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郑永年教授批评中国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不止一年两年了。

早在2011年，郑教授就提出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导致中国自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同时也引起外界对中国的严重误解。（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2015年，郑教授直言，“最让我失望的就是知识界”，“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搜狐网文化频道访谈）2016年，郑教授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时代。”“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环球网评论）

就在上周，郑教授又发出严厉批评，这次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文中说：“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郑教授最近的一本新书即名为《知殇》，想必是这些观点的一个综述。

此书没读过，大体上，本人同意郑教授的这些观点。由于所针对的是中国的“知识”、“知识圈”、“知识体系”这些比较笼统抽象的概念，也就不太可能被证明有错。毕竟“知识短缺”、“知识下行”的概念，并不像是商品短缺、经济下行等概念那样，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数据做检验，因此也就难以得出不同或相反的结论。

郑教授做出这样的论断，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知识界相比，或者与历史上的“欧洲转型”时期、中国的学术繁荣时期相比，得出了一个整体观感。既然当下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这等知识大师，也没有出现像王阳明这样的学术大家，连钱学森的继任者也看不到，那么说你是知识界的“悲歌时代”，你有什么不服？

既然当下中国有这么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没有几个人真懂马克思，这么多人论述“供给侧改革”却谁也说不清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那么说你是“知识短缺”、“全面弱智”，你有什么不服？

是的，不得不服。但这里还是有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郑教授很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论述关于中国的“知识”问题时，被拿来当作论证工具的那些“知识”，看起来也不像是真知识。

欧洲的“启蒙时代”没有参照意义

在关于“西方”的历史故事中，“启蒙时代”是一个重要篇章。这个时期（1685-1815）的欧洲各国，涌现出一批思想大师，包括一些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大科学家，和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大哲学家，这些时代巨人就像是一座座巅峰一样，至今仍然令人高山仰止。

由于今天的21世纪基本上还是那个时代的延续，未曾发生重大的转折，所以无论哪个国家，包括今日中国，只要转入了现代化进程，就都处在其影响之下，就好像本国历史上也发生了同样的思想革命、涌现了同样的思想巨人一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特殊的“启蒙时代”还可以在今天的任何国家里再次出现，特别是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再次出现，就像是郑教授在质问中所隐含的那个类比：“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

原因不复杂，这是因为17-19世纪欧洲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欧洲历史的特殊产物，与基督教历史密不可分。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无非是“圣经信仰的世俗化”这一特殊过程的体现，他将其称之为“现代性浪潮”。

油画：文化沙龙，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按说，在没有圣经信仰的其他文明中，也就不会出现什么“现代性浪潮”。而之所以在中国这种典型的非西方国家里，也将“启蒙时代”和“现代性浪潮”理解成普世的、影响全人类的，甚至将自身文明也变相归入“圣经信仰的世俗化”进程中来理解，无非是因为受到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因为落后而挨打，不得不进行同样的转型，没有选择。

如果做个比喻，这就好比是两个人走在同一方向的两条路上，在第一阶段，甲因为误入歧途掉入了水塘，而乙因为避开了水塘一直走在平坦的原野上，乙大大领先于甲；但是在第二阶段，甲因为落入水塘而意外地学会了游泳，而乙虽然一直走得很顺却没有学会游泳；于是在第三阶段甲利用了会游泳的优势用大水淹了原野，迫使乙也必须靠游泳才能前进；结果率先学会游泳的甲取得了领先优势，而被迫从头学习游泳的乙，反而成了落后者。

简言之，古代的欧洲就像是误入了宗教歧途跌入水塘的甲，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但黑暗时期却使欧洲因祸得福，在“圣经信仰”和“自然法”之间长达千年的纠缠中发展出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辩神术”的思辨传统，结果就像一个人学会了游泳一样，从中孕育出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大发展。

启蒙和科学都是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副产品而出现的，正如游泳的技能是作为跌入水塘的副产品而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启蒙时代”和与之相伴随的知识大发展不太可能在其他文明进程中重现。中国古代文明之路成功避开了水塘，这不是错误而是成就，但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却恰恰又是因为这一成就来得太早，这也不是错误而是命运。没有人能早早就预料到文明发展到近代之后主要靠科学知识来推动，也不可能因此而责备古人没能从一开始就选择一头扎入水塘。

看清楚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欧洲的“启蒙时代”不可能被借鉴来当作典范，也就不会要求今日中国在取得发展成就的同时再重现当日欧洲的“启蒙时代”。

游泳的技能属于全人类，欧洲人因为早早跌入了水塘而率先学会了，中国人因为后来被大水淹了家园而被迫学会了。而学会了就是学会了，现在的竞争是在比谁游得更快、游得更远，最初的学游泳过程已不再重要。

中国古代也不可能与今日对比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大师云集，群星灿烂，这一点无人否认。郑教授举了王阳明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

