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温文尔雅，轻易不发火。但是，如果你问问那些老部长他们最“怕”谁，他们准会告诉你，最“怕”周恩来。

一些老部长回忆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

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者来自几十个部委、百十号人。一位部长念着稿子汇报工作，稿子可能不是他本人写的，加上紧张，念得磕磕巴巴。

越听，周恩来的眉头皱得越紧，当这位部长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打断他:“不对！看清了再念！”那位部长脸马上红了，又念了一遍。周恩来毫不容情地又说了一句：“不对！”接着，他没翻任何材料，就说出了准确的数字。

全场震惊了，响起了一阵翻纸的哗哗声。那位部长把稿子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不安地说：“对对，是这个数。这里印得不清楚……”

接着汇报的是一位副部长。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所以还没等开始汇报，就浑身冒汗了。好容易熬过了念稿子，周恩来又开始了提问。他忙前忙后地翻资料回答。还算不错，都答上来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表扬他，面色仍很严肃地说:“自己的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还是不允许的。”说完这话，他又问前面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部长红着脸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文件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周恩来紧跟着问：“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部长没有作声。

这是1958年周恩来视察广东新会农村，细致翻阅当地生产汇报资料

周恩来接着说：“有制度问题。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他提高了嗓音:“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门负责人、各委办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几位部长大声感慨：“哎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周恩来有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陈毅。但是如果陈毅做事有不妥之处，他也绝不容情。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赴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抵达开罗前周恩来接到电报，阿尔及尔发生了军事政变。当时对政变的背景及发展形势都不清楚。趁飞机在开罗机场加油时，周恩来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并建议改变原来的计划。

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打前站，已经先期到达阿尔及尔。还有许多亚非国家的代表也到达了阿尔及尔。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们都很焦急，纷纷来找陈毅，了解中国对是否继续召开这次会议的态度。陈毅是个炮筒子，见到朋友们着急，他的头脑就发热了。他连想都没多想，就掷地有声地放了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结果，由于各种原因，会议无法举行。代表们纷纷回国。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很尊重很信任。陈毅的许诺落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回国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气得在屋子里打转，不住地斥责:“胡闹！简直胡闹！”陈毅也自知捅了娄子，一回北京就赶到西花厅，去向周恩来“负荆请罪”。

见到陈毅，周恩来扬起浓眉，两眼冒火:“你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出口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愤怒的程度，周恩来背过身去，握住拳头，在桌子上砰、砰、砰地敲了三下，严厉地说：“这是不允许的！”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诚恳检讨。周恩来却丝毫没被打动:“就这一句完了？”他转过身，近于声色俱厉地逼视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陈毅老老实实地又说了遍：“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周恩来激烈地纠正:“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陈毅和周总理

也许是受到了陈毅那始终如一的诚恳态度的打动，也许是一肚子气已发泄了出来，周恩来的目光和语调都缓和了下来：“外交部不同于其他部门，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陈毅心服口服地低着头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走后，一位秘书向周恩来提意见：“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周恩来看了看他，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20世纪50年代。有一回周恩来送西哈努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一些将军。三点开始，将军们想去看球，都有点心神不宁。西哈努克进了机舱，门还没关上，将军们就往机场出口赶。

周恩来本是满面春风地站在那儿，等飞机起飞。突然发现了将军们的举动，他勃然大怒，吩咐卫士：“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卫士赶到门口，通知将军们：“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将军们虽有些遗憾，但想到总理有事，也就都说说笑笑地回来了，他们站在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呢，始终笔直地站在那儿。目送飞机起飞，飞机绕空一周，然后逐渐远去。接着，周恩来向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节告别。外国使节都离开了，将军们仍在说笑。

这时，一声喝问打断了将军们轻松的情绪：“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将军们这才发现周恩来脸色不对，立刻屏声静息，按规范立正站好。

1965年9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渝州宾馆和西哈努克亲王亲切握手

只听周恩来严厉地问:“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的，没人吭声。只听周恩来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说：“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仪？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带动机翼……”

周恩来足足讲了15分钟，才抬起手腕看一下表缓缓地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些。好了，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这样“教训”了将军们，这件事给将军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再也没有失礼的事情发生。

（本文原载“政知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