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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1949年，印度甚至非洲的钢产量、发电量、人均寿命等大部分指标都超过中国，他们现在为何远远不及中国？

回答：

这一个问题其实可以拆成三个小问题来回答就比较容易理解：

1）为什么两国各自建国初期，印度在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中国？

2）中印两国在各自建国以后，为什么类似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发展成果？

3）为什么两国各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指标上远超印度？

1）为什么两国各自建国初期，印度在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中国？

中印两国建国以前的历史背景迥然不同。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染指中国的不是一家帝国主义，而是好几家。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列强对于中国这种依照势力范围划分的“公共殖民地”，是基本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容易吃力不讨好，还替他人做嫁衣裳。

此外，在建国之前，中国已经经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革命战争，其中日本侵华又给中国带来尤其深重的灾难。这些纷争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在这个阶段，“中国本部”的钢产量、发电量和铁路历程等重要指标，是要远远落后于“满洲国”、“台湾”等日本专属殖民地的，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也恰恰是错误计入了两个当时日本殖民地的结果。

反观印度，则被称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是大英帝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在这种独家占有的情况下，英国自然对于投资印度一直保有很高的兴趣，项目从铁路、矿山、钢铁到市政设施应有尽有。

当然，英国也不是出于发善心而对印度大肆投资投资，只是殖民者认为他们可以长期占有印度这个禁脔才会有战略投资的打算。大多数时候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印度的兵站和市场随着铁路蔓延，既方便了收割原材料、倾销工业品，更方便军队输送和镇压。此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英国本土面临封锁和上升的战争压力，可印度不但基本没有受到战火洗礼，反而逐渐成为大英帝国的备战基地之一，可以自行生产包括粗钢在内的多种工业产品。

英属印度1909年铁路全图，这与2009的铁路全图几乎没有区别

建国前印度和中国两相对比就可以发现，印度在关键生产指标上高于中国其实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日本等极少数逆袭的特例，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想在短时间内提高硬件经济指标，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靠殖民者的投资和技术。同样遭受了殖民剥削，当时统一、稳定、未经战火洗礼、专属于英国的印度比起分裂、混乱、列强环伺、饱经摧残的中国，发展环境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

1950年以来的中国、欧洲国家、美国、印度的平均预期寿命http://www.china-profile.com/data/fig_WPP2008_L0_1.htm

虽然印度部分硬件指标比当时的中国好看，但毕竟也还是任人鱼肉的殖民地，具体到个人境遇上和当时的中国并无本质差别。例如，虽然印度在二战期间并未受到战火波及，但是由于英国二战时期对于粮食物资的剥夺性搜刮，导致1943-1944年印度东部孟加拉、比哈尔等邦出现大规模饥荒，约400万人非正常死亡，[1]而这种政策性饥荒居然在英属印度时有发生。在印度独立前，其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2岁[2]，比中国20世纪30年代所统计的35岁还要短，在1950-1955年这个区间内中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41岁，高于印度的38岁。

总体来看，印度较高的硬件指标并不是它自主决定的结果，而只是肆虐的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之一。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印度虽然坐拥水准较高的硬件，但是这些设施并不内生自印度本土，而是外部强加的结果——除了土建施工和维护（这同样也是印度雇工在英国人的组织下），印度大工商业设施和基础建设的规划、融资、管理都和印度人没什么关系。即使少数几个大家族财团，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殖民主子的摆布。结果就是即使印度人在独立以后成功接盘，他们也总体上缺乏驾驭这些复杂整体系统的能力，只能做到勉强维持。

从独立自主这一点上说，虽然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甚至买办资产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但是客观而言，正是他们催生了中国内生的第一批机械师、工程师、经理人和技术工人，这一点和一直处于帝国卵翼下的印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2）中印两国在各自建国以后，为什么类似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发展成果？

虽然中印在建国以后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但是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却大相径庭。中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此后不仅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逐步在社会层面对旧文化、旧习俗进行革新和重造。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握有政权和经济统制权，还拥有了超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调配能力，这为后来的社会和经济大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印度虽然赶走了殖民者，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并没有打破殖民时代窠臼，上层基本继承了西式的议会民主选举制度，基层则依靠地主、权贵联盟政治，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虽然中印在建国后选择了相似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由于两国与之对应的政治、社会的基础截然不同，因此也就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方面成果丰硕。这一方面是源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平等、医疗、教育、文化等等，激活了规模庞大的社会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并渗透到基层的强大政权组织，这使得被激发出来的社会经济资源得以被高效的组织起来，用于投入各种建设之中。这个过程中，最为典型的做法采取“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完成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具体说，在这种政策下，工业品长期高于其价值，农产品长期低于其价值，以此完成对于农业剩余的抽取，作为工业投资的来源。

