往往存在徇私枉法、勒索贿赂的现象，由此滋生的腐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依托运河的驿传系统本来是国家治理、政令上通下达、公务往来便捷的途径，结果成了假公济私、超标准享受、人浮于事、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祸国殃民系统，到明末居然被完全裁撤。运河的维护和运行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每年有大量正常的工程和灾险工程，国家投入巨资，自然成为贪官污吏垂涎的肥缺、劣绅猾胥钻营的渊薮。漕运衙门与河道衙门是明清时期两个最腐败的政府部门。同样依托运河与水运形成的食盐产销网络被徽商所掌控。为了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徽商以其部分利润建造园林，蓄养艺伎，赞助艺术，附庸风雅，结交官员，因此扬州等地公款吃喝盛行，奢靡成风，青楼林立，“瘦马”闻名。

运河沿线也是秘密会社活跃、黑社会猖獗的地带，漕运中的青帮、水运道上的水火帮、码头上的帮派、各色人员中的团伙，因交通的便利、人口的聚集和物资的充足而形成更大的破坏力。

大运河文化中地方服从中央、举国一体、创新文化等精神需要弘扬和提升，而其中腐败、奢靡和秘密会社性质的糟粕应当坚决抛弃。工程、建筑、水利、规划、管理、园林、饮食、书画、戏曲、工艺、风俗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要尽可能加以保护、保存、记录，但在继承发扬时也要有所选择，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本文首发于《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运河网”微信公众号转录。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