王阳明像，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平心而论，这个批评本人完全同意。在很多情况下，大师的思想也只能由大师来解读，正如伯牙鼓琴，也只有钟子期能听出里面的高山流水。今天的很多中国学人，对中国的文史传统缺乏基本理解，口口声声“五千年中华文明”，其实并不理解这个文明是什么，也就不可能看懂历史上每一代的学术都在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当然也难以读懂大师们的作品，只能将其置于到今日流行思潮中，套在“成功学”、“养生学”、“修身学”之类的现代商业框子里歪批胡解一番。

但是，郑教授以此作为论据直接得出中国知识的短缺时代、悲歌时代这一结论，却又出现了与上述类似的真假知识问题，本人很难完全认同。

还借用前面那个比喻。古代中国相当于是一个在原野上从容漫步的国家，没有线性史观，也没有彼岸意识，由于早早就避开了水塘，也就除走路之外再没有掌握其他技能的需要。而今天的中国，却是一个纵身跃入世界竞争的汪洋大海奋力游泳前行的国家，成败与否全凭不久前才刚刚学会的游泳技能。而所有关键的知识都与如何快速地游泳不至于呛水溺水有关，至于应该如何优雅地走路，已经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

王阳明也好，陆九渊也好，程朱理学、先秦诸子，传统国学中的“知识”部分，真正能够应用于指导如何游泳的部分并不多。今天的人们读一些国学典籍，主要是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前世今生，既明白大海之前是陆地，也知道沧海桑田可变换，也就是最近人们常说的“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明白这些其实已然不易，也就基本上有了文化自信。所以，也不太可能指望今天的中国学人完全读懂所有古代大师，更不能根据是否从读懂大师中产生了足够的新知识而评判中国整个知识体系的整体水平。

按照当年康有为的划分，来自“西学”的所有新知识，可以统称为“智学”，而中华传统学术则是一种超越性的“圣学”。“智学”虽然接近真理，但并不解决价值问题，人生和宇宙的终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圣学”来解决。

但难能可贵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并未死守着“圣学”的优越感故步自封，他们看到了世界大势浩浩汤汤，明白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几乎是从零开始走上了学习“智学”之路。

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清帝，为了让朝廷知道东邻日本在“智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他专门写了一本《日本书目志》，全书分为十五门类，罗列了数千册书的书名。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而吾数百万之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挢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

今天的中国人不应忘记，当时的中国就是从惊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门类、照抄西方学术新书书目开始的，而当时数百万之吏士“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挢舌不能语”的极蒙昧状态，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一个长达一百多年连续向西方学习新知识并不断赶超的伟大进程的那个0号里程碑。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既不是欧洲“启蒙时代”的那一类，也不是中国古代大师经典的那一类，而是独有的一类，也就是一种关于尽快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一类，关于“学习能力”的特殊知识。

只要简单梳理一下中国在新知识学习方面的历史，从0号里程碑开始到今天进入世界第一集团这短短一百多年的惊人进步，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个“悲歌时代”，因为从很多方面看，中国实际上是世界第一，甚至说是“欢歌时代”也不过分。

不知道郑教授最近有没有关注谷歌AlphaGo连续战胜人类顶级围棋棋手这个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通过人机对弈，新一代人工智能至少已经揭示出如下几个要点：1）自我学习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智力；2）没有正确的历史记忆就不能很好地规划未来；3）基础知识只是提高了自我学习的起点，机器完全可以从零起点开始通过反复试错达到同样的目标。

这三点已经足够了，所以DeepMind团队将目前的AlphaGo称之为“通用型”学习系统，开发者宣称，他们正在开发出一种能够学习任何复杂问题的人工智能软件，协助人们处理一些“世界上最为棘手的问题”。而下棋软件不过是“AlphaGo革命”这场大戏的一个“片花”，一段预告。

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很接近于一个由亿万优秀人脑组成的“通用型学习系统”。经过这一百多年的强化学习，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的“深度学习”，这个系统已经逐渐成型，具备了超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举一反三的能力，也具有超强的通过历史记忆规划未来的能力和通过不断试错从零起点开始无限接近预定目标的能力。

与大量现成的基础知识相比，“通用型学习系统”的实际价值要高得多，因为如果只有前者没有后者，新知识的积累速度会很慢，而如果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任何新知识也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而掌握。可以说，一旦形成了一个由亿万个善于学习的“人脑AlphaGo”组成的“全社会通用型学习系统”，这个国家将是无敌的。

前面说了，对于郑永年教授关于中国知识体系的一些看法，本人也基本同意。特别是对于郑教授所指出的，在权力和资本面前，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渐渐沦为其附庸，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生产者缺乏独创性和创造力，没能出现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知识繁荣局面，本人也持类似看法。而与郑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在总体评价上本人并不悲观，更不会认同中国将进入“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这样的结论。

由于准确评价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并无统一标准，本人与郑教授所采用的论据有所不同，所以本人既看到了“悲歌时代”的一面，同时也看到“欢歌时代”的一面。

就此与郑永年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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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郑永年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尽管仍然被西方简单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知识分子以其他手段争名利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政治，只是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相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