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7（下）

                          ——《我的七十年》（22）

     我从马兰回到红山。这是我第一次进红山，对红山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新奇。到红山后，陈敦厚带领李伟亮和我立即对这次火箭取样进行总结。

    我们三人一致认为：降落伞取样技术太落后，不但取样量很少，而且样品质量也很差，远远不能满足氢弹试验放化分析的要求，因此必须淘汰；设计一种装在火箭内的平板过滤器，以便取得更多更好的火箭样品；从6710发射取样火箭，距离太远，不但需要二级火箭，而且火箭的命中率低，取样火箭的发射阵地应该越靠近靶心越好。

    总结完，由我起草了一份报告上交到室领导，室领导批示后又转交到所领导，所领导批示：同意，照办。杨副主任叫我们立即动身前往北京，他随后就到。我们“三剑客”同时离开红山，在马兰机场搭乘一架大型伊尔—18客机，飞向北京。此时正是炎热的7月。

    到了北京，我们三人住进东高地招待所里，立即和八院协商取样火箭改进事宜。八院采纳了我们的建议，立即着手设计新的火箭取样器。

    我们的火箭取样虽然不理想，但火箭遥测相当成功，这立即引起了所领导和一队和二队的重视和兴趣，一队要求用火箭遥测空中冲击波，二队要求用火箭遥测空中光辐射，他们纷纷向我来取经，并要求和我合作。我记得，一队参加遥测的有史荫波、刘学亮和常威克等人。二队参加遥测的有孙振锄等人。

    协商完，我们三人回到通县军营。这是我们的老家，总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至今我还常常想念那座军营和“马蹄楼”。

    到通县不久，陈敦厚就接到了一封电报，说他母亲带着肖再秀乘某次火车于某日到达北京，请到北京站接。

    由于陈敦厚性格特别内向，沉默寡言，同志们在北京给他介绍的几个对象都吹了。他的母亲着急了，在邻村给他找了一个农村姑娘叫肖再秀，比陈敦厚小十来岁。也许是两个人有缘，陈敦厚回去和她见了一面，亲事就敲定了。

    听说新娘子要来和他结婚了，陈敦厚乐的合不拢嘴，哼哼起湖南花鼓戏。他到营房科申请房子，到招待所借被褥，忙的是不亦乐乎。我和李伟亮帮助他打扫屋子，布置新房。部队在搬迁之前，在南草场的北面，特地给来队探亲家属盖了一排平房，陈敦厚的新房就在这排平房里。因为是临时新房，陈敦厚什么都没有置办，连被褥都是从招待所借来的军用被褥。

    杨裕生从原子能所赶回通县，参加陈敦厚的婚礼，并主动当司仪。陈敦厚的婚礼在他的新房里举行，参加婚礼的只有我、李伟亮和杨裕生三个来宾。在杨裕生的主持下，婚礼有条不紊地进行。陈敦厚表现的相当好，可以说是超常发挥。

    “最后一项，新郎和新娘合唱《东方红》，敦厚起头！”司仪下令。

    “东方红，太阳升，预备——唱！”新郎起头。

    “东方红，太阳升……”新郎在独唱。

    “嘿嘿嘿嘿……”新娘一个劲的笑。

    “不行！重唱！” 司仪不满意。

    “东方红，太阳升，预备唱！”新郎重新起头。

    “嘿嘿嘿嘿……”新娘还是笑个不停。

    “不行！重唱！” 司仪还是不满意。

    敦厚急了，照着新娘的屁股就是一巴掌，严厉地：“笑什么笑？！快唱！”

    在婚礼上，新郎居然当众打新娘的屁股，真够新鲜的！

    顿时，我和李伟亮笑的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这是我看到的最精彩的婚礼。以后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不由得暗自发笑。

    婚后，敦厚带着小肖到北京各处游览了游览，然后和新娘子、母亲一同回了湖南老家，因为他们真正新房在那里。陈敦厚走了之后，李伟亮也走了，他到太原去看他的女朋友杨佩欣了。别看李伟亮年纪比我们轻，他的恋爱史却比我们长，他在读中专时就搞对象了。

    我的两个搭档都走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但我最想念的一个人却突然到了北京，真好比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一天，我在八院的办公室里正在看一份资料，有人叫我去接电话。

   “我是杨吉纯，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是孙文兰。”

   “小孙，你好。你在成都吗？”

   “不！我在北京油漆厂。我们设计院的一个设计队正在为该厂设计一个工程。”

   “太好了！我们有机会见面了！”

   “电话上说话不方便。星期天上午10点，我们在龙潭湖公园见面，有话当面再说。”

   “好！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我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上次分别后一年半以来，我们只能用书信述说爱慕之情，思念之情，从未见过面，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在北京见面了，真是天赐良机呀！

   星期天上午10时许，我们俩在龙潭湖公园见面了。我的大手握着她温暖的小手，看着她红扑扑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丽脸庞，真想拥抱她。可是不能啊，现在还不到火候，我用冷静控制了我的冲动。