“重工业优先发展要求国家具有相当高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动员能力，然而当时我国工业资本来源渠道很少：第一，建国初，百废待兴，而国家财力极其有限；第二，受当时的国际环境制约，我国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的国际渠道很窄；第三，土地改革以后，地主阶级被消灭，富农阶级也大为削弱，农村中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具有一定规模的私人资本。因此，民间的农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渠道在土改后基本上被切断了；第四，土地改革以后，农村收入趋于平均化，总储蓄率下降，因而国家通过金融系统转移资金的余地也不大；第五，农业税收的名义税率已经较重（1953年我国农业税的税率已达11.9%）,提高农业税增加国家财力的空间不大。在这种背景下，在确立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高速实现工业化之方针的前提下，国家收入分配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倾斜，让农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提供积累，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

以社会改革为引导、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动力，新中国走上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这其中，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工业领域援助的156个项目尤其关键，为我国此后的工业化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地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于专业化人才的培育也遵循了“苏联模式”——为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实行文理分科，合并或增设专门的学科和学校，成批次的培养对口的工业化所需的人才。这一点，对于此后中国的发展走向也极为关键。

印度独立之后难道没有任何想法吗？

其实早在建国之初，尼赫鲁渴望印度“成为有声有色大国”的雄心抱负就昭然若揭。在被大英帝国殖民统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极其渴望独立自主，而想要达成这个愿望，工业化、现代化则是不可能绕过的坎。有趣的是，虽然尼赫鲁的导师圣雄甘地主张禁欲系的“家庭小工业”、“回到农村”，但尼赫鲁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世俗工业党，主张用大计划、大工程、大发展来推动印度的经济独立自主。因此，印度也和中国一样选择了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为模板，企图在极其薄弱的农业国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

作为死硬工业党尼赫鲁把大坝称为“现代印度的神庙”，图为印度一五时期完成的布哈拉大坝

从学习苏联模式的角度看，印度比起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计委、五年计划、专业部门一样不落，直到今天仍然在印度仍占据重要的政策地位。在尼赫鲁时期，印度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各样大规模的水电站、钢铁厂等项目纷纷上马，一片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局面。

作为铁杆工业党的尼赫鲁对此自然非常自豪，在1954年为印度北部的布哈拉大坝（Bhakra Dam）揭幕时，他甚至说“大坝应该成为现代印度的神庙(Temples of modern India)”。对于笃信宗教的印度人，尼赫鲁的这句话的分量可想而知。各种各样的国营企业（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PSU）在这个时期增长迅速，数量从印度一五期间的5家增长到1980的163家，而且涉及行业、雇员人数、创造产值也都出现了极为迅速的增长。

虽然独立后几年工业化建设搞得风风火火，但是印度很快就出现了后劲不足的严重问题。与中国、苏联不同，印度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与之配套，这就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从资源动员到运行体系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印度五年计划时间表，1966年至1969年因为后劲不足而有断档

从资源动员的角度看，印度由于没有完成彻底的土地改革、社会改造和基层政权的渗透，国家的能力自上而下受到层层盘剥，导致政权的资源汲取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例如，虽然印度为了加速推动工业资本的积累也实行了总体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但是却没法像苏联和中国一样动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勒紧裤腰带”，集中优势资源搞重点突破。

印度资源动员的问题在大规模工业化投资的初期还不明显，一旦工业规模上来之后，印度官方很快发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重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但是印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又无法动员起足够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本来填坑，很快就沦为吞噬财政资源的黑洞。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只能被迫停滞。

从运行体系的角度来看，印度既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导向，也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命令导向，因此出现了一种最为糟糕的组合：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同时失灵。

由于计划经济的条框限制，印度的自发经济活动受到严格统制，市场调节几乎失灵。同时，由于印度并没有建立起一套足以驾驭经济运营的统一而强大政治系统，这导致印度虽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系统，但是这些投入大量资源换来的企业却并不“听话”，反而成为能够左右政府的势力集团，行政命令也几乎失灵。

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双失灵的情况导致这些企业纷纷转身成为一个个占据既得利益的的独立王国，因为他们既不太在乎市场的反应，也几乎对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例如，同样在市场调节缺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用几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国企企业经济决策问题，到印度就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政府，还有政客个人之间的复杂博弈，很有出现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情况。

虽然这些印度企业吞噬了大量资源，但是他们既不听市场指挥，也不听行政命令指挥，形成了占据既得利益的独立集团，这就导致了印度经济整体效率极其低下。

从这一点上说，最好的例证非国防研究发展组织（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DRDO）莫属，强大的内部利益集团使他们既在市场上油盐不进，也对行政命令熟视无睹，直到2016年还在赶1984年的研发进度，印度军队、国防部、甚至最高领导人都曾对其怒发冲冠，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相比之下，虽然很多专家经常指责“中国的国营企业效率低下”，但是他们往往是用纯粹的市场标准看问题，而忽视了国企在市场标准之外，无可替代的社会、战略和政治职能，因此也低估了国企的综合效率，而这一效率的来源恰恰是各级各部门高效的党政命令。

印度在1950-1980年取得了很不错的硬件经济成就，中国对其领先幅度不太大

因此，虽然印度和中国一样，也在独立以后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取得了一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如发电量、公路通车里程、电话线路等等，但是由于印度并没有理顺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导致其效率极其低下，管理失灵，因此发展道路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了规模越大，负担越大，损失越多的可悲局面。这也为印度20世纪80年代的疯狂借贷和90年代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