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12月29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因涉嫌受贿犯罪，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

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是2016年反腐的收官之“虎”；从军队反腐来看，这刷新了两项“纪录”：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现役上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成立后第一个被查的“军老虎”。

当年热闹的王家小院如今一片萧瑟

公开报道中，王建平最后一次现身是在2016年6月召开的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座谈会上，他做了题为《教战练将，大力抓好战略战役训练》的发言。两个月后，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率先曝出王建平被查的消息，称8月25日王建平在成都被带走，其妻子和秘书同时在北京被带走。随后，10月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央委员的王建平并未露面，进一步引发人们的猜测。

王建平是现役上将，在他之前还有3名退役上将落马，分别是徐才厚、郭伯雄和田修思。

曾有军方人士对媒体表示，王建平是早晚要出事的，军队里流传已久。同样有此预感的，还有王建平父亲王振海的老邻居们。

王建平之父王振海位于辽宁抚顺的家。

王振海在辽宁省抚顺市住了近60年。“我们抚顺有个说法，在南台、北台住的都是达官贵人。”抚顺当地人介绍道。南台、北台最早都是日本人建的小洋楼。新中国成立后，抚顺市委办公地点设在附近，不少市领导就近住了进来。后来小洋楼大多拆了重建。曾担任抚顺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抚顺市委副书记的王振海也住在这里。

如今看来，这片小洋楼已有些老旧。王振海在矿务局的老部下崔载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房子的居住条件并不好，虽是两层小楼，但房间面积不大，布局不合理，甚至没有客厅。市里曾提议给王振海换房子，但他没有同意。每到10月，房子的光线会被前面的楼房挡住，家里就很冷。”于是大约从2010年起，王振海夫妇每年10月都前往北京过冬，来年5月再回到抚顺。王振海于2015年去世，他的老伴商秀兰（音）也在一年后离世。

据知情人士说，王振海在河北石家庄市赞皇县老家原有一个妻子，生了一儿一女。后来王振海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工作中又与商秀兰相识、结合，又生了三子三女。王建平是商秀兰生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已去世，弟弟原来在抚顺的媒体工作，后来去了北京一家媒体。

王振海夫妇同子女合影，后排右二为王建平。

王振海住在抚顺的时候喜欢在院子里种菜、种花，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如今已人去楼空，王振海当年搭起来的葡萄架，了无生气地立在寒风中。偶尔也有人出入小院，那是王振海小儿媳家的亲戚。一位邻居说：“之前他家小儿子的岳母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现在也不来住了。”

这处小院从热闹到萧瑟，只花了几年时间。几年前，当王建平还是武警部队司令员的时候，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小院鲜花盛开，门口车来车往，葡萄架下人来人往，从早到晚都不消停。市里的武警战士、省里的武警战士、地方上的领导，都常来走动。据说王建平曾放话，谁再去就撤谁的职，但也没起作用。”王振海家的邻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们今天来送苗，明天来松土，后天再来找别的活儿干。有时候不等王振海从北京回到抚顺，小院的一畦菜地早已被翻好地、种好苗，收拾得极规整。”

但商秀兰不愿拿好处、收东西。送东西的人因此要颇费一番心思。“院子里摆过一条武警战士送来的靠背长椅，是破旧的椅子上面刷了一层新漆，这样商秀兰才收了，要是新椅子她肯定不要。”当地住户透露，“她还不同意王振海接受宴请，于是不少人就带上吃食来找王振海，坐在院子里吃，商秀兰觉得这不是请客，才稍微能接受。王建平气势最盛的时候，这院子里真是热闹非凡。”

2014年12月，王建平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级别没变，但离开了武警部队司令员的岗位。而在半年前，中央决定开除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党籍、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军中反腐的大幕已拉开，抚顺当地人对王建平的调任也高度敏感，“拿掉王建平的实权是为了揭武警部队贪腐的盖子”的传闻渐渐多起来，王家小院的热闹劲儿马上烟消云散。

“原来有邻居常跑去王振海家帮忙收拾菜地，这时也不去了。其他邻居就调侃道，瞧这眼力见儿。”王振海的邻居回忆，“武警战士更是没人来了。以前一下雪，王家门前一整条街都被扫得干干净净；2015年元旦后的第一场雪，没人来扫，我们开玩笑说：‘再也借不上王家的光了。’”

如此明显的变化，王振海夫妇多少有所察觉。在崔载述的印象中，王振海的身体不错，但王建平调任副总参谋长不到一年，王振海就在北京去世了。崔载述觉得，“王振海干过革命，一辈子经历过多次政治起落，心里该是明白的”。他到北京参加王振海的葬礼，见到了王建平，“参加葬礼的人并不多。”邻居也发现，商秀兰的情绪低落。“以前邻里之间红白喜事的份子钱，她都找理由把钱还了回去。老两口这么快就前后脚去世了，跟王建平的事肯定有关系。”