   当时，龙潭湖公园虽然很大，但还很荒凉，游人寥寥无几，有几对都是正在谈恋爱的青年。虽然是盛夏，湖边却比较凉快，看来，小孙选的这个见面地点真不错。我们俩沿着湖边小路漫步，一面走一面谈。小孙说，她到成都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后，一直很忙，去年下半年随设计队到了宁夏银川，为某化工厂设计一个工程；去年下半年又到了江苏淮南为某化工厂设计了一个工程；现在又到了北京，为北京油漆厂设计一个工程。我问，这个工程大概多少时间完成。她回答至少3个月。我说太好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和进一步了解了。谈恋爱的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小孙邀请我到他们家吃午饭，她的母亲包好了饺子，等着我们回去。

   自此之后，龙潭湖公园成了我们俩经常谈情说爱的地方，我也成了孙家的座上宾。

   有一天，我和几个人在通县一个澡堂里洗完澡，坐在床上正在喝茶，马国民跑进来找我：“杨吉纯，小孙来了，你快回去吧！”

   这时，新婚不久的赵贵枢、虞永美夫妇住在大院里的一间小房里，马国民把我带进赵贵枢家，他们夫妻二人正陪着小孙聊天。赵贵枢、虞永美和马国民都在器材组工作，关系十分融洽，我和马国民是老同学，我和赵贵枢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赵贵枢和虞永美去逛北海公园，请我为他们照相，我给他们当了一次照相师和电灯炮。赵贵枢夫妇做了一桌家常菜，留我们吃饭。吃过午饭，我送小孙走。马国民悄悄对我说，千万不要急着结婚，谈恋爱比结婚有意思。我笑了，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我们爱情就像夏天一样火热。我们俩都有月票，乘车十分方便，每到星期天，我们俩就相会，在北京各地游玩，每一次换一个地方，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八大处，让我们游了一个遍。

    深秋时节，当红叶红了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香山公园。我们俩手拉手拾级而上，在半山腰处折向树林深处，走进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欣赏香山红叶。漫山遍野的红叶，红通通的，好像燃烧的火，这恰如我们正在燃烧的爱情。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同时大胆地伸手搂住她的腰。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亲密的接触。我趁机提出，我们结婚吧。她说，再等一等，让我再过一段姑娘的自由日子吧。我说，好吧，我等着你，你说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婚。

    从香山公园回来不久，化八院设计队的工程结束了，她随队回了成都。我们再一次分手了。

    1967年11月，七机部八院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生产出一种单级取样小火箭，其型号为和平—4号火箭。和平—4号火箭由一个小发动机、一个回收舱、一个电源舱和一个平板过滤取样器组成。平板过滤取样器由头锥、一个球形阀、一个平板过滤取样器和一个排气口组成。这种取样器的取样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在火箭进云之前，爆炸螺钉起爆，抛掉头锥，进气口打开，气流通过进气口、敞开的球形阀，穿过平板过滤取样器，再从后面开在舱壁上的4个小排气口，排入大气。当气流穿过取样器时，烟云中的放射性粒子就被收集到过滤材料上，完成样品的采集。

    这时候，基地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在骆驼山南坡，修建了一个专门用于发射和平—4号火箭的发射阵地。骆驼山位于靶心南部不到10公里，靠近爆心，可以近打早打，以提高火箭命中率。

   1967年12月，来自四面八方的核试验大军又战斗在戈壁滩上，为中国的第二次氢弹试验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

  郑作春带领火箭发射队提前到达6710，将两台火箭发射架由6710移到骆驼山。

  我带领由王总和宋主任率领的七机部八院的参试队伍，从北京到达6710。火箭取样队、火箭发射队和七机部八院又会师了。

  这次任务共发射4枚火箭，从6710发射2枚遥测火箭，从骆驼山发射2枚取样火箭。12月下旬，火箭发射队提前完成了4枚火箭的总装。指挥部将零时定在年末的某一天上午。零前24小时，火箭发射队完成了火箭的上架。两枚和平—4号火箭是装在一辆卡车上运到骆驼山火箭发射阵地的，然后用汽车起重机吊到发射架上。这两枚火箭的发射由我负责。由于离6710太远，用人工控制发射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采用简单的定时自动发射。

  试验那一天，火箭取样队只留下我一人，火箭发射队留下了郑队长和一名战士，八院留下了3名搞遥测的人，其他人都去了白云岗参观场。零前20分，我们留下的人都进工号隐蔽起来，关严了防护门。

  闪光过后，我迫不及待地冲出工号，跑到工号顶上，往东一看，但只见靶心上空低处飘动着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我心里咯噔一下：糟糕！甲球响了，但没有引爆乙球，此次氢弹试验失败了。我急忙跑进工号，想制止郑队长停止发射遥测火箭，但为时已晚，两枚遥测火箭都已经发射完毕。我懊悔不已。

  当然，两枚遥测火箭测量的数据都是零，两枚取样火箭采集的都是本底样品。

  这是核试验以来，第一次遭到失败。任何科学试验，失败总是难免的，核试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