老革命的家风断代了

其实在抚顺，王振海的名气要远大于王建平。

王振海1920年出生于赞皇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后来又参加过解放石家庄、太原的战斗以及平津战役等。之后，按照中央解放全中国的统一部署，他随大军渡江南下，先后任福建惠安县县长、福建省军区第五分区武装部副部长、泉州地委副专员等职。1954年，王振海作为支援东北建设的干部，奉调到辽宁工作。此前一年，王建平出生。

王振海到抚顺后，担任老虎台矿党委书记、矿长。“那时老虎台矿就是1万职工的大矿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王振海刚上任时对煤矿一窍不通，但他好学，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让矿上的工程师给他上课，后来熟练掌握了各种技术知识。”

崔载述回忆道，“他给人的印象颇好，为人正派。工人对王振海很拥护。1958年大跃进期间，王振海抵制破坏生产规律的做法，被错划为右派，调到了龙凤矿。后来老虎台矿多次发生事故，工人再三呼吁王振海调回来，觉得他是一个能带头、有作为、按规律办事的领导。1962年王振海又回到了老虎台矿。”

王振海曾见证了抚顺煤矿产业的鼎盛时期。图为抚顺西露天煤矿。

上世纪60年代，王振海被调到抚顺市矿务局工作。当地有句话，“先有矿务局，后有抚顺市”。抚顺市档案局前局长金铎对《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抚顺是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抚顺矿务局的历史超过百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惯例就是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市委常委。”王振海在抚顺矿务局先后任第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继而出任抚顺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1980年，王振海调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两年后退休，回到抚顺养老。

在邻居的眼里，王振海没什么官架子。有邻居曾想借用两家宅院间的公共区域，王振海二话没说就让了出来，“他特别能为别人着想，还时常拿钱资助贫困学生”。

王振海退休后也像个老顽童，喜欢开玩笑。“他还喜欢写字，常送给我们。下次再见到，就会问：‘你把我的字裱起来了没有啊？’”金铎说，“王振海去世前几年，将自己收藏的一些字画捐给了抚顺市档案馆，他说，‘小毛（小儿子）和建平也都想要，我讲你们想要你们自己去弄，我的要捐给档案馆。’”

当然，王振海对自己这个上将儿子是很引以为傲的。崔载述记得他去王振海家时，“他会特意给我看王建平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印有王建平形象的挂历。”邻居们说，王建平很少回抚顺，“但每次要回来，王振海就特别高兴，会忍不住和别人讲，‘我儿子要回来了！’这时老伴商秀兰就出来责备他，‘不是说了不要讲吗？’如果王振海拿王建平的照片给别人看，商秀兰也会阻止他，‘不是说了不要看吗？’”

在外人眼里，商秀兰严谨、低调。“她多年疾病缠身，但凡事尽量亲力亲为。有一年商秀兰拎了壶开水，上楼给王振海灌热水袋，一步没站稳，整壶开水浇在胳膊和身上，严重烫伤，休养了好久才痊愈。”她对孩子管教很严，据说王建平儿时颇为顽劣，有一次偷了老乡家的黄瓜，边走边吃，剩下的装在书包里。商秀兰发现后当场打了他，带着他把黄瓜送回去，吃掉的还另付了钱。

王建平步步高升，商秀兰却是处处小心，生怕给儿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小儿子夫妇原来与两位老人同住。小儿子爱喝酒，商秀兰便经常告诫他不要老去外面喝，影响不好。”邻居们说，“在商秀兰的打理下，家中基本上见不到与王建平相关的物品。有人上门求办事，王振海都会撂一句‘去找老商，我说了不算’。商秀兰要是也推脱不了，就会和王建平的妻子联系。”

王振海的一个邻居清楚地记得：“王建平的母亲商秀兰跟我聊天时，曾提到不喜欢孙子做生意。我随口问了句，‘他做什么生意？’商秀兰就叹气：‘我也搞不清做的什么，反正各地都有生意，我觉得做生意不好。’”

王建平有一个儿子，在王建平被调查后，媒体报道称，他的儿子包揽了不少武警部队的工程，还有一些工程由他儿子“发配”给承建商，王建平对此明知故纵，使儿子大发其财。老人的预感何其准确，优良的家风不在了，麻烦也就来了。

从乙种师走出来的优秀师长

王建平曾经是一名优秀士兵。1969年，16岁的他参了军，先后在锦州任炮兵42团团长，第四十集团军炮兵旅参谋长、副旅长、旅长。1992年，他担任第四十集团军120师师长，驻扎在兴城郊外。

《环球人物》记者接触到的抚顺人，大多认为王家在部队并没什么影响力，王建平的升迁应该不是依靠王振海的关系。当地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来解释他的升迁——传说王建平在1969年入伍后，作为新兵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他半夜外出寻冰解渴，却发现了一辆苏军坦克，立即上报，我军俘获这辆坦克，并推进了我国坦克的研制，王建平因此立功。但了解王建平的人说，这个传说不可信，王建平没有上过战场。

还有人把王建平的快速升迁归因于他的岳父，称王建平在锦州服役期间被部队领导看中，领导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一婚姻细节得到知情人士的确认：“王建平的岳父曾是沈阳部队里级别较高的领导，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退休，那时王建平的职位还不高，谈不上岳父提携。他后来的迅速升迁应该是凭借自身过硬的素质。他当连长的时候，带的连就是非常好的连；当营长的时候，带的营就是非常好的营。而且那时候部队提干标准很严，不存在买官卖官的情况，优秀的战士才能当班长，优秀的班长才能当排长。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王建平表现确实非常不错。”

120师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由抗日游击队发展而来。后来与118师、119师同属第四十集团军。“当时只有118师是甲种师，也就是主力部队；120师是乙种师，并不是第四十集团军着重培养的对象，提干也往往从118师选，而不是从120师选。”知情人士介绍说，“但王建平任120师师长期间，狠抓部队建设，提出要克服乙种师难作为的思想，乙种师也要创造像甲种师一样的工作成绩，要做到部队像部队的样子，营区像营区的样子，军人像军人的样子。此后，120师在军事训练、营房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也获得了不少奖。”

那时王建平在部队的口碑也不错，“除了过硬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外，大部分士兵觉得他很务实，私底下评价他平易近人，有人情味。”据说他当团长时，一次坐着吉普车回营房，路上看到认识的老干部家属，就命令立即停车，让车上的人徒步回去，让老干部家属坐车回家。

位于兴城的120师驻地。

1996年10月，120师转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两个月后，王建平调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有知情人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藏工作任务艰巨、条件艰苦，当时调王建平去可能是锻炼他。其间，王建平的妻子一直在锦州某部队医院任职。后来王建平进京工作，妻子也跟着去了北京。

2009年，王建平出任武警部队司令员，3年后晋升为上将。据媒体分析，王建平的问题就出在他主政武警部队期间。他早年的优良作风此时显然已荡然无存，他带给家人的荣耀也变成苦涩。

谁来监督一把手

《环球人物》记者在辽宁省走访期间，不少人向我们提起正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部掐着点在本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前播放的反腐大片，再次掀起了人们对反腐的关注热潮。片中，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一语道破了一把手权力运行的逻辑：“最后都是组织通过、组织决定、集体通过。但是谁先提？用人的提名权是最至关重要的，没人提名，你是进不了那个圈子的。当一把手35年，我的体会是，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基本上没有人反对。”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王建平一路从团长、旅长，做到师长、司令员，不可能没有体会过一把手的种种特权。一位部队内部人士举了个例子：“要提一个团长，管人事的人去问师长的意见，师长一句‘提谁还用我说吗？’管人事的就明白了师长的意思，到下面去征求意见时，就可能直接问，你觉得某某某当团长怎么样。而在早年，候选人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投票才能当选。一旦一把手意愿成了风气，也就没有投票了。”

“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里摒弃了苏联模式，但在政治领域还残留着影子。”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几年前，他出版了《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书中剖析了“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一是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二是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的选人用人体制，也就是从上往下层层任命干部，而非从下往上层层选举干部，这在短期内可以，长期就要出问题。

因此有个奇怪的现象，党政军一把手都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千挑万选的，而他们往往是最易腐败的。李永忠认为：“王建平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解。所以不仅要看到王建平自身素质的问题，更要看到权力运行机制内在的问题。我在20年前创造了一个词——异体监督，就是要解决这种权力结构的问题，因为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目前推进的改革，如让解放军审计署脱离总后勤部，直归中央军委管；纪委对各大战区派驻纪检组，加强巡视等，都是发挥异体监督的作用。”

武警部队又有其特殊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一方面，它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到底谁主要领导和监管？这就有点模糊了。”另一方面，武警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以及公安边防、消防、警卫等部队组成。“和地方的联系比较紧密，参与的经济活动不少，这是武警比别的部队更容易产生腐败的原因。”李永忠说。

在王建平落马前，武警部队就有一批“老虎”被查处，包括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刘占琪、原政委王信、原总工程师缪贵荣、原副司令员瞿木田，以及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牛志忠。武警交通部队主要承担公路、港口及城建等施工任务。

知情人士说：“王建平的儿子能接到武警的工程，很可能就与刘占琪有关。未必是王建平主动找的刘占琪，可能刘占琪给他儿子好处，他也就默许了。”

王建平的落马与其他“大老虎”也有关联——周永康曾主政公安部，与王建平的工作关系密切；徐才厚曾在沈阳军区任职，可能与王建平有交集，且他出任军委副主席后也是王建平的上级；同时王建平的上级领导还包括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如果权力的顶层得不到监督，形成了一个个圈子，那顶层以下的人势必要选择：我是进圈子，还是游离在圈子之外？团团伙伙就这样严重起来。”任建明说，“这个问题要自上而下地解决。习总书记讲，‘在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对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怎么能建立有效的监督？正在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就迈出了一大步，它由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产生，以后党内监督、军队监督的位阶和独立性，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顶层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大树底下才不会小树丛生，团团伙伙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

（原题为《父亲是老革命，儿子是“包工头”：现役上将王建平落马记